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将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推向极端，凭借袁世凯的〔临机一动〕，后党跃上了权利的颠峰。朝廷意欲借义和团运动灭洋，却未能抵挡敌人的节节进逼，慈禧命人将珍妃透入井后挟皇帝仓皇出逃，国家的命运到了最艰难的历史关头……
本书是历史小说家高阳作品集的一部力作。高阳历史小说全方位地展现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都相当熟悉，配合上他积累的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使得他的小说非常贴近史实；而在细节上，他杂糅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士风，点缀于小说之中，宛如《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包罗万象的风俗画卷。
作者简介：
高阳（1922-1992），台湾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1962年，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一共有90余部，约105册。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目录：
胭脂井（上）
胭脂井（下）胭脂井（上）
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于是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邱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饰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廿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廿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像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廿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隶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廿九到京的；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宜”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地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喔，你住在哪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趋前两步，轻声说道：“世凯有几句紧要话，密禀大帅。”
荣禄声色不动，只侧脸挥一挥手，说一句：“都出去！”
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站得远远地，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用痛苦的声音说道：“世凯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荣禄笑了，“什么事？”他问，“让你这么为难？”
“大帅请看！”
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荣禄一看是朱谕，不觉一怔，但立即恢复常态，坐在原处细看。朱谕上写的是“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关系重大，整顿全神，仰面看看荣禄的脸色。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迹象不妙！转念又想：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如果读完朱谕，面现惊惶，有手足无措的模样，便不妨乘机要挟；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为人谋亦为己谋，好歹混水摸鱼，捞点好处；若是既不惊、亦不忧，至少亦会表示感谢，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叫他大大地见个情。
念头刚转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随手放在书桌上，用个水晶镇纸压住，板起脸说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不过朝廷办事，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承旨’责在军机，定罪有吏部、刑部，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进京自首，到刑部报到，哪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就可以‘钦此，钦遵’的？”
这番回答未终，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还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飚大作，倘不赶紧落篷，便有覆舟灭顶之危！
“大帅！”他气急败坏地说，“世凯效忠不二，耿耿寸衷，惟天可表。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
说到这里，痛哭失声。且哭且诉，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廷，惟有君臣二人的所谓“独对”：第一次是八月初一，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当天就有“开缺以侍郎候补”的上谕；第二次是八月初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八月初三，荣禄曾有电报到京，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大沽口应加戒备，催袁世凯立即回任。而就在这天晚上，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要求他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同时表示，皇帝将在八月初五，再度召见，有朱谕当面交下。
“一看朱谕，世凯吓得魂飞天外，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
“好了，好了！”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有话明天再说！”
说完，将茶碗一端，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拉起嗓子高唱：“送客！”
撵走了袁世凯，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好得是先已有防变的部署，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防天津，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
在此同时，路局已接到命令，特备专车，升火待发。荣禄便衣简从，悄然上车，深夜到京，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亲自在车站迎接。相见别无多语，崇礼只说得一声：“庆王在等着！”随即陪荣禄出站，坐上蓝呢后档车进城。
庆王府在北城，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进宣武门由南往北，穿城而过，到时已过午夜，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勉强撑持，听得荣禄已到，精神一振，吩咐在内书房接见。
灯下相见，庆王讶然问道：“仲华，你的气色好难看！”
“怎么好得了？从本初进京，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
汉末袁绍字本初，这是指袁世凯而言。在亲贵中，庆王是颇读过几句书的，懂他这两字隐语，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特蒙皇帝识拔一事，有重大关系。便即亲自起身，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说道：“都出去！把垂花门关上。”
听得这话，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等庆王转过身来，随即说道：“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跟你请假。”
庆王不答他的话，看看荣禄问说：“受之不必走吧？”受之是崇礼的别号。
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而且是步军统领，职掌京师治安，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所以荣禄一叠连声地说：“不必走！不必走！”
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团团坐定，崇礼先开口告诉荣禄：“老佛爷昨儿回宫了。”
“莫非得了什么消息？”
崇礼愕然：“什么消息？”
“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所以又挪回来的呢！”
祟礼大惊失色，“荣二哥！”他急问说，“怎么说颐和园不安静？难不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
“对了！新党派了个大刺客，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跟老佛爷过不去。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朱谕，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双眼睁得好大地，不住吸气。
“好家伙！”庆王说道，“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崇礼问道，“二哥，这道朱谕是哪里来的？”
“那还用说，”庆王接口，“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
“王爷猜对了！”荣禄接着问道，“王爷，你看怎么办？”
“除了面奏老佛爷，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我也是这么想！”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劳受之的驾吧，看是怎么样跟老佛爷见面？”
“好！”崇礼立即起身，“都交给我！我找‘皮硝李’去。回头我在贞顺门候两位的驾。”
等崇礼一走，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皇帝决不能再掌权，是不消说得的。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的，否则，会引起极大的动乱，招致“动摇国本”的严重后果。
“废立一事，决不可行。可是，仲华，”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你知道我的处境，我实在不便说话。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说我两个儿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所以反对废立。这是从何说起？我就做再荒唐的梦，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第一，我是高宗一系；第二，果然废立，以旁支继统，当然是为穆宗立嗣，继穆宗之统。算辈分也不对啊！我能糊涂到连弟兄、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
穆宗是“载”字辈；奕两子载振、载搜是穆宗的堂房弟弟，自无以弟作子之理！荣禄也觉得“祖家街”的这个谣言，造得太离谱了。
“我就不服！”不大动感情的荣禄，忽然愤慨了，“莫非只有他‘祖家街’，‘翔凤胡同’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
“祖家街”与“翔凤胡同”这两处地名，指两处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的住宅。乾隆末年，皇子私议储位。庆王奕?的祖父、皇十七子永表示：“天下至重，何敢妄窥大位。将来但愿能住和的宅子，于愿已足。”及至乾隆内禅，皇位归于永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即是仁宗。嘉庆四年，“和跌倒”，仁宗想起这段往事，就拿和的住宅，作为庆郡王永的赐第。咸丰年间，改赐恭王。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构筑别墅，命名“鉴园”。通常说恭王府，都指鉴园而言。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
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端王载漪的府第，在这条街上。载漪是?王奕的第二个儿子，承继为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降等袭封，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承袭，降为瑞郡王；载漪是奕志的嗣子，降等承袭为贝勒。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四年前晋封为瑞郡王，不道军机大臣糊涂，承旨时将“瑞”字误书为“端”字。上谕既发，不便更正，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
端王载漪，与恭王的几个儿子，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如今要在近支中找“溥”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则恭王府亦有资格。而载漪恃太后之宠，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可以入承大统。荣禄在恭王生前，颇蒙器重，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
“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言归正传，我看，”庆王沉吟了一下说，“眼前只能在‘训政’二字上做文章。”
“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
“做文章容易。”庆王答说，“总要等‘见面’以后，才能放手办事。”
“见面”、“递牌子”、“叫起”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军机大臣每日进谒，称为“见面”。庆王此时所说的“见面”，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未奉懿旨，一切都无从措手。于是，各自换了公服；两人同车出府，向东疾驰。
向来大臣上朝，都由东华门入宫，此时事出非常，驱车直趋宫北面的神武门。庆王与荣禄都是赏过“紫禁城骑马”的，守神武门的护军统领，已由崇礼打过招呼，明知他们进宫不由其道，依旧放行，让他们直到贞顺门下车。
贞顺门是宁寿宫的后门。这所乾隆归政之后的颐养之处，因为有一座畅音阁，是楼高三层的大戏台，所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为了听戏方便，常住宁寿官。此时崇礼与外号“皮硝李”的大总管李莲英，接着了庆王与荣禄，先将他们延入贞顺门西的倦勤斋叙话。
“老佛爷让莲英给叫醒了！”崇礼说道，“马上就可以‘请起’。”
“王爷跟荣大人有什么事面奏，我不敢问。”李莲英接口，“不过，得预备什么，请两位的示下，省得到时候抓瞎。”
庆王点点头，看看荣禄说：“仲华，听你的！”
“今儿个怕有大举动。”荣禄答说，“最好避开皇上。”
“老佛爷本来打算今天仍旧回园，既然如此，就早早起銮吧！”
“颐和园又太远了。”
荣禄还在踌躇，李莲英已经有了答复，也等于作了答复：“那就挪到西苑。”
说完，李莲英就走了。不多片刻，有个小太监来通知“叫起”，同时指明：召见的是庆王与荣禄。
“受之，”荣禄便即叮嘱，“请你派个妥当的人，悄悄通知军机，预备老佛爷召见。”
召见庆王与荣禄，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除了李莲英以外，别无太监与宫女。
跪过了安，庆王先奏：“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有大事跟老佛爷面奏。”
“说吧！”慈禧太后问荣禄，“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
“是！”荣禄答说，“奴才有密件，请老佛爷过目。”
密件就是那道朱谕。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一转身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入目变色，突出两腮，双眉之间，青筋暴露，牙齿咬得格格有声。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
真如雷霆骤发，来得快，去得也快。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平静地说：“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
荣禄将袁世凯告密，以及他的应变部署，从头细细一直谈到进京与庆王会面为止。话很长，一口气说下来，不免气喘，略歇一歇时，慈禧太后看看李莲英说：“给荣大人茶！”
茶倒是现成，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非臣下所能僭用。因而颇费张罗，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
“就拿我用的使吧！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那儿磨蹭！”
“君臣的礼节嘛！”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权当茶碗。一面倒茶，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儿！老佛爷就有恩典，人家也不敢喝呀！”
说着，已倒了两钟茶来，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方始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茶钟，“咕嘟，咕嘟”一气喝干。
就这当儿，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袁世凯可恶！他这是曹操给董卓献宝剑嘛！”她重重地说，“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
荣禄大惊，“袁世凯是人才，求老佛爷开恩。”他向庆王看了一眼，“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
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兼以荣禄的示意，便接口帮腔：“老佛爷明鉴，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袁世凯纵不足惜，但如老佛爷饶不过他，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
“而且，”李莲英插嘴说道，“也叫景仁宫看笑话。”
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当然会抚掌称快。慈禧太后醒悟了，“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做。
“好吧！我饶了他。不过，荣禄，你得好生管住！”
“是。奴才制得住他。”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吩咐：“把匣子拿来！”
李莲英答应着，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打开了小银锁，慈禧太后亲手捡出一件奏折，交荣禄阅看。
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在八月初三那天，到颐和园呈递的。这两名御史，一个叫杨崇伊，江苏常熟人。热中利禄，不惜羽毛，敢于为恶，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翁同的得意门生，为一时大名士的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因而颇不容于清议。
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张凯嵩的儿子张仲。张凯嵩久任督抚，宦囊充盈，所以张仲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做官的宗旨，与杨崇伊相反，利心较淡，名心甚重，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便以敢言著称。
杨、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自然是向皇帝陈奏。但此折子又不能让皇帝寓目，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因为，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一直驻驾颐和园，皇帝间日省视，亦经常在那里处理大政。臣下到颐和园向皇帝奏陈，亦是常有之事。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洞，能将奏帝的折子，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折子的内容，是得风气之先，抢一个“拥立”之功，请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只是，既已“归政”，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所以仿照嘉庆即位，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现成有个“训政”的名目，可以借用。
这个折子，荣禄不必再看，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荣禄当时表示——“不妨上了再说”，做个伏笔；如今别无选择，惟有运用这个伏笔了。
“那么，你们去预备！”慈禧太后问李莲英，“今儿个，皇帝要干些什么？”
“除了召见四位‘新贵’，还得驾临中和殿‘阅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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