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可谓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者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书行文平易，故事生动，并配有大量罕见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
岱峻，本名陈代俊，原籍四川资阳，现定居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大中文系，执业媒体，业余文学创作，曾获全国及四川省多项文学奖。上世纪90年代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等。
目录：
许倬云序
前言
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至刚至柔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
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情随春草绿缘定山坳间
龙性难驯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
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半个蚕茧两岸恩怨
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
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光风霁月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济“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述应当中肯。但我研究李庄数年，也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前些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两封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从那些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柔贤良的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艺术沙龙”。
沙龙的老板是金岳霖，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
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
报》文艺副刊连载。甫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徐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不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选自《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
“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
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
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
此后，赵元任也并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殊不知仅隔一年，史语所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5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此次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前后发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
4月初，董作宾（字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元勋，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并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
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
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
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
选自《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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