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上，君贵臣轻——历史长河上空的君臣关系宛如一条抛物线，在康乾盛世达到制高点。中国古代这最后一个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成就了清帝国的世界地位。虽同为盛世帝王，三者却各有不同。康熙崇尚理学，能与臣以师友相处；雍正澄清吏治，重用能臣酷吏；乾隆纵容贪官和绅，引发官场的生死角逐。无论是痛恨臣子结党，“兔死狗烹”，还是大兴文字狱，实质都是对极权的向往。君与臣的博弈，随着极权的膨胀而愈加剧烈，康乾盛世历时一百多年，缩微了极权政治生态下的得失成败。《康雍乾盛世中的君臣关系》以“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为标尺，据翔实史料，尽述三朝的权力艺术，揭示盛世朝堂的存亡法则。
作者简介：
邹范平，1954年生于北京，籍贯江西丰城，曾任教于北京某高校，曾出版《君臣道》《新发现的鲁迅》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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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
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
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第一帝师熊赐履
南书房师友
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
君臣以义合
目录：
上篇：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放弃满洲家法，确立君权一揽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鳌拜辅政成为乱政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第一帝师熊赐履南书房师友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非郑氏叛将不能收复台湾君臣以义合于成龙以道事君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保护清官张伯行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康熙帝的法家治术整肃帝师索额图由每功臣变为第一罪人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中篇：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即位之谋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以儿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夺位成功确立秘密建储制度恶犬不可不烹年羹尧之自裁隆科多之圈禁澄清吏治，重用能臣模范疆吏田文镜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追查志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诺敏、高成龄首倡养廉银制度岳钟琪弹劾贪官污吏宠臣李卫以密斩制度威慑地方大员给事中并入御史台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张廷玉制定机处章程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不臣之民与文字狱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献查嗣庭之狱陆生柟之狱谢济世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下篇：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初政尚宽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物极必反，殊途同归鄂尔泰、张廷玉的命运好大喜功，遥控军机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既重贤臣，也宠奸相佞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于敏中的忠心与“小聪明”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文化与文字狱纪晓岚与《四库全书》胡中藻之文字狱乾隆帝制霸道结语 即位之谋
雍正有一闲章曰“为君不易”，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其挥之不去的权力合法性困扰也隐约可见。据说，“雍正”暗喻“雍亲王正当得位”的意思。莫非是借此纠其不正？二百年来，人们对于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始终有疑义。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合法继承；一是阴谋篡位，而后者几乎为人们所公认。两者都是根据现存的史料推论得出的。可惜史料已被掌握话语权者删削篡改得残缺不全，人们已经很难据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了。主观猜测的成分非常多，甚至对于文义的理解都在“大胆假设”的前提之下被歪曲了。比如，雍正说：“我圣祖仁皇帝为宗庙社稷计，慎选于诸子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有人解读这句话，说既然是“慎选于诸子中”，怎么又“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认为是自相矛盾。而如果你认为雍正是合法即位，就不觉得这句话有矛盾。这也是人的主观性影响认识的有效性的哲学问题。从政治角度讲，雍正即位，剑拔弩张，其合法性必有疑问。一切权力的合法性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困扰，因此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将永远被后人质疑，这是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北战事发生。康熙特将胤由贝子越级授予王爵，a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出发之前康熙亲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礼，登太和殿向胤授大将军敕印。胤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允许胤“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的称呼——“大将军、王”，也颇耐人寻味，在军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胤是有可能被立为储君的。一是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并且手握重兵，有实力可以依靠。二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条古例行事，最终避祸得福登上王位的。不过，毕竟远在万里之外是无法继承皇位的，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杀，也是历史的教训。康熙对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选。从后来没有把他调回京城这一点看，康熙又放弃了他。或者康熙认为胤是胤禩一党，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们。有人考证，康熙曾打算在70岁生日时禅位于胤。确实康熙曾经说过，希望像宋高宗那样安度晚年。宋高宗晚年退位做了太上皇。这些都是猜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当时能与胤争夺储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出身并非显贵。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胤原名胤祯，与禛字同音，后改为允。
胤禛将谋夺储位的想法付诸实践，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以后。这之前，戴铎曾劝他戒急用忍。康熙五十二年，太子再度被废之后，戴铎又写给雍正一封信，建议他应该如何营求储位。首先，戴铎劝他加入争夺储位的角逐：“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我主子知遇于万一也。”看来，在戴铎写此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夺嫡的具体计划，不然戴铎的信中也不至于说“一言而死”云云。戴铎为之分析形势，陈述数条建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显露己长，恐其弃置而不用，过分显露己长，恐其见疑而不用，此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彼此爱好各异，必有所争，争则必有胜负，此其所以为难。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无瑕疵，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就是说，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的好感，同时又不要得罪了兄弟们。
“至于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待也。他们一言之誉，虽不能立时得福报，但他们一言之谗，却可能成为伏祸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贤，名声很好，以后更应刻意留心，逢人小心应付，素为皇上之亲信者，自不必论，即使是汉官太监之流，主子也应于见面之时，温语褒奖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他们已感激无地。主子贤明之声誉，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众舆论自然拥戴主子。”要笼络人心，与百官相好，博取正面舆论。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就是说，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浑水，以免误了谋权篡位的大事。
“本门之人，寻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承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恨。古人云：不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谋些须小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细之长，何由表现？恳求主子加意栽培，于尚未知者，亲自试其才能，于已知之者，恩上加恩，以使本门中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以致在外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朝为内阁、六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如此，然而若能有几个人才脱颖而出，未尝不可形成东南半壁之势。”就是说，要大力培植雍府人才，多多谋取朝内外的显要职务，为夺权篡位扩充实力。
戴铎最后提醒胤禛说：“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微懈怠，被他人捷足先登，恐遭所害，此事势难中立。”就是说，你不想当皇帝，到时候别人做了皇帝，可容不得你保持中立。
这封信，详细地陈述了胤禛集团为争取储位应采取的策略。胤禛对戴铎的告诫十分重视，称为“金玉之言”。从此以后更加谨慎小心，竭力揣摩康熙的心思，尽量讨得康熙信任。同时，暗中扩张势力。
戴铎不久由福建知府升为道员，他写信来说，奴才在五夷山遇见一位道人，行踪甚为古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胤禛对此大感兴趣，命他继续访问，细细回报。戴铎又来信说：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之事问他，以卜主子前程。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胤禛就更欣喜了。
不久，戴铎转任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禛向吏部活动，而出任河南开归道。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他认为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土千里，而台湾道兼管钱粮，我应该谋调这个职务，替主子屯聚训练，也可以为将来之退计。难道他们设想会发生内战，军事割据？
胤禛党人在朝廷内外大多单任一般性职务，然而有两个关键性职务却被两位死党掌握了。雍府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年羹尧，其妹为胤禛侧福晋，他于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抚，不久晋升四川总督，他又自请担任川陕总督，被朝廷批准。年羹尧曾在给胤禛信中露骨地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不负王爷。”这话说得太明显了，受到胤禛的申斥。胤禛并非不想当皇帝，而是怕做得太露骨了，可能招祸。
胤禛集团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隆科多，他是夺位的导演者。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他是佟国维之子，康熙生母孝康
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佟氏先为汉军旗人，清制满汉不通婚，但与汉军旗人是可以通婚的，康熙乃将其家族抬旗改为满洲旗人，姓改称佟佳氏。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很受康熙信任。他也被胤禛争取过来，在胤禛继承皇位时起到了最大作用。胤禛之深谋远虑非比寻常。
胤禛着意搜罗人才，他曾企图结交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遭到鄂尔泰的拒绝。他命门下人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珽，召他来见。蔡珽以“身为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为由，不受召，以后他又命雍邸一位重要人物年羹尧代表自己往请蔡珽，蔡珽仍不受招，康熙六十一年，蔡就任四川巡抚，到热河陛辞，胤禛也在热河，他终于通过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召见了蔡珽，将其争取过来。蔡珽又将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雍正。李绂是理学家，道德文章俱佳，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很著名的。胤禛集团还有魏经国、沈廷正、博尔多等人。
为了麻痹外人，胤禛故意装出不问世事的样子，他本来就崇信佛教，雍王府旁边即为柏林寺，是京城著名的密宗道场，他与章嘉呼土克图喇嘛等僧人频繁往来，讲论佛法，又在西山修建大觉寺，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他把古人出世的文章摘录辑成《悦心集》一书，宣传消极出世的思想，表面上过着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处处忍耐，以欺蔽世人。
胤禛谋求储位，有两个特殊的条件：首先，他搞谋夺储位的活动起步较晚，使他可以吸取兄弟们失败的教训，活动就更隐蔽、更狡猾了，康熙一直对他比较放心。康熙痛恨某些皇子刻薄寡恩，在晚年岁月中与胤禛关系最和睦，除了他常常表现出仁孝之外，还利用儿子弘历来为自己增加筹码。
弘历本为胤禛的第五子，古代医学不发达，无疫苗可用，故皇子也常常夭折。弘历上面三个哥哥，死了两个，他就成了第二子。大哥弘时“年少放纵，行事不谨”颇令人失望，只有弘历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年龄11岁，不大不小，正合适。
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太子与诸皇子的权位之争，使康熙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第一次废黜太子，他失眠六日，大病一场。为了建储之事，十几年来，他“心思用尽，容颜清减”，身体一直不好，乃至于右手有时不能写字，他坚持以左手批红，也不令人代笔，以防有人借批红之际擅权乱政。他活得非常累，为了散心，常住畅春园，或往热河避暑山庄休养。胤禛和胤祉经常请康熙到他们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使康熙在暮年岁月中，又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六十年夏季，胤禛陪侍康熙到热河避暑，弘历也跟随前往。
一天，胤禛陪同康熙散步至山庄观莲所下，把11岁的弘历叫来陪伴。康熙问弘历正在读哪一部书，弘历回答，在读《论语》。胤禛也有意无意地问弘历记熟了没有。康熙命他背诵几篇，弘历走出来站在众人面前，从容不迫地背了起来，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及左右随从都大为惊异，齐声夸奖。多年来聚集在康熙心头的乌云，忽然被一阵清风吹开。这些年他心中的苦恼之事，纯粹由儿子们争位而起，因此能够慰藉他心灵的，也只有骨肉亲情。他立刻就喜欢上这个孙子，这日显得特别开心。
这是康熙第一次对弘历的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过了一年，春暖花开之时，胤禛请康熙游圆明园。当时康熙正住在附近的畅春园，那时圆明园只是胤禛当皇子时的赐园，叫“和硕雍亲王园”，规模不是很大。圆明园成为占地广大豪奢无比的名园，是在乾隆时期。那几年康熙每次游览颐和园，胤禛都请康熙驾临圆明园，设宴演剧，使康熙寂寞孤苦的心怀得以排遣，他常常对嫔妃们夸奖皇四子的孝敬。康熙游园，弘历朝夕相伴，康熙对弘历格外欢喜，抚爱备至。胤禛说：“让弘历随侍父皇读书如何？”康熙马上就同意了，胤禛巧妙地利用了父皇的爱孙之情，把儿子安排在皇帝身边，做得不露痕迹。康熙命将畅春园内的“澹宁堂”赐给弘历，同时又将自己在圆明园寝殿旁的牡丹台，设为弘历起居读书之所，这里后来又称作“镂月云开”，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胤禛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康熙苦恼的情绪及老年人爱孙的心理，把弘历推到康熙身边。这种让孙子显示才能的方式，比自己直接显示才能的方式更高明。曲线夺储的策略比较容易奏效。这一切都做得那样自然，水到渠成，天衣无缝。
这年夏天，弘历又扈从康熙到避暑山庄，时时伴随康熙身边，备受宠爱。康熙又将日常批阅奏章、引见官吏的“万壑松风”殿旁的三间小殿“鉴始斋”，赐给弘历作为读书之所。
有时康熙浏览经史，见弘历站在身旁，则亲授章句，为他讲解文义。写字之时，见弘历从旁窃观，便问道：“你也喜欢我的书法吗？”弘历点头微笑，于是弘历不断地得到康熙所赐书法，或长幅，或横幅，或诗扇。之后，弘历就拿去给父亲欣赏，“宝而藏之”。康熙接见朝臣，弘历则敬立座侧，传膳用餐时，弘历常常倚靠在康熙膝前，一同进餐，“特被宠爱，迥异他人”。
一次，康熙乘御舟至晴碧亭畔。弘历正在湖边玩，他听到康熙叫他，急忙从假山石上跑过来。康熙又赶快叫他不要跑，不要摔跤。康熙爱抚着弘历的肩头指着湖畔茂盛的荷花问他，还记得周敦颐的名篇吗？弘历一字不落地将《爱莲说》背诵出来。康熙又问他，懂得文章的深意吗？弘历滔滔不绝，解说融彻，康熙龙颜大悦。在康熙最后的岁月里，含饴弄孙是为最乐。
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前的大门门壁上，刻有乾隆一首诗。他在诗及自注中记述了自己12岁时，常在康熙面前表演箭法，并以箭法优秀而受到康熙的垂爱的事实。一次他随侍康熙在校场阅射。弘历连中五箭，康熙很高兴，褒奖有加，赐黄马褂。一次在围场打猎，侍卫们射伤一熊，众人上前观看，弘历刚上马，大熊忽然立起，弘历不慌不忙，搭弓射箭，康熙举枪将熊打死。事后大家入帐休息，康熙对温惠皇太妃说：“弘历之命真是贵重，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由此可见，康熙已在有意地培养弘历做皇帝了，否则无法解释“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这句话，如果它不是雍正后来捏造的话。胤禛请康熙到他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用膳，弘历也随同前往，康熙指着弘历说：“可带其生母来见。”当时他仔细看了看胤禛的福晋钮祜禄氏，不住地点头说：“这真是有福之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古人一向很迷信命相，宿命论的意识根深蒂固，认为富贵之人必有福相，而且某个人的福、禄、寿，往往与其父母的命相有关系。弘历的生母原是雍王府的侍女，后被收为侍妾，在雍王府地位很低下。康熙此时特命召见弘历的生母，已属破格，似有深意，恐怕不是随便看看吧。在祖孙三代翁媳同堂的和睦气氛之中，康熙又给胤禛亲书“五福堂”匾额，以后胤禛将它悬挂于雍王府后室。何谓“五福”？即长寿、大富、端正、尊贵、聪明。这五福是人生福报之极点，古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乾隆所得“五福”最为完满。很可能康熙在那以后，最终决定将帝位传给胤禛。后来乾隆在讲到此事时说：“仰窥皇祖的恩意，似乎已知我是异日可付托之人，因此要一看圣母佛相。”
当时，康熙常常在西山一带筵宴游玩，先后共十一次到胤禛的花园，祖孙三代，同享天伦之乐。
因爱孙而传帝位于其父之事，明朝曾有过。成祖朱棣先立了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又嫌他柔弱，常想以汉王朱高熙替换，可他又喜爱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认为他的性格刚强果断与自己很相像。后来他命朝臣议立太子，大臣们主张立朱高炽为太子，他不同意。大学士解晋说，皇上有一个好圣孙，难道忘记了吗？此话打动了明成祖，最终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
很明显，胤禛也是企图通过儿子弘历来打动康熙的心，他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到此，人们不难看出，胤禛谋夺储位的计划已近于完成了。
从当初康熙对胤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可能是打算立胤为储君的，也许是由于他对弘历的喜爱，使他改变了主意，又决定立胤禛为储君了。康熙六十年，康熙命胤 回京述职，胤禟就说：“父皇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康熙大概就在此时改了主意。后人因此感到迷惑，认为胤禛是篡位而得皇位的。公平而论，胤禛不是篡位，而是谋位成功。康熙既然就立储问题考虑了多年，怎么到临终却又没个明确的交代？历代英主往往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失败，总是因为他们不懂教育皇子之法，除了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外，别无他法。
夺位成功
胤禛越来越受到父皇的信任和重视。康熙晚年体力不支，祭天、祈谷、祈雨三大礼就由胤禛代行。清朝，三大祀往往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尤其是康熙，十分重视大祀，他曾说：“天坛大祭，朕必亲往行礼，方展诚心”，“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轻易不使人代替。现在由胤禛来代替，表明了他对胤禛重视的程度。六十年，他派遣胤禛前往盛京三大祖陵告祭，回京后又祭祀太庙；六十一年胤禛又再次代康熙行大祀典礼。谁是康熙心目中的储君，由此也稍微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也许康熙是想以此挽回当年为胤隆重送行的影响。
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忽然病逝于畅春园。前几天，他因为往南苑猎场行围，着凉后患了感冒，不知为什么会死？当时守卫畅春园的是掌握京师卫戍大权的隆科多，时人怀疑，是不是他与胤禛相勾结害死了康熙？民间一直有这种传说。雍正七年（1729），发生了曾静案。曾静在其著作《知新录》中指责雍正犯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恶。所谓“谋父”，是说雍正用一碗人参汤毒死了康熙。雍正为了洗刷自己，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这样：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当时皇考身体不爽，朕请求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为重，朕遵旨于斋所至斋。十三日，皇考招朕回畅春园，朕未回之前，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承继大统，着继承朕即皇帝位。”……及朕驰至畅春园问安，皇考告之以病情严重。朕含泪劝慰，当天夜里皇上即归天了。朕哀恸号哭，痛不欲生。隆科多乃宣读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才振作起来，开始办理大事。（《大义觉迷录》）
当时朝鲜使臣金演回国后，有一段不同于此的报告：康熙在畅春园病剧，自知不起，召阁老马齐至病榻前说：“第四子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并以做皇帝不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训诫胤禛，然后解脱其头颈间所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先帝临终时遗赠之物，现在我把它赠给你，你要好好保存。”又说：“废太子皇长子性情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三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讫而逝。这段记载与清朝的官方记载或野史都不同。正史固不足信，野史描述此事，则明显为演义之笔，更不能令人信服。国内所存史料虽不能支持这个说法，但朝鲜使臣的报告也未必无所根据。但是，朝鲜专使也说：“雍正即位，或云出于矫旨。”
这里还需补上一笔，交代马齐的复出。当初马齐因操纵群臣拥立胤禩为太子，被革职。不久佟国维病逝，使得朝中满汉官员之间失去平衡，大小事都由汉臣做主，满臣中竟无与汉臣相抗衡者。康熙乃重新起用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内务府总管，以壮大满臣的势力。可见当时马齐是朝中颇具威望的人物，他被重新起用后，不再支持胤禩，但何时转而支持胤禛的则不清楚。难道他真的只是临危受命，秉公办事吗？
胤禛即位后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胤祥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赞赏马齐“任大学士二十余年，甚属敬谨宽厚，先帝出巡，每尝随从，殊为出力，此番改元大事，又公同善为办理，黾勉勤劳，着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可见在雍正即位的关键时刻，马齐是支持者之一。雍正又令马齐为《康熙实录》的总裁官，马齐一定在销毁康熙朝对雍正不利的各种材料方面，为雍正出了不少力。弘历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指定马的侄女为弘历福晋。弘历继位以后，富察氏一门荣耀至极，傅恒、福康安等都官至大学士，深受皇帝倚重与优待，可视为对马齐当初拥立功劳的奖赏。
可以肯定地说，隆科多是确保胤禛继位的关键人物。不仅在于他是唯一得到康熙遗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掌握北京的卫戍兵权。康熙死后，他关闭了京城九门，隔断了胤禩、胤禟等人与外界的联系。保护雍正处理善后事宜，对胤禩、胤禟等人的不满和可能的反抗，起到了威慑和压制作用。胤禩曾被众臣推举为太子，朝野都颇有影响力，觊觎皇位久矣，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胤禛以非正常的手段继位，心里懊恼，倚柱发呆，叫他做事，不理不睬。胤禟则行动反常，态度倨傲。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反抗行动，因为畅春园已在隆科多的控制之中，他们处在被变相软禁的状态中。当年康熙在世的时候，他们尚且能大肆活动，今日也可以兴风作浪，之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实在是因为赤手空拳无能为力了。他们一党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八旗军队，事前毫无准备。
与在京城中被控制的皇子们相反，当时胤是自由身，且手握重兵，可惜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驻军之所，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之西，他如果要举兵东进，年羹尧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胤也许并没有举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尧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码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命大将军王胤立即驰驿来京。封胤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并命他驰驿赴甘州，然后又发一道密谕给延信，说：“你抵达之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大将军王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他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他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如在路上遇见大将军王，勿将此谕稍有泄露。”雍正显然是害怕康熙曾经给大将军王胤的朱批中有传位于胤 的暗示。他说：“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因为，雍正并没有得到康熙的真遗诏，只是由隆科多口含天宪传达遗嘱，当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手中康熙的朱批有对他不利的文字。
戴铎此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胤敢于起兵反抗，四川应出兵丁钱粮支持雍正。蔡珽则向雍正上疏，提出优待八旗、从西北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以避其讳。
当时就有传说，雍正是矫旨篡位，因为康熙没有正式诏书留下来，对此问题这里不做分析。仅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分析，雍正是高明的，为了争得储位，他和他的属下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和多方面的活动。他与诸位阿哥谋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争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称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富贵闲人”，这是他高过诸阿哥之处。在常人的观念中，凡事都是争取才能得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行得通。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你越是去争取越是得不到，所谓适得其反。
雍正学佛、与僧侣往还，制造出世假象。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与他谈论佛法，恐怕谋位之事，也能从僧人那里得到一些以忍让求进取或“感应道交”一类的“开示”吧，可惜这些事情没有留下记录。从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觉禅师安置在宫中，“倚之如左右手”，军国大计常与他商量这一点来看，在他谋取储位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会与他谈论世间法。
雍正利用弘历博取父皇欢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视为纯粹的阴谋，真正的孝心还是能打动人心的，康熙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康熙痛恨太子不孝，对其不仁则能容忍，对胤禩的仁义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难道有这样的理学家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康熙在位61年，时间久，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亦多，《清圣祖实录》至少应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实录为1500卷）。在清代各朝实录中，每年所占的篇幅以康熙最少，每年只5卷，顺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这说明在后来纂修《清圣祖实录》时有些记载被大大删除了，必是将于雍正不利的记载销毁，皇子们争嫡之谜也就被永远地掩盖了。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是他登基后第一次祭天。祭天归来，回到宫中养心殿休息，雍正命人将弘历召来，将带回的一小块祭肉赐给弘历吃，而没有赐给他的哥哥弘时。多年以后，弘历做了皇帝，回忆起这件事，认为其中定有深意，想必是父皇在第一次祭天时就已将建嗣之事默告于天，然后赐胙肉于他。雍正封弘历为“宝亲王”，暗含有将授予其大宝（玉玺）的意思。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弘历做了皇帝以后人们的分析，当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
雍正即位不到一年，就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皇帝生前预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鉴于康熙立太子失败的教训，也吸收康熙晚年不立太子的经验，结合满洲的历史传统，废除了公开建储的制度，明确建立了秘密立嗣法。一般都说是雍正创设了秘密立储法，并不尽然，康熙晚年不明立太子的做法本身就是秘密建储法的开端，只因他忽然病逝，功亏一篑，反受其咎。
公开预立太子制度源于儒教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从血统来说皇帝嫡长子是法定大宗，其他诸子皆为小宗。诸弟对嫡长子在亲属关系上是兄弟，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不容有所僭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之核心，即皇位理所当然要由皇后所生的长子继任，如果长子夭折，则立长孙，如果没有长孙，再由嫡次子按顺序继承。只有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立嫔妃所出的长子为太子，如果皇帝不曾生育，则依照族内亲疏顺序选立皇储。
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兴衰都在君主掌握之中，因此如何选择君主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宗法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着严重缺陷，究其本意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希望以血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来确保皇位交替时能够和平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一切事情都有所谓的悖论。往往由于嫡长子本人的品性不良，使得和平交替的正面价值被它的负面价值大大地抵消了。因为“龙子龙孙”生长于禁宫之内，长成于阉宦妇人之手，自幼娇生惯养，所以“童昏狂暴，接踵继出”，a他们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理国家？
清初思想家唐甄批评儒家的宗法制度说：“帝王之家，富贵尊荣，天生习性骄纵恣意，岂能成为贤人！一个朝代十多世中能有两三个贤君，不能说不多。其余不是残暴即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乖僻，不是乖僻就是懦弱，懦弱之君使国家隐藏动乱，乖僻之君引发国家动乱，昏暗之君招致国家动乱，残暴之君激发国家动乱。”b总之，宗法制度是国家动乱的一大根源。
“宗”，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是宗庙和尊的意思，表明终身、世袭与不可变易是顺理成章的。汉族宗法制度，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然历朝历代都有破坏者。如朱元璋因太子朱标早死，乃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承帝位，史称建文皇帝，不久即被皇叔朱棣夺去帝位。虽是皇家内部的争夺，但也是“以臣易君”的弑君行为，是宗法制度所不容的“乱臣贼子”。宗法制度所受到的冲击和破坏，多是消极的，积极的很少。皇子们为谋夺储位而相互倾轧；皇后妃子们为争夺“母由子贵”的机会而搅乱皇帝的视听，宫中和朝中各种政治势力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闹出了许多宫廷政变。
明君治国，昏君乱国。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永远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部落族群时代是选贤与能，这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国家产生之后，专制随之产生，这是法家思想的基础。选贤与能异化为宗法制度是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所在，而重农抑商、八股取士、轻视科技等原因倒在其次。
由于嫡长继承制弊大于利，汉族统治者也常常不遵守嫡长继承制，储君不是由皇帝指定，就是由权臣拥立，全是非程序化的独断专行，往往演出逼宫篡位的悲剧，谈不上正面有益的经验，少数民族政权则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实行王公会议推定继承人的办法，比较成功。然而，汉人对此方法的优越性却视而不见，反而斥之为“以臣选君”，认为是野蛮民族的做法。
按照满洲的惯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后，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新君继位，如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的，顺治在世时，康熙也并非太子，而是顺治临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继位的。福临死时只有24岁，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他共有八个儿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选三子玄烨。他征求洋人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水痘，不至于夭折。因为这个理由，玄烨就做了皇帝。虽是偶然性，但也可说是天意眷顾大清。
可惜，康熙吸收汉儒文化后放弃了满洲传统，也许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训，他于康熙十四年，自己年仅22岁时就按照汉人立嫡长子的制度，册立了不到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势力。许多大臣出于将来利益的考虑，靠拢趋奉皇太子，结成了太子党。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威胁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是索额图，三十三年，礼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仪注，在索额图的授意下尚书萨穆哈将太子的拜褥与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栏内，康熙为此十分不快，说：“太子与皇帝应有区别，不可违礼。”命将太子的拜褥移至栏外。事后萨穆哈请求将此事明确记录入档，其实不必他请求，此事也会记入《起居注》，他唯恐史官不记，日后太子登基会提起旧事，治他的罪。康熙由此感到太子党人的威胁，于是开始整治太子党，先对索额图下手，将其逮捕诛杀，两次废除太子，最终将预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是清朝唯一公开册立嗣君的皇帝，这又是他平生最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因为废立太子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许多本来应办之事都耽误了。如面对西北地方势力分裂国家的危机，朝廷不能及时处理，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叹息说：“我老了，要是年轻，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晚年，吏治废弛，国库空虚，太子趁他老迈加紧夺权，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又各立门户，结党蓄势，明争暗斗，潜伏了政治危机。这是预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需要认真吸取教训之处。
有了康熙朝预立太子而朝政愈乱的教训，雍正决定不再按汉人的宗法制度办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诏宣布：大清朝的皇位继承，自此以后改用“密建皇储”之法。所谓“密建皇储”，即是由在位皇帝从皇子中物色一人做继承人，被选之人不论长幼
嫡庶，只要他的品行才能堪当大任，就可入选。但并不公开，还须继续考察，必要时可以更换。选定皇储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们不得建言推举，也不许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来影响皇帝。
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新的立储之法。他说：“当年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之状，难以描述。如今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周密详慎，现在不可举行。然而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先筹划。现在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顺治）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朕另备一份密旨，随身携带，以作勘对之用。诸王大臣都应知悉，也许这个继嗣文书收藏数十年也不一定。”继嗣文书上所定的储君是谁，除了皇帝之外，谁都不知道。要等到在位皇帝临死之前或驾崩之后，才将密旨公布，储君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工之位，如有抗旨不遵者，应予严厉制裁。雍正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布明旨，臣下惟当谨遵圣旨，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有异议？”雍正表示满意，然后令众臣退出，但是留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大臣）数人，当面将圣旨装入锦匣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密建储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乾隆至嘉庆，再至道光、咸丰，一百余年来执行密建制，没有出现汉人皇权交替时常有的那些弊病。既无兄弟夺位之举，也没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皇帝与明朝皇帝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明朝皇帝远远不及清朝皇帝。撇开才干不谈，仅就品性而论，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明白事理之外，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冥顽不灵，昏庸残暴。中国历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这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头脑清楚又工作勤奋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关键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过太子，最后还是废掉了。秘密建储，使皇子们地位一律平等，不论长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干的优异来赢得皇储的资格。这就避免了皇长子以天然的储君自居，因为没有竞争，而不求进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顽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时也避免了产生太子党，从而威胁皇帝地位的局面。
汉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虑——要求稳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以不公正来求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历史早已证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动乱的祸根。密建储君之法，吸收了满族“以臣选君”办法中不以嫡长子为唯一的候选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干争取候选。诸皇子为了日后能登大位，必须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虽然皇子们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样，小机智，但必竟是伪善（人能伪善便有是非之心，否则禽兽不如），绝不会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聩狂暴，而无可“选择”之事。
乾隆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乃父密建储君之法不太满意，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还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实际做这件事，他只是提前逊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立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或诸皇子争储位等弊病。以人品学识为资本来竞争权力，在封建社会是很理性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尚贤”的文化传统。在封建时代，还没有其他更高明的“选君”办法，因此雍正创建“密建储君”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算做相当进步的一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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