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本书中，作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解读视角，首次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所说“近代化的许多事业，往往都从曾国藩开头，李鸿章来完成。”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博。除了视角新颖，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民间海权时代；地缘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出五条地理线，推进历史发展。文字表述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自成一体，读罢让人顿有酣畅淋漓之感。
作者简介：
刘刚，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李冬君合著)、《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晴的近代史》(与李冬君合著)，以及《中国史诗》卷一“从天命观到帝王术”、卷二“自由的寓言”等。李冬君，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除与刘刚合著上述书外，还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与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孽海自由花》、《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译著《叶隐闻书》、《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等。
目录：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宋城故事：近代化的选择——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
货币经济是险滩
喝茶喝通了世界——17至19世纪中国人如何参与世界历史
官商的后路——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民心”背后那只手
天朝新兵法——“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理学用兵
“圣人子弟兵”——曾国藩治军
跟朝廷扳腕子
国防之缘起
国家军系化——从湘淮军系到预备共和
通商与商战
商战与官战
李鸿章做“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宋城故事：近代化的选择——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货币经济是险滩喝茶喝通了世界——17至19世纪中国人如何参与世界历史官商的后路——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民心”背后那只手天朝新兵法——“师夷长技以制夷”以理学用兵“圣人子弟兵”——曾国藩治军跟朝廷扳腕子国防之缘起国家军系化——从湘淮军系到预备共和通商与商战商战与官战李鸿章做“局”勿忘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经制外的中国大清“拆女”老佛爷训政颐和园挖坑宫斗与官战末世“不差钱”李鸿章之死“碰瓷”碰出新权威自治的悲歌新权威之殇借洋债搞共和国以兵法为国法袁氏民元心曲——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考察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民元革命反思：孙、袁共和本末袁记国体变脸袁记“民选”新军不出皇权江山立国体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进入王朝胡同袁氏终于如愿以偿了，没南下去，改在北京宣誓就职。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的地点，就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这位“石大人”何许人也？乃明朝石亨，行伍出身，一如袁氏，因复辟，害死于谦，得以擅权，又以僭越乱政，而被处死。英宗复辟，石为首功，故赐石修府第，宅成，英宗惊问：“此谁家府第？”有人曰：“此必王府。”英宗曰：“非也！”又有人曰：“非王府，孰敢造次？”英宗唯唯。想必这条“石大人胡同”，还留有僭越的遗迹，复辟的遗风？为什么要选在这里举行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呢？袁氏后来的所作所为，与这位“石大人”惟妙惟肖，是不是跟这里的心理暗示和文化联想有关呢？这就是北京的风水，王权的基因无处不在，换条胡同同样如此。我想，袁氏之所以选择这条胡同，是因为大清朝的外交部就在这里，庚子新政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其设置由“总以亲王”改由尚书主理，而始作俑者为袁氏。可以说，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外交部，晚清外事活动的中心就在这一带，由此亦可见，袁氏已将宣誓就职仪式安排成了外事活动。他所面对的，并非本国国民，因他无须选票。可他需要借款，所以，他要面对的是各国公使，他最期望得到各国承认，南京方面的认可还在其次。与会者百余人，中服洋服皆有，有辫无辫共处，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因此，袁氏未向孙中山，而是面对各国公使，宣誓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又代孙中山致贺词，袁答谢，辞曰：“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就职当天，袁氏以“本大总统”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不在免除之列”。同日，袁氏以“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连发数道命令，并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次日，参议院回电，承认袁氏就职，然“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权斗使人邋遢。袁氏仓促上任，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硕的脖子坐落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既不蓄须，亦不修面，殊欠整洁，一副兵变后的邋遢相，显然蔑视这就任典礼。《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这样写道：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事后，袁氏对其亲信说：“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在北京宣誓就职尚且如此，若南下，该当如何？打死他也不会去吧！没有遗产不行袁氏宣誓就任的第二天，就致电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表示：所有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可袁氏一说，就值得信赖，况且，他也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话分”，他若不说，便是无赖。何也？因为各国都把他当做前朝的合法继承人，前朝遗产和债权债务当然由他来承担。对于各国来说，革命后，最担心的，莫过于赔款和还债，这方面，谁能让他们放心，他们就支持谁。孙以“驱逐鞑虏”唤醒了汉家天下的历史记忆，却难以博得各国政府的同情，因为政权的本质是利益，而非情谊，各国政府同前朝的利益之水太深，以至于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反倒退而其次了。以价值观论，各国政府，尤其欧美，理应支持孙，可从利益方面来考量，各国还是选择了袁世凯。即以贷款为例，革命后，孙、袁都在谋求贷款，然孙以光棍上任临时大总统，乃“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者，中国传统文化尚能提倡这种理想主义，但这理想，恰与资本主义原则相悖，以之号召国人还可以，用来同各国政府打交道，尤其同那些代表各国政府的银行团打交道，就不行了。贷款可以，银行就是干这个的，可抵押呢？还有担保呢？英雄进当铺，用头颅作抵押，那一套江湖法门，对洪门有用，对银行不管用，跟银行打交道，得亮真家伙，表态没用。民国肇始，孙中山就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其对外政策：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结果如何呢？纽约《太阳报》的说法，便反映了各国共识：“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而袁氏就不同了，拥有了前朝的遗产，他跟银行打交道，要抵押有抵押，要担保有担保，有的是真家伙，所以，银行都追着他要贷，他还能选择，不仅有能力跟四国银行团讨个价，还将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了。那四国银行团，由英汇丰、美花旗、德德华、法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原是为了清末铁路大跃进筹款而设的，本想搞个史无前例的大家伙，没想到保路运动兴起，继而武昌起义，终于清室退位，四国银行团壮志未酬，铁路贷款泡汤，可“祸兮福之所伏”，新政权更需要钱，袁氏成了大买家。清室退位，他要买单，南京让权，他也要赎买。袁氏派亲信度支周自齐往四国银行团说项，说南京政府善后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应紧急放贷。善后首款，就是为了赎买南京政府，由汇丰银行经手，很快付银二百万两，作南京政府军政维持费用。此乃四国银行团为民国政府所作的第一笔垫款，为“善后大借款”之缘起。其时，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可谓朝不保夕，时时面临破产，革命军来催饷，催得黄兴吐血。所以，孙也向外，主要是向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谋求贷款。孙曾放言，若能贷款，必不和谈，告贷无门，才不得不谈。此时，孙、袁交战，非兵战，乃银战，袁氏因有四国银行团作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民国八折开头民国以前，孙中山曾发行革命债券，民元之时，又发军需公债。前债未了，新债又起，一而再的发债，是因为南京“库藏如洗”。两江地盘，本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革命一起，南方各省，不但无“分文报解”，反而电催拨款，就连湖北这样的首义省份也来索取，可见中央有政无财，财政也玩空手道。新源未开，旧流又断了，例如，海关税收，历来为两江财税重头，但临时政府却难取分文，因战乱，所谓“关余”，即海关税收中扣除还债和赔款的余额部分，又被各国公使以防乱和确保还债为由断供。新政权财竭，然用项甚巨，仅军需一项，就较前逾数十倍，前敌之军时有哗溃，扬言：乏饷即溃，军队只好自由行动，到那时，莫怪对不住地方。陆军总长黄兴为此寝食俱废，急得吐血。除去军费浩繁，刻不容缓的，还有政府行政费用、难民救济金、烈士子女抚恤金等……可都无从支付。怎么办？借款！银行嫌贫爱富，洋行尤然，碰了一鼻子的灰，也没借到款。还有一招，发公债。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立马发布《募集军事公债简章》12条，名为“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公债”，预计募集2000万元。江苏省临时议会亦议决《江苏第一次短期公债章程案》9条，先行募集100万元，再分期募集，总额为500万元。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则颁布《维持市面公债简章》，发行债票100万元。上海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也是先立银行，再发公债，各地愈演愈烈。为统一财政，孙中山饬令各军政府停发债票，又以“行政以统一为先，理财以核实为要”颁发《统一财政限制各省办理公债》通令，将各省所发之债票，饬曰，此乃吾国“未有之创举，既关民国信用，又系外人观听，一纸无异现银，偿还即在转瞬，因不宜自为风气，尤不可稍涉虚糜”。因沪上都督仍以广告发行公债，孙中山再颁《命沪军都督停止发行公债令》，饬曰：中央公债票既经发行，上海公债票应即停止，以免分歧。为此，令沪督转饬上海财政司，将上海公债票即日停发，并将已售之债票，查明号码数目，详细列册，克日报部，到财政部续领中央债票，继续办理。民元初，便发了八厘军需公债央票，还声称，公债募集，为文明各国之通例。又曰：决胜负，决于财政丰啬，最终之胜利，在铁血尤在金钱。遂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32条，发债票1亿元，票面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正面以华文，背用英文，票不记名，持有者为债主。债票由财政部统一发行，分派各省财政司劝募。债分内、外，本国募集为内债，外洋募集为外债。内债总额，酌定数目后，由各省分担。各省都督与该省财司酌量各府财力，分定债额，设公债处，收到债款，除将一半解留本省都督暂管，另一半即日汇解上海中国银行存备中央政府之用。民元开基，人民多在观望，故应募者寡。各省预领债票，或充军饷，或折价售，黔领债票10万元，在沪销售，仅售8万元，皖省领债票50万元，亦在沪销售，约以七八折计价。即南京留守府所领622万余元债票，亦由黄兴亲办，照票面七八折作价，在沪市各洋行各银行抵押。陕领30万元债票，由于右任经手，因公债价落，而不忍出售。军需公债预定发行总额为1亿元，实发几何？众说纷纭。或曰，除军部和省督领取公债330万元外，实售仅有20余万元，故募得之款不过350万元。或据《支那年鉴》，认为实收之数，为6367640元。另据王宗培《逐年债券发行数明细表》，民元军需公债发行4637630元。或以为，实收之款仅百余万者。总之，同预计相去甚远。杯水车薪，效果不佳，但影响甚大，民国一开头就被打八折，岂非就要国将不国？号称“民国”，人民未见实惠，遑言权利？子曰“君子怀德，小民怀惠”，以之言民国，乃“君子怀德”之民国，非“小民怀惠”之民国。君子怀共和之德，自去为民国抛头颅洒热血，而为开国者。然，小民何以“怀惠”呢？发行公债乃救君子，非惠小民，饵以利息，安得君子非以民国为据而行“庞氏之术”耶？民元之际，民未“怀惠”，故作壁上观，应募之举，与民何干？更何况，公债发行，以军需为名，民求和平而不得，谁还来买军需公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之谓也。袁氏就职后，停办军需公债，称：该债发行之时，和议未成，是以定名军需公债，南北统一后，情形已然不同，除已募集者，照章还本付息外，所有未售之票，自应停止发行。一年后，袁氏又发布《关于销毁上海中国银行库存八厘军需公债票令》，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有库存1500余万元债票，除照拨中国银行总行500万元，另行酌留500万元外，其余各票，“一律提出，悉数销毁”。因公债贱售，使国与民两亏，故袁氏又电，命沪“将所存未售及议售未得价等票数目，速电报部”，由财政部与各洋行议价后，再“派员解送来京交割”。因内债信用关乎外债，内债自贬，必致外债大折，故欲筹外资，必先立信用，而信用开端，则自整顿内债始，堂堂军债岂能任其折售！军债还本付息，对内，交由京、沪中国银行办理。兑付前几日，由财政部拨款若干，分存京、沪中国银行，若支付不足，可先由中国银行筹垫。对外，南洋各埠华侨所持债票，交由汇丰银行代办，先由该行代付，再凭票向上海中国银行兑款。其余，如古巴、横滨两处，应领本息各款，由上海中国银行先期汇交古巴中华会馆、横滨总领事署照付。总之，军债利息支付，尚能照章执行。按期付息之票，以民元北京政府财政部接办核准有效，并将号码登载政府公报者为准，所付均为现洋。军债原定自发行后第二年起每年抽签还本五分之一，至第六年还清。拖了两三年，财政部才因华侨叠请“速行偿付，以维信用”，加上前已付息银五次，债票已涨价，以为“现再定期抽签实行还本，则民间信用比较前此更为厚，将来公债推行自必有蒸蒸日上之机”，故偿付首期本金。抽签之日，莅会者上千，抽23签，每签5万元，共计115万元，此为军债首次抽签还本，虽还本愆期，且以八折开头，但它毕竟还是修成了民国的金融正果，还算为民国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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