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力量的西学东渐的产生，传入的西学内容及其影响，以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结局，并在揭示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时应思考的一些问题。
作者简介：
黄见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在中西哲学交流史研究领域有较高造诣。著作主要有《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等。
目录：
前言西学东渐研究与文化自觉/1
一研究西学东渐课题的缘起/1
二本书着重阐明的几个论题/4
三研究西学东渐要有文化自觉精神/6
第一章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西学东渐的发生/10
第一节研究西学东渐的视野/10
一需要全球化眼光/10
二要将西学东渐放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11
第二节1500年前后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13
一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状态/13
二1500年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特点/15
1人类交往的广度从地区拓展到全球/16
2人类交往的深度从物质层面进到精神层面/18
第三节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发生/23
一世界历史发生转折时的中西交往/23前 言 西学东渐研究与文化自觉 / 1一 研究西学东渐课题的缘起 / 1二 本书着重阐明的几个论题 / 4三 研究西学东渐要有文化自觉精神 / 6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西学东渐的发生 / 10第一节 研究西学东渐的视野 / 10一 需要全球化眼光 / 10二 要将西学东渐放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 / 11第二节 1500年前后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 / 13一 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的状态 / 13二 1500年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特点 / 151 人类交往的广度从地区拓展到全球 / 162 人类交往的深度从物质层面进到精神层面 / 18 第三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发生 / 23一 世界历史发生转折时的中西交往 / 231 政治上的通使关系 / 242 经济上的贸易往来 / 253 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 26二 来华传教士掀开西学东渐的序幕 / 271 耶稣会传教士叩开中国大门的努力 / 282 叩门成功的诸多因素 / 29第四节 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舞台上 / 32一 一个中西各派势力的矛盾统一体 / 34二 西学东渐的主要承担者 / 35三 中国学者在西学东渐舞台上 / 38第二章 开拓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43第一节 开拓阶段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 / 43一 为西学东渐找到道路 / 43二 为西学东渐打好基础 / 46三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探索与形成 / 481 沙勿略的最早设想 / 492 范礼安使设想具体化 / 513 罗明坚的初步实践 / 544 利玛窦的全面总结 / 63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74一 经院哲学传播的特点 / 74二 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 / 77三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 / 80
第三节 伦理道德学说 / 92一 《交友论》述交友之道 / 92二 《二十五言》论内心修养 / 97三 《畸人十篇》的生死观 / 101第四节 地理学 / 106一 世界地图的译绘与修订 / 108二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地理知识 / 1101 自然地理知识 / 1112 世界地理知识 / 112第五节 天文学 / 115一 《乾坤体义》中的天文学知识 / 1161 九重天说 / 1172 四元行论 / 1173 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 / 118二 《浑盖通宪图说》与天文仪器的输入和制作 / 119第六节 数学 / 121一 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 / 122二 算术著作《同文算指》 / 128三 西方数学的应用与研究 / 134第三章 高潮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138第一节 在曲折中西学东渐走向高潮 / 138一 “南京教难”平息后西学东渐的进展 / 1381 “南京教难”及其平息 / 1392 教难平息后西学东渐的小高潮 / 141二 “北京历狱”昭雪后西学东渐的热潮 / 1481 “北京历狱”的发生与昭雪 / 1492 南怀仁开创新局面的努力 / 152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162一 经院哲学的进一步传播 / 1631 形上学 / 1632 认识论 / 167二 托马斯哲学 / 1741 传播托马斯哲学的重要性 / 1742 《神学大全》的译介 / 175三 其他经院哲学著作简介 / 1761 艾儒略的《万物真原》 / 1762 汤若望的《主制群徵》 / 1783 南怀仁的《教要序论》 / 179四 中国学者的有关著作 / 1821 徐光启的《辨学章疏》 / 1822 韩霖的《铎书》 / 186第三节 教育与伦理学说 / 189一 《西学凡》论西方教育 / 189二 《七克》述修持理论 / 193三 其他著作 / 198第四节 古代希腊哲学 / 201一 亚里士多德著作译介 / 202二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介绍 / 203三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介绍 / 206第五节 地理学 / 209一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 210二 南怀仁的《坤舆图说》 / 215第六节 天文学 / 217一 《崇祯历书》传入的天文学知识 / 2171 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 / 2182 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 / 2213 第谷的天文学理论 / 2234 开普勒的天文学理论 / 2245 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综述 / 225
二 《天步真原》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传入 / 2261 《天步真原》中传入的宇宙模式 / 2282 《天步真原》传入的日心地动说的蓝本 / 228三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天文学的成果 / 2291 熊明遇的《格致草》 / 2292 薜凤祚的《历学会通》 / 2313 黄宗羲的《授时历故》 / 2334 方以智的“质测之学” / 2365 王锡阐的《晓庵新法》 / 2386 梅文鼎研究天文学的成就 / 241四 西方天文仪器的传入与制作 / 2441 望远镜的传入 / 2442 《崇祯历书》中介绍的西方天文仪器 / 2463 南怀仁为观象台制作的天文仪器 / 2494 法国传教士带来的天文仪器 / 250第七节 数学 / 252一 《崇祯历书》中传入的西方数学 / 2521 邓玉函《大测》中的数学知识 / 2532 罗雅谷《测量全义》中的数学知识 / 255二 《历学会通》传入的西方数学 / 261三 清初宫中传播的西方数学 / 2641 安多及其《算法纂要总纲》 / 2652 “国王数学家”传入的数学知识 / 266四 中国学者对西方数学的研究 / 2691 王锡阐的《圜解》 / 2692 方中通的《数度衍》 / 2713 梅文鼎研究数学的成就 / 2734 其他学者对西方数学的研究 / 277第八节 农田水利 / 278一 熊三拔与《泰西水法》的译编 / 278二 徐光启与《农政全书》的编撰 / 283第九节 机械工程 / 287一 王徵与机械工程著作的译撰 / 288二 《远西奇器图说》简介 / 292三 《新制诸器图说》略述 / 295第十节 火炮技术 / 297一 火炮的传入与制造 / 297二 《火攻絜要》简述 / 300第十一节 生物学与医学 / 305一 生物学与医学传入的特点 / 305二 《泰西人身说概》略述 / 307第四章 衰退阶段西学的传入与研究 / 312第一节 在禁教风浪中西学东渐的衰落 / 312一 康熙从“限教”到禁教 / 3121 卷入“礼仪之争”的漩涡 / 3122 “限教” / 3143 禁教 / 318二 雍正名副其实地禁教 / 3201 雍正对天主教的认识 / 3202 雍正式禁教的表现 / 322三 乾隆禁教方式的变化 / 3241 乾隆禁教的特点 / 3242 并未改变西学东渐的衰落趋势 / 328第二节 神学经院哲学 / 330一 中译《圣经》的尝试 / 330二 《圣经》的替代性著述 / 333第三节 地理学 / 334一 全国大地测量 / 334二 杜德美与《皇舆全览图》 / 337三 《乾隆内府地图》的绘制 / 339第四节 天文学 / 340一 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 340二 《律历渊源》的编撰 / 342三 魏进贤与《历象考成后编》 / 345四 蒋友仁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继续传入 / 347第五节 数学 / 348一 《数理精蕴》的编撰 / 349二 中国学者的数学研究 / 3531 明安图及其《割圆密率捷法》 / 3532 戴震的数学著作 / 356第六节 钟表 / 358一 钟表在明末的传入 / 358二 钟表在清初的应用与制造 / 359第七节 建筑 / 362一 宗教建筑 / 362 1 澳门教堂 / 3632 北京教堂 / 3653 南京、上海、杭州教堂 / 369二 非宗教建筑 / 3701 广州“十三行” / 3702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 / 371第八节 绘画 / 375一 宗教绘画 / 3751 宗教画作品展示 / 3762 宗教画书籍出版 / 3773 教堂壁画 / 378二 非宗教绘画 / 3791 人物画 / 3802 花鸟风景画 / 3813 历史题材画 / 382三 绘画理论 / 384第九节 音乐 / 386一 乐器之传入 / 386二 乐理之编撰 / 388第五章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结局 / 390第一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衰亡 / 390一 禁教的结果 / 391二 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 393三 深刻的历史根源 / 401第二节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是否存在成功可能性的思考 / 403研究与参考文献 / 409一 著作部分 / 409二 论文部分 / 418 片段一：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构成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两个方面。而且，它们各自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方面，还都有一个从发生、发展、挫折，到复苏、再发展的过程。因此，既可以把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联系起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也可以把它们分开来，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过程开展研究。这两种形式、甚至更多形式的研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本书里，从书名可知，既没有把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综合起来，作为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论述，也没有将西学东渐作为一部全过程的西学东渐史进行阐述，而只是选择了近代西学东渐的肇始阶段，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作为研究对象。这种选择与我的学术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具体阐述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我选择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 研究西学东渐课题的缘起 本来，我是从事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开始，学术研究的对象却从西方哲学集中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即西方哲学东渐课题上来了。虽说这项研究与西方哲学关系密切，但在学术性质上，可以说，它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再研究，属于中西哲学交流史的范畴。自这以后的将近20年，围绕这个题目读书、思考与写作，到2006年《西方哲学东渐史》出版时，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曾经考虑学术研究就此止步。然而，在探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除了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过较为系统的钻研外，对于整个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也接触到了不少材料，并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都是极为朦胧的，但它们却强烈地吸引了我，就有如学术上的一种巨大的惯性一样，使我情不自禁地将研究的范围从西方哲学东渐扩展到了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 着手这个课题研究的第一步，我首先考察了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状况。从阅读的有关资料与文献来看，除了那些在极“左”思潮支配下写出的作品没有必要多加评述外，其余在真正学术意义上开展的研究，不但动手较早，而且留下了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著作，以及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论文。例如，有的在以文化史、文明史、文化交流史、文化关系史出版的著作中，篇幅不等地阐述了西学东渐的有关内容；又如，有的在以科学史为对象撰写的著作中，分别叙述了西学中某门学科的东渐内容与过程；再如，有的在以西学东渐为对象付梓的著作中，集中力量论述了西学在某一阶段的东渐，或某一学科的东渐。除此以外，有的经过搜集和整理，分别出版了一批西学东渐的原始文献；甚至有的从推动西学东渐的研究出发，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研究西学东渐的成果。 在这些著作或论文中，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广泛地阐述了西学东渐方方面面的诸多论题，如传播者、传播内容、活动、方式、过程与影响等。其中，还有些深浅不同地分析了西学东渐的发生与发展，评述了传播者的传播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有的还初步总结了西学东渐的经验与教训，揭示了四百年来西学东渐的规律性。仅此而论，应当承认，以往的西学东渐研究是有成绩的。 不过，在这样对它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的脑海中一种不能满足的情绪油然而生。主要是在阅读了这些研究西学东渐的论著后，感到原先在脑海中盘旋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例如，西学东渐作为人类走向全球化起始发生的文化现象，其发生的必然性究竟怎样说明？又如，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到底将哪些西学输入到中国来了？再如，西学东渐的曲折与成败，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究竟怎样？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对西学东渐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认识，就必然停留在模糊不清、若明若暗的水平上。这种状况在研究成果的著述形式上，就有充分的表现。主要是虽然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不少的论文，但是，它们都只是对西学东渐某个时期或某门西学东渐的阐述。由于这种研究，在时间上都只是局限在西学东渐的某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在内容上都是局限在某门或某几门西学的东渐上，说明研究处于分散状态，缺乏全过程对西学所有学科东渐的综合研究，因而一部这样的《西学东渐史》，直到今天还没有问世。这是中国学术界对西学东渐认识水平与研究进展的真实写照。如果认识与研究长期停留在这个状态，那么，不但一部全过程的《西学东渐史》将会难以诞生，而且还可能使继承与发扬先贤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把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研究，扩大到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上来了。 除此以外，研究对象这样拓展，还有基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对开展西学东渐课题研究的考虑。实际上，早在撰写《西方哲学东渐史》的过程中，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例如，政治从过去的两极化转变为多极化。又如，经济由于交通、通讯、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健步走向一体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众多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的涌现，以及不少超东方、超西方的全球性要求的提出，在这些力量与要求的推动下，伴随世界市场的扩大与人类信息一体化的形成，人类不但大大加速了迈向全球化的步伐，而且，透过全球化发展的这种趋势，还清晰地反映了对“世界大同”社会理想的向往。 不过，这种社会理想虽是千百年来人类朝思暮想的追求目标，但是，它既不会自发地形成或自动地到来，也不能只靠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就能实现。相反，必须依靠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人的通力合作，并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是唯一可能的。为此，必须首先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共识与价值观念，以便保证人类顺利地朝着天下大同的目标奔去。 全球化发展对文化事业提出的这个要求，无疑是当今人类文化事业的一项共同使命。问题是，开展对四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研究，对于完成这项使命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看来，西学东渐本来就是适应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今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必将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交流，又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会通。实践早已证明，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之一。为了保证今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并充分发挥其对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积极作用，除了根据当代人类生存实践的内在趋向，以当代人类的实践经验来制定未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战略与措施外，通过对近代以来四百年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从中得到灵感，吸取智慧，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的，“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本点上”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15页，群言出版社，2007年。来。就以开展西学东渐的研究来说，所以这样，就是因为通过对以往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全面思考，在取得对其正确认识之后，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揭示西学东渐的规律性，并把它们运用到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能使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遵循人类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进行，就会少犯错误，避免曲折，就能更好地为人类走向理想社会准备好各种必要的精神条件，就有可能使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早日到来。可见，开展对以往四百年西学东渐史研究，是一项为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人类提供智慧旨归的重大课题，对于今后包括西学东渐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关系密切，意义重大。因此，有些学者为此早就发出了强烈的呼吁。 二 本书着重阐明的几个论题 毫无疑问，出版一部四百年来的《西学东渐史》，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西学东渐史》，首先在西学东渐的时间上，必须是全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在风雨征程中，有喜有悲，有起有落，非常曲折。然而，这个过程却不是离开世界历史的进程孤立地发生和发展，而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阐述四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发生发展进程时，一定要把它同人类历史从地区史进展到全球史的过程联系起来，在阐明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把西学东渐发生的必然性，以及发展过程的曲折及其根源，清晰地呈现出来。 其次在西学东渐的内容上，必须是全面的。要既有人文社会科学，如神学、哲学、伦理、教育、史学、政治、经济、法学、文学与艺术如音乐、绘画等，又有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学、机械、地理、医学等。因为西学的传播者在传播西学时，不是各自孤立的学术行为，而是在人类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依据一定的目的选择后进行的，所以，在全面阐述与客观评价各科西学的传播活动、内容、价值和影响时，必须把它同中西科学的发展与传播者选择时体现的人性追求联系起来，从文化史的角度把人类科学一定时期的发展与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实地再现出来。 再次在上述两方面阐述的基础上，还要把它们综合起来，通过一番由表及里的功夫，总结四百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集中力量发现其中反映了人类文化交流具有本质性的因素，即把西学东渐的规律概括与揭示出来。这是对有关文化史著作提出的一项特殊要求。因为这些文化交流的规律，既体现了人类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智慧的发挥，也反映人类对真善美与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只有把西学东渐的规律揭示出来了，才能更好地把先贤们的智慧运用到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去，以便继续发挥它的启迪作用。从文化史意义上提出的这些要求，说明《西学东渐史》的研究、撰写和出版，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在知识结构与科学水平上，都不是一个学者或几个学者就能胜任的，而必须动员和依靠有关学科的专家以及有关文化史的学者投身到其中来，既分工，以此发挥各自学术上的专长，又合作，以此取长补短，并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可能。 因此，在这项学术工程尚处在酝酿阶段的条件下，我一方面基于自己长期从事西方哲学东渐史研究形成的认识，把研究的对象从西方哲学东渐自然地扩大到了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整个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知识结构与学术水平的可能性，又把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西学东渐的起始阶段，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而且，就是对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研究，也不是把什么问题都拉出来评说一番，而只是把社会上较为关心的几个问题，集中起来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发生的必然性根源何在?这是认识与评价西学东渐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与历史运动的背景性前提。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明清之际的学术领域中去，以此作为理论视野进行研究，才能保证在方向上取得对它的正确认识；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它以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因此，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发生同人类历史从地区史向世界史过渡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联系起来，在分析人类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阐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与中欧之间交往的扩大，合乎规律地必然发生的。 二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到底把哪些西学传播到中国来了，是怎样传入的，过程怎样，影响如何？这是对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历史运动，在中西社会与人类科学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以及可能发挥作用进行评估的根据。只有把这些问题如实地交代清楚了，即把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传播活动、方式、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内容、价值与影响，原原本本地阐述清楚了，在充分展现西学东渐面貌的基础上，对西学东渐各个方面作出的评价才是有充分根据的，对西学东渐提出的看法才是有理有力的。因此，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首先在每章的第一节，分别而又有联系地阐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从开拓到高潮再到陷入衰退的过程、事件及其原因，然后在每章中分学科而又有联系地介绍了各个阶段上传播者的对话与交流活动，在尽可能列举出他们翻译或撰写的各类西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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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倾我所学对其中有代表性著作的内容、价值与影响，及其体现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根据原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与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基本场景及其成果再现出来了。 三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结局究竟怎样？这个结局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何？书中认为，16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进行到18世纪初，因禁教在衰落中走到了尽头，虽未完全中断，但却名副其实地失败了，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论述这一结局产生的原因时，不仅指明了它是“礼仪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禁教的直接后果，还分析了产生它的思想根源，即闭关锁国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洄流。因此，从吸取教训出发，通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是否存在另一种结局问题的提出，有意识地强调了它同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本书取名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的原因所在。 三 研究西学东渐要有文化自觉精神 西学东渐的研究对象，虽然只是对构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方面，即西学传入中国的研究，但从前面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课题。因此，开展对这个课题研究时，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准备相应的条件。其中在精神领域，关键是必须具备“文化自觉”精神。这是进行西学东渐课题研究的精神保证。 从表面上看去，尽管西学东渐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但它最鲜明的特点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只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而是将要广泛地接触与艰苦地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只有正确而清醒地认识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对交流过程中的交流活动、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价值与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从中把体现人类智慧的因素揭示出来。这是进行西学东渐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把“文化自觉”理论运用到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中去，才能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使研究工作顺利地进行，并圆满地达到上述希望实现的目的。可见，“文化自觉”是西学东渐研究的精神条件。 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自觉”理论的产生，虽是针对以往中外文化交流与研究中的不自觉现象提出来的，但它主要是着眼于21世纪人类文化交流发展的拳拳思考。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理论的内涵上，费孝通先生把它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2页。四句话，认为这四句话，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2页。。“文化自觉”理论，就是文化理想与文化手段的统一。在这里，没有必要对费老的这一文化理想及其理想实现的文化手段作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就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把它运用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意义，简要地加以提示一下。 首先，有了“文化自觉”精神，在研究西学东渐时，就有了全球化的理论视野，就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21页。，看到了这个方向，就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21页。。例如，在开展西学东渐研究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1页。。就是说，“要眼光放开、放远一些”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1页。，使自己的眼光从各种狭隘的眼界中超拔出来，把目光投向人类世界的整体，把文化交流的研究的活动与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对已往有限视野的扬弃，又是融合各种有限视野后形成的全球化视野。 其次，有了全球化的视野，在研究西学东渐时，就会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充分地了解和积极地评价世界上各种文明，并从这些文明中吸取营养。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12页。，不能因为它是异国异族的，便因此贬低、甚至否定它们。因为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都有它消极的一面”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45页。，因此，在考察和阐述人类创造的文化时，在“将各自文化中优秀的那部分发扬光大”费孝通：《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43页。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即使它是本国本民族的，也不能因此无视它们的存在，而应当谦逊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从其他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提高自己。这是一种“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34页。，“心中有我，也有别人”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84页。，要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91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君子之风”，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运用它去进行西学东渐研究，就能克服各种文化偏见，不但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且对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也都能够取得正确的认识，并在相互尊重、博采众长的过程中相互汲取，共同创造新的文明。 再次，从上述心态出发，在评价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传播活动、事件与成果及其价值时，就会采取科学的态度。对此，费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由于“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41页。，在确定对待不同文明采取的态度时，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具体说来，就是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245页。，“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识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390~391页。，要“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40页。。在这些话里，通过对各种不同文化关系的处理，多方面地阐明了评价各种文化活动与成果应该采取的态度。例如，要积极地发现、正确地看待不同文化上的差异与矛盾，并以包容与宽容的精神去处理交流过程中因差异而出现的矛盾；又如，评价各种交流活动、事件与成果时，要依据“送去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方针，该肯定的要充分肯定，该批评的要热情指出。总之，有了这种态度，在评断人类文化的交流成果时，就既会拒绝文化中心主义，又能避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对待人类文化交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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