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是“京师学术随笔”系列之一。
《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是王家范编著的一本学术随笔，收录《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梦回学术盛世的记录》；《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产权辩证”研究生课堂讨论》等文章。
目录：
体悟魅力回望20世纪最后年的学术思潮从“释中国”说到历史教材的陈旧爱与恨：对原始父亲的情感矛盾悼念韦伯的精神分裂儒、法、道人生价值观断想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感受历史智慧是一种愉悦读史剩言嘉靖皇帝的走火入魔晚明人眼中的晚明世像祁彪佳与宜兴民变百年世事不胜悲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纷说明史，有谁看懂了明朝康熙帝与晴雨录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状告徐乾学：康熙年间的朝野侧影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顾炎武的天下观重评明末郡县与封建之辨明清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对明清江南史研究的期望学习札记：肃顺之死的悲剧意味如瓢斟味虎年六十甲子自语梦回学术盛世的记录忆赠刘九生范文澜的“神似”追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笔谈重修清史，亦喜亦忧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古镇的历史神韵与未来命运有感于清明节的“精气神”富有者的傲慢：致“辩论”中的特里尔附录难忘的一堂历史课煮茶品茗话吏治“产权辩证”研究生课堂讨论 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人的常用词作一个概率统计，或许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批判”，与此相关，频率不低的还有“打破禁区”的提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以清理过去为主，针砭“文化大革命”乃至更远时期社会“病灶”的时期。凡属以前习用的或争论过的理论、概念乃至断语，恐怕无一不受到重新的审视和批判。这一时期学人所思、所为的目标是共同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勇气，所以也是一个决心告别过去、祈求万象更新的时期。
与文学关心“人性”、“人道主义”稍微不同的一点是，历史学更多地把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解剖中国传统的社会运作体制上。我不反对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概括为具有浓重政治意念的“言说”。看起来显得很像是悖论：当其时，学人一方面鉴于以往积久的痛楚或教训，强烈呼吁学术应对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气氛中，学人将自己批判的重点指向传统政治体制以及为这种体制服务的其他一切附属的东西，学术批判的政治意向十分强烈，此为理之所必然。金观涛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政治一体化”的结构特征，就非常一针见血，打到了痛处。只有解构这种板结的体制，“变”的能量才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当时虽然也有人起来批判金观涛的观点，但在一代学子心里却深深扎下了根。我不相信，学术可以完全离开政治这样重大的话题。人文学术直接的与间接的，总要归结到对社会政治状态的观照与对话上来。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是最学术的，但无处不发挥出一个独立的学人对其当下所处社会状态(当然也包括政治状态)的观照，有其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想补充说一点的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几乎是在思想或理论准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由“拨乱反正”开道而较快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
这种转变的突然性，反映到学术界，便是用以清理、批判的思想资源或理论资源比较贫乏，势不可免地带有许多历史惯性，也包括“五四”以来曾有过的种种认识习惯和论辩方法。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写过几篇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文章，也参与过农民战争史的重新讨论，现在回头再去看看，连自己也不堪卒读。尽管站的立场与之相对立，然而使用的思想资源乃至语言、文风，总有那种牵丝攀藤的味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拨“乱”之后的“正”在哪里，其实并不都是清晰的，分歧很快就会出现。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蒙”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我觉得这是从前面那种学术需求状态中应运而生的。
例如对我个人学术转变影响最大的，最早莫过于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著作。这一时期我看了许多西方社会理论的书，也包括科学哲学的入门书，它们在我写的许多文章中都留下不浅的印记。我不想对当时“启蒙”功过作力不胜任的评价，但我必须承认，在深感思想资源缺乏的渴求中，“启蒙”对我来说只能首先是“拿来主义”。所以，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大量译介与评述。也包括类似“走向未来丛书”等书籍的出版，许多中西社会类型比较课题的开发，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的尝试，等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史上留下的不容低估的成果。即使它们还有食而不化的印痕，生搬硬套的幼稚，以论带史的旧习。但毋庸置疑，它不仅影响了一代人(例如恢复高考后的“三届生”)，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后来能够较为成熟地理解、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奠定了基础。
去掉遮蔽是一种破坏，但更是一种精神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哪来创新意义的建设？这使我想起了顾颉刚当初发起“古史辨”运动的情景。
顾先生举起“疑古”的旗帜，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就是要去掉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对古史的遮蔽。现在有些人只是抓住一大堆“芝麻”做翻案文章，却忘了顾先生当时怀抱的“西瓜”，古史研究必须有四个“打破”：(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是由“去蔽”而进发出来的，有关中国古史宏观思考的火花，可以使人获得山外有山的开阔视界，循此前行，后来者自会开创出新天地。现在的大量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顾先生有先见之明。我们有理由说：这四条只是“假说”，在没有经过充分实证之前，学术的创新还未完成。但是，我们也可以不无遗憾地说，丧失了这种“去蔽”的精神，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即使面对大量新的材料，做了许多细微到某事件、某王年代的“实证”，结果又如何呢？学界好些人对“夏商周工程”不满意，原因就在这里。学术与思想这两个概念真的很难区分。学人不能没有思想，思想在学术机体里不断流动，学术才会有代谢更新的生气。从学术的个体来说，凡真正把学术看作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学人，“我思故我在”，有所思虑，故有所叩问，是谓之“道问学”。学问之道，其神圣的意义就在学人把学术看作是自身生命的一部分，是个人对社会观照和对自身拷问的双重奏。
把议论转到后十年，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或者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据说这是由对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得出来的。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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