本书共七章，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中日历史上的六次战争，并以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全书的重点，反映了清末中国政府经济、军事、外交方方面面的情形。“前车之鉴，后世之师”，重温这一段段历史，提示中国人需时刻保持警醒的头脑。本书搜集了1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照片，图文并茂。
作者简介：
王忠和，1945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1年去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南开大学。著有“外国王室系列”丛书（共6册）以及《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袁克文传》《紫禁城里的洋大臣》《吕碧城传》《袁世凯全传》等。
目录：
第一章唐日之战（663）
第二章元日战争（1274—1281）
第三章明日战争（1592—1597）
第四章壬午之争（1882）
第五章甲申之争（1884）
第六章甲午战争（1894—1895）（上）
第七章甲午战争（1894—1895）（下）
二百济企图称霸，不惜勾结倭国
新罗不甘示弱，转而求助唐朝
早期中国与日本的接触多是以战争相见，而战争起因大多因为朝鲜。
汉四郡一直延续到了魏晋时期。朝鲜半岛土著的强大逐渐被高句丽蚕食，但高句丽仍然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关系。半岛自4世纪以后，被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所占据。领土面积最大的是高句丽，其大部分在现在中国境内的辽东，以至吉林一带，同时占有朝鲜半岛的北部，并于427年将国都由集安迁至平壤。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韩国、朝鲜，故这三个国家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本书且不去关注这个敏感的话题。百济位于半岛的西南一角，新罗则位于半岛的东南部。高句丽地域辽阔，国力较强，经常侵扰中原王朝的东北边境，对其南部的百济、新罗更是横加霸凌。后者因国力不济，只好一面疲于应付，一面设法结交其他强邻以求自存。
后来随着高句丽势力的扩张，时常骚扰中原王朝边境，尤其是后来突厥兴起漠北，高句丽时与之勾结。突厥本来就是中原王朝北方的强敌，若是高句丽与突厥联手，足以对中原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所以刚刚实现统一的隋朝皇帝不能等闲视之。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就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
590年即位的高句丽婴阳王不但中断了历来的朝贡，而且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率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首先挑起战端。隋文帝杨坚为了保卫领土不被侵扰，派遣三十万大军开始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讨，大军尚在途中，婴阳王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罢兵。之后，随着双方势力的消长，高句丽勾结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仍然对中原不断骚扰。
隋大业三年（607年），婴阳王又背着隋朝，派使臣暗中沟通突厥，准备建立反对中原王朝的联盟。当时正值隋炀帝北巡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停留在突厥启民可汗之处，“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隋炀帝命牛弘向高句丽使者传达其旨意：“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炀帝知道高句丽婴阳王暗中通突厥，并没有予以制裁，只是给以警告，让其尽为臣之礼节，按时朝觐，则既往不咎，与启民可汗一视同仁。可是婴阳王却把隋炀帝的意旨当成耳旁风，从而导致“帝议讨之”。不过当时隋朝仅是准备出征高句丽，并未真正出兵。到了大业七年（611年），新罗真平王“遣使入隋，奉表请师”，隋才“许之”。
隋炀帝杨广曾经三次征伐高句丽。因为国内并不稳定也都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的起义打乱了计划。当时国内灾祸不断，吏治不修，群雄并起，民不聊生，王薄一首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更是瓦解了隋炀帝的征朝军心。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们与其为朝廷去辽东卖命，还不如拿起武器跟这腐败政权拼命！总之，隋炀帝不但征辽不成，反而导致隋朝灭亡，自己也丢了性命。
618年唐朝建国之后，三国都先后和唐朝建立了藩属关系。三个国家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霸权，之间的冲突一直不断。其中，百济和新罗接壤紧密，之间更是剑拔弩张。百济曾与高句丽联合进攻新罗，后来又和日本结盟，形成对新罗的包围。新罗处于四面树敌的情势下，积极与唐朝联络，力图打开孤立局面。为此曾上表唐太宗，吁请唐政府制止高句丽、百济
对新罗的攻伐。
唐太宗开始对于同是属国的三国采取了调解的政策，但是调解不能根本解决其间的利益矛盾，高句丽和百济依旧对新罗侵扰不已。同时，高句丽依然不时纵兵扰乱唐朝边境。
642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荣留王，高句丽上层分裂加剧，其内外政策向极端发展。对内施行高压，对外则是扩张。渊盖苏文总是想着攻打新罗，他知道唐朝是反对这一做法的，为此他一反常态，一方面与百济结盟共同对付新罗，另外又转向昔日的敌国日本，与之勾结在一起。643年，渊盖苏文派使向日本进贡，并将政变的消息通知日本。由此，结成高句丽—百济—日本的三角联盟，与唐、新罗形成对峙的状态。高句丽外交政策的变化，为其自身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644年，唐太宗派相里玄奖出使高句丽，劝说渊盖苏文不要再进攻新罗。渊盖苏文答道：“当初隋朝攻打我们时，新罗乘机夺取我们五百里土地，今天，必须夺回来不可。”相里玄奖反驳他说：“过去的事情提它干什么？要是这样说，高句丽的土地原来都是大唐的郡县，我们都夺回来行吗？”但渊盖苏文仍然不听劝阻，甚至囚禁唐朝的使节。645年，唐太宗决定出兵高句丽，著名的文武官员，如李世勣、长孙无忌等都一同出征。唐军攻破辽东、白崖城等城，但阻于安市（今海城附近），久攻不下。唐师无功而返，只将辽、盖两州的人民带回中原。百济趁着唐军与高句丽缠斗之时，发动对新罗的战争，夺回十几座城镇，从而切断新罗到唐朝的通路。
通过一系列的袭扰，高句丽已是疲困不堪，唐太宗认为收复辽东，攻打高句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648年下诏剑南道（今四川）伐木造舟舰，以为征战之用，同时，拟命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于次年率兵三十万往攻高句丽。但是，由于第二年唐太宗病逝，遂暂罢辽东之役。
655年，百济再次联合高句丽等攻打新罗，攻取三十六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朝求援。唐高宗开始对高句丽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自658年起，几乎年年出兵攻打，蚕食其地盘，消耗其实力。
660年3月，唐高宗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战船近二千艘、水陆大军十三万，进攻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远征军从山东莱州出发，漂洋过海，舳
千里，随流东下。新罗王子金法敏率五万新罗军会同唐军作战，唐、罗联军人数、实力都远远超过对方。百济兵在熊津江口据险抵抗。接战后，百济军队很快败逃，苏定方率军进入百济京城泗沘，国君义慈王投降，百济灭亡。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苏定方又留郎将刘仁轨驻守百济王城，自己押解俘虏回国。
三倭国出兵出船，落得全军覆没
中朝仗理仗势，赢得最后胜利
虽然百济国王投降，但是其国内的孤臣遗民并未屈服，百济将军鬼室福信据守周留城，趁唐军班师之际，召集旧部继续抵抗唐军。为了增强号召力，鬼室福信遣使赴倭，迎接作为人质滞留在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继王位；同时向倭乞师搬兵，准备继续抵抗唐军。
其时，日本正处在大化改新的变革过程中。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把持朝政的权臣苏我入鹿，推举舅舅为孝德天皇。次年，发布《改新之诏》，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守旧的贵族和大臣们鼓动孝德天皇反对新政不成，利用中大兄的异母兄古人大兄造翻，被镇压下去。655年，孝德天皇死去，中大兄的母亲二次登基，称齐明天皇，但掌权的是中大兄。658年11月，守旧派又密谋拥戴孝德天皇的儿子有间皇子起来谋反，同时改革派里面也出现分化，代表改革派的中大兄皇子虽然加强镇压措施，地位仍不稳固。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历来的统治者每当在国内遇到政治困境时，都会从外交上寻找突破口，中大兄皇子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尤其是，如果听任百济灭亡，不但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利益，而且意味着自己外交政策的失败。因此，中大兄皇子对于鬼室福信的求援立即给予了积极响应。
660年，新罗王受到高句丽、百济与靺鞨的联合进攻，再次向唐朝告急，乞求出兵救援。唐高宗认识到仅从辽东背后牵制高句丽的策略并不能解决新罗的危机。因此，决定开始对新罗进行全面的军事援助，并调整了战略方针，把进攻矛头直接对准百济。并确定了唐军与新罗军联手先击败百济，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与辽东方面的军队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总体战略方针。对此，日本自然不能坐视。
661年1月，年已六十七岁的老妪——齐明天皇亲自带领几万军队奔赴九州，准备渡海指挥对唐朝和新罗的战争，但途中病故，中大兄皇子称制（以太子身份执政）。662年8月，中大兄皇子派阿昙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率军开赴百济。9月，将在日本为人质三十年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护送回国，即位百济王。
唐高宗灭百济后，于661年4月又向高句丽发动攻势。高句丽与靺鞨、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曾一度将唐将刘仁愿围困在百济王城熊津府里面，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在刘仁轨和新罗军的夹击下，才打退了鬼室福信，解了刘仁愿之围。高句丽唯恐鬼室福信失败，使自己处于南北受敌的局面，遂于662年3月赴倭乞师，敦促日军亲自出马，与唐军作战。
663年6月，倭国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率军两万七千余人进攻新罗军，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威胁新罗与唐联系的通路。这时，朝鲜半岛北方有高句丽、靺鞨与唐军抗衡；南方由于倭军的介入，使战争优势转移到百济、倭军一方。刘仁轨手下的将士建议，先北上夹击高句丽军，然后回师南下歼灭敌人。但刘仁轨却主张静观待变，他深知鬼室福信自恃功高，必与扶余丰互不相能，不久定将有内讧发生。果然，鬼室福信与扶余丰矛盾日趋激烈，鬼室福信假装称病，打算在扶余丰前来探病时，趁机刺杀之。不料阴谋败露，扶余丰以谋反罪名杀掉鬼室福信，使百济的抵抗力量大打折扣。
在刘仁轨的建议下，大将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兵，刘仁轨自己带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开往白江（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当时又称熊津江），水旱两路进攻百济叛军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慌忙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
663年8月，日本援助百济的战船千余艘开来，扶余丰自周留城率军赴白江口迎接。恰在此时，唐朝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军赶到，与刘仁轨会师。刘、孙立即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金法敏从陆上进攻；刘仁轨与新罗水师从白江口溯流而上，夹击周留城。当刘仁轨水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倭水军相遇，刘将一百七十艘战船、两万余士兵排成阵列，严阵以待。大唐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日军则有千余艘大小不等的战
船，三万二千余人（含百济兵五千），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六倍。
8月27日上午，倭船冲向唐军。唐船高大坚固，而倭船矮小单薄，双方一交手，倭军立即处于劣势。倭人以为，只要奋勇争先冲上去，唐军自然败退。于是，倭船一窝蜂地冲向严阵以待的唐船。唐船变换阵势，将倭船围在中间，倭军大乱。此时又刮起大风，刘仁轨采用火攻，烧毁日本战船四百余艘——花费四年时间打造的舰队毁于一旦，海面染得通红，倭军被烧得大败而逃——这就是著名的“白村江战役”。
百济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百济王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
白村江一役，百济彻底灭亡，唐朝在其旧地设立熊津都督府。日本则退出朝鲜半岛。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中大兄皇子紧张异常。他担心唐朝和新罗联军随时会卷土重来，因此从664年至667年，他花费巨资，在九州沿海一带筑起四道防线；同时，于667年将京城从飞鸟迁至近江。中大兄皇子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五年，以致一直拖延到667年才正式即位，不久在王位继承的困扰中死去。但大唐帝国非但没有进攻这个岛国，反而于664年派出由大唐熊津都督刘仁愿率领的一个人数多达二百五十四人的庞大使节团，抵达九州候命请见日本尚未正式继位为天皇的中大兄。而且一住就是七个月。
不过，日本人也没有因为战败而对中国怀恨在心。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从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因为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晋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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