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瞬间》是《西方历史的瞬间》的姊妹篇。 《中国历史的瞬间》篇章以时代排序，从远古时代的“北京人”讲起，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外交流等诸多方面。 《中国历史的瞬间》全书采用活泼的现代语言进行写作，同时也活泼地运用各种趣味的写作方法，文字简明、亲切，是人人可读的历史读物。
目录：
“北京人”的生活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殷商时代的住与食
殷商时代的社会
周初的政治与社会
周昭王与周穆王
周代的工艺
春秋与战国的差异
战国中期的局势
孔子的官职
墨子与公输班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黄帝的《十大经》
先秦时代的都市
中国古代的巨商“北京人”的生活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殷商时代的住与食殷商时代的社会周初的政治与社会周昭王与周穆王周代的工艺春秋与战国的差异战国中期的局势孔子的官职墨子与公输班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黄帝的《十大经》先秦时代的都市中国古代的巨商《史记·货殖列传》的意义战国时代的科学技术秦始皇与吕不韦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垓下之围——楚汉相争的终曲汉高祖与叔孙通汉高祖与吕后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汉武帝的尊儒汉光武的治术后汉的读书人汉代的长安与洛阳秦汉时期的农村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西汉的竹简汉代的“玉衣”汉代的科学发展黄巾之变与董卓曹操这个人西晋贵族的奢华西晋时代的五胡东晋初期王敦、苏峻之乱东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东晋孙恩之乱东晋时代的江南魏晋文化的渊源魏晋时代的佛教东晋时代的崇尚隐逸建康与南朝文化梁武帝与佛教后赵与佛图澄法显到印度释道安与鸠摩罗什北魏建国与崔浩北魏孝文帝的汉化云冈大佛与龙门石窟北魏时代的洛阳隋文帝的施政杨隋时代的佛教杨隋家庭的悲剧唐初的政治唐初的后宫唐玄宗与姚崇、宋璟唐宪宗的中兴伟业——平淮西唐代的官僚唐代的佛教唐代的广州与扬州李唐时代的长安大唐长安的春天唐代文化的东播宋代科举与读书人宋初的官场宋代的士大夫宋代名臣范仲淹宋代名臣欧阳修宋代名臣司马光宋代税制与专卖制王安石的财政措施王安石的军政措施北宋党争宋代的工商业宋代的技艺宋代的茶宋代的开封宋代的都市北宋的“瓦子”宋代的书与画金世宗的治世马可·波罗看中国郑和与航海事业明代宦官王振明代宦官魏忠贤明代的倭寇明代的财政明代的农村明代的江南明成祖在学术上的贡献王阳明与阳明学说李卓吾这个人明末西方科技的传人清圣祖的政治清初的官吏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清初的文字狱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17、18世纪中国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清代的财政清代的景德镇跟佛山镇宋、元、明的绘画宋、元、明的瓷器 “北京人”的生活 自“北京人”在周口店的洞穴出土以后，从该洞穴也挖掘出许多非常原始的石器，这些石器必定是“北京人”所制作的器物。同一洞穴也堆积着许多兽骨，其中有现在已经绝种的鬣狗跟巨角的肿骨鹿。这些都成为推定“北京人”时代的线索。在这些兽骨中有许多是人们用刀类割切的。“北京人”不仅猎取这些野兽供食用，还把它们的骨加工制成骨器。总之，周口店提供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罕见实例。 在周口店出土的人骨大约有三十九具，大部分是头骨，四肢跟其他身体部分的骨骼发掘得很少。就这些人骨的年龄来看，除掉百分之四十年龄不明的以外，其余百分之六十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十四岁以下的小孩，四十岁以上的人只占百分之十。这也许是当时卫生状况不佳所致，但是也有人认为“北京人”有猎人头、食人肉的习惯。究竟如何，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从洞穴挖掘出来的动物骨骼与头角，有些有黑痕。经过精密的化学实验，才认定这些骨骼上留有黑痕的部分是火烧的痕迹。洞穴内黑色的堆积层则是木块火烧后留下的炭化物。“北京人”已知道用火烧猎取的野兽来吃，也知道在洞穴入口的附近烧柴来防止猛兽的入侵，似乎也知道用火烧兽骨来制造骨器之类的东西。 总之，“北京人”似乎已经知道用火，并自制石斧、骨器之类的东西。
秦汉时期的农村 按照战国时代的主要作物来分类，燕、齐、韩、魏、赵五国产小米，楚国产米，秦国（包含四川在内）产米跟小米。楚汉之争可以说是北方产小米地区跟南方产米地区的兵力之争，秦汉时代，华北产小米区的人口占压倒性的多数。根据前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统计，华北约有九百万户，华南有一百万户，九比一。古代农村生活经常要受到自然环境跟栽培作物的限制。因此，前后汉时代，人口已达饱和点的华北渐渐向产米的华中、华南发展，华中尤受注目。当然，农村也划入政府的行政组织中，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一户约有五口。农村虽有自由农民，但是因为战争和天灾，加上官吏的苛虐，农村逐渐分化为豪族跟佃农，农村甚至也出现了农民流亡的现象。前汉末期跟后汉末期，由于农民穷困，发生了暴动，以致动摇了汉代的政治基础。 关于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所知不多，现根据近年考古学调查的结果，略述当时的农村情形。华北主要作物是小米，此外还产大麦、小麦、玉米、高粱、稗子、大豆、小豆等。稻米在长安跟洛阳等地的汉代坟墓也曾发现，文献上也有记载。稻米只有华北涌水一带生产。现在北京附近的渔阳郡孤奴县，郡守张堪曾开垦稻田八百多顷。高粱产于洛阳跟辽阳等地。小麦从西域传来，而逐渐普及。但小米（即粟）产量最多，所以当时以“粟”来作谷物的总称。耕作的单位是步、亩、顷。农民若有一顷地就算是上等农民。汉武帝搜粟都尉赵过奖励代田法，也就是说鼓励农民用二犁、二牛，三人耕种五顷地。这是大土地经营法。宣帝时，范胜之奖励以亩为基准的区田法，这是小规模的耕种法。前汉时，铲、锄、镰、犁等铁具已用到农村里。但华北土地跟生产力已达饱和点。 辽宁辽阳太子河西岸曾发现前汉的村落。其中，有用粘土跟木头造的六间房的家屋，家屋附有炉灶、地窖、井、厕所、木栅围住的方形家畜房及垃圾场。 华北的生产达饱和点之后，汉代就倾力去开发华中。在这以前，华中、华南是“火耕水耨之地”，虽然是产米区，但也是落后地区。春天时，烧草后播稻，夏天灌水，以除杂草。北方使用铁制农具，虽然稻作面积狭小，农耕技术仍不断进步，到后汉已采取分苗移植的方法。华中是新开垦的地区，所以郡守等官吏及地主常集聚北方流入的农民，给予铁器，治陂池，开水田，使他们能够安定居住。南阳是其根据地，秦时已经有大量移民。梁人孔氏在这时移到南阳，大量铸造铁器，挖陂池。汉宣帝时，南阳郡守召倍臣兴水利，开田三万顷。后汉光武帝时，太守杜诗铸造铁制农具，治陂池，开水田，农民称便。这种开拓方式是从淮水、南阳往南逐渐拓展的。安徽寿县安丰塘，后汉时称为芍陂，近年来从这地方发现了当时的农具跟捕鱼的渔具。后汉时，淮水以南地区一直在开发，人口激增，因而出现了大豪族。三国吴便以华中的产米区做根据地。 长沙是战国时代的楚都，是当时汉人活动的最南地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兵南下，于今之广东、广西置南海、桂林、象郡，移犯人于此，开始与越人来往。到前汉，广东赵佗建南越王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遣军攻南越，第二年陷南越首都番禺（今广州）。当时，有罪人跟江淮以南的楼船十万师从征，战后定居此地，占据了河川一带跟平原地区。越人有的逐渐和汉人混血，有的被赶到山里。长沙以南，气温高，湿气大，适于种稻，这跟华北种小米极为不同。家屋的建筑以木造为主。广东佛山所发现的汉墓有家屋、人物、牛、马、羊、鸭的俑，还发现犁田、插秧模样的人物。
宋初的官场 宋太祖鉴于唐代以来藩镇的跋扈和割据，开始解除战将的兵权，利用文官带兵，厉行中央集权政策。由于文官受到重用，科举就逐渐成为读书人猎官的目标。科举始于隋朝。到唐朝，因为试官与新进士之间结成亲密的师生关系，造成了许多政治上的派阀。新进士甚至只知有师，不知有天子，贿考也公然存在。宋朝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太祖发现礼部考试有作弊的行为，于是把礼部考试及格的考生都集中到殿堂，亲自再考一次，以决定及格者的成绩顺序。这就是所谓“殿试”。殿试及格的就成为天子的门生。唐朝时期的师生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改变了。做官的资格由天子赐予，因此天子对官吏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宋朝文官得势，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出身的文官，但他自己是一位很优秀的将领，所以他本人还是很重视武人的。他任命自己的心腹武将镇守北方边境，并委以财政权。到太宗的时候，他不敢信任太祖亲自任命的武将，逐渐用文官去取代他们，也把财政权收归中央政府，即使派遣武官镇守边疆，也不敢让他们驻守太久，时时更替，以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军人逐渐失势而被冷淡，但是中央政府还照样给他们优厚的生活保障，这是宋代区别于五代，不曾发生军人革命的原因。兵权跟财政权也被严格划分，不让军人掌握财政，军队的财务全由天子一手包办。于是，文官的地位逐渐提高，终于压倒了武官，掌握了宋代的政权。 这些文官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吏。做过官的家庭，当时叫作“官户”，可以免除劳役跟附加税，在审判上也享有特殊的恩典。官吏还有庞大的收入，据说，为官三年，子孙三代可以过着安乐的生活。因此，科举可以说是当时读书人荣宗耀祖、应举做官的阶梯。考场上也经常有白发老人应举的场面。科举可以使一介平民平步青云，成为官场上的人物。一般说来，天子也喜欢示恩人民，表示自己爱才。于是，应举的人多，录取的也往往超越规定的人数。太祖时候，录取的人数还不多，从太宗以后就急速增加，到真宗时期，科举及格而无法任官的已越来越多了。 要想任官，除了科举及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途径。科举落第仍然不气馁一再应举的，政府有时也会同情地给予任官资格。捐资政府或长期任职官衙书记的人也可以任官。此外，宋朝还有所谓任子制度，高官的子弟或亲戚都可以靠这种制度获得官职。这些人一旦授官，政府便需给薪；宰相的子弟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可以领取薪俸。官吏的人数年年增加，薪俸的支出也一年比一年增多，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正途出身而无法做官的人逐年增多，于是，贿赂钻营就成为他们猎官的手段之一。科举出身的人大都精通儒学跟文学，但缺乏法律和经济上的知识。因此，实际政治大都委托精通这方面知识的书吏办理。这些书吏没有薪俸，只靠从百姓那儿获取的手续费来维持生计，因此公然向百姓索贿的大有人在。官吏们在实际政治上需要依靠他们，任期又只有短短三年就需转任，何况还有许多官吏是靠他们来敛财的。冗官过多，贿赂公开，是宋代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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