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百年中国与世界。
本书分为“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不该遗忘的伤痛”四辑，上溯晚清，对比当今，聚焦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变局，到底清王朝还能撑多久，看末世预言，看权臣发家，看衙门矛盾，看政党兴衰，看博弈游戏，看天灾人祸，看时代叛逆，看爱国流亡，看官场风气；百年前后，读林则徐，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左宗棠，读张之洞，读郭嵩焘，读梁启超，读胡适之，读宋美龄……追踪历史人物在历史隙缝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忧天下，探世变。大清王朝的被动改革，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民营政策的摇摆结果，立宪运动的风生水起，革命力量的迅速联合，天朝崩解的民意原因，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大陆岁月，以及茨威格关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对于东方民族“文革”遭遇的惊人预见……回望历史，反思中国模式，我们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在哪里？
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作者简介：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雷颐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iyi
目录：
[第一辑]历史总会被记起
[末世预言]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权臣发家]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衙门矛盾]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
[小国强国]在“理”与“力”之间——清季的中国外交
[边患国防]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
[新式事物]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
[洋务运动]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义和团案]“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立宪革命]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
[博弈游戏]学术与政治——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
[天灾人祸]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政党兴衰]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第二辑]斯人已逝
[转型悲剧]“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第一辑]历史总会被记起
[末世预言]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权臣发家]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衙门矛盾]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
[小国强国]在“理”与“力”之间——清季的中国外交
[边患国防]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
[新式事物]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
[洋务运动]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义和团案]“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立宪革命]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
[博弈游戏]学术与政治——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
[天灾人祸]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政党兴衰]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第二辑]斯人已逝
[转型悲剧]“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
[启蒙新民]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人——梁启超的现代意义
[自由主义]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从新近公开的一封胡适致蒋介石信函谈起（附：偶贩书记）
[教育独立]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人自尊]“我们都是民众!”——关于顾颉刚
[史家本事]“寓论断于序事”的陶菊隐
[国民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储安平与《英人?法人?中国人》
[传奇主角]风华绝代，终成历史——漫话宋美龄
[第三辑]历史的余波
[国际接轨]林则徐与“文化安全”
[官场风气]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
[时代叛逆]帽子、辫子与传统的形成
[纳粹屠杀]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消费社会]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角色变迁]臣民?公民?知识分子
[制度失信]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私产保障]拿伯的葡萄园
[民间团体]“社会”的意义——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的启示
[文化开放]新词与方言
[权力屈从]“五四”雕塑与“公共记忆”
[历史定律]忧天下，探世变——柏杨与《中国人史纲》
[史剧误导]复杂暖昧：《走向共和》的价值取向
[影视编造]“历史”的荧屏书写
[第四辑]不该遗忘的伤痛
[政府镇压]历史的“伤疤”
[人性血案]用罪恶证明“存在”
[爱国流亡]泪为谁流——海涅的一次心灵震荡
[暴政狂热]托斯卡尼尼的洞见和良知
[世界大战]牢记“昨日”——读《昨日的世界》
[关键时刻]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苏联崇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良知为何瘫痪
[斯大林热]爱伦堡的困境
[中国寓言]关于卡夫卡的“另类阅读”
[跋]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丁东（当代中国口述史专家，《冬夜长考》作者）——雷颐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和我接触过一些史学工作者风格不同。那些人私下谈论起现实，有许多感慨，许多想法，许多不平，但落实到笔下，就把自己对现实的感受抛到脑后去了。而对雷颐来说，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溶为一体的。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研究现实。
徐友渔（自由主义学者，《自由的言说》作者）——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在雷颐的笔下，历史不是冷冰冰的过去。作者不但把历史变成故事，而且显示了高明的讲故事的本领。复杂的政治背景、人事关系，三言两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着墨不多但准确的刻画。
董桥（香港知名报人，《这一代的事》作者）——北京还有一个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他在《深圳商报》谈“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的课题，说正义、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要学维新运动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那才是爱国、救国之道。不用说，跟李辉聊天的老人们我是尊敬的；我同时也尊敬大陆上像李辉、雷颐那样的年轻一代读书人：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李鸿章：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1862年春到上海参与“协防”，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一生事业即由此“隆隆直上”。他以后能手掌倾国之权，实皆由此奠基。为何如此，还需从头细细说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不堪，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却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犹如惊弓之鸟，也开始纷纷兴办团练自保。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省城被太平军攻占，于是“感念桑梓之祸”，同时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国藩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曾因某些建议不为曾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幕。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并不固执己见，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时上海早已开埠，“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天京”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
“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
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如此巨大的财源，“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此说利害明显，自然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他的劝说下，曾国藩亦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想藉此争得江苏巡抚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经过慎重考虑，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无论在何处作战，都要经常返湘募兵，长期作战在外，兵源终愈来愈紧，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淮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又是他久经历练的“门生”，自然是回藉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急忙赶回家乡。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招集起来，迅速募兵招勇，加紧训练，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淮军。
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地催了又催，老弟曾国荃就是迟不动身，无奈之中，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这样，李鸿章就由“辅”变“主”，对他来说，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这月底，他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实授江苏巡抚。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在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时，曾国藩接受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覆奏《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李鸿章得迅速任命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40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一员大臣，虽然从官制上说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的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显然，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九死一生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日夜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痛道：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话中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免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宏图伟业”。
事实说明，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宋美龄：风华绝代，终成历史
美国东部时间2003年10月23日晚，106岁的宋美龄在美国家中平静去世，这位曾经绚烂一时的风云人物，终于凋谢。她的生命旅程跨越三个世纪，颇具传奇色彩，在现代中国变幻莫测的几个重要历史关头，她都身居其间，成为“历史”的参与者。直到晚年，她虽然早已淡出政坛，影响渐消，仍旧关心时局，对国共关系和台湾的“统独”问题屡发言论。她的一生，确实折射出中国现代史的许多重要方面。
1897年3月，宋美龄在上海出生。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改革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正进向高潮，但一年半后，维新运动便被清廷镇压，以流血失败告终。不过，清政府虽然将维新运动一时镇压下去，实际却丧失了自我调节生存的重要机会，终使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轰然坍塌。老大帝国重心顿失，自然引起长期的社会动荡。然而这种混乱局面却为各路英雄豪杰、种种志士仁人、形形色色的武人政客提供了一显身手的大舞台。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宋氏三姐妹竟全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纵观历史，实属罕见。
1907年，大多数中国女性还必须缠足时，年仅10岁的宋美龄就与二姐庆龄一起赴美留学，可谓得风气之先。女性出洋留学当时虽是凤毛麟角，但毕竟反映出时代潮流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仅仅十数年前，多数国人还将出国视为畏途，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而宋家的几个子女全都留学美国，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1917年，宋美龄在美留学整整十年后，从韦斯利女子大学毕业回国。从10岁到20岁这段个人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她完全在美国度过，因此她的言谈举止非常西化，正如她自己所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1927年，她与大权在握的蒋介石结婚。时论认为这是一桩“金钱与权力”结合的“政治婚姻”。蒋需要“孙中山的连襟”作为“革命继承人”的名份和江浙财团、宋氏家族与西方的广泛联系来支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蒋的权力无疑会给宋氏家族带来巨大利益。这桩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殊深的婚姻，当事人究竟有几分利害有几多感情，实非外人能够蠡测。曾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的宋庆龄10年后曾对斯诺说起这件事：“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蒋也真诚地爱她。”但无论如何，婚后“第一夫人”的身份使公认“漂亮、聪明、能干、有野心”的宋美龄得到施展自己才干、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她曾随蒋介石到南昌“围剿”，是毁誉参半的“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者，对中国空军建设贡献尤大且是事实上的“空军司令”，更成为蒋介石对外交往的重要渠道。但真正使人刮目相看的，还是她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力主以“讨逆”之名轰炸西安，并作出进军西安的军事布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紧要关头，宋美龄表现得极其冷静、果决，坚决反对任何军事行动，想方设法排除重重阻力和障碍，冒险亲赴西安，挫败了亲日派的阴谋，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重要条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亲日派曾以此攻击宋美龄是“英美派”，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英美的利益”。但不管怎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的共产党人绝处逢生，中国现代史的走向“为之一变”，确是形塑历史的少数关节点之一。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与“英美结盟”的战略，确实是当时中华民族利益之所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长期忙于重建空军，到医院和前线劳军，组织对妇女、儿童的动员和救助工作。著名的“飞虎队”，可说是她一手促成。早在1935年，她就认识到一支现代化空军的重要性，在她的周旋安排下，中国从美国以较为优惠的条件购买了一大批军用飞机，不久宋美龄就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在美国顾问推荐下，她聘请了美国飞行员陈纳德帮她整顿空军，使中国空军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陈纳德一见到宋美龄就为之倾倒，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抗战爆发后，在宋美龄的支持下，陈纳德建立了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因作战勇敢，被中国军民称为“飞虎队”，对中国抗日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她主持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救助了不少孤儿。在一次乘吉普车到前线劳军时，突遇敌机扫射，司机在躲避扫射时发生车祸，她被摔出车外，肋骨也断了几根。但她命令司机继续开向前线，坚持在阵地上向官兵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关键时刻如此坚强的毅力和平素对奢华生活的过分追求，就这样矛盾地统一在她身上。
争取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更多的支持，是战时中国政府对美外交的中心。在这方面，宋美龄发挥了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抗战爆发后，她经常在美国重要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颇有影响。
1942年深秋，她来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邀请她前往白宫作客，罗斯福总统夫人埃利娜更是把宋美龄视为自己子女般亲切款待。1943年2月18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以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的情况生动感人地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五分钟之久，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他感动得差点儿落泪，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向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灵，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寄到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第二天她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她坐中间，罗斯福总统夫妇分坐左右。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她总是应对得体，并不失时机把一些问题转给罗斯福，罗斯福一次次表态加速对中国的军援，有次甚至说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给中国运送军火。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她到许多州访问、演讲，获得极大成功。《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纽约州有270位名流参加；美国东部9个州的州长专门拜会了宋美龄，2万多纽约市民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宋美龄还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向3万听众发表来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全都来听她的演讲。这些巨星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美国媒体对宋美龄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了大量报道，1943年3月初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以她的头像作杂志封面，以后她和蒋介石分别或同时登上《时代》封面高达11次之多，其中她单独出现则达3次，还多次登出对她的专访，影响甚广。在舆论压力和影响下，美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要加快对中国的援助，同时民间捐助也急剧增加。宋美龄此次访美，可谓无限风光，出现万人争睹其风采的盛况，她在美国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美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美龄轰动"，由此美国民众也更加关心、支持中国的抗战。有人说她让全美国倾倒，并非过誉。同年11月末，美英中三国领袖在埃及开罗举行峰会，蒋介石得以参加这次会议，与宋美龄的活动不无关系。有外电甚至将这次会议称为“四巨头”会议，因为除了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这三个“男主角”外，宋美龄成了唯一引人注目的“女主角”。虽然是以夫为贵，但她毕竟在这个几乎全是男性的舞台上留下了一个东方女性娇小的身影。正是开罗会议最后发表的宣言明确宣告，战后日本必须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使中国收复领土的权利得到国际公认。开罗会议之后，积弱百年的中国之国际声望，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被列为四强之一。其间，自有宋美龄的一份功劳。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宋美龄作了自己应该作的工作和独特的贡献。活跃在战时国际舞台的那段时期，是宋美龄人生中最为绚丽多姿的一段华彩乐章。然而与外交的光芒四射相比，其“内政”则黯然失色，甚至大有亏缺。抗战时期，举国从上到下大发“国难财”的现象愈演愈烈，腐败越来越严重，对此，孔、宋家族负有最大责任，宋美龄自然难辞其咎。战时尚且如此，一旦战争结束，贪污腐败则变本加厉，更无法控制。“接收敌产”事实上成为对人民的“劫收”，短短时间，国民党就民心尽失，在随后与共产党的大决战中，自然是节节败退。当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如蒋经国，都认识到人神共愤的贪污腐败是其失败之根，因此奋起“打虎”，准备大反腐败以使国民党起死回生时，却因首先必须触犯孔家利益而被宋美龄怒止。其实，她并不仅仅只有“脸像个东方人”，内心深处这种家国不分、以国为家的观念，不能不说也“很东方”。
就在国民党即将在大陆全面溃败的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再次赴美，想作番努力继续得到更多的“美援”以挽颓局。然而时过境迁，国民党的惊人腐败已成“国际丑闻”，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愤怒地对人谈起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并开始调查给中国的“美援”有多少被中饱私囊。他挖苦地对人说宋美龄“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因此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宋美龄此次访美，以冷遇和失败告终，与5年前的巨大成功、风光无限形成强烈反差。这当然不是她的能力、魅力大不如前，而是形势丕变，一个看似庞大的政权其实已窳败不堪，“忽喇喇似大厦倾”，纵有过人的才情和干练也难以挽回，此时不能不使人顿生“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之叹。
与蒋介石仓惶渡台后，她一直坚持“反共”和“一个中国”的立场。1975年4月，蒋介石在台湾病逝，宋美龄与蒋经国这对并无血缘关系的母子矛盾骤然尖锐，双方颇有一番明争暗斗，但这场“豪门恩怨”终未剑拔弩张便以宋美龄失势赴美结束。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她曾力阻李登辉上台，但此时已年届九旬，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
纵观宋美龄的一生，性格十分复杂。或许，正如与她相识甚久的海伦?斯诺在《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蒋夫人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是困难的，神经极度紧张。她依违于美国和中国两种文化之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但不管怎样，她的百年人生历程丰富异常，前半生血雨腥风，后半生偏安于台岛一隅，与百年中国的兴衰废替紧密相连，这也就注定了她的去世仍不能不成为一种政治符码。现在台岛内“统”“独”之争正炽，“统派”顺理成章地从百年史角度一再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加强统一话语；“独派”则不失时机地提出她的逝世代表“旧时代”最终结束，是“摆脱中国历史负累”、进一步“去中国化”的契机。凡此种种，一生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在天国中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所有政治人物都是如此，不仅生前而且死后都无法解脱政治的纠结罢。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条最难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坏的戒令，因此从很早起，人们就想出种种测谎术来维护这条戒令。
中国早在周代即有“五听”法来判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审判者“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被审者言辞是合情合理还是矛盾百出，说话时神色是从容还是紧张、气息是平和还是慌乱、精神是沉着还是恍惚、眼神是镇定还是游移等来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曲直。古代印度人认为说谎的人心虚唾液分泌少，总是口干舌燥，因而发明了东方国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测谎法”，即让嫌疑人每个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几下吐出来，说谎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显比诚实者要干一些。
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一些科学家、医学家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人在撒谎后出现的生理变化。19世纪末，一位意大利犯罪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合作，提出了人在撒谎后会发生血压、脉搏和呼吸会发生“微妙变化”的理论，并计算出了一整套量化标准。191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马斯顿（Marston）经过大量心理实验研究认为正常人说谎一定会在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上多消耗一些精力，确会引起血压、呼吸的变化。他的工作为现代“测谎器”的产生提供了统计基础。1921年，有人开始把血压计与呼吸计联合起来对嫌犯做测试，取得了大量更准确的数据。1925年，美国史坦福大学学生吉勒（LeonardeKeeler）发明了一种可连续测定嫌疑人呼吸、脉搏和血压的精密仪器，被认为是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测谎器。以后，他仍不断试验，使测谎器日益精确、完善。1938年，他又增设了能自动记录皮肤电阻变化的新装置，因为皮肤电阻是反映人交感神经兴奋性变化最有效、最敏感的生理参数。现在测谎器虽然越来越复杂精密，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语音、脑电波、瞳孔、体温等都在测量范围之内，但最主要仍是通过皮肤电阻、呼吸波和脉搏波（血压）这三项参数来测量被测试者的心理变化。
现代测谎器的发达先进测量精度与古代的“五听”“嚼米”简直不可以道理计，但其基本原理却完全相同：撒谎时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参量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不受大脑意识控制，通过捕捉这种生理参量变化可以帮助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而人在撒谎时之所以会引起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为潜藏其下有一个更深刻的哲学原理或曰伦理规范、不论人是否意识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许撒谎！
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毕竟远远超过单纯的哲学原理或伦理规范。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从野心家的弥天大谎到芸芸众生的偶撒小谎，一生中从未撒过谎的能有几人？更何况，有时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
萧乾先生曾写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队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页）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当袁世凯一心称帝、不容他人反对甚至略表不同时，他就得不到反对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渐信以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拥戴他当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在抨击为“结案”而经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时说：“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页）
对有良心的人来说，撒谎确令人痛苦，所以，萧乾先生略带自慰地“感谢”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剥夺”了“撒谎的权利”：“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同上，第111页）同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中患了癌症的“流放者”奥列格对同患癌症的“自由人”舒路宾表示自己羡慕其自由之身时，没想到舒路宾却对他说：“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象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象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象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对这种大多数人都撒谎的“怪象”，路舒宾一针见血地说道：“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索尔仁尼琴：《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页）这是普希金写于1826年的《致维亚节姆斯基》中的名句，痛责沙皇专制的残暴、虚伪。
普希金所言或许过于偏激，但这种激愤是针对那种人人必须“表态”连“沉默的权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没有而发。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单是拒绝说出一个真理，也就是根本拒绝说出什么，这，本身还不是什么非义，但以任何谎语骗人上当却都是非义。谁拒绝为走错了路的人指出应走的路，这还不是对这人非义，但故意教他走错却是非义。――从这里说出的〈道理〉推论起来，任何谎骗作为谎骗论，都和暴行一样的是非义；因为谎骗既作谎骗论，其目的已经是在于把自己意志的支配权扩充到别的个体的身上去，也就是以否定别人的意志来肯定我的意志，正和使用暴力相同。”（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第463页）有沉默的权力，即不撒谎的权利，确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因种种不同原因撒谎，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像袁世凯这类政治人物撒弥天大谎，尽管有些谎言还真情有可原，但总归于道德有亏。不过，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过来人都应该记得，当年“知青”返城难于上青天，但规定患有某几种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过必须有省、市级医院的证明，许多“知青”和家长于是想方设法开出“有病”证明。到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但“两个凡是”还未破除，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事物”还属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万“知青”已开始强烈要求返城，很难阻止。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有关部门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权达变，规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意普通医院都可以开“有病”证明，“建设兵团”的“团部”医院都可以开，到后来，有的兵团医院的医生拿着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写好的“病历”，只是快速填写“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万“知青”都“因病”返城，几乎一夜之间，大潮突然退去……许多对回忆文章与“知青小说”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既没有（当时还不能）公开否定荒诞的“新事物”，又在实际中顺应了民意，这是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这种语境中，“医生”与“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谎，而是公开地“弄虚作假”。然而，谁又能指责“医生”、“病人”与决策者呢？均为情非得已矣。问题出在那种悖逆民情荒诞的制度，并用诸如“反修防修”之类的意识形态将其神圣化，使其难以遽废。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为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然而，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假做真时真亦假”，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一旦撒谎成性，就会“撒谎脸都不红”，没有任何生理反应；这样，测谎器根本无法测出被测者是否撒谎。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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