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南宋》一书曾于1965年由台湾平原出版社出版，因涉及以『南宋偏安』影射台湾政权，惹得蒋介石拍案大怒，亲自下令查封。全部印成品被查禁销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发行人郭衣洞，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论家柏杨，因《说南宋》一案，在绿岛新店军人监狱被『管训』10年。 此稿为作者后人发现的孤本，在国民党《中央工作日记》之机密档案中寻获。此书的重新出版，将向读者呈现一个蒋介石当年在文化界实行独裁统治的真实案例。
作者简介：
刘鄂公 著 刘永宁 整理 此书参考有关南宋史乘、野史笔记等数十种文献，以发扬忠义精神、激浊扬清为目的，言此意彼，集锦而成。作者刘鄂公，本名刘家麟，湖北武昌县人，受知民社党创党人张君励，早年加入民社党，1951年到台湾，曾以『一叶』、『鄂公』笔名在《自由谈》、《华报》撰文，笔耕不辍，作品甚丰。刘鄂公1973年圣诞夜逝世，享年73岁。他作为作者从此未见过此书。 整理，本书整理系台湾著名记者刘永宁。20世纪70~90年代为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现居美国北加州。1970年9月2日，海内外保钓风云突起，《中国时报》派出4位勇敢记者赴钓鱼台登岛的创举，刘永宁即是四人之一。当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再版前言 再版前言刘永宁在台湾出版的一本史学丛书，从发行到警总没收、烧毀，牵涉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政界、文化界大佬，其惊涛骇浪的经过，颇为戏剧化。如果不是近期发觉此书已成为孤本，这段历史将永埋历史云烟中，无人知晓。这本书名为《说南宋》，出版社是柏杨所主持的平原出版社，发行人是郭衣洞（即柏杨），连载的报纸是《自立晚报》，作者是民社党员，这样的组合，已让执政的国民党很不放心了，何况这本书的书名用“南宋”，这和“偏安”一词常连在一起用，执政当局更是过敏。故在台湾销售很短的时间后，即马上被举发，而检举者令人惊讶，因为此人着实大咖，即当时国民党政府头号人物——蒋介石。“终日彷徨，不知所止”蒋介石在1965年6月23日的日记是这么写的：上午主持中央常会，对中央委员之精神与态度极为消沉，提起选举失败（去年）问题当时各主管不负责任之情形，又想到《说南宋》一书出版，我中央并无人认此事之严重，而待我亲自发觉，一般委员仍以为常，乃不胜愤慨，痛斥中央委员之麻木不仁，殊为痛心，因之终日彷徨，不知所止。到6月27日又在“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再提：……与最近出版的《说南宋》的反动书籍，而中央常委无人注意与不负责之态度，引起痛愤而怒责常委，虽自问不为太过，而发怒痛责同志殊失常态时，用（实）愧疚修养仍无进步也，应切戒之。同时从当时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阮毅成先生所记录的《中央工作日记》中，也分别在6月23日、26日，记录此案，并详细记下蒋言时“痛心疾首，眼含泪光，右手击拍讲桌，声色俱厉，此为年来所少见者”。由于他老人家“非常震怒”，亲自披挂上阵，党政军三方集体动员，许多当时政坛重量级人物如张群、黄伯度、蒋经国、陶希圣、谷凤翔、谢冠生、秦孝仪、张其昀、谢然之、许文渊、陈建中、李白虹、阮毅成、陈大庆、邓定远、孙亚夫、蒋匀田、何成濬、傅良居、李玉阶、吴三连、许金德、翁明昌、叶明勋等等，都在这“《说南宋》事件”中，有的成执行命令者，有的是协调者，直接或间接地都受关联。最惨的应是曾在救国团任职过文艺组副组长的柏杨，他是这本书的出版商，并为发行人，加上他又因《西窗随笔》、《大力水手》等文章及漫画，由警备总部送到景美军人监狱及绿岛，服刑近十年。 《说南宋》的刘鄂公反观《说南宋》的作者刘鄂公，在整个事件中原本是蒋介石坚持要严办的“共匪同路人”，却在惊涛骇浪中侥幸脱身，有惊无险，其中过程非常诡异，十分曲折。感谢国民党内有一批开明之士，用“太极内功”和蒋介石过招，打了个平分秋色，蒋介石虽非常不心甘情愿，但为“反攻大陆”，在民主政治的大旗之下，把这一文字狱作了很大的修正：“书籍全部没收烧毀，作者严加警告，发行人另议。”刘鄂公为家父刘家麟的笔名，毕业于武汉高等师范，早年在湖北省是新闻从业人员，于民国十三年创办《汉报》，抗战期间在陈诚主政湖北时曾派嘉鱼县长，但他拒绝就任，反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这种经历和他那自由派文人的性格是十分吻合的。他私下曾说：有风格的文人一定要适度向权威挑战，一方面让当政者享受宽容美誉，另方面也表现言论自由，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部分，否则将来历史是要背骂名的。 他这一生受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先生之影响很大，而张本人一直对蒋介石很有意见，先君必然也是一脉相传，但有一事却是和蒋介石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我在他仙逝后的文札中，发现先君和张君劢一段有趣的对话，时间是1948年12月，地点是上海。那时徐蚌会战刚结束，国府军事惨败，先君问张君劢当时千万人都想知道的问题：“留还是走？”张的回答非常有水平：“在日本人治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治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得很长……”于是我们全家六口，靠二两黄金，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贵、黔、粵来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由于逃难中，缝在鞋内的黄金，又被鞋匠吞了一两，没有缝进去，事后才发觉，穷困之际，本节风沐雨，遇匪遭劫，恐怖回忆太多，以致来台以后，非常期望儿女出国。）由于没有什么人事背景，更为“花瓶党”中一株闲草，故只能操自己的本行，煮字疗饥，卖文为生。我从小的印象，就见他戴深度眼镜，以超乎常人的距离，低首（非常低）伏案写稿，每日如此，如今回忆，自叹不如。先君有很多文章是在《自由谈》刊登的。非常惭愧，我保留的很少，连《自由谈》为他出版的《旅台心声》也已无从寻获，所幸《开国与首义》、《中国名女人别传》尚存数本，但其沥尽心血的《说南宋》则被警总会同北县新店分局全部没收烧毁，荡然无存，如今还能发现的孤本，实乃不幸中之大幸（详见后文）。 《自立晚报》连载先君是在1964年11月应《自立晚报》董事长李玉阶之邀，开始在该报副刊连载《说南宋》的。在写此书之前，是否真如蒋介石所言之“别具用心”呢？我想是多少有点，因为如今阅读他的自序，就已觉得是在老虎口中拔牙了：南宋遭靖康之难，偏安江左，历一百五十一年，得君八九（实为八帝一王），其间名将贤相辈出，慷慨悲歌忠义有为之士，尤不乏其人，当时所凭借者，奚啻十百倍于夏少康、越勾践？但自播迁临安以后，从庙堂以至于山林，凭恃两河天险，一隅自安，粉饰太平，不独未能北定中原，扫穴犁庭，且因人谋不臧，终致君臣流亡，浮尸海上。所谓中兴难，偏安尤难。史实明显，真理昭然，揆诸因果律，丝毫不爽。另言“了解南宋未能复国，驯致遭到灭亡的原因：是猜忌、自私、苟安、畏战、宴安鸩毒、因循偷安”。这样的内容，稍有历史了解之士，很自然地会“对号入座”，必有借古讽今的念头。虽全文十二万字，在《自立晚报》连载完结，并出书销售，但终究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在“反攻大陆”之“国策”下，只要一提“偏安”，全身神经就绷紧了，这种“偏安症候群”，以他个人最为严重。先君在世时曾把“《说南宋》事件”，透露部分于我们兄弟两人，尤把古道热肠且公然在蒋介石面前仗义直言的黄伯度、几近抗命的谢然之诸公之风仪，告诉我们应永为感恩缅怀。又1981年柏杨和夫人张香华女士来到美国旧金山，我当面请益，更为重要的是中政会副秘书长阮毅成世伯的《中央工作日记》，透露了当时很多讯息，这才发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蒋介石亲自检举“《说南宋》事件”之爆发，是该文经《自立晩报》连载后，在5月由平原出版社出单行本，为推广销路，先君在《中央日报》头版右下角登一则小广告：“刘鄂公所著《说南宋》已成书出版，邮政划拨账号二六二六号，敬请读者订购。”非常凑巧，被有读报习惯的蒋介石看到，再一细问，已在《自立晩报》登载五个多月，当时就叫读报的秦孝仪去买了一本。当他看到南宋朝廷人谋不臧，用挂皇旗的“粪船”走私，就把书猛丟于地，实在看不下去了，但他控制怒气，隐忍不发，看看有无同志挺身检举。但事隔十余日，一点动静都没有，最后只有自己挺身而出，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毕业典礼中，先训了一段话后，话题一转，随即指出：最近市面上出版一本《说南宋》，这本书我已仔细看过，是叙述南宋偏安杭州的历史，影射我偏安，竟把杭州作汴州，醉生梦死，不想复国，不想反攻大陆。随即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说：“主管文化宣传的机构，一定要严查。”但这天的毕业典礼都是和军方有关之大员，主管文宣的党政人员只有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在场，于是赶紧通知中四组主任谢然之，但十天后只接到报告，而无具体行动，他才于6月23日中常会上发了脾气，几近失态。描写最深入的，是阮毅成先生的《中央工作日记》。蒋先生说：“我自己检举的《自立晚报》所载《说南宋》，第四组竟说《说南宋》作者系国大代表属民社党籍之刘家麟，即算了事。该文在该报连载五个多月，单行版出版，刊载广告经一两天即初版售光。我不是重视此书，而系重视此书之背景，以南宋影射今日台湾充满失败主义，若非有共产党在幕后指使，腐蚀我人心，必不至此。第四组主管宣传，每日看报，竟未注意，如此何能做中央委员，何能做宣传主管，如不能尽责，则辞职可也（以手击案）。”这次中常会后，第四组（今之文委会）主任谢然之等于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主管，故蒋介石指示第六组（大陆工作会）副主任李白虹襄助处理，这不但是要主管“匪情”的中六组去“调查刘某背景”，同时表明对中四组谢然之的消极态度已不能忍耐了。 狂风暴雨来临面对此狂风暴雨，先君知道情况严重，但不知蒋介石已把他列入“为匪作伥”的反动派，直到郭衣洞被捕、李玉阶及其子李子弋都被谈话后，才知此事已和蒋介石有关，祸闯大了。于是先找自己的同志，即民社党的成员，如孙亚夫（民社党主席之一）、蒋匀田（民社党中常委）等人去商量如何转危为安。蒋匀田不愧张君劢弟子，马上祭出：民国三十七年的宪法是三党联合签署的，民社党当时是坚决脱离民盟和国民党站在一起，才能顺利召开国民大会的，所以应找国民党中政会反映。接着下先君又和旅台湖北籍各界人士联络，向张知本、何成濬、陶希圣、邓定远、黄一鸣、杨肃尹（国大代表）一一请益。就在这时，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阮毅成辗转给先君传来消息，希望他不要串联，凡事都要低调，有机会必亲告内幕。接着陶希圣也来消息，愿先君静观待变。这样一来，这突来的巨变似乎有了转机。但到了7月底的一个星期一，中四组和中六组两单位各派人员，会同警总徐姓中校和北县新店分局两警员，到新店大坪林住处，展示警总没收所有《说南宋》的文件，并要求开出赠书名单，将存放于家中之五十捆书一千余本全部运走。因为确点册数，捆扎二十本一叠的草绳都被剪开，当我赶回家，满地都是草绳，情状凄凉。记得先君开始告诫我，你私立大学学费将无法支付，可能不能出国了，找工作将有困难，还有每个月要到派出所报到一次，这就是所谓“文字狱”，更麻烦的是中六组也出面，显有“为匪宣传”之嫌，这样一来风浪更大了。从1965年7月起，先君已不出门，整理赴保安处的衣物，交代后事，他并无文札记下这段悲哀无望的心情，但从其整日无语、面色凝重的样子，当然知道这是暴风雨前夕的寂静。 鸭子划水其实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群、黄伯度、谢然之、阮毅成等人，都以鸭子划水的方式，想为此案解套，对蒋介石的指示，希望以拖待变。 首先感谢阮毅成阮伯伯，以他和中六组陈建中主任的交情，严格要求不能“罗织”罪名。找个人来作伪证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近年的孙立人案、任显群案不能重演。这个太重要，先君因而可以较容易证明自己的清白。再来阮毅成是负责和青、民两党协调的中政会副秘书长，他当即陈报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民社党对“《说南宋》案”反应极大，孙亚夫、蒋匀田也都有书面陈情，直上层峰。在26日的常会中，阮公还记录：张其昀发言甚长，且极为气愤，要点：思想文艺，均需要斗争，封报馆，捕作者，乃军阀作风，绝不是办法。1961年，本人提议拨一百万元，奖励同志中有关叙述开国史实之文艺作品，当蒙总裁首肯，结果是款虽照拨，却为第四组转作印刷《开国文献》之用，并未对党中文艺作者，有任何支助。（按《开国文献》之编印系由陶希圣主持，而当天常会，蒋介石未参加，也是陶公为主席。）张其昀的这番发言，蒋事后一定看到。谁是“军阀”？大家都心知肚明，蒋介石当然有些顾忌了。最难能可贵的是阮先生透过我们的湖北同乡、国大代表黄一鸣，代传整个事件的大小进展，这让先君能安其心，静待其变。果然不到十天，中六组已查报清楚，刘家麟和《自立晚报》发行人李玉阶（和阮毅成有亲戚关系）无任何与“匪”有交往之嫌。 谢然之的四招在《说南宋》一开始，蒋是交待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命令中四组，查实以报，准备办人。和先君交情颇深的四组主任谢然之谢伯伯，是以“拖”字诀，希望蒋介石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把事件缩小打击面，并想了很久，作了一个很技巧的报告，经秦孝仪之手直接陈报蒋介石，不希望太多人知道，以免节外生枝（连直接受命者秘书长谷凤翔都没看到报告）。这手法蒋不会不清楚，所以不但在6月23日星期三的常会中再度发难，还拉中六组合办。（谢请病假未出席那次常会，由副主任许文渊代。）到6月26日星期六的常会，谢然之只有列席（蒋未出席，陶希圣为主席）并专题报告五十分钟，全系有关《说南宋》的事，全文见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记》（《传记文学》连载）。简以述之，第一是，四组是幕后策动单位，执行是警总、教育部、新闻局，职权分散且重复。次之，《说南宋》书出版单行本，经由“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研究无法依“出版法”取缔，现不得已由警总依戒严法予以没收。第三，《自立晚报》已由吴三连、许金德、翁明昌出资入股，并由叶明勋任发行人，但自《说南宋》事件后，叶自动辞职，如何对待《自立晚报》，政府应拿出决心，四组只能执行中央决策，不能替中央作决策。第四，除《自立晚报》外，有齐世英办的《时与潮》，友党的《民主潮》，本党同志刘某所办之《人间世》，以及由香港进口之侨报、侨刋，其有毒素思想者尚多，请中央决定是否一并取缔。谢然之这四点，处处拿到要点，但却大异蒋介石之本意，更让蒋不表赞同的是他签结的意见：“书籍全部没收烧毁，作者严加警告，发行人另议。” 惊心动魄的谈话蒋介石突然发觉，这刘家麟是何方人物？为什么有人为他缓颊？为什么使不出劲？虽然他想办人，但却没有人愿下手，于是有一天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及副秘书长黄伯度特别谈起《说南宋》。真是老天有眼，无巧不成书，先君和这两位大老都有旧：岳公是在民国二十四年主政湖北时就有旧谊，而黄伯度公早年追随前驻日大使许静仁（世英）任大使馆一秘，中日因卢沟桥事变而断交，下旗返国，为赈济委员会委员。抗战时之赈济会，实际是抗日地下组织，先君在抗战时期，一直在该会参加许多救亡抗日的工作，两人交往很有一段时间。那天的谈话，只有蒋、张、黄三人，事后黄伯公和家父谈起经过，真是步步玄机，句句惊心。当然是蒋先提起，刘家麟是何许人也？其实他已从蒋经国那里得知情况，而小蒋是从彭明熙（孟缉，当时已发表为“大使”，即将就任，湖北籍）、邓超平（定远，国大代表召集人，湖北籍）处知道的。蒋现在想问自己身边的两个智囊，刘某后台到底是谁？张群是秘书长，他先回答，很简单，也很小心：“刘某是友党的国大代表，是个偏爱历史的书呆子。”然后整室沉静下来，蒋看地板，张、黄两人也默然。突然蒋介石厉声说：“民社党的国代就可以写此一摧毁民心士气的书吗？”显然蒋的火气未消，但至少不视先君为“匪的同路人”了，黄伯公这才有机会让插上话：“总统，查办友党国代，有违当年三党联合签署宪法的民主精神，对社会的观感要考虑。”讲到这里，蒋突举右手制止，说：“我知道！”下面这段是黄伯老向先君形容：“老先生在办人前必手搔头顶部，大概在生理学上，下狠心决定，头皮必充血发麻，但那天一直没有抓头皮。”所以黄伯公用上他最深思熟虑的一招：“总统，当下正值我们反攻大陆的前夕，尤其今年是关键的一年，需要民、青两党协助之处正多，和为贵吧！”这话蒋介石大概听进去了，他在室内来回走动，黄伯公仔细观察他还是没抓头皮，于是大胆提议：“先生，就照中四组的方式签结吧！”蒋又想了一会儿，突以手拍椅背，只应一声“好吧”，然后坐回他的元首椅，张、黄便自动离去。先君的这个“《说南宋》案”就这样，一拍进关，二拍过关，侥幸与监狱擦身而过。当消息由黄伯老告之先君时，他曾问柏杨是否一同签结？黄伯老则非常慎重告诫先君，千万不能过问：“你一个人的事，已惊动二三十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有今天这个结果，如再节外生枝，前面众人之力，必全功尽弃。”果然柏杨没有包括在这协议中，在六个月后被警总逮捕，送进景美军人监狱，后并送绿岛管训，前后近十年。 孤本由阮毅公保存渡过惊涛骇浪之后，先君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本《说南宋》，由母亲偷偷藏下的也不全。一直到2003年，我的知交阮大仁兄，居然在其父阮毅成的遗物中发现一本。此书是先君在出单行本的第一天赠送给他的，上面并题款：“毅成先生教正，鄂公刘家麟赠，五十四年六月。”原来阮伯伯仙逝后，因为来的突然，留下书很多，其子阮大仁兄决定将有关法律书籍赠政大，其他赠送世新，因为阮伯伯身前任教于这两所大学。后来世新发现有标明“极机密”之卷宗，不愿开启，请大仁兄取回，而《说南宋》这本书则收藏在卷宗内。真感谢大仁兄的情意，因为他早从我这里知道全案的始末，特地把此书从台北带回美国，亲赠于我。先君在天之灵，因而得以慰藉，此孤本能重见天日，阮家父子两代确实大恩于刘氏“天藜堂”。 偏安的本质现在回顾以往，先君能够有惊无险，侥幸未掉进“白色恐怖”黑洞，并非有何后台，只不过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到此案的发展。其一是整个案子，因柏杨入狱已闹得沸沸腾腾，如再加上一个友党的国大代表，不但对整个党政协调有困难，并对国际观瞻有一定程度的损害。张群、谢然之、阮毅成、黄伯度诸公，虽在当时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思从事，但想得比较冷静，如今等于替老蒋补过，使他在后来的历史上，还有转圜之余地，此为诤臣也。其二是“反攻大陆”这个“国策”，在当时是件“国王的新衣”，很多明智之士虽然已经看出无望，却都不愿意拆穿。但每年用百分之六十五的税入从事国防预算，置“建设台湾”于何处？尤对稍微讲点真话、讲究务实的人士，不但不假颜色，还动不动就扣上“失败主义”、“为匪宣传”的大帽子，这当然令很多人心中不服，此时《说南宋》出现于世，是不是有人借力使力呢？这不得不令人越发怀疑了。我认为蒋介石对“南宋偏安”其实是一知半解，南宋的偏安和台湾的偏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南宋的偏安，第一是局部性，在开始时并没有外国集团势力介入，更无主义的斗争，这盘棋南宋的赵构自己可以下，并不受制于人；第二是地理上只有江淮两河在宋金之间，两边都可南进或北伐；第三是宋室南渡时之民气可用，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都是抗金之名将，岳飞之北伐有很大的机会成功，但南宋朝廷却以议和为国策，民间热，朝廷冷，所以历史对南宋偏安，不顺从民心，是给予负面评价的。反看台湾的偏安，首先已有外国集团势力在主导了。美、苏两国形成两大集团在斗争，并在意识形态上各自为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争得你死我活。蒋介石的“国府”虽不是这个大棋盘中的马前卒，但也是棋局中一枚重要的棋子，可是蒋先生不能像赵构一样，自己下这盘棋。其次地理上有台湾海峡在中间，国共两方很难东进西攻，偏安是很自然形成的。最重要的是两边的民气都没有形成，“国府”这边，因地窄力弱，无论经济实力、国防军备，只能算“小国家”，若无美国支持，反攻大陆当然是空谈，反攻意志当然消沉，这种民间冷、政府热的现象，正好和南宋相反。故我可以大胆地认定：南宋偏安是错的，而台湾偏安应该是对的，时隔多年后，今天台湾的状况，不就已经证明了吗！如果这本《说南宋》是在现在发行，以当今“千家齐奏，百家争鸣”的台湾社会，先君绝不会有麻烦的，尤其现在已从“反攻大陆”转成“两岸和平”的新局面，南宋偏安，已不再敏感了，“偏安”其实已代替“国策”。 “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小革命”就在《说南宋》被查封的这一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已蓄势待发，而导火线也是一本书，即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是剧本），使大陆的知识分子面临一场浩劫，十一年后才告结束。非常凑巧，台湾这时也因为这本《说南宋》，而面临文化震荡，再往前走一步，就成“文化小革命”了。本来蒋介石亲自揭发此案的初期，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准备严办的，而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第四组，是可以迎奉层峰，扩大案情（以前也有成例发生，如雷震案、《文星》杂志案等），到底还是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四组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不是大陆的“四人帮”。在蒋介石身旁的重臣，如张群、黄伯度两公，刚好尽全力缩小损害，化“严办”为“微惩”。先君躲过了牢狱之灾（柏杨则因数罪齐发成为唯一的牺牲品），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因而受惠，如若此案往坏的方向发展，台湾的文化界、知识界，必定会窒息很久，那和中共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差距就没那么大了。检阅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吴晗，他的下场真是可怜。这样比起来，先君的遭遇，真不算什么，尚属幸运了。 精彩书摘第三十六章千古含冤，岳飞下大理狱岳飞下大理狱桧自和议之成，擅专国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专为粉饰太平计，劝帝立太学，耕籍田，修举弥文，殆无虚日。帝之视学也，命桧子礼部侍郎熺执经司业，高闳讲《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桧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桧大喜，乞宣付史馆。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举朝宴然，不复知天下有兵事矣。《湖州志》：殿前军士施全候桧入朝，挟利刃刺之道，不中，捕送大理狱。桧亲鞫之，全对曰：“举天下皆欲杀虏人，汝独不肯，故我欲杀汝也。”桧怒，以朱笔批云：桀全于市。嗣后每出，列五十兵，持长棒以自卫。晚年尤衔恨旧臣。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于一德格天阁，必欲杀之。鼎时安置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语其子汾曰：“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桧恨犹未释也。此则与宋正史相同。后又诏拿赵汾入大理狱，使汾诬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兴大狱，此为宋南渡后名臣入狱之巨案，千古悲之。（按：初桧被罢，张浚力荐复起，今桧下浚狱，桧真忘恩负义小人也。）宋大儒朱熹《谠议》序曰：“绍兴之初，贤才并用，纪纲复张，诸将之兵，屡以捷告，恢复中原，盖已十八九成矣，虏人始露和议。而宰相秦桧，归自虏廷，力主其事，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独士大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数辈，起而和之，清议不容，诟詈唾斥，多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而桧乃独以梓宫长乐为借口，攘却众谋，荧惑主听，所谓和议，翕然以定。自是二十余年，国家忘仇敌之患，而偷宴安之乐。桧借外敌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桧之罪恶，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其始则倡邪谋以误国，终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至于此极也。”《宋史》评语张溥云：“贼桧以建炎冬十月自金还，绍兴元年春二月参知政事，仓皇北来，不半载而登政府入相。既与吕颐浩交恶罢位，榜罪朝堂，进用之路塞矣。久之，张浚复官，遂专相十八年，封王，死时年六十六，时绍兴十五冬十月丙申。这时候忠臣良将，或逐或死，纪纲荡然，人心涣散，中兴实成泡影，偏安大局，已摇摇欲坠，每况愈下矣。秦桧挟高宗之命，罢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帅宣抚使兵权，内调除枢密使，张、韩为正使，岳副之。张先到临安，获悉此事，愿遵命将所部编为御前军。越二日，韩亦到，见高宗，听命朝廷，桧大喜。乃授意党羽，押往枢府治事。飞最后到，拜为枢密副使。飞以正值朱仙镇大捷之后，将挥师北进恢复中原之际，忽奉十二道金牌，诏谕班师，且令星夜来行在，面授圣上意旨。那时君权至上，所谓“君命名不俟驾而行”。飞初抵平江，即被朝廷事前派来锦衣卫（即武装特工）护送到都堂（按：所谓护送，即押解之意）。《说岳全传》第六十回：岳忠武飞偕饶将王横行到平江，在路上遇到锦衣卫指挥冯忠、冯孝，带领校尉二十名，展开圣旨，在马上宣读云：“岳飞官封显职，不思报国，反按兵不动，克减军粮，纵兵抢夺，有负君恩，着锦衣卫拿解来京，候旨定夺，钦哉。”岳飞听了，错愕万分。王横环眼圆睜，双眉倒竖，提起熟铜棍，大喝一声道：“岳元帅征战多年，别的功劳休说，只如今朱仙镇上二百余万金兵，我们舍命争先，杀得片甲不得归，怎么反要拿俺帅爷？那个敢动手，先吃我一棍！”岳飞眼眶浸润，阻止王横道：“此乃朝廷意旨，你不可陷我不忠之罪名。”说罢，拔宝剑欲自刎，被随来四名家将抱住了。王横气急大骂，冯忠等趁王横不备，一刀砍中头脑，登时死了。冯忠等诬王横辱骂朝廷，本钦差依法惩治。接着传唤地方官，备棺木装殓王横。将秦丞相的文书，传递各地方官府及往来船只，不许走漏风声。一面将岳飞押上了囚车，解往临安。到了城中，暗暗的送往大理狱监禁。《洪容益斋志》：秦桧既下岳飞大理狱，命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欲罗织罪名，而置之法。一夕，三畏行至廊庑下，见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三畏却步。此物徐行，若不避忌人者，至狱旁小祠而隐，祠所供为狱神皋陶。经数夕，三畏复过其处，是夜月明如白昼，又见此怪物。三畏方诧异间，怪首戴有片纸，上书“发”字，三畏不解其意。询之其客，客曰：意其行乎？三畏遂不肯审问。飞案为桧党所授意，知拂逆桧党意者罪必不免，遂挂冠而去，不知所之（后由与飞有宿怨之万俟卨主审）。迨后于延安葭州山中，有翦头仙人，日饮净水三瓯而不烟火。与人论往事，辄大哭，有时又狂笑，叩其姓氏，曰姓周，后不知去向。一日，天气晴朗，葭州闹市中，自天空降下名帖二纸，上书大理寺卿周三畏拜谢，乃知翦头仙人周三畏。按此类传说，在宋人笔记中，所载颇多，措辞立意，大致类似。可见当时岳侯冤狱，为人乐道，远及边疆矣。岳飞，字鹏举，河朔人。起于卒伍，少从周同为弟子，习兵法，精书翰，文采极有可观，世所传飞书之《满江红》词及前后《出师表》等，苍老遒劲，今有木板刻石二种，存于西湖岳庙中。《宋稗类钞》：岳太尉飞，本是韩魏公（韩琦，北宋名相）家佃客，每见韩家子弟，必拜。飞从戎，留妻供养其母姚氏。既而河北沦陷，姑媳离其故居，以避兵燹，辗转流离，不知所在。飞遣人访求，数年不获。飞既成名，声闻于远近，俄有自母家来者，寄语曰：为语吾郎，勉事圣天子，勿以老妪为念也。飞窃遣使迎之，往返十有八次，然后归，盖道路阻隔，而金人关防，又极严密，以防两河子弟与临安通声气也。姚太夫人娴于教化，有国家思想，当飞参加卒伍时，太夫人勖以大义及宋金关系，据传语语针对当时敌我情势。至岳母刺飞背“精忠报国”四字，《宋史》及许多笔记均未详言，或许以此四字相勉励之谓也。后飞宣抚襄阳时，值姚太夫人病没，飞与子云跣足抚衬归葬，路人观者，无不涕泣。既葬，飞云父子庐于墓侧，晨昏焚香以拜。《挥尘录》：张唐老自九江来，闻岳侯父子死。唐老云：去岁在匡庐，正睹岳侯葬母，仪卫甚盛。一僧为余言，岳家葬地虽佳，掩圹之后，子孙须有非命者，须经数十年，再有昌盛。《宋史》：岳飞虽起自卒伍，颇富韬略，美丰姿，臂力可举千钧，忠君爱国，是飞一生伟大抱负。金人破汴京，即以身许国，大小数百战，如宜兴张渚镇与金人大战，柘皋之役，解庐州围，潞露州战胜金兵，朱仙镇大捷以及平服群盗，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赵鼎、张浚任相时，高宗依飞为左右手。一九六四年冬，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南海路展览古物字画真迹，有宋高宗赐岳飞手敕纸本一方，纵三六点七公分，横六一点五公分，行楷书，后署“付岳飞”三字，上钤“御前之宝”玺，下有一押字，兹录其文，可见当时高宗倚畀之殷：“卿监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大概系指刘豫、王德、郦琼之叛），每加过虑，长征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借卿军照管。可更或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以防意外。如卿体国，岂待多言。”左上角清乾隆亦题有廿八字如下：“飞白精忠早赐旗，霜寒又仅上流师，本来原是腹心托，十二金牌竟若为。丙子春，乾隆御题。”岳飞既被以“圣旨”圣意，关进大理狱中，每日读书写字，有时喟然长叹，以身经大小数百战，武功彪炳，突被十二道金牌，班师回朝。本来，依古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岳飞知书识礼，对忠君爱国，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走到平江，被冯忠、冯孝以“圣旨”见示，押上囚车，俯首无言，以当时王横之勇猛，曷尝不能击溃二冯以脱逃？圣旨，可以赐死。圣旨，可以流徒异域。圣旨，更可以满门杀绝，家灭九族。君权之大，可拟天日。秦桧迎逢高宗意旨，取媚金虏，造成桧党在朝廷上下成为清一色，妒嫉飞之武功，加之飞又不听话，取得高宗默契，真假“圣旨”下，而岳飞危矣。岳传：秦桧罗织飞之罪名，为“不思发兵扫北，以报国恩，反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经飞拿出事实，驳得干干净净。旋又买通飞之部将王俊，控飞克减军粮，拿出告帖作证，也经飞驳复：朱仙镇上共有十三座大营，有三十余万人马，何独克减王俊一人之粮？要求王俊对质，似乎连王俊其人都没有。《宰辅编年录》：谓飞尝自言，三十岁建节，与太祖相同。统兵十万，也与太祖相同。朝廷指为大逆不道，有不臣心。这样红帽子，加诸忠武头上，我想真是有冤伸不出。（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事，为赵宋太祖开国杰作，祖训相传，无时不以武臣强悍为虑。）忠武当时以能战名，而其部属多为草泽义勇之士，只知有忠武，而不知有其他。忠武解兵柄以后，此辈之失所与不安，可以想见，故三十建节，与太祖相同一语，虽不敢说真出忠武之口，而好事者争相传播之，忠武又安能人人而阻止之？此殆其疑谤所由来也。 第三十七章“莫须有”、“必须有”成定谳 《冤狱记》：谓忠武既入狱。秦桧公言于朝曰：“必须有，必须有。”高宗在殿上，相拒丈许，若无所闻者，听者皆默然。桧色厉而声颤动，重复言曰：“岳飞养子岳云与张宪书，其事体必须有。”言时，回顾西班诸将臣，高宗目光亦与桧同。四班中，独张俊点首示与桧同意。俊在班首，次为韩蕲王（世忠），又次为侍卫亲军马步都虞侯王德。德初目视殿上，闻桧言，微转首视蕲王，蕲王色变，趋前诣桧，相离不三尺，桧以笑容对之。蕲王向桧争曰：“必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何以使人甘心？”桧不答，亦无怒意。高宗仍若无所闻，传旨退朝，钟鼓声大鸣，蕲王首拂袖趋下殿陛，不悦而去。按：桧诬飞以“必须有”，与《中兴纪军》本来相同。今世所传播妇孺口中者，皆作“莫须有”。“必须有”与“莫须有”，皆使囿于忠君君思想者，沉冤海底。《说岳传》第六十章：岳飞在狱中写了一张招状，其文如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节制河北诸路招讨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尉武昌郡开国公岳飞招状：飞生居河北，长在汤阴，幼日攻读诗书，壮年掌握军兵，正值权奸板荡艺祖之鸿基，复遇靖康丧败皇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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