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作者继《隔代的声音》之后又一部晚近中国历史问题探研集，以客观、冷静的思考，平实、从容的叙述，对百年来若干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盘点，故谓：历史的复盘。如革命党人与洪门会党（天地会、三合会）的渊源，同盟会“革命的本钱”——武装起事经费来源，王云五与金圆券风潮，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中研院”近史所的曲折创建，家人眼中的胡适，以及黄远庸、汤化龙、冯自由、陈炯明、罗家伦、易君左、阎锡山、张季鸾、陈布雷、翁文灏、浦薛凤、顾颉刚、左舜生、任中敏、卢冀野、林海音等人的纷繁史事或公案。
书中长文《台湾“宪政”不寻常路》，追述战后台湾社会始终存在两股力量，相互对抗与角逐，一为代表统治者（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一为代表台湾民众与赴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共生的反抗力量，这两股力量长期较量，经历了从戒严到解严、从组党到民主化的漫长时光，可谓备极艰辛，彼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终于谱写出威权时代“台湾民主宪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史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
作者简介：
范泓，文史学者，现居南京、扬州。先后出版《与李敖打官司》、《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在历史的投影中》、《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与李杨合作）等著作。2004年出版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历时八年，增补、修订过半，易名《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
【代序】冯克力：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
吴保初上疏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民初有个黄远庸
汤化龙何至于被刺杀
冯自由的“不自由”
陈炯明的政治理想
且说安福国会
束云章其人与事
罗家伦及《新潮》
真实的陶希圣
易君左其行其状
不应忘记秦德纯【代序】冯克力：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
吴保初上疏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民初有个黄远庸
汤化龙何至于被刺杀
冯自由的“不自由”
陈炯明的政治理想
且说安福国会
束云章其人与事
罗家伦及《新潮》
真实的陶希圣
易君左其行其状
不应忘记秦德纯
阎锡山：适中求对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
报人本色陈布雷
翁文灏从政前后
政学两界浦薛凤
蒋梦麟与北大
“历史的曲折”
《梅隐杂文》中旧人旧事
王云五与金圆券
任中敏与卢冀野
顾颉刚的“空虚”
晚年左舜生
傅斯年之死
林海音“自废武功”
屈莱果与殷海光
郭廷以与近史所
蒋廷黻死而有憾
家人眼中的胡适
蒋日记中的高、陶
台湾“宪政”不寻常路
【代后记】范泓：寻找历史的真实代序：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
冯克力（著名文史影像读物《老照片》主编）
范泓曾很认真地对我说起过，他从新闻与文学写作转向文史研究，是从为《老照片》写稿开始的。在新著付梓之际，他又旧话重提，想让我在书前写一点文字，并嘱我“千万不要推辞”。
范泓一向谦称，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是一个“边缘人”。而我更在“边缘”以外，我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一些认知，有许多还是从他的著述中了解的，我怎么好在他的书前置喙？到底还是盛情难却，也只好勉为从命了。
说起来，与范泓相识已逾十年。那时我正敦请邵建为《老照片》筹划一个叫做“多维视焦”的栏目，每次选取一组相关的历史照片，请几个人分别进行解读，一并刊出。这个想法提出不久，便赶上全国书市在南京举办，邵建在电话里说，正好你要过来，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邵建说，他与范泓也是刚认识不久，称他读书很多，文笔又好，除了参与“多维视焦”专栏的写作，以后还会成为《老照片》的一位长年作者。那天我与邵建如约等候在宾馆门前，不一会儿，范泓头戴护盔，骑了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停下车，一手抓着头盔，放声招呼着，大步流星迎上来握手，风风火火，快人快语，大有豪侠之风。
随着范泓的加盟，《老照片》的“多维视焦”专栏便紧锣密鼓地开张了。他与邵建又相约几位其他的文友，陆续就“斗私批修”、“古代酷刑”和国民党实行“训政”等相关照片和话题展开专题解读。这些解读，为《老照片》注入了理性与思辨的活力，使读物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栏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但范泓却正像邵建所预言的，从此成了《老照片》的一位多产的作者。
从他断续发表的文章里，《老照片》的读者更多地知道了陈布雷、陶希圣、雷震、殷海光以及林昭等人的行状与遭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烈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范泓关注从政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著述的路径，也由此见出端倪，并一发而不可收。范泓从为《老照片》写稿上路，一如他惯常的大步疾行，很快在历史研究与著述上拓展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不仅可喜可贺，作为朋友，也与有荣焉。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作品，多为范泓近几年来发表在国内报刊杂志里的历史随笔，与他此前出版的那些专著比起来，其中一些，算是短章。但他一仍“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所述人物的一鳞一爪、一言一行，也无不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条分缕析，从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两千字的随笔札记，也写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实是得益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夫。
“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这大概就是我所认识的范泓了。
——冯克力2012年于济南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
辛亥革命肇启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还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义举”的全过程。以甲午之战败后，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愤”，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对立与冲突等等，作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所谓“革命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唾手可得，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而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翻”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清廷对此防范甚严，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
革命党与秘密社会江湖会党结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标”相近，彼此互为利用。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革命党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洪门“一心复大明”不以为然，然在推翻“异族的统治”，则以为“与吾党无殊”。孙文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起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主要骨干陈少白、尢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都为会党中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首领）。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称“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称“三点会”、“三合会”，革命党人“拜正”者，即入会，在当时，就有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人。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者也不在少数，另有一部分人，则加入光复会；“光复会”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联系就是洪门九龙山。洪门组织十分严密，开山立堂，结拜兄弟，向待盟外人为“风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风马牛视之。
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可以知道，洪门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杀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门仿效梁山，但也有改进，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结义时烧三把半香，“头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半把香，义气不寻常，单雄信不投唐，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洪门由“汉留”组织演进而为反清的“秘密团体”，一直被清廷视为夙敌，“如发觉即抄家灭门”，故在城中难以插足，往往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1905年孙文等人成立同盟会时，同样设有联系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何物？答：中国物。何事？答：天下事！仿若洪门，毫无二致。
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问：来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结义。问：有咒无咒？答：有咒！其声其势，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渊薮于此。
孙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门，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时代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冯自由语），就是扩充势力范围。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间的渊源，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两者手段相同，以所谓的“行仁结义”来策动推翻异族的统治，或用革命党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欧洲革命，有绝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国自有革命以来，都是一面唤起革命的民众，一面组织革命的军队”，此话出自汪精卫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讲，核心观点却是孙文的。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八十五次，其势力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其性质相当于谋反，必遭清廷派兵剿办，“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秘密成立，开始重视与留日学生的接触，孙文在布鲁塞尔时就说过“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但事实上，重要的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无一成功者。辛亥革命发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灃主持，而载灃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亲王，如此一个非正常的“鱼烂”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渐式微，再加上民间的觉醒，甚至可以笑谈一枚炸弹在汉口俄租界意外发生爆炸，酿成重大事端，历史才被改写，千年帝国“一跃而跻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联络、侦谍暗刺、筹款劫杀以及敢死队等，“均由洪门会友担任”（梁崧甫语）。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会党的力量”，这自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动的结果，但利用洪门长期的反满意识，并透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标”，才是他们“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皆为会党中人，后因教义上的冲突，洪秀全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会党分子。而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即脱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会党反满活动。孙文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特别介绍洪门，称赞洪门会党那帮人“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洪门中一些人，被称为“老革命党人”，可见革命党人“始决倾覆清廷”的“壮志”其来有自，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以“复明”为夙愿，而意在创建“共和”；然以事实归，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出，纷争大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为民国之后的一个乱源所在，正如香港学者许行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门失去反清的意义，“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到新政府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革命党人的“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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