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现代中国》，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主编的口述史著作。20世纪这100年是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年。在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而仍然体现出一种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延续是通过生活在中国社会，而又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延续表现出来的。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段埋藏在普通人记忆中的城市生活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默默无闻的街道中，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或随波逐流，或起身反抗，这里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恒常。但这恒常中蕴含的何尝不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轨迹？
作者简介：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1947年，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院社会学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他致力于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家庭社会学》《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改革以来中国在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等，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书。
目录：
理解普通民众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代前言）烧锅炉的老北大胡同里的镶黄旗胡同里的镶黄旗（回访追求不一般的西城小柳甘愿平淡的柳大姐渡尽劫波今独在，千头万绪忆逝年勘破人生真谛：隐做市井凡人九旬沧桑话当年，“西安事变”在眼前当工人也得有一身正气积淀生活经验，取到和谐真经为家庭操心也得有智慧共产党培育我成长访：那北大那会儿运动搞得厉害吗？张：大家都一样，所有大学和中学都一样啊。中学特殊就是中学不搞“反右”，大学得搞“反右”。大学有“右派”，中学没有“右派”。访：那您说的“反右”是57年58年以后才开始的？张：57年。56年中央不是有一个“整风”吗？“整风”呢，然后“反右”开始就把整风给搁下了。访：那波及到学校那是什么时候？张：波及到学校就是57年。57年开始的时候是五月，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没放假，把回去的学生都召回来参加“反右”，不参加“反右”就不能参加学习，就没有学籍了。当时就那么严重。访：就跟正式上课一样，得回校。张：对，得回校。就包括当年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都得调回来参加“反右”，那是国家政治运动，不参加不行的，没有暑假。访：就是57年全面开始了。开始的时候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张：一开始是先社会上有几个国家点名的“右派”，我怎么成的“右派”呢？是这样的，一开始我还不是“右派”，但是说我有些右倾思想。访：说您平时啊，还是说您运动期间啊？张：平时有些思想有点右，还和我说你得注意，不过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同志打成右派。但是后来批判我怎么样呢？就不是这么说的了。我说过农村生活苦，这就是右派言论了。是不是农村生活苦呢？我觉得是苦。但是呢，当时都说共产党领导下怎么还会苦呢？解放了怎么会苦呢？那你这就是右派思想。后来就给我划成右派了，我都认了政治问题。我说我也没什么行动啊，毛主席说右派就是反革命，我也没有什么反革命的行动啊，我就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不对这些？怎么现在这些就不行了呢？他们就说你们这个言论啊，出了圈了，言者无罪对你们不适用了，言者有罪了。我对这句话就感到不理解，因为当时我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要是搁现在我可能就不在乎了，说什么就什么。他们又说现在国家风气不好啊，就是你们这些右派搞的，要是你们这些右派走了啊，北京就像水晶一样清白，国家就会蒸蒸日上。当时我一想，哎呀，我这个吃着国家拿着国家助学金的学生我已经成为罪人了，因为有我，这国家就搞成这样了。我说赶紧把我弄走，正好对得起国家。访：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文革”的时候在北大荒，我们那有好多“右派”，丁玲什么的都在那儿。我那时候是知青下乡的，在我们之前农场去过很多“右派”，我们导师都去过北大荒，你那时候北大有没有把学生送到外地啊农村啊什么的？张：有啊，跟我一块去兴凯湖去了不少啊。访：哦，您就去的兴凯湖啊。张：黑龙江省兴凯湖。访：我们那是虎林，我们就一条线的。就把您送到那儿了？张：对，送到那儿了。访：那是57年。什么时候给您划的？是暑假搞起来的？张：就是暑假之前已经划的。访：那就是刚开始搞就给您划了。张：58年送走的。访：58年送走的啊。那您觉得啊，平时这些言论是到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揭发出来的？还是怎么的？您这年级，您系找出几个来呢？张：不少，具体总数说不清楚了，中文系的特别多。访：哦，您说全校啊。张：对，全校。因为在一块比如说著名“右派”张元勋，那不就是北大吗？中文系的多。访：就去了兴凯湖了。张：对，兴凯湖。79年回来了，我一看社会风气不如我走那一年。我们这些“右派”走了，你们风气倒不好了。张：现在呢，又不如79年。所以我到现在没想通。访：那当时像你们系划了的，能有多少人？张：比例没有多少，不会太大的。访：几个人。张：对。访：老师里头呢？张：老师里头……哎，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在那天天劳动，戴个眼镜。访：那北大去兴凯湖的有多少人？张：具体人数说不好。因为当时在那不许互相问这问那，那是禁止的。访：不是集中在一块？张：不能互相问，有什么事只能互相鼓励。怕影响改造。访：那您下去的时候给您定了个什么帽子呢？就是“右派”？张：“右派”。叫“极右”的给我，不是“极右”的不往兴凯湖送，有的很多就留在北京了，在厂矿上劳动。“极右”是什么呢？就是坚决不承认错误。因为什么呢？找我谈，让我写检查，我写了很多检查，没通过。最后我问，怎么才能通过呢？说你这不深刻啊。我说怎么才算深刻啊？访：承认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张：还不是这样。要承认有史以来就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到这种访度就算深刻。我说我承认不了，我当时一想，我说我承认了的话我组织在哪呢？我步骤在哪呢？目的又在哪呢？所以我考虑这个我始终没承认，没承认就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访：那送到那儿之后有没有说监督劳动几年什么的这种？张：没有。没有期限。访：那就这么下去了？张：因此跟我们在一块，我们和犯人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因此互相闹意见的时候犯人就说，你们还不如我们呢，我们有期你们无期啊。访：您在兴凯湖就是劳改农场？张：兴凯湖就是北京市的劳改场。所以我们虽然表面说是没给你判刑，还给你工资，实际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能比他们苦。说给工资实际第一个月给了我四块九毛钱的工资，那工资少得可怜。我一直劳动了一年之后，我这个人，我父亲管得紧，不许抽烟不许喝酒，我劳动了一年之后，还欠兴凯湖农场的钱呢，那就是冬天给了我一件棉衣，给了我一双靴子，兴凯湖都是沼泽地得穿靴子，扣工资还没扣完呢，我那点工资都不值一身布棉衣和一双靴子的钱。访：那监督的人呢？张：就是公安人员啊，就是队长啊。我们干活他在旁边瞅着。访：那您早晨出工什么的都是他们？张：早晚都点名，都是按着犯人的管理办的。犯人一天两次点名，跑了怎么办？缺一个怎么办？完全按照犯人的管理来。访：平时也不能出去办事？张：只能比犯人管的更严。因为犯人劳动晚上回来就休息，我们晚上回来还得写检查写思想检查啊。比犯人难受一点。访：那就这样管制到什么时候？张：一直管制到中苏关系紧张。访：69年珍宝岛打仗的时候？张：不是，珍宝岛打仗还不是。是赫鲁晓夫上台。听说过吧？访：我知道。他当政那会儿中苏关系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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