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集共收录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约四十年间的学术论文37篇，内容涉及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亦包括黄帝文化、中原古城古国古环境、郑韩故城出土陶文字与量器、东周冶金铸造技术、青铜礼乐器与青铜镜。古代美术方面，从史前岩画到佛教造像，从帛画艺术到汉墓壁画、石刻线画艺术，都有涉猎。古陶瓷方面，包括陶器烧造技术，北方白瓷起源，早期青花，以及汝窑与耀州窑、北宋与南宋官窑之关系，南方的德化窑等。各方面的学术探讨，多是依据考古新发现。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加深认识，还有的是另辟蹊径，创见性地填补学术空白与欠缺。各文都能论据确凿，不尚空谈，不做无谓的发挥。
本论文集可供历史、考古等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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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考古四十年回眸
古城古国古环境篇
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探析
颛顼时代传承脉络与氏族文化关系
炎黄文化定位及其黄帝故都问题商榷
炎黄文化研究若干问题之管见
从西平董桥遗址看西陵氏族之兴起
古城寨龙山城址与中原文明的形成
新密古城寨城址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地位
“黄台”、“黄水”与“启都”新论
夏早期都邑“阳城”与“阳翟”探索
商都郑州之根源
郐国、郐水、郐都析议
奠及其都邑考
40余年来郑韩故城考古重要收获考古四十年回眸
古城古国古环境篇
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探析
颛顼时代传承脉络与氏族文化关系
炎黄文化定位及其黄帝故都问题商榷
炎黄文化研究若干问题之管见
从西平董桥遗址看西陵氏族之兴起
古城寨龙山城址与中原文明的形成
新密古城寨城址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地位
“黄台”、“黄水”与“启都”新论
夏早期都邑“阳城”与“阳翟”探索
商都郑州之根源
郐国、郐水、郐都析议
奠及其都邑考
40余年来郑韩故城考古重要收获
试论韩与楚文化的关系
古文字篇
近年来新郑“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简释
郑国祭祀遗址出土韩国陶量及其文字研究
青铜器篇
新郑李家楼青铜器钩沉
楚郑两国编钟的比较与研究
郑国祭祀遗址及青铜礼器研究
郑国编钟与郑声研究
新郑铜镜试论
石刻、绘画篇
中原文明的神奇画卷——具茨山岩画探秘
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及其相关问题
试论楚国人物龙凤帛画的艺术成就
洛阳西汉墓壁画艺术源流与美学风格
沁阳北朝石棺床艺术考略
荆浩山水画《匡庐图》赏析
冯京墓志考释
少林寺北宋舍利石函艺术试析——兼谈函题记与面壁塔诸问题
冶金铸造篇
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钱范、有关遗迹及反映的铸钱工艺
郑晋两国铸造技术对比研究
陶瓷篇
河南龙山文化陶器烧造技术概览
从巩义白河窑看我国北方白瓷的起源
早期青花瓷及其若干问题
汝、耀两窑关系试析
汝瓷源流与宋南北官窑之关系
德化窑的始烧、发展与昌盛
附录
蔡全法先生著作存目
编后记
古城古国古环境篇
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探析
裴李岗文化自1977年在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西发现以来，30年间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其主要成就是对聚落分布区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甚至有些发现是填补了区域的空白。特别是数十年来对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确认，以及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叠压，裴李岗文化晚期遗存关系的发现，使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编年体系，从而可以把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之中，尤其是数十年来对裴李岗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与研究，揭示了裴李岗文化聚落的不同类型，以及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根据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学界基本把裴李岗文化置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晚段。所以就聚落形态和文化传承因素而言，裴李岗文化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我们将按这一时间和空间框架，探索研究裴李岗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生和发展。
一、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溯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裴李岗文化的遗物已有零星发现［1］，当时人们都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未能认识到是一种新型文化而引起重视。1977年春，原开封地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对裴李岗遗址进行了试掘，开始认识到“裴李岗遗址所出的浅腹碗形鼎、筒形罐、鞋底形石磨盘、长条形石磨棒、两端均有圆弧刃的石铲，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都没有出现”过，其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应是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初步称作“裴李岗类型”文化［2］，随即又定名为“裴李岗文化”［3］。14C测定证明，这种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早期，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上的一段空白，也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数十年来，裴李岗遗址已发现了150多处，其分布地域大致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西起豫西山区，东达豫东平原，北至洹水流域，南抵大别山北麓，方圆500余公里。裴李岗文化发现前后，在河北省武安县又发现了磁山文化［4］，还有陕西省华县的老官台文化［5］，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6］，内蒙古兴隆洼文化［7］，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8］，长江中游的城北溪文化和浙江北部的河姆渡文化［9］等。据14C测定数据，这些文化的年代虽不一致，但十分接近，大致都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些遗存发现的初期，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晚段［10］，此后随着广西、广东、江西等地一批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与确定，又将其定位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11］，但是有的学者仍坚持裴李岗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12］。还有的仍将其划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3］。这说明目前裴李岗文化的历史框架定位还不是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距学界认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尚有约2000年的时间，所以将裴李岗文化放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仍是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对其早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但根据已发现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14C测定年代在公元前7500～前6000年。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原始经济的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遗址多是在靠山或山坡上以及水边，作为聚落形态表现为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
洞穴遗址比较重要的有江西万年仙人洞［14］和吊桶环、道县玉蟾岩。万年两处遗址的上层年代在公元前12000～前7000年，均发现有类似栽培水稻的植硅体。在玉蟾岩洞穴发现有水稻谷壳实物，年代为公元前8000多年。这些发现为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新证据［15］。广东英德青塘洞穴群［16］与广西桂林甑皮岩［17］等，其主要特点是栖息地为洞穴。洞穴中有多处火塘。生产工具石器多为打制，磨制亦占一定比例，主要器类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和斧等。骨器有箭头、鱼镖和锥，还有角器和蚌器。发现的动物骨骼以鹿类为主，次之为猪、猴、灵猫等，还有鸟类和鱼类；螺、蚌的堆积甚厚。从生产工具和动物骨骼来推测，当时的经济还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农业文明似已在局部地区显现，制陶技术还未出现。
贝丘遗址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沿海地区和西江两岸，主要有广东潮安石尾山，广西防城杯较山、马兰咀山［18］、南宁豹子头、扶绥江西岸和敢造、邕宁长塘和横县西津等处［19］。遗址面积小的数百平方米，大的在1万至2万平方米之间；生产工具中石器主要是?蛎啄和网坠，骨器多是箭头和骨锥；整个遗址布满大量的贝壳堆积，还发现有鹿类和鱼类等遗骨，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辅以狩猎和捕鱼，此类遗存还不见农业的线索。
以上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应是聚落的遗存，其形态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经济类型的制约，社会经济与文化尚处于缓慢的发展时期，聚落规模都不大，但都是群居的状态。生活是靠山吃山，近水吃水，原始农业刚刚出现。生产工具种类较少，打制与磨制并存，基本是根据狩猎与捕捞的需要而制造。“仙人洞中遗址先后发现有二十二处火塘或烧火堆，甑皮岩也有类似的遗迹。说明洞穴中的居民存在着较小的组织，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火塘不与别人共用火塘。推测这种较小的组织应是家庭性质的结合。至于整个洞穴聚落居民的社会组织可能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小型公社。贝丘遗址既与洞穴遗址发掘水平相近，规模也不很大，其居民的社会组织也应相仿。”［20］这些推断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依赖于自然条件，规模也不太大，聚落居民似以家庭为单元，社会组织似已出现了小型的氏族公社，这应是以后氏族部落形成的初期阶段。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目前还未发现，但根据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的特点，推测应该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平原模式，另一种是浅山丘陵模式。之所以将其概括为两种模式，是基于河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已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新石器早期聚落遗存的特点，应依此作为重要的线索和信息来源。在平原地带最为著名的有许昌灵井、舞阳大岗、新蔡诸神庙等地。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于1965年秋，群众挖水塘时发现了文化遗物和化石，都出自“距地表下10米深处的灰色砂土和橘黄色砂土里”［21］。遗物包括1353件石制品，12种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以细石器最具特色。
品种有细石核、细石叶和丰富的刮削器。灵井遗存的时代有的称“中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还有的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绝对年代相当于距今1万年左右［22］。此外，在灵井以西1.5公里称为李井的池塘，挖出的砂土堆积物同灵井的性质接近，或可说明灵井石器时代遗存的范围可能很大，也有可能是灵井之外的又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一时期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聚落已有一定的分布，只是埋藏较深不易被发现。2005年4月，曾对灵井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出土石器、骨器制品2000多件。其中磨制石器和骨器30件，并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雕刻器。出土的动物化石有20余种。出土的动物骨骼上多有人工加工痕迹。灵井遗址也是国内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包括湖相、漫滩相（湿地）堆积物背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者认为其性质是人类狩猎、肢解动物、加工兽皮、石器、骨器的工作营地［23］。
2006年3～12月，再度发掘出土石器、骨器及其制品1.2万件，其中石制工具约300件，骨制工具约700件。出土动物化石16种，并在遗址西北74米处发现一段古河道。
灵井遗址成为华北地区文化遗物和包涵信息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24］。
舞阳大岗旧石器地点，位于舞阳县侯集乡大岗村北的一处自然岗地上，岗地隆起310米。1989～1999年，揭露面积290平方米，发现了第3层（裴李岗文化层）和第4层（细石器文化层）的地层叠压关系，显示出它在史前考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亦说明这一地点的旧石器文化早于裴李岗文化，年代上距裴李岗文化不会太远。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选址，仍注重岗坡的地形，承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选址理念。第4层发现石制品327件，类别有细石核、砸击石核、锤击石核、石片、细石叶、多种形状的刮削器、尖状器、修背石片、磨刃石片等。原报告通过与陕西渭南北阎村周原黄土剖面的对比，认为与北阎村剖面的年代相当，距今12700年［25］。“在华北细石器遗存中，大岗所处的时代较晚（原报告称时代较早），这为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目前虽不能说新石器文化从大岗文化直接过渡而来，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文化面貌。”［26］大岗遗存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平原地带人类生活的另一自然环境状况。
浅山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存，在河南发现的有南召小空山，安阳小南海，西峡小洞，荥阳织机洞、蝙蝠洞等。属于秦岭山脉东延的伏牛山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区。靠山脊处有上、下两个溶洞。下洞是小空山最大的洞穴，因位置靠下而得名。1980年6月，在下洞发现石制品后进行试掘，发现100余件石制品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可定为石器的有45件，品类有砍砸器25件，刮削器7件，还有石球等。上洞遗址1987年发掘，出土石制品153件。并对下洞残留部分进行了清理，又获石制品55件和一批动物化石。此次发掘，其主要收获是否定了该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认识，确定上、下洞的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晚期偏晚阶段，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27］，以上两例旧石器晚期遗存，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前身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生存环境形态而言，与省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许多共性。不同点在于南方近水地区是贝丘遗址，而北方平原上近水地区是丘岗坡地遗址。山洞遗存和丘岗坡地遗存中原始农业的线索较少见，人类生活是靠自然经济，出土的石制品证明，当时的人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从动物骨骼上有火烧痕迹分析，人们的饮食用火，不同区域或山洞或丘岗坡地都是氏族成员群居生活。在浅山区是选择自然山洞栖息，在平原则是选择可避水灾的岗丘坡地聚居。与新石器时代的选址似没有太大的差别，亦即向阳、避风、近水等为先决条件。无论是山洞还是平原就目前所知面积较小，都在1万平方米以下。舞阳大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直接叠压在旧石器晚期的地层之上，许昌灵井已出现磨制石器。所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将是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延续，保留有较多的旧石器晚期的特点。
华北地区所发现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罐、钵类粗陶，还有石锤、石磨盘和石磨棒、骨镞、骨锥等工具，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有的可能为家畜。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前8600年，是迄今为止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此外，阳原于家沟遗址也发现有超过万年的陶器。怀柔转年遗址除发现陶器外，同出有较多典型的细石器，年代相当于南庄头遗址［28］。这些重要发现初步显示出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概貌。推测处于华中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亦应是农业已经出现，已有陶器，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已有少量的家畜饲养，聚落规模大而分散。通过对旧石器晚期遗存和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观察分析，也为我们寻找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积累了经验与线索。
二、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的发展状况
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其聚落形态，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是农业普遍发展，聚落遗址数量的增多和大型遗址亦即中心聚落的出现。这一时期聚落遗址中不论早晚，都出土有比例较大的农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另外还有石斧、石刀、石凿等其他工具。石器多为磨制，且工整细致，琢磨兼制次之，也有少量打制和琢制的细石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骨制工具，制作一般比较工整。主要有针、匕、锥、镖、镞和锯、凿、镰等，它们也是当时重要的生活用具。从骨质生产工具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仍以渔猎、采集作为食物的辅助来源。中原地区较大的聚落遗址有新郑裴李岗2.2万平方米，舞阳贾湖5.5万平方米，新郑唐户20～30万平方米，河北武安磁山8万平方米等，小型聚落遗址则仅有千余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左右。如信阳南山嘴遗址，面积约1800平方米，新郑沙窝李近1万平方米。这些裴李岗文化遗址一般堆积较薄，遗物数量也不很大。这时的中心聚落的形成，是农业发展带来的结果，只有人们拥有较大量和较长时间的食物储备，才能结成较大的氏族集团聚居在同一聚落。
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武安磁山遗址、莪沟北岗、沙窝李遗址居住区内都分布多少不一的灰坑，这些灰坑多是储存粮食的窖穴，较典型的是磁山遗址，有几百个储藏粮食的窖穴，其中发现粟壳朽灰，如换算成新鲜粮食，可达50吨以上［29］。贾湖遗址发掘2000余平方米，就有灰坑320座，揭露出的房基有45座，这里的粮食储备亦当不在少数［30］。
沙窝李遗址仅揭露850平方米，就发现20个灰坑，30座墓葬［31］，说明这时期无论是大型的中心聚落，还是小型的分散聚落都有充足或一定数量的粮食剩余和储备。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多因揭露面积所限，而难知其详细的整体布局。近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进行考古发掘的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虽然目前只挖了4000平方米，仅是遗址的一少部分，得以窥见聚落内部布局之一斑。已发现的房屋基址，共有47座，均为半地穴式，平面有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数种，门向有南向、西南向、东南向。其共有特点是朝向向阳低洼的一面，以求得向阳背风。
房子以单间为主，共44座。双间房有3座。6座房内有灶。在Ⅳ区西南部居住区内还发现有排水系统。发掘表明，这些居址可分为四组独立的单元，中间被生土隔离。第一组位于第Ⅲ区西北部，有房基2座，因邻河，其他房基有可能被冲毁。第二组有房基12座，位于Ⅲ区的东北部，与Ⅱ区的东南部相连，略呈带状环绕分布在上述壕沟内侧，该组居于坡状地貌上。第三组位于Ⅱ区东南部与西部，共计6座，本区房基面积已经出现大小悬殊的差别。如F16不到5平方米，而F7达20平方米。在区域内还发现人工沟1条，疑为排水之用。第四组有房基27座，位于第Ⅲ区的东南部和Ⅳ区的西南部，房址分布较有规律，从北向南大致分为三排。门多朝向西南，个别朝向东南的房屋被朝向西南的房屋打破，说明这些建筑也有毁后再建的过程，而且再建时房屋朝向理念发生了改变。在整个发掘区内共发现灰坑160座，仅在此区内就有120座之多，所以房屋周围分布有密集的灰坑亦即窖穴遗存。在此区还出现有双门道和阶梯式门道的房址，而且在门两侧各有一座窖穴，形成独立的生活单元。发掘者认为：“房址形式结构的新变化以及按照一定规律成排分布的特点，说明此组房屋在建筑技术及布局形态上更加成熟，此区当为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核心区域。”［32］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聚落遗址，发掘2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45座，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主，另外还有圆形、不规则形、方形或近方形和马鞍形。结构以半地穴式为主。房内有的无灶，有的有灶。类型有单间式，占37座；多间式，房址5座。多间式又可分为双间式、三间式、四间式三种。另外，还有干阑式2座。平地起建式1座。房址的分布规律，亦受揭露面积的局限，统一观察分析较为困难。但总的说来，在多组房址中，房址面积的大小和分间的多少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其分组而居的布局已经形成。
大体可看出二房址1组、三房址1组、四房址1组不等，有的还可以从大的布局上连接成排。多处房屋都有二次扩建的迹象。大的房址面积可以达到40平方米，也有小房址围绕大房址的现象。在每组房址的周围分布着大量的灰坑，有些还有供人上下的台阶，虽然都是储藏性质的窖穴［33］。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墓葬区，与居址相邻，有的或混杂其间。新郑裴李岗遗址，墓葬集中在遗址的西部，居址在东部。共清理116座。分三组群：西组群分布35座，偏东侧有M54较大；中组群有墓葬48座，偏东侧有M38较大；东组群有墓葬31座，偏南部中间M27较大。方向以南向为主［34］。
舞阳贾湖墓葬区在遗址中分布多处。中区墓葬在南部，其中以M486为大。西北区墓葬大量集中在西北部，其中以M277、M366、M887较大，由于过于集中，墓之间打破关系严重，所以3座大墓应有先后关系。东南部也有少量分布，其中以M397为大，墓葬与居址混杂在一起。西区墓葬主要集中在东部，其中以M106为大。西南区墓葬也集中在东部，墓葬方向以西向为主，次之为西南向，少量为西北向，都在230°～320°之间［35］。
这些墓葬分布有序，排列规律，方向多趋一致，墓葬大小多较平均，仅裴李岗每组群中有大墓1座。贾湖西北区有3座，M277、M366、M287有多层次的打破关系，这3座较大的墓当属不同的时段。其他区内墓葬较大的也仅为一座。墓坑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没有葬具，葬式以单人直肢为多，极少见俯身葬，个别为双人葬和三人葬，死者多为一次葬，二次葬者甚少。随葬品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质生产工具次之，装饰品甚少，这些随葬品是人们生产、生活用器状况的反映。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烧陶技术的应用和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当时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聚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裴李岗遗址和贾湖遗址中都发现有陶窑，说明各聚落遗址的陶生活用器都是就地生产的。这时的陶器都是手制，火候尚不甚高。陶色以红陶为主，褐色陶次之，灰陶最少。陶质均匀细腻，陶土似经过淘洗。夹砂陶掺有砂粒，有的有蚌粉或炭粒。陶器的器表多为素面，仅是夹砂陶器上饰有篦点纹、篦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晚期的陶器上开始饰少量的绳纹和彩绘纹。陶器的器型主要有小口双耳壶、三足壶、敞口钵、三足钵、深腹罐、平底碗、杯和鼎等，成为裴李岗文化颇具特色的陶器群，也是人们能吃到足够的熟食，促进消化，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健康的必备器皿。
裴李岗文化聚落的选址，主要以嵩山为中心，分布在浅山丘陵区和黄淮平原西部的过渡地带，仅有极少数的遗址在真正的平原上。由此而形成浅山丘陵地域特征和平原过渡地域特征。前者是丘陵台地，或盆地边沿或谷地上，一般距水源较远，取水从岗脊下至谷底，近者数十米，远者达千米左右。在这种区域内，还有些聚落分布在河谷的一或二级阶地上。有的在两河交汇的台地上，由于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和取水的不便，制约着旱地农业的发展，所以一般聚落面积不大，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有的甚至仅有数百平方米至数千平方米。一般地层堆积较薄，地表遗物少见。
属于台地聚落遗址的有新郑裴李岗、新密莪沟北岗［36］、马良沟［37］等，属于河旁阶地的遗址有新密张湾、青石河［38］、登封王城岗［39］、巩义铁生沟［40］、郏县水泉［41］等。
平原过渡地域特征，聚落分布在河流和湖泊附近，遗址位于河旁或两河交汇处，地形属于平原上的坡状地或岗丘地，有的为阶地形式，聚落面积相对较山区扩大，并出现了较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面积从数万平方米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面积小的仅有数百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出现证明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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