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1935年，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塔罗，人类史上第一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史上最浪漫、最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作者简介：
苏珊娜?富尔特斯(SusanaFortes)，西班牙作家。1959年生于西班牙北部蓬特韦德拉省。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地理历史系及巴塞罗那大学美洲历史系。2001年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并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文学讲座。目前定居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教授新闻与文学。
苏珊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亲爱的科尔多?马戴斯》1994年赢得最佳新人小说奖。2001年，她以小说《沙地边界》获春天小说奖。2003年，她以作品《阿尔巴尼亚情人》获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该书随即迅速登上西班牙畅销排行榜，作品随即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苏珊娜的作品还包括有《邦帝号的灰烬》、《温柔与背叛》、电影笔记《再见，玩偶》、《劳拉的运气》等。《等待卡帕》于2009年出版后，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于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迈克尔?曼执导，预计2012年上映。
罗伯特?卡帕生平简介：苏珊娜?富尔特斯(SusanaFortes)，西班牙作家。1959年生于西班牙北部蓬特韦德拉省。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地理历史系及巴塞罗那大学美洲历史系。2001年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并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文学讲座。目前定居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教授新闻与文学。
苏珊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亲爱的科尔多?马戴斯》1994年赢得最佳新人小说奖。2001年，她以小说《沙地边界》获春天小说奖。2003年，她以作品《阿尔巴尼亚情人》获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该书随即迅速登上西班牙畅销排行榜，作品随即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苏珊娜的作品还包括有《邦帝号的灰烬》、《温柔与背叛》、电影笔记《再见，玩偶》、《劳拉的运气》等。《等待卡帕》于2009年出版后，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于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迈克尔?曼执导，预计2012年上映。罗伯特?卡帕生平简介：
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匈牙利人，1913年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卡帕是他的笔名。他17岁时就立志要当摄影家。弗里德曼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曾有意加入共产党，因此被政府当局盯哨跟踪，而家人也被盘问，弗列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在照相馆里做师傅的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了缘，三年后他到巴黎闯天下，并且制造出一位世界最著名的莫须有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安德烈?弗里德曼和他的女友姬达?塔罗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摄影师罗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列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负责推销出去，每张照片要价一百五十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然而硬是让塔罗给—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视觉》（Vu）杂志拆穿了。就这样，安德烈?弗列德曼不得不以罗伯?卡帕正式亮相。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一名士兵之死》、《中弹的士兵》、《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摄影家姬达?塔罗。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塔罗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唯一到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
1943年，卡帕来到非洲的阿尔及尔，拍摄沙漠，枪炮，死尸。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的登陆战，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1946年，卡帕与朋友奇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和玛利亚?艾伊斯奈尔组成了马格南图片社，在巴黎和纽约设办事机构。后来陆续加入一些其它著名摄影家，如美国的罗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马格南图片社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事，都有他们的摄影记者在场。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卡帕的最后一幅作品题名)，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四十一岁。
1954年6月25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第二天《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和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最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
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目录：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等待卡帕作者手记苏珊娜·富尔特斯访谈当我想到那么多杰出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我觉得不管怎样，继续活下去不公平。
——姬达?塔罗
在罗伯特?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恒的特征。
——欧文?肖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在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当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回归之处。我的一部分将永远驻留在那些血腥的年月，姬达?塔罗穿着睡衣甜蜜地从炮火轰击的梦中醒来。
——苏珊娜?富尔特斯
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伟大及非常勇敢的摄影家。
——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我想到那么多杰出之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我觉得不管怎样，继续活下去不公平。
——姬达?塔罗在罗伯特?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恒的特征。
——欧文?肖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一如任何战争体验，在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当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回归之处。我的一部分将永远驻留在那些血腥的年月，姬达?塔罗穿着睡衣甜蜜地从炮火轰击的梦中醒来。
——苏珊娜?富尔特斯
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伟大及非常勇敢的摄影家。
——欧内斯特?海明威卡帕的确是摒除一切疑虑地证明了相机不必是个冷冰冰的机器，像笔一样，用它的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它可以成为头脑和灵魂的展现。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张伟大心灵及不胜悲焾的照片，无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幸运地拥有他照片里人类的品质。
——斯坦贝克罗伯特?卡帕了解并憎恨战争，他那些生动真实的照片，如同戈雅的名画《战争的灾难》一样，透露出人类诚挚而强烈的真情，他纪录了战争的恐怖和荒诞的愚蠢。”
——E.斯泰钦“回头总是太迟。有一天你幡然醒悟，明白这样子没个尽头，永远不会变。当机立断，去赶第一趟火车。要么这里要么那里。非黑即白。我对此人深信不疑，但那个人我不相信。昨夜我梦见在莱比锡，和乔治还有其他人在湖边的房子里开会。围坐在铺着帆布的桌边，桌上摆放着插有郁金香的陶土花瓶，一本约翰?里德的书和一把手枪。我整夜都梦到那把枪，醒来时喉咙里一股煤灰味。”
姑娘合起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抬起头，目光转向小窗前疾速闪过的风景：在莱茵河和孚日山脉间绵延的翠绿田野，点缀着星星点点木屋的村落，一个玫瑰园，在中世纪无数把阿尔萨斯夷为平地的战事中数次被摧毁的城堡废墟。历史就这样走入我们，她这么想着，根本不知道脚下的土地很快将再次成为战场。坦克，布莱海姆中程轰炸机，双翼歼击机，德国空军的亨克尔51战斗机……火车经过一片墓地，包厢里的其他乘客划十字祈福。从那种颠簸中醒来实在太难。
每隔一会儿她就把太阳穴贴到窗框上。她累了。闭上眼，她看到父亲紧裹着件厚实的粗纺羊毛大衣，在莱比锡车站的站台对她说再见。父亲牙床周围的肌肉紧绷着，像站在灰色遮阳棚下的一名码头工人。他牙关咬紧，攥紧衣兜里的拳头，用意第绪语极小声地发誓。是那些不会哭的男人的举动。
性格问题抑或原则问题。跑着离开之际，感情只会让事情更糟。父亲同眼泪之间有种奇怪的对峙。从小就不准他们哭。孩子们要是在外头打架，而且成了输家，回到家不能抱怨。裂开的嘴角或青紫的眼眶是打过架再充分不过的证据。但不许哭。当然，对女孩子另有章法。可她崇拜自己的兄弟，宁可不接受与他们区别对待。她就这样长大。根本不流泪。父亲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
他传统守旧，东加利西亚人，仍旧穿橡胶底的农人鞋履。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的鞋印连同菜园里的鸡窝好似一头大水牛的样子。在安息日的犹太人集会上父亲低沉的嗓音宛如他在花园中的脚步声。差不多九十公斤的深沉。
希伯来语是种古老的语言，留存在废墟的孤寂里，犹如源自山麓或船只汽笛呼唤你的声音。圣诗的配乐依然令她感动。在睡梦中听到这样的乐声时，她脊背上有过电的感觉，就像此刻当火车远离了国界的另一边时，肋下恰好有轻微的痒痒。灵魂该在那儿，她想。
她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小时候，他们住在鲁特林根时，她觉得母亲晾在屋顶露台上的白色尿布就是灵魂。奥斯卡的灵魂。卡尔的灵魂。也是她自己的灵魂。然而现在她不相信这些事情。要是可以，她会拧断亚伯拉罕和十二个以色列部族的上帝的脖子。她什么都不欠他的。她对英国诗歌的偏爱更多一万倍。她想，艾略特的一首诗能让她摆脱困惑，而上帝连把她带出维西特街监狱的忙都帮不上。
确实如此。她自个儿离开了监狱，镇定自若。像她这么青春年少，满头金发，穿着如此得体的姑娘怎么会是共产党，监狱看守肯定这么想。她也这么想。当她时常出入瓦尔德乌网球俱乐部时，谁会告诉她她最终会钟情于政治。漂亮的古铜色肌肤，白色运动服，迷你百褶裙……她喜欢运动给身体的感受，她也去跳舞，涂唇膏，戴帽子，抽带过滤嘴的香烟，喝香槟。就像《戈斯达传》中的葛丽泰?嘉宝。
随着一声长鸣，火车钻进了隧道。他们陷入黑暗之中。她深吸车厢中散发的火车气息。
她不特别确定是在哪一刻所有的事情都走了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是因为那讨厌的煤屑。一天，街上开始弥漫火车站的味道。烟熏火燎的，一股烧焦的皮革味。擦得锃亮的高筒靴，皮带，棕褐色衬衫，带搭扣的腰带，军用装饰物……一个星期二，她和女友露丝去电影院，在魏森霍夫住宅区见到一群正高唱纳粹党歌的男孩子。还乳臭未干呢。她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然后严禁犹太人去商店的禁令就颁布了。她记得母亲被一个店主推搡出门，弯腰去捡落在门边的围巾。那形象犹如留在记忆里的一块血肿。一条沾满雪花的蓝色围巾。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始焚烧书籍和乐谱。再后来，体育场上开始挤满了人。贤淑的妇女，健康的孩子，威严可敬的父亲。他们并非狂热之徒，寻常百姓而已，有卖阿司匹林的商贩，家庭主妇，大学生，还有海德格尔的弟子。这些人都洗耳恭听演讲，未受蒙骗。他们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做了。是抉择。
三月十八日晚七点在她父母家，党卫军的一个巡逻队把她抓走了。下着雨。他们来找奥斯卡和卡尔，因为找不到他们就把她带走了。
捣碎的锁头，掀乱的柜子，打开的抽屉，四处散落的纸张……他们搜到了乔治从意大利寄给她的信。据他们说，信里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垃圾。能指望从一个俄国人那儿得到什么呢？若不扯上阶级斗争，乔治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本事。至少他逃出去了而且平安无事。她对他们如实交代，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在莱比锡学医。他们差不多算得上男女朋友，不过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从未陪她去过一次她朋友邀约的聚会；而她也从不打听他那些一直开到天亮的会议。“我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她告诉巡逻队员。看上去他们大概信了她。想来是她的衣着帮了她。她穿一条深红色的裙子，是特拉姨妈送她的毕业礼物，高跟鞋，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衫，仿佛党卫军巡逻队员恰巧在她跳完舞后逮捕了她。她妈妈总说穿戴得体能救她的命。她说得有道理。没人揍她。
当她被沿着走廊带向小牢房时，听见审讯者的呵斥从西侧的屋子里传出。轮到提审她时，她表现得异常出色。一个天真的，受了惊吓的年轻姑娘。她确实害怕，不过还没到脑子一片空白的地步。有时候，活下去只依靠保持冷静和全部警觉。他们威胁她在卡尔和奥斯卡自首之前会让她体尝铁窗之苦。她却说服他们自己确实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她的声音时断时续，双目睁得大大的，笑容甜美。
夜里她蜷缩在单人小床上，默默无语，抽着烟，望着天花板，孤傲里夹着一丝哀怨，盼着所有的做戏早点结束。她想着自己的兄弟，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像乔治那样通过秘密途径去往瑞士或意大利。她也盘算离开牢狱后自己的出逃。德国已不是她的祖国。她考虑的不是暂时的逃离，而是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学过的好几种语言应该派得上用场。她必须离开这里。她就要成功了。对此她确信无疑。她有一颗幸运之星。
火车驶出隧道重见天光，带着轰隆隆的汽笛声在山间逶迤穿行。另一幅风景映入眼帘。一条河流，苹果树环绕的农庄，几处小小的村落炊烟袅袅升起。当火车驶离最后一个弯道时，正值黄昏，一群孩子在路堤的最高处张开双臂，左右挥舞双手。
五岁时在鲁特林根她看到第一颗流星。他们带着晚饭要吃的谷物糕饼和炼乳从雅各面包房往家走。卡尔走在前头，边走边踢石头；奥斯卡和她总落在后头一点，兄长卡尔抬起手指指向天空。
“小鳟鱼，你看。许个愿吧。”他们一直这么叫她。空中的黑暗泛出洋李色。三个孩子肩挨着肩仰头望天，那些星星宛如盐粒，三三两两地坠落。回忆之际，她仍旧能从他们肩上嗅到毛衣衣袖的羊毛味。
“彗星是一份送来幸运的礼物。”奥斯卡说。
“就像生日礼物吗？”她问。
“比生日礼物更好。因为是份永恒的礼物。”
兄弟姊妹间知晓的事儿成了间谍用以辨别他们身份的暗号。记忆随着童年的悠悠岁月，悄然流逝。
卡尔一直是三个孩子当中最聪明的。他教她被捕时怎么做，教她用共产主义青年团使用的联络暗号，在墙壁上敲打字母。这至少为她赢得了同牢房女伴的尊重。要在牢里生存，必须尽最大可能相互帮助。知道多少就有多少价值。另外，奥斯卡教她怎么拥有骨子里的坚强，藏匿弱点，冷静沉着，充满自信。激情不会背叛你，奥斯卡告诉她，危险自会逃之夭夭。要看着危险到来。她疑虑重重地望着周围。车厢里的一名男乘客不停地抽烟。他身穿一袭黑衣，双臂撑在窗框上，打开车窗好让烟雾散去。毛毛细雨润湿了他的头发，滋润他的肌肤。她能嗅得到，她想。他在这，在我身边。你的脑子必须转得比他们更快，你逃吧，溜走，随便怎么消失吧，变作另一个人，她对他说。于是，她学会自己编出一个人物并杜撰其行动，就像少年时和女友露丝在阁楼一起模仿默片里的女主角，摆出挑逗性的姿势，一根带着长长过滤嘴的香烟夹于指间。阿斯泰?妮尔森和葛丽泰?嘉宝。生存就是向前逃。
两周以后他们释放了她。四月四日。窗台上有一盆红色的大丽花和一本打开的书。家人求助波兰领事的路子非常奏效。可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能离开那儿是因为那颗星星。
在这个世界上感受星座的能量从来不是什么比方，如同泉水的源头总无一例外地指向磁极，这种令人惊叹的精准用不着证实。千百年来，星星为地图绘制者和航海者指引道路，远隔百万光年给他们传递信息。如果悦耳的声音在苍穹飘荡，在银河系的某个空间肯定有人们的赞美诗、连祷文和祈祷在星星中浮游。
耶和华，天主，赛义德，神，无论你是谁，天灾和海洋的主宰，对事端与被摧残者的立法者，意外不幸与破坏的主人，救救我吧。火车驶入月台，东站的站名出现在高高悬挂的弧形铁片上。车窗的另一侧，工作日上午的旅客和通常一样熙来攘往。女孩打开笔记本，写下文字。
“如果你能归返的地方不存在，你必须相信自己的运气。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冷血。这些统统是我的武器。我从小女孩时就开始使用。所以我依旧活着。我叫葛尔德?波赫利拉。虽然我出生在斯图加特，但我是持波兰护照的犹太人。我初到巴黎，二十四岁，我活着。”
第二章门铃响了。她端着茶壶在厨房的炉灶前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她谁也不等。从阁楼的窗子看出去，一朵灰色的云朝罗比诺大街的屋顶压过来。破损的玻璃被露丝仔仔细细地用一块橡皮膏给粘住了。自她来到巴黎，两人一直合住在那所公寓。
葛尔德紧咬嘴唇直到渗出点血来。她本以为已不再惧怕，但并非如此。这是她学到的一件事。恐惧，真正的恐惧，一旦驻扎于体内，就永远不会离去，它谨慎地藏匿在那儿，即便无缘无故，一个人在一座城市中，安然无恙地待在带天窗的顶楼，城里没有会打人致死的牢房。就好像下楼梯时总是踩空一阶。我了解这种感觉，她自言自语道，恢复了呼吸节奏，仿佛肾上腺素的升高让她情绪平息下来。此刻，恐惧就在厨房的瓷砖上，有点茶汁溅在了上面。就像认出许久之前的旅伴那样，她认出他来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每个人在自己的地方。也许这样挺好的，她想。铃声再次响起时，她很慢很慢地把茶壶放在桌子上，准备去开门。
上唇有一撮汗毛的精瘦小伙子在把信交给她之前，带着某种敬慕朝她弯下身。一种长信封，没有官方印戳，不过盖有难民援助中心蓝红相间的图章。上面是打字机打出的大写的姓名和地址。拆信封时，她觉察到太阳穴周围血管的跳动。大概就像被告人等待陪审团裁定的感受。有罪。无辜。她不太明白信里的内容，不得不念了好几遍直到肌肉的紧绷感消失，表情变得和拨云见日后一样。并非正绽露出的微笑，而是笑容又栖身于心底，夺取了脸部所有特征，不仅仅在嘴角，而且有双眸，陡然间她看屋顶的方式仿佛发现一根天使的羽毛在那里盘旋。有的事情只有兄弟姊妹间才知道怎么说。一旦他们聊完了那些事，一切复归原处，整个世界重新布排。孩子们晚饭前在门厅的走廊高声朗读的探险小说片段可能包含着一个无人能破译的密码。所以当葛尔德念完“在他眼前，一条百转千回的河流清晰呈现。在一块封闭的空间耸立着两座大教堂，三座宫殿和一个军火库……”时，她感到煤油灯微弱的火苗散发的热量从毛衣袖窜到身上，火光照亮了封面，上面印着一个双手被缚的男人在茫茫雪原中行走在一个策马扬鞭的鞑靼人后面……其时她确定无疑地知道那条河是莫斯科河，围墙内的地方是克里姆林宫，而城市就是莫斯科，跟儒勒?凡尔纳在第一章里的描写一模一样。她平静地呼吸着，心里明白了奥斯卡和卡尔平安无事。
那个消息让她感到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强大能量，一种迫切需要表达出的兴奋之情。她想告诉露丝、威利，还有其他人。她注视着洒满柜门的月色。两手插进衣兜，金黄的短发贴在耳边，眉毛高挑。她正谨慎地思索揣摩，好像突然面对一个陌生女人。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人，小小的身躯，像名赛马骑师那样毛发厚重。既不是特别漂亮，也不非常聪明，是那年抵达巴黎的两万五千名难民中的一员。衬衫袖子在胳膊上挽了好几层，灰裤，下巴尖瘦扎眼。她又贴镜子更近些，察觉到眼里包含着什么，一种本能的倔强劲，她不想或不知道如何诠释。她只是从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支口红，嘴唇微启，用一种浓烈的，近乎寡廉鲜耻的红色，勾画出微笑的轮廓。
有时候，一个人待在离家数百公里外的拉丁区的一间阁楼，天花板布满水渍，发自管道的回声犹如船的汽笛鸣叫声，不太清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居留许可，除了来自斯图加特的朋友们有时塞给她的并不很多的钱；一个人能体会到离乡背井最古老的理由，走过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千米距离时心灵所不得不承受的全部煎熬，然后对镜自看却发现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坚强意志，一种兴奋的、不可征服的、毫无裂隙的果断。或许，她想，这微笑是我唯一的通行证。那些天里，全巴黎最红艳的嘴唇。
她飞跑着拿下挂钩上的外套，冲入晨曦中的巴黎街头。
几个月前起塞纳区就成了一个各种想法集聚，作出大胆惊人之举的理想之地。蒙帕纳斯一带的咖啡馆全天营业，变成初来乍到者的聚会中心。他们互相交换住址，讨论谋职的可能性，聊聊德国的最新消息，有时候也会收到几份柏林的报纸。习惯上是一溜都转下来，从一张桌子换到另外一张桌子，对整个工作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总结。葛尔德和露丝通常在多摩咖啡馆的露台上碰面，这正是葛尔德以独特的方式行走的目的地。葛尔德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过塞纳大街时由于寒冷双肩耸起。她喜欢那种灰蒙蒙的光线，宽松的时间安排，屋顶上的铅管，敞开的窗子以及来自世界的想法。
但巴黎远不止这些。不少法国人将蜂拥而至的难民看做一种负担。“那些巴黎人拥抱你，过后把你丢在院中央打战，”露丝总会这么说，倒也不无道理。欧洲犹太人的宿命开始遮住这座城市的围墙，就像从前在柏林，布达佩斯，维也纳出现过的情形……由于葛尔德要去奥斯特里茨车站取包裹，她们经过那里的时候，葛尔德看见一群“火之十字架”的年轻人正在往地铁站的墙上贴反犹标语，她觉得黑夜骤然来临。一股刺鼻的煤尘味再次蹿到嗓子眼。意料外的惧意，跟听到家里门铃响时产生的恐惧完全不同。更像一种无法控制的爆发当头一棒的茫然，令她想要发出干涩且强有力的喊声，一种根本不像她本人嗓音的声音。
“法西斯，婊子养的！”她听到自己用地道的法语高声而清楚地骂他们。是五个小伙子。全部身着皮衣，脚蹬高筒靴，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沉着和冷静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她后悔这么想但为时已晚。从邮局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带着谴责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她。法国人总是这么彬彬有礼。
那伙人里个子最高的那个又逞起威风来，大跨步朝她走过去。她本可以找间店铺或咖啡馆或者干脆就待在邮局里寄送包裹的房间里避避，但她没有这么做。她没想躲避。她只是改变了方向，沿着阳台悬于墙外的一条逼仄的街道朝前走。她走着，尽量不加快步伐，她本能地保护自己，将手袋紧贴在腹部，凝神静听背后的脚步声，小心翼翼却不回头。当她真真切切地听到身后那家伙指着她吐出的每个字时，连一条街都没走完。尖利的声音如同锯子的齿锋。就在那一刻她撒开腿奔跑。使出全身力气。无所谓去哪里，仿佛跑开并非是回应刚刚听到的确凿无疑的威胁，而是另一种不同的弹跳力，那种力量在她内心，如同被囚禁在迷宫中一般令她迷惑。她在迷宫里。她口干，感到一种羞愧与受侮辱的刺痛顺着食道蹿上来，就像她小时候在学校时，女同学讥笑她的习惯。在安息日期间，不许触碰钱币。而灵魂深处她倾全力痛恨自己是犹太人，这让她总遭攻击。身为犹太女子的事实就是一条滑落在香料店门槛处沾满了白雪的蓝色围巾，受惊吓的母亲，低垂着头。眼下，她避开突然在面前碰到的行人，叫他们不得不愕然地回头瞧她：一个行色如此匆忙的年轻女子，只可能从自身逃脱。从灰色折线形屋顶的建筑物拐过，一股菜花汤的香味搅翻了她的胃。她不得不在那里停下脚步。她抓住拐角处的铅管，把早餐喝的茶一股脑儿都吐出来了。
当她终于到了多摩咖啡馆的露台时，时间已过十二点。她出了一身汗，潮漉漉的头发向后倒下去。
“你究竟出什么鬼事了？”露丝质问她。
葛尔德耸起肩膀，双手插在衣袋里，团缩在一张大藤椅里，默不作声。或者说至少她的意思不明确。“今天晚上我去库波勒咖啡馆，”这就是她所能说的全部。“你要是愿意陪我最好。你不去的话，我自己去。”她的朋友突然满脸严肃地注视她。她的双眼像是在盘算，要自己得出结论来。她太了解她了。
“你确定吗？”
“当然。”她答道。
这个回答可以指很多事，露丝想。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回到起点。想要从同一个摔倒处逃跑。可她什么也没说。露丝理解她。她怎会不懂葛尔德的心思呢？在她们做工的难民中心第四处，每次看到人们不得不打发那些刚来的难民到别的社区看看，虽然心知肚明他们到了那儿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早已没法给所有难民提供临时住处和食物时，她恨不得所有的魔鬼把自己裹挟而去。最大的难民潮在最糟糕的日子拥来，失业数字急剧攀升。不少法国人觉得移民夺走了自己嘴里的面包，于是大街上的反犹游行越来越多。源自德国的包围圈危险地逼近每个地方。
移民们不得不传着用同一张一千法郎的纸币，在法国海关出示，表明有足够的收入，好获得入境许可。葛尔德和露丝没这么无依无靠。她们年轻靓丽，有朋友，没有语言障碍，知道摆脱困难自立。
“你就缺个果敢镇定的男人。”露丝边说边点燃一根香烟，这显然是改变对话的一种方式。“看看心被男人牵着能不能让你别再把生活复杂化了。葛尔德，你不会独处，承认这点吧，你老冒出稀奇古怪的点子。”
“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乔治。”
“乔治离得太远了。”这时露丝面露些许愠色回过头去看着葛尔德。临了总是她成了葛尔德的保姆，并不是因为她年长几岁，而是她们俩之间的事始终这么处理。她担心葛尔德重又卷进麻烦里，就尽力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却未曾察觉有些时候命运洗错了牌，躲过了狗，碰见了狼。不是预示的那样，意料之外的事总毫无迹象地降临，偶然发生，也可能同样偶然地不出现。如同一次约会，一帧信笺。一切都将到来。甚至死亡也会来临，不过要善于等待死亡。“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匈牙利人，有点疯疯癫癫的，”露丝挤弄着眼睛共谋般补充道。“他想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需要找个金发姑娘拍组广告。你想象一下，一家瑞士人寿公司……”她说着，脸上洋溢着一种夹杂着粗俗和小小虚荣的笑容。的确，大概所有人都能纹丝不差地想象到这样一个广告。露丝面容健康，笑意盈盈，披着一头半长的金发，发线偏左，额前一缕松糕状波浪令她平添电影明星的气质。她身边的葛尔德梳着男生那样的短发，颧骨瘦削，幽绿的双眸闪着点点绿色和黄色，透出机灵，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美丽。
两个人倒在露台上的藤椅里开怀大笑。葛尔德最喜欢她朋友这点，让她很轻易地就发现事物有趣的一面，并将她从自己思想最黑暗的深渊拉出来。
“付多少钱给你？”她很务实地问道，没忘了这么说说最多是调侃，她们依旧是勉强度日的人。当模特的报酬已不是第一次帮她们解决了几天的房租，或至少是一顿晚饭。
露丝左右晃着脑袋，仿佛真切地感到期望破灭了。“跟我们一个样，”她说，“一个来自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一个子儿也没有。”
“真可惜！”葛尔德表示同意，故意做戏似地咂吧嘴。“至少要帅点吧?”她开玩笑道。这下她又成了瓦尔德乌网球俱乐部里那个既冷静又快乐的姑娘。不过是种遥不可及的幻境。也或许不是。或许在她内心有两个女人在博弈。那个犹太少女想成为嘉宝，崇尚名牌，偏爱昂贵的衣衫和那些熟记在心的古代诗篇，她也是名活跃分子，倔强地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嘉宝抑或葛尔德。恰在那一夜，后者略微占了上风。
库波勒咖啡馆位于圣米切尔大道六十三号的一间没有排风设施的地下室。从好几个月前，全欧洲的左翼好战分子都到那儿聚会，其中不少是德国人，有些是莱比锡派的，像威利?查尔达卡。打烊前，咖啡馆半明半暗，地下墓地般。各色人等皆有：没耐心的，一本正经的，强硬粗蛮的，直接行动的拥护者，怀揣希望的。闪亮的眼神，抽搐般的表情，压低声调说出安德烈?布勒东加入了共产党或是引用《真理报》的一个社论，像年轻海盗那样，一根接一根抽烟，在对理念、放弃信仰、理论与辩论的奇特辩证中，有些人引用马克思的话，有些引用托洛茨基的。葛尔德不参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她保持在边缘，专注于自我。她对那一切所知寥寥。她在那儿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反对法西斯，也可能在于她的那种骄傲跟用公认的原则式语言，引语，咒骂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句表达不大能搭上调。她满脑子被其他不同的话语占满了，正是那天早晨在奥斯特里茨车站听到的。一些有时果真遗忘的言辞，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带着极似扯锯子的噪音重新在她脑际飘荡。
“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
第三章
她若有所思地走在他们身后，没有踩空一步。露丝虽然坚持不来，最后却不得不陪她。从卢森堡花园里林木的枝叶间洒落的光影令人感觉犹如在一个巨大的水晶苍穹下漫步，那是所有文学作品里描绘最多的林荫道之一。露丝突然在一棵印度栗子树下停下脚步，她穿一件石榴红大衣。背靠着树干，微笑着。咔嚓。她天生就知道怎么摆姿势。露丝脸庞的侧影展露出经典的怀旧气息。她头顶的天空显出的轮廓如同一只羚羊的颌骨。咔嚓。露丝继续走，大衣领子竖着，走了几步她扭过头，稍稍偏着头，嘲讽地朝相机看。咔嚓。经过福楼拜、波德莱尔、魏尔伦这些大师的塑像时，她的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肖邦的半身像前微微屈膝。咔嚓。阳光从枝叶的最高处洒下来。她们的脚步从碎石铺就的主径踏过，法国人总坚持要合理分割空间，坚持置放栅栏。露丝把指尖在湖面上弄湿，顽皮地朝摄影师弹水。咔嚓。
葛尔德观察着，默不作声，似乎那些与她无关。她之所以最后来了，只是因为她朋友不完全信得过那个匈牙利人。不过整个那场游戏还是有她着迷之处。
她从未对摄影感兴趣，但在每张相片取景时头脑里对那看不见动作的揣测让葛尔德觉得它是种绝对精准的练习。一如打猎。相机小巧结实，是台三十五毫米高速莱卡，带两个镜头，快门平铺。
“我刚从典当行赎回来。”那个匈牙利人微笑着自我辩解，还叼着根烟。他名叫安德烈?弗里德曼。黑亮亮的双眸，似小獚犬的眼睛。左眉有个半月形的小疤。穿一件翻领毛衣。电影明星的范儿，一丝不易察觉的蔑视挂在嘴角。“它是我未婚妻，”他抚摩着相机开玩笑。“没有它我就活不成。”
陪安德烈一起来的是个摄影师朋友，波兰犹太人大卫?塞伊莫尔。他清瘦，怯生生的，戴着一副知识分子风格的眼镜，大家叫他奇姆。两人像是多年的朋友了，那种共患难的挚友，放杯酒在桌上，就可相互默契至不用说一个字。从某种意义来说，犹如葛尔德和露丝之间的友谊，不过有差别。男人间的友情不同于女人间的。
他们溜达着回拉丁区时，话题转为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哪里来，怎么到了这儿，逃难旅途中历经的风险……另一边是背景：巴黎，九月天，高大的梧桐树，年少时或远离故乡，时光如白驹过隙。沿切尔切弥迪大街再往前，一架手风琴流淌出的琴声宛如一条在人行道上游弋的红色小鱼……那一刻葛尔德已研究过周围状况。她走在安德烈旁边，好像事情本身就如此。步伐协调，彼此不踩着绊着，似乎量好了距离。葛尔德慢悠悠地抽着烟，说话时并不直视安德烈，只专心琢磨他的心理。她觉得他有点自命不凡，英俊，野心勃勃，跟所有人一样有时太容易被猜中，自然很有吸引力，有那么点市侩，那么点优雅，没什么风度。可是经过圣马丁河道时，他的手钻到葛尔德的毛衣底下去触碰她的腰。虽然连十分之一秒都不到，却足够了。她吓了一跳。葛尔德最快的反应就是保持警惕。不过这个匈牙利仔以为自己算什么呀。葛尔德猛然扭身朝向他，像是要说些让他难堪之词，她极为闪亮的瞳孔透出绿莹莹的怒火。安德烈只有微笑的份，一副又真诚而又无助的样子，几乎是害怕，像个不小心闯了祸被撞个正着的孩子。有什么藏在他眼中，一种疑惑赋予他某种魅力。他要讨葛尔德欢喜的意图那么明显，让葛尔德心底感到些许甜蜜，跟她小时候因为什么事没做而挨骂，就忍着泪水坐在走廊台阶上的感受一模一样。小心啊，她想。当心，要当心。
并没有说教的味道。安德烈和奇姆谈论摄影，仿佛说的是个秘密社团，秘传犹太教的一个新分支，范围可以囊括从托洛茨基参加哥本哈根的一次大会，到最近安德烈拍摄过的美国喜剧明星劳拉和亨利在欧洲的巡演。葛尔德觉得摄影是一种有趣的谋生手段。
“你别这么以为。”他让她从错误中醒悟过来。“竞争太激烈了。在巴黎有一半难民是摄影师或者想干这行。”
他说起印刷颜料，三十五毫米底片，光圈的打开，手动干片机和鼓式干片机，就好像这些是一个新世界的关键。葛尔德边听边记。学习新东西令她愉悦。
白天结束了，时光又在广场和咖啡馆的延展。完美时刻，那时言辞尚无深意，一切都轻松呈现：为了点烟安德烈环起手指来保护火苗的神情。黢黑有力的双手。葛尔德走路的样子，微笑着，眼盯地面，微微往左偏，像是给他占据那块地方的机会。露丝也微笑，只是方式不一样，带着宿命论，对自己的女友唱主角也有点迁就，仿佛在心里念叨，这个闷骚的小女人。可她不是真这么想。一个简单的女性间争夺风头的游戏。露丝跟在他们身后走，把谈话让给那个波兰人，因为那个下午轮到他唱主角，他尽可能演得最出色。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我。既迷人又驯服的奇姆让她说，好似隔着条路望着她，如同男人们望着让他们觉得无可企及的女人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感受从天空一角露出来的月亮，光芒四射，炫目，仿佛一种充满未知、意外和不确定的生活。再远些，夜色里圆形的、五颜六色的小灯，从一台手提唱机飘出的音乐……四个人在安德烈认识的一个餐馆吃晚饭，窄窄的餐桌上铺着红白格相间的桌布。他们要了最便宜的套餐，掺有很多黑麦的面包，奶酪和白葡萄酒。奇姆指着餐馆最里头一张挤满人的桌子，谈话像是围绕着一个头戴羊毛帽的高个子，帽子上有个电筒，让他看上去像个矿工。
“他是曼?雷，”奇姆说。“总被作家围着。边上那个系着领带、刀削脸的叫詹姆斯?乔伊斯，古怪透顶。爱尔兰人。他醉得一塌糊涂胡言乱语时，值得听听。”接着，奇姆用食指把眼镜的鼻夹往上推了推。他话不多，不过当他说话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会聊点个人的事儿，总是呢喃低语，像是说给衬衫领子听。葛尔德即刻对他有了好感。他似乎胆小，像名《塔木德经》研究专家那样博学。
手提唱机传出约瑟芬?贝克演唱的《对两个人的爱》，令人联想到鳗鱼样窄长黑暗的街道。谈话声此起彼伏，香烟氤氲，正是适宜私密谈话的氛围。
安德烈是对话的操控者。像要拉近距离那样，他口若悬河。安德烈说话时激情洋溢，自信满满，时不时停下来先猛吸口烟然后接着说。他说他们在巴黎待了一年多，靠接拍广告和零星杂活，试图打拼出一条路。奇姆在《致意》杂志打工，一份共产党的杂志；安德烈自己替好几个新闻社做事。有朋友至关重要。他有朋友。在中央新闻社和盎格鲁洲际新闻社……都有他的熟人，大迁移中的匈牙利人，像哈格?布洛克；扯什么啊，像要为匈牙利人博取信任。他开玩笑，微笑，口无遮拦。有时候安德烈朝饭馆里头张望，然后重又把目光移到葛尔德身上，盯视着她。这就是我，他仿佛在说。她们若有所思地听他讲，头微垂，各自怀揣着心事。她们的眼睛不轻许诺言。灼人的目光带点惩戒的味道，直抵要害，像是要重新比较或试图分辨出听出来的意思和所听到的，或许要大胆说出不那么仁慈的看法。他们觉得安德烈那双褐色的眼睛出奇得剔透，幽绿中透着青紫。是在布达佩斯童年花圃中的那些鲜花的颜色。他继续放心地说着。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也时不时帮他们一把。难民间的团结一心。恰巧在协会的一些会议上他们结识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有贵族气的大个子诺曼底人，半个超现实主义者，他们就是在布勒松公寓的坐浴盆中开始冲洗相片的。
“你要是被贴上超现实主义摄影师的标签，那就亏了。”安德烈说，他的法语说得糟透了，但很努力。“没人会找你干活，你会变成一朵温室之花。不过要是你说你是摄影记者的话，那么你想干什么都行。”
了解他的生活，无需直接发问。安德烈开朗，外向，健谈。葛尔德觉得他太年轻了。看上去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其实他刚满二十，依旧有着冒险成为英雄的年轻人的真诚。过于看重和夸饰自己的功绩。不过他有魅力，他开口说话时，别人只有听的份。就像他描述达拉第政府的授职仪式那样。葛尔德和露丝对此记得一清二楚。二月六日，一个雨天。法西斯分子宣布在波旁宫对面举行大规模游行；左派组织了几次反对游行作回应。结果，爆发了一场决战。
“我搭哈格的车到了都尔—拉—雷伊纳，然后步行走到协和宫，想过桥到国家议会。”安德烈换成德语说，可比法语说得强多了。他抵着桌边，双臂交叉。“有两百多名骑马的警察，六辆大车，还有五个警察一列组成的警戒线。根本不可能穿越过去。可人们围住一辆挤满人的公共汽车，一切就从那儿开始：点火，扔石子，碎玻璃，‘法兰西行动’和‘青年法国阵线’的法西斯分子跟我们肉搏。到了晚上，情况更糟。没剩一盏能亮的路灯。唯一的光源来自火把和不期然点起的篝火。”他把香烟从嘴边挪开，直接看着葛尔德，充满激情地说着，不过也夹杂着其他因素，虚荣，惯习，男性的傲慢，这种做派植根在男人脑子里，让他们做起事来好像西部片里的孩子。“雨中雾气弥漫。我们知道拿破仑分子想法子到了波旁宫跟前，所以我们聚集起来试图阻止他们。可是警察从桥那边不加区分地射击。有几个狙击手是在都尔—拉—雷伊纳的印度梧桐下站岗的。完全是个屠宰场：死了十七人，一千多名伤者。”他说着，猛然喷出一口浓烟。“而最糟糕的是，”他补充说，“我没法拍到一张照片。光线太差。”
葛尔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德烈，胳膊肘靠在桌子边上，下巴垫在手上。博里斯?塔尔赫伊姆和其他许多同伴一样，在那天被抓，被遣返回柏林。社会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继续在帮派斗争中对骂。他的朋友威利?查尔达卡最后脑袋被砸开了花，断了一根锁骨。左岸一带所有的咖啡馆都变成了临时医疗站……可那位自命不凡的匈牙利人却以为整桩事件里最糟糕的是没能拍他妈的一张照片。真行。
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奇姆眨着那双细小的眼睛观察葛尔德。她知道他正在那一刻望着她寻思，或许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一如从她眸子深处透露出她坚信任何人都无权玩弄别人的信念。事实上她了解安德烈什么呢？难道她就能解读出他的思想？他们曾一块儿上学去吗？或是曾有一次在他家屋后的台阶上坐在他身旁，就是为了不听到家人的争吵，他抚摩一只猫直到天明，因为父亲把一个月的薪水都输在牌局上了？不，显而易见葛尔德对安德烈的生活一无所知，也丝毫不了解布达佩斯工人社区的生活。她如何能知晓呢？安德烈十七岁时，兰科桥混乱事件之后，两个人高马大、戴圆顶高帽的人去家里找他。在警察总局，警察局长皮特?郝耶姆打断了他四根肋骨，嘴里还一直吹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口哨。第一拳直捣下颌，安德烈以无所顾忌的微笑接招。局长又踢他下身。这回他虽然笑不出来，但竭尽所能用蔑视的眼光看他。接下来一直暴打到他失去知觉。他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两周以后他离开了警察局。母亲茱莉亚给儿子买了两件衬衫，一件夹克，双层底的登山靴和两条灯笼裤，连带自己的难民服，就把十七岁的他塞进了火车。从此他再没回过家。所有这些她知道什么？好像奇姆的眼睛在这样说，它们在圆圆的镜片后窥察她的反应。
很难想象像奇姆和安德烈这两个不太可能做朋友的年轻人是朋友，他们彼此支撑，和悬浮在宇宙间互相吸引的两个星球一样。他们太不一样了，葛尔德想。奇姆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看上去挺严肃，像哲学家或者国际象棋手。在不经意间听到奇姆的两次谈论后，葛尔德得出结论，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和她一样，内心弥漫着一种忧愁，犹太人的气质。安德烈正相反，似乎不要这些事把生活弄得复杂。不过，就像人们总是把生活复杂化那样，看起来，他以另外的方式将生活变得繁杂。一切的源头是一个冲露丝走过去的高个子家伙，他留着胡子，说话的那种腔调不粗鲁，而是含情脉脉，要献殷勤，一定是喝过头了。一个女人知道如何独自处理的局面，用不着弄成闹剧，一个简单的答复就能把法国佬搞定。但安德烈却不容他有反应的时间，他站起身，十分粗暴地把椅子推到后面，餐馆里所有的客人转过头来。他双手稍稍离开身体，肌肉绷得紧紧的。
“冷静点，”奇姆说着也站起来，摘下眼镜，以防互砸脑袋。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发生。那家伙只是高举左手以表歉意，介于含糊其辞和屈从。骨子里他是个有教养的法国人。或者不希望那个晚上惹事。
不过，葛尔德觉察到那情形对奇姆和安德烈而言并非意料之外。她确信在不止一次的情况下，事情本该以另一种方式解决，而非以那种形式收场。有些人生来就好打斗。这或许无法选择，而是一种本能，即第一眼看到不对劲就跳脚。匈牙利哥们儿似乎属于这一类，他耿直无私。惯于在女人面前展示游侠骑士的杀手锏，从倒数第二杯酒开始便有种危险的格斗倾向。
除此之外，当他头脑清醒时，无论个人生活还是工作层面，表面看起来轻浮且易变。他的幽默感很特别。容易自嘲，自嘲那些自己搞错的事情，就像他聊起把中央新闻社的预付金在一个下午全部花光，不得不将派宝相机当了好付钱给旅店；或是在圣特罗佩，试图用莱卡相机在地中海透明的水底为斯坦尼茨兄弟做个报道，却毁了相机。那家新闻社没几个月就破产了，而安德烈拿他们委派自己这个有前科的人开玩笑。那种拿自己蠢事开涮的自然劲使他给人留下亲切、耍宝的第一印象。典型的匈牙利幽默。他甚至不费什么劲就可以是个没皮没脸的人，那种似有似无的浅笑能把他必须说出口的都表达出来，尤其是他耸肩膀的那种方式，仿佛给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革命英雄拍照和报道整个蓝色海岸最优美的度假中心毫无二致。奇怪的是葛尔德并不完全讨厌他的两面性。反正她也喜欢昂贵的香水，有明月和香槟相伴的夜晚。
大概说不清楚那时究竟是什么让葛尔德没能相信那个匈牙利人，他审讯样地盯着葛尔德看，一手托肘，香烟夹在两指间。不过毫无疑问，有些原因。
安德烈?弗里德曼像只猫，似乎跌倒时总是脚着地。只有他可以一错到底而他的领导还继续信任他；或是带一本没有签证的护照搭乘德国火车，他不出示证件而是坦然地给查票员看一份餐馆菜单，蒙混过了关。二者必居其一：或是特别灵活或是拥有让天平偏向自己的才能。仔细考虑的话，在葛尔德看来这两个优点没一个不会惹出麻烦。
“你知道走运是什么吗？”他注视着她的前额对她说。“走运就是在柏林的一家啤酒馆，一个纳粹党卫军砸一名犹太鞋匠的头而你不是鞋匠，是摄影师，还有时间掏出相机拍下来。运气是粘在鞋底上的某种东西。你强求不得。”葛尔德想起了自己的星星。她觉得自己拥有好运。但她没吱声。
安德烈拨开额前的头发，重朝餐馆里头望过去，但没有聚焦，是瞬间的心不在焉。有时候他的目光飘到远方，仿佛身在别处。我们都怀念点什么，一个家，童年时嬉戏的街道，一副旧的滑雪板，上学穿的靴子，学习用的课本，厨房传出的让我们喝完那杯牛奶的责骂声，房屋后院的缝纫间，自行车踏板连续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祖国不复存在。一个杜撰而已。存在的是那个有时我们感到幸福的地方。葛尔德发觉安德烈有时候去那个地方。他跟所有人搭话，吹牛，微笑，抽烟，那块地方会猛然间闪现在他眸子中，他已然在远方。非常遥远。
“你最后会跟他上床。”当黎明时分她们终于到家门口时，露丝预言道。“死也不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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