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七年》一书译文32万字，由韩凝许宝友张文成翻译，左凤荣审定。对书中一些不当地方已做了删节。本书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共分十章进行分析与阐述。内容分别是：导论；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6年；1987—1989年，根本的政治改革；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双重性还是公民社会；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解体；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国际影响；结束冷战；透视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
作者简介：
阿奇·布朗1938年生，牛津大学政治学退休名誉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退休荣誉研究员，曾担任该学院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一名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世界级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共产主义制度和冷战史。主要代表作品有：《戈尔巴乔夫因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共产主义兴衰史》（兰登书屋等联合发行,2009年版）。
目录：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第三章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6年
第四章1987—1989年，根本的政治变革
第五章苏联政治体制改革
第六章改革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双重性还是公民社会？
第七章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解体
第八章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国际影响
第九章结束冷战
第十章透视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仅在7年的时间内，东欧会剧变，苏联会解体。然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也不乏观察家迅速地站出来指出这一结果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像这种在许多（虽然并不是全部）方面都效率低下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也必须看到它在70余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考验，并且保持强大的政治和军事防御能力。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的各种过于泛泛而谈甚至误导性的观点受到关注并广为流传。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制度已经变得奄奄一息，行将瓦解；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种观点则论述到，苏联制度的转型、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里根政府一手促成的；同样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对摧毁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另一种颇有市场但却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的统治是改革的继续，只不过是采取了更加民主的形式。本书的各个部分，尤其是最后一章将对这些简单化或错误的观点详加论述和批驳。①和平变革难以在一个固化而高度威权的制度中产生和发展。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某些失误很容易导致政权的更替，但是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特别是在像苏联这样成熟的制度下，同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同于东欧的大部分政权——本质上是外国强加的——苏联的制度深深扎根于俄国的土壤之中。直到苏联改革前夕，领导者们还能老练地使用手中的“红萝卜”和“大棒”，迫使未曾壮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萎缩成为几个微不足道和边缘化的团体。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已经濒临崩溃，无论其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什么，它都必将走向衰亡，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政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尤其是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然而，尽管它们在政治上存在很多问题，经济上效率低下，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自我维护，以存在更长时间。苏联政权可以通过控制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来操纵舆论，以及动用其他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清除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被选定为这个国家新的领导人，这个决定完全是由核心领导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后一机构迅速批准了前者的决定。对于普通的苏联公民而言，这种事情就像天气一样不受他们的控制。②虽然领导层没有感受到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明显压力，但是对政治精英当中更富有远见和思想性的一些人来说，存在着刺激变革的重要因素。苏联与西方国家（甚至事实上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下滑状态。虽然这一切并不是1985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以往的苏联领导层总是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却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重振国家雄风和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最初做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戈尔巴乔夫知道，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仍感到非常遗憾，③所以他经常表示：除了改革，别无选择——苏联当时处于一种“危机前”的状态，甚至处于“严重危机”之中。④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也指出，他本来可以维持现存的制度，不使其发生根本改变，但这在道德和政治上无法接受。⑤这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苏联或俄罗斯肯定不可能在没经实质性改革的制度下长期繁荣兴旺下去。然而，轻微的改革外加强有力的管控，也能够使苏联的制度和这个国家都得以维持到21世纪。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部著作，后来因其已落后于他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发展的步伐而决定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指出了进行改革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更加精确地论述到：“改革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改革的合理的、建设性的选择”。⑥根本性的改革逐渐摧毁了苏联政权的支柱。改革引发危机与危机催生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⑦正如科特金所说：“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政权稳定。国家外债水平很低，信用评级优良。改革开始之前，国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国内动乱，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苏联也保持了规模不断缩小但依然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克格勃机构，并且它们都忠于国家。”⑧同样，阿伦也写到：“1985年，苏联拥有同10年前大体相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长期存在的物品短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情况曾经比此时糟糕得多……无论如何，在大众的贫困与政策的变化之间即使有联系也是很脆弱的，往往不是导致自由化的改革，而是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此外，苏联几乎不可能在外部的压力下崩溃。相反，1985年苏联正处于其世界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其根基在于在战略核力量上与美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⑨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某个时候，这一制度确实面临过全面危机。但是，由此导致的制度变化完全不同于改革。制度变化本来不需要朝着使国家更加自由或者更加民主的方向前进。在苏联精英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国家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也存在着改革主义和更加自由的追求。在苏联的党群机关中，前者的人数比后者多得多，更不要说在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中。鉴于苏联的多民族特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上台极有可能导致流血冲突，会产生一个比掌权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更具强制性的领导者。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正如在改革期间的称呼一样，而且是以新斯大林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为一方，以改革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为另一方的僵持时期。改革对于代表后者的势力来说是一个胜利，但是这一结果并非事先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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