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下册）以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现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前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撰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秩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3世纪、5世纪，也不是17、18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做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20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详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十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十二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详实的20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給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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