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总十余年来作者关于宏观性的史学观察和理论方法论方面的议论文章，寄托对于中国历史学及其文化意义的所思所想。
作者简介：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目录：
卷一
超越时空论“封建”
想象与现实的背离--清国家体制异论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
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
重新审视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
明清时代中国的南北分野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读
林则徐研究的重新思考
卷二
回归学术本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民族学的“文化意识”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称定位卷一
超越时空论“封建”
想象与现实的背离--清国家体制异论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
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
重新审视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
明清时代中国的南北分野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读
林则徐研究的重新思考卷二
回归学术本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民族学的“文化意识”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称定位
从历史向文化的演进--闽台家族溯源与中原意识
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历史观察
国学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从国学热的角度看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卷三
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陈支平教授访谈
史无定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史学论著序言选录所谓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实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给研究农业经济史的学者出了一道难题。学者在论述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引进扩种粗粮品种如番薯、玉米等以便解决饥荒问题，开垦边疆、山区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两项史实为主（以及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扩种）。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恶化为代价的。而当大量民众为着温饱而挣扎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超速进化是无法想像的，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十分脆弱的。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明代社会经济一系列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基本上是以中国南方区域为核心而展开的。以致于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把明代江南经济史等同于明代经济史：论述明代赋役制度演变史，集中在江南官田重赋问题；研究明代市镇的兴起，有关明代江南市镇的论著层出不穷；探讨明代手工业的进步与经营方式的改变，也无不以江南为研究核心。更不要说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特有现象。凡此种种说明，所谓的明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应该是：明代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而同时期在相当多的北方区域，特别是西北区域，并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明清时代中国的南北分野》对于南明历史的研究，始终掺杂着过多的主观意识与史实的推测。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百多年来史家研究这段历史所能依据的史料记载，基本上是来自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当时朝廷易代并且参与了抗清活动的人们的痛苦记忆。这种痛苦记忆的历史叙述，必然贯穿着两种挥之不去的主观意识，即政治立场的偏见与事后诸葛亮式的设想。以至于我们今天还会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南明时期的某些政治与道德的价值判断，并莫名其妙地为三百多年前的一些事件作出历史设想。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读》根据客家是正统中原士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人们创作了客家人南迁时驻足闽西宁化石壁村的传说。这种传说，或者说是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在早期的客家文献中很难找到比较确切的证据。即使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系统提出客家是正统中原士民的后裔这一论点的罗香林先生，也对这一传说抱着存疑的态度。但是到了20世纪末，一些客家籍的成功人士在宁化县石壁村大兴土木，修建了所谓的客家百姓大祠堂。后续许多客家祖谱也纷纷把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千方百计地到宁化石壁村转一转。“新”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创作了出来。
——《回归学术主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许多论者都十分推崇客家民系“重文教”的传统，这也是只见客家民系不见其他民系的结果。……据谢重光先生的研究：“闽西的汀州，自唐开元年间建州以后，至北宋天圣年间才建立郡学，中间有近三百年没有州、郡一级学校。所以自唐开元末建州至宣宗大中年间，历一百多年才有一位伍愿进士及第，自大中年间至北宋太平兴国中又一百多年，才有罗彧成为汀州第二位进士。此后直至《临汀志》成书的南宋开庆年间，‘每科得人亦稀’，与同时期福建各州军相比最为落后。”到了明代，客家区与沿海各地在文教方面的差异仍然相当明显，明代万历年间在福建任过官职的江南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说：“闽西诸郡人（客家）皆食山自给，为举子业不求甚工。”举沿海非客家的兴化府为例，莆田一县仅宋代就有进士近二千人，大概等于闽粤赣地区客家人举进士人数的总和。事实上，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代以前，闽粤赣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闽粤沿海的非客家区域，客家的文教事业落后于闽粤沿海的非客家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研究客家方言的学者，无不强调客家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客家的先祖以士族的身份从西晋以来经过历次的南徙，带来了中原的母语，故而现在的客家方言，保留了“较多的中原古音”。这实在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结论。从南迁的历史看，如前所述，非但客家，华南其它民系也无不经历了这一过程。从所谓保留中原古音这点上看，现存的有关南方各方言的研究论著看，各自都举出众多的论据，证明这些方言保留了“较多的中原古音”。至于这个“较多”是怎么得出来的，那只有各说各话了，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衡量尺度或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邓晓华先生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传统学界认为的客家是中原正统，客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后的延续，这种观点恐与事实相悖，客家应是多源的，客话中既有代表儒家大传统的汉文化的中原雅音，也有大量苗瑶语族、北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客话是多层面长期的语言互动后形成的。使用传统进化理论来解释客话及客家的形成是不恰当。”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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