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子民，熙来攘往；寻常巷陌，世间万象。本书是“老北京”三部曲的第二部，视角从黄墙碧瓦的深宫大院，转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各安其位的四合院，街头巷尾的老字号，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独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婚丧嫁娶和节日习俗，梨园名家和天桥艺人。细数五行八作，说尽三教九流。书中所选300余幅老照片，有建筑，有人物，有景物，有故事，与徐城北的文字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凝固的黑白影像也似乎显得灵动而多彩，犹如在我们眼前铺展开了一幅幅让人叹为观止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
作者简介：
徐城北1942年出生于重庆，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965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京剧文化和京城文化，已出版各类著作近百部，主要作品有《老字号春秋》、《品戏斋夜话》、《京剧与中国文化》、《中国京剧小史》及《梅兰芳三部曲》等。
目录：
自序
第一章城池民舍
“着慌”的古城
为爱而害
悠悠的胡同
四合院内各安其位
找回北京的水
第二章街头寻梦
鹤年堂·同仁堂
茶馆也风流
招幌·牌匾·标识
“找两口儿”
景山缺副大楹联
“红”亦喜，“白”亦喜
庙会是吾师自序第一章城池民舍“着慌”的古城为爱而害悠悠的胡同四合院内各安其位找回北京的水第二章街头寻梦鹤年堂·同仁堂茶馆也风流招幌·牌匾·标识“找两口儿”景山缺副大楹联“红”亦喜，“白”亦喜庙会是吾师第三章世相人情梨园绝唱花开花落荀家院小蝈蝈与大人生前店后厂“咱们都是手艺人……”字画有寒温第四章新旧相衔春节时，三声入耳“吱吱嘎，吱吱嘎”朕给胡适打电话尽在不言中……北京大事记徐城北走实证的路数，但是却不是钻故纸堆，而是更多地从民间汲取素材和养分，所以他的著作才富于现场感，而且细节丰富生动。——《新京报》徐先生对北京文化是真爱，他的态度是四个字：喜新爱旧。对旧东西一定要爱得很真实很持久，你才能懂得它的好处，慢慢地又懂得它的不足，同时学会如何克服它的不足——去追求新。——新浪读书徐城北著述和演讲具有广泛的受众，被誉为当今最有人气的文化老人之一。——《太原日报》悠悠的胡同多年以前，有一次和汪曾祺先生聊起梨园人的容易知足。我说，老一代名伶大多世代居住在宣武门外那一小块地方，亲戚朋友在那儿，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在那儿，甚至连戏园子也集中在那儿。简直可以说，几个月不出方圆几里，丝毫不成问题。汪先生听了，点点头讲：“我写过一篇《胡同文化》，你可以找找，看看。”没多久，这篇文章还真让我找到了。汪先生这样说：“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是最纯正最地道的写老北京的散文。您光看还不行，得悠着劲儿去读，去吟诵。最后的那个“嘿”字儿最有味儿，不知您吟出味儿来没有？旧时代的梨园人，可以不问国事，就按照老辈们留下的规矩在胡同中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但大街上的新闻，也还是一点一滴渗透进胡同深处，他们尽管足不出户，也可以把时代脉搏掌握得“差不多”。百多年来，京城上空变换过多少旗帜，但胡同深处依然故我。大街上走过辚辚战车衮衮政客，以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壮烈场面，对胡同来说仅是“水过地皮湿”。北京人是讲究走路的。因为老北京城无论大街小巷，多是横平竖直，所以北京人走路无法取巧，无论选择什么路线，到头儿都是拐硬弯儿，比较起来也还是一样长短。即使是这样，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选择的。走大街，干净倒是干净，就是乱，搅和得你不得安生。钻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愿意见的人或事儿，多绕一下也就“躲过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什么的。北京的“扁担胡同”有十一条，“井儿胡同”有十条。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中，人觉得踏实。北京人走路讲究走胡同当中，那心态是自由的，感情是亲切的。喜欢在胡同中走路的人，多半不会是高官富绅。尽管如此，北京人却又谨慎，无论怎么也不能逾规，不能失去方向感和方位感。前者，是胡同横平竖直，使你随时能知道哪儿是南哪儿是北；后者，是北京人都明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立足之处，是在京城的什么位置，或者说，立足之处与皇城中轴线的距离与方向。过去，保持这种感觉是一个臣民的本分。在西方，近代奔涌而出的是一种“公民意识”，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首先是国家的“公民”。从这一点上说，谁比谁也不差。唯独中国，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首先要明确自己是皇上的“臣民”或“子民”。中国从20世纪初取消帝制之后，对皇权的仰视和敬畏有所淡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感却没有减退多少。北京城近半个世纪来发展极快，城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十倍。原来南城（宣武、崇文两区）南部有许多“义地”（埋死人的坟茔），铲平之后都盖起了高楼。原有的四个城区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城区”，新的高楼大厦连成一片。这种发展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胡同怎么办？老的胡同存在于老城区，老城区中每修建一片楼房，就要“铲除”掉若干胡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新楼之间的空隙，见缝插针盖起了许多新楼。这些在缝隙中产生的不甚规则的新胡同，则往往被称为“北三条”、“东二条”什么的。胡同原先的文化功能，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了，甚至在原来的老胡同中也已淡化。那种自得其乐并自给自足的胡同文化，都已经很单薄脆弱了。相反，原先很少见的以邻为壑的文化心态反倒强了许多。胡同中多熟人，也多真实的人和诚恳的人。胡同中很少见以邻为壑，但大街上就比比皆是。大街上多大衙门大机关，比的是谁的位高权重，有了事儿走公文，见面得先预约。在胡同则用不着，谁还不知道谁呀，有事儿推门就进，见了面可以拍着膀子聊。由此联想到唐代的“坊市制度”，唐代居民被强制住在“坊”(整齐划一的方形居民区)中，四周有高墙，晚上坊门一关，就别想自由出入。做买卖也有限制，官府设立了东市西市，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收，都是“官面儿”说了算。后来宋代突破了“坊市制度”，才使商业获得极大发展，才有了《东京梦华录》上描绘的生动场景。随后，一个个朝代飞跃流逝，历史一次次向前奔进。到如今，居民住所间的高墙早已拆除，但心灵上以邻为壑的态势，反倒取代了自得其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汪先生去世已经有年，倘使地下有知，这《胡同文化》似还可加上几笔。可如今我该如何去告诉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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