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年。
这一年的枪声与以往不同，因为它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兵变，而是宣告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古老王权时代的终结。这一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分界线，帝王从此由“主人”“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公敌，中华大地跨入了民主革命的时代。公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张学良向全国发布通电：“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万姓欢腾。日本举国大有“国难即将当头”之感。枢密院认为，张学良之举是“对日本明显的侮辱，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内阁则感叹“可畏的劲敌飒爽在满蒙大地登场矣”。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28年“东北易帜”，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波云诡谲的时期。本书首创以报纸合刊的形式真实还原这十八年之中的大事件，是对民国历史一次别开生面的全新解读。
本套图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民国新闻月刊：1911-1919从“武昌起义”到“五四运动”》
下册《民国新闻月刊：1920-1928从“携印出走”到“东北易帜”》
作者简介：
闻立欣，湖北省浠水县人，1961年出生于北京。历史学者。现执教于北京大学。
主要作品有：《八一三淞沪抗战》《抢滩：跨海登陆经典之战》《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参与编纂《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等。
目录：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001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025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073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107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137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167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203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239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273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武昌的枪声成为辛亥革命发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它动摇了绵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中华帝国的根基；对于大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 001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 025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 073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 107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 137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 167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 203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 239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 273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武昌的枪声成为辛亥革命发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它动摇了绵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中华帝国的根基；对于大清王朝而言，它预示着二百六十八年辉煌岁月行将画上句号；对于四万万中国人而言，它是帝制臣民角色的终结和共和国民身份的降临。用老百姓的话说：“变天了！”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性质不同，辛亥年的枪声，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兵变，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中华大地跨入了“革命的时代”，民主共和成为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皇权在古老东方国度的崩塌也震撼了世界，欧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在中国，武昌起义是一条分界线，帝王此后由“主人、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公敌”。左图是英国报刊报道“中国变天”时所配的漫画，图中武昌新军起义者正在与清廷军队展开激烈搏杀；左下图是策马逃离城市的清廷官员；右下图是英国记者丁乐梅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武昌拍摄的年轻革命军士兵照片，他们身着统一制式军装，腰间挂有子弹盒，肩上扛着“汉阳造”来复枪，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
鄂新军武昌举义两千余载帝朝止于那一刻中华大地宣告诞生共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士兵率先发难，在武昌打响推翻清廷第一枪，亦敲鸣埋葬统治中国逾两千年之久封建帝制的丧钟。是年夏末秋初，抗议清政府“铁路国有化”的保路风潮蔓延长江上游数省，尤以四川蓬勃。朝廷急命川粤汉铁路督办端方从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时为仅次于直隶的新军重镇，驻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总兵力约一万七千人。援川军离鄂，后方留守力量锐减，而其中五成还是加入或联络革命党组织文学社、共进会者。革命党人宋教仁、谭人凤等乘机乔装入鄂与同仁协调起义事宜，决十六日举事，成立领导起义统一机关，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会长孙武分任起义军总指挥和参谋长，刘公为革命成功后的鄂军都督。九日那天，孙武在刘公位于俄国租界寓所内装配炸弹时不慎失手，闻声赶至的俄国巡捕收缴了起义的旗帜、文告和花名册等，机关遭破坏，刘公和孙武逃走。蒋翊武等决定当晚提前起义，以鸣炮为号，但因命令未及时送达致使计划流产，起义总部遭清廷破获，蒋翊武出逃，被捕三十余，问斩者三。次日，湖广总督瑞澂（琦善之孙）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密令城内戒严管制，江面兵舰封锁，按名册大肆搜捕抓人。一时间，凡列名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士兵多有朝不保夕之感。晚七时许，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共进会营代表熊丙坤决定逆势而上，率困守营盘三百人高呼“造翻”，楚望台军械库守军响应，队官吴兆麟即刻响应并被推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随后以两千义军对都督府发起猛攻。城内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枪炮声遍及大街小巷。瑞澂见大势已去，凿穿衙门后墙逃往泊于江面的“楚豫”号兵舰，张彪则渡江奔向刘家庙车站。武昌为革命军所占，是为“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八月十九日”。当日下午，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持续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帝朝从此终结，中国诞生共和。
宣统三年十月
鄂中无大将“时势造英雄”黎协统掌帅印
随着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飘扬，建立革命政权乃当务之急，但革命主角都未置身现场：孙中山在美国筹款宣传，黄兴赴香港募资联络。公推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和候任鄂军都督刘公杳无音信，踪迹全无；实际指挥起义者大多威望不足，缺乏号召力。这些光复武昌城的革命党人聚议组建湖北军政府之际，发现自身面临群龙无首局面。解决问题之道是另行推戴具有资历和背景之湖北籍人士出面主持。有人建议吴兆麟出任鄂军都督，吴当即自谦“官太小，压不住台”，表示“打天下尚可效力，坐天下实以难当”；又有人属意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但众人皆称此公“素与革命无涉”，汤也坦言“本人不谙军事”，建议都督应从军界遴选可负重望者担任，如此方可拒南下清军于武汉三镇之外。于是有人提名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与会者展开激辩，多人认为黎氏不但非革命党，且更公开反对革命，怎能让这样的人领导革命呢？然而另有人指出：选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明革命党心胸开阔，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革命；再者，黎氏向为湖北军人爱戴，拥有相应地位。大家说“言之有理”。十月十一日，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黎元洪就任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阅马场咨议局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府临时办公地。十六日黎明，黎元洪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演讲中誓言“矢志恢复汉土”，并声明“请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黎元洪“被出任”军政府都督始末】黎元洪受过现代军事的训练，治军有方且待部下宽厚，也颇受士兵爱戴，人称“忠厚长者”，但不主张革命。武昌事发当晚，黎曾进行过反击，据说还手刃了一名来劝他起义的革命党人士兵，并警告部属“不得参与胡闹”。当情况急转直下而利于起义者时，黎元洪便躲藏起来了。革命党人决定拥戴黎元洪为领袖时，才发现黎已不见踪影。吴兆麟派人四下寻找，终于在其部下家中找到了这位候任“最高长官”，据说当时他“正躲在床帐后打抖”。革命党人表示要委任他做“新政体的都督”，还留着辫子的黎氏则说，革命党人闯的祸已经够大了，趁清廷援军尚未抵达赶快罢手回营。在被“迎驾”的革命军“护送”前往咨议局途中，黎元洪一再表示“我非革命党，担当不起这样的大任”，但护兵回答“去不去，都得去”，几乎是将他架到咨议局。当众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时，他口中连呼“莫害我”，不论周围人好说歹劝，就是不在安民告示上签字，结果被惹恼的张振武拔枪顶住黎的脑袋逼他签字。黎仍表拒绝，随后便干脆改为端坐无语，此时又有人扬言要杀掉他，幸好被汤化龙、吴兆麟及时制止。耗到最后，黎的态度开始软化，因为对革命党人的成就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当这个都督就面临身首异处的结局，终于十分勉强地“履行了手续”，成为鄂军政府“名义上”的都督。几日后，汉口、汉阳两镇也落义军之手，革命势头正猛，民众情绪高昂，黎元洪剪掉辫子，以一头短发的新面貌进入“行使职权”状态，做起了“真正”的都督。黎元洪在出任“中华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后，上书萨镇冰书谈及当时情形：“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以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武昌起义当天，孙中山正在美国大地旅途之中，从西海岸乘火车前往中东部，准备向当地华人华侨团体募捐，十月十一日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几日前，孙中山曾接黄兴密电，但因密码本随行李托运而未得破译，及至旅馆方读得内容：“居正由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鉴于孙氏当时并无款可汇，遂回电指示“暂时勿动”。由于连日奔波穿梭美国各地，忙于集会募捐筹款演讲，旅途劳顿且力乏精疲，电报未发即入睡安眠，次日临近中午方才起床。孙中山在去餐厅用膳途径回廊时，顺手在报摊上买了份报纸，醒目标题映入眼帘：“武昌为革命军占领！”读罢新闻孙中山惊喜万分，意外消息使其心情难于意表，如果此时即刻启程，则二十余日可抵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但是，孙中山却另有考虑，认为应该首先去争取国际支持，因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于是复电黄兴告知“暂不返程”，先决意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
【美报刊关注武昌革命《纽约时报》称“恐将结束满清统治”】美国各大媒体关注中国时局的突变，其中《纽约时报》在十月十三日、十四日连续刊载驻汉口、北京、东京、伦敦等地记者发回的消息和评论。发自汉口的文稿《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政体有望建立》中说，数月以来“困扰清国政局的革命形势终于明朗化”，湖北新军发难是“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并认为“如不发生意外，著名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关于清政府的反应，在发自北京的《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援汉口前线》一文中写道：“大清政府意识到湖北革命已达到非常危急的关头，急派陆军大臣荫昌将军率军支援平乱前线……仓皇逃逸的湖广总督瑞澂已接到立即返回原地的命令，并称如他不能收复武汉将受到朝廷严惩。”一些报道中还对起义新军保护外侨的做法表示满意，称“义军已命令要对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实行保护……湖北义军统帅发布了一条特别公告称，凡违反
湘革命党继鄂而起义军首领殒命内讧立宪派谭延闿督政湖南
两湖反清运动实为一体，武昌起义策动者中湘籍人士不在少数。鄂新军发难后，长沙共进会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起而响应。十月二十二日，焦、陈等以放火为号，率士兵从小吴门蜂拥入城，直冲抚台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大门对迎面而至的新军作揖表态：“诸位革命，兄弟双手赞成！”随后便在乱中化装溜之大吉。旧军统帅黄忠浩可没那么幸运，新军士兵平日就对他恨之入骨，不待说话就被起义者连拖带拽弄到小吴门给杀了。湖南宣布独立，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军政府正、副都督。湖南立宪派人士成立了参议院，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兼任议长，规定军政府都督的命令只有经参议院盖印方可生效，焦都督被“空壳化”了。同盟会代表谭人凤二十六日抵达长沙，不允许都督大权旁落，提出取消参议院。拥护和反对者争论激烈，谭延闿为此去职。焦达峰、陈作新原本资历薄浅，再加年少气盛，招致众多居功将领和当地士绅不满。三十一日，部分觊觎军政府首长大位的军官发动兵变，进攻都督府。焦达峰佩刀出场，准备对话，不料刚站定便被射杀。差不多同时，闻讯前来镇压的陈作新也在途中被叛军杀害。湖南省独立仅一周有余，起义两领袖便于内讧中丧命，最后各方推举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革命三策”武昌实践同盟会取中策获成功】鄂军武昌义举是宋教仁所谓“革命三策”之试验场。一九一○年，宋氏提出针对清廷革命三原则：“革命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三原则具体化即：以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中央突破为上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同步起事，而后成立革命政府展开北伐，是为中策；据边地以图日后进取为下策。此乃宋氏“革命三策”。鉴于上策操作难度大而下策实践证明行不通，唯取中策也。宋氏意见获得黄兴、谭人凤、李肇甫、赵声等支持，遂于一九一一年春在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十一省分会会长联席会议，决定七月在上海成立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部”，目标锁定于湘鄂两省，伺机寻找实践“革命中策”时机。
皇室首尾不得顾袁世凯复出北洋军头“只认袁宫保不识清廷”
清政府于十月十四日下谕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二十七日再降旨任其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师。袁氏结束两年有余“洹上垂钓”的韬光养晦，重返北京政坛。武昌炮响，京城骤乱，宣统年幼载沣摄政，宫内太后高官，不是无知者便为昏庸懦弱之辈，派去“灭火”的陆军大臣荫昌，虽留学德意志，但无奈才智有限，难以抵挡势头正旺的革命军。奕劻、那桐、徐世昌等，借各国驻北京公使团“非袁不能平乱”之语力劝隆裕太后及诸皇亲权贵，启用一九○九年初被令“回籍养疴”、正在彰德疗“足疾”的袁世凯，以解燃眉之急。不得已，载沣于十四日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袁氏深知，朝廷当前“非己不可”，决定把握东山再起之契机。仅任湖广总督的职权太有限，且旁边还有个钦差荫昌，因此袁氏并不为所动，以“足疾未痊”辞谢任命的同时，请奕劻的密使徐世昌向朝廷传达“平叛剿乱”六点主张：开国会，组责任内阁，宽办鄂肇事者，解党禁，总揽军权和军费保障。“袁六条”可谓满朝皇亲国戚的“清算书”。此时独立风潮已由湖北向各省蔓延，汉口革命军兵锋北指，阵脚大乱的载沣只得再次向袁氏让步，授钦差大臣并召回荫昌。三十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湖北督师。袁世凯小站练兵构建了北洋军队系统，各级将领多为小站旧人，对袁氏敬仰拥戴、敬畏有加，内心“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情节根深蒂固。袁世凯隐居养疴的河北彰德，乃京汉铁路必经之地，信息传递灵便迅捷，袁氏虽对外采取“疗疾不问政事”的低调姿态，然实则朝廷决策大计却多有预闻。行走于皇城的奕劻、那桐、徐世昌，供职京畿的大公子袁克定等，是袁在北京的“消息源”；不时轻车简从到彰德“探病”的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派大将，则是传递各种政坛内情和消息情报的“信使”。陆军大臣荫昌领命统帅的“平乱军”，大多为袁氏昔日旧部，其中后续主力督师者便是冯国璋。南下部队每经彰德，统帅必去“看望老首长”，聆听指教。冯国璋赴鄂途中驻足彰德，袁世凯对他说，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鲜。是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授意冯国璋的部队“慢慢走、等等看”。
黄兴亲抵汉口前线督战御敌黎都督命军士持大旗飞骑招摇
左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都督府前留影；中图为武昌起义期间，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驻汉口领事联名宣布中立的布告；右图是亲临前线指挥御敌的黄兴戎装骑马照
同盟会领导人黄兴于十月二十八日抵鄂，旋即指挥汉口保卫战。黄兴在香港接到同盟会中部总部急电，称“武昌起事已成，请其速归湖北领导革命”，便即刻起动身先往上海。抵沪时，正值荫昌、冯国璋指挥清军对汉口发起猛攻，守军战情已陷不佳之境，黄兴在第一时间化装混入上海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搭乘外国轮船起程往武汉，同行者有宋教仁、陈果夫、李书城等。黄兴与黎元洪匆匆见过后直奔前线，为稳定人心、鼓舞士气，黎都督特命传令兵手举书有“黄兴到”三字的大旗，骑高头大马驰奔于武昌城内外，以示军民黄兴现已亲临战场。
广州将军凤山遭落弹毙命清廷永革盛宣怀职以图缓和局势
十月二十五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在从珠江天字码头前往广州城途中，路经仓前街“成记洋货号”店铺时，突遭“空中落弹”袭击，将军大轿在三声巨响中被炸飞，凤山毙命。广州各大报纸均刊登了凤山遇刺身亡的消息，暗杀行动系黄兴的“东方暗杀团”所为。革命党人多次起义惨遭清廷镇压失败后，拼命主义情绪充斥，暗杀思想盛行，黄兴曾言“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八月间，革命党人曾炸伤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此次再探得自香港取水路至广州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的进城路线，便在必经之路仓前街设伏，将三颗炸弹预先安置在“成记洋货号”店铺屋檐斜板上，用扳动机关控制，目标经过时炸弹滚落而引爆。清廷总理大臣奕劻十月二十六日宣布，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遗缺以唐绍仪继任。买办盛宣怀一九一一年一月出任邮传部尚书，曾建议朝廷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五月间“皇族内阁”成立，清政府立即以“上谕”形式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并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的商办铁路公司，终激起四省保路风潮。此时清廷将盛宣怀作为“替罪羊”抛出，试图纾缓南方革命对皇室造成的压力。
在孙中山的国际视野里，当今世界列强与中国最有关系者为六国：“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据此决定首先争取国际支持，在前往他锁定的外交重点英国之前，计划与美国官方接洽，希望找到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十月中旬，孙中山在参加过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集会后，在他的表弟、同盟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赴首都华盛顿，尝试与美国政府接触，谋求华盛顿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孙中山十八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提出“希望举行秘密会晤”的要求。但是，美国在中国政局突变的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国务院甚至连个回信也没给。孙中山再转赴纽约，与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举行不公开会面，表示愿意“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探询东京官方的意向，不料对方却答复说，如果孙“肯改名换姓，登陆和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他。同时，美国的一些报刊也并不看好孙中山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作用，《纽约时报》就有社论说：“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未获结果，孙中山失望之余离开纽约去了伦敦。
【鄂军政府颁组织条例同盟会立宪派各有舞台】十月十七日，湖北军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都督为一省之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都督府为军政府，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参谋、军令和军务三部，都督黎元洪兼军政部总司令；民政部设部长一名，下设外交、财政和交通三司。军政府的部长职位分配，基本上是激进革命党掌武、保守立宪派掌文。孙武、张振武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吴兆麟任参谋部副部长，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兼民政部长等。
十一月十六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袁世凯在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组责任内阁。清廷接受袁世凯所开要价后，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于月初宣布辞职，随即资政院通过选举形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三日，袁在大批卫队拱卫下威风八面地“进京履新”。所谓责任内阁，主要正副阁员均系袁氏亲党，如赵秉钧、王士珍、田文烈等；也有部分君主立宪派人士，如梁士诒、张謇等；还有个别保皇派人士。新总理上任伊始即颁布新规定：停止以往军机大臣或内阁总理须每月入对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的核办权一概归由内阁，应请旨事件由内阁代办，无须上奏事件由内阁命令执行等。至于军务方面，除了现已为袁氏所节制的湖北境内陆海军外，他取得了近幾北洋各镇之调遣权。京城内由军咨府大臣载涛（载沣之弟）统领的禁卫军，乃使袁氏“不得安卧”的心腹之患，他以“皇族大臣当率部亲征南方以为全军表率”之提议，逼载涛自请解除军职，随即推荐徐世昌军咨府大臣，冯国璋调京任禁卫军统，后再将自己的亲兵卫队新编巡防军一镇改编为拱卫军，授段芝贵指挥北京城卫戍之权。至此，京畿政军权力悉数收入袁氏囊中，中国北方也成为北洋军政派系的势力范围。困坐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实已沦为政治僵尸一具，只等下葬者在棺材盖上楔入最后一颗钉子。【端方夺命资州首级函送武昌】川粤汉铁路督办、署理四川总督端方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资州被哗变之湖北新军士兵所杀。当年袁世凯被勒令回籍时，端方继任直隶总督，但没几天便以“大不敬”罪名遭革职，因为他在光绪皇帝移灵时跑到隆裕太后行宫内照相。四川保路运动高涨的八月间，端方上书朝廷中枢，弹劾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作为”，自告奋勇表示效力朝廷，于是被奕劻“重新启用”，先授川粤汉铁路督办，再加官署理四川总督，并命其过境湖北时抽调新军一协随之入川镇压。当端方率部行至四川资州时，传来武昌起义消息，军中革命党人策动士兵起事响应，准备借其人头向湖北军政府邀功，于是端方作了刀下鬼，首级随后快递武昌。端方是辛亥革命中被诛杀的首位满族高官。
冯国璋攻武汉黄兴临危领命北军破关下城
袁世凯获“钦差大臣并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衔当日，南下清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下达进攻令。黎元洪调兵遣将，指挥革命军与来犯之敌于汉口外围展开激战。两日后，守军战线退移市内，冯为扫清射界，竟动用重炮轰击稠密居民区，导致城区大火，房屋瓦砾灰烬，无辜市民死伤无数。黄兴亲临前线督战，试图挽回局面，虽亲手枪毙几名临阵退缩指挥官以杀一儆百，但仍难阻部队退势，加之个别前线指挥官通敌和军火供应困难等因素，十一月二日被迫弃守汉口兵退汉阳。高层检讨汉口之役时有意见认为，黄兴仅凭其所享往日之革命声誉督今日之战，无正式军职而导致兵士拒绝听其调遣，黎元洪听罢当即决定将自兼总司令职务让与黄兴“以正其名”。三日，黎氏在武昌举行“危情拜将”典礼，致词于隆重庄严气氛之中，严令所有前线部队“务必服从黄总司令指挥，誓言保卫湖北军政府”。黄兴随即在汉阳组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湖南援军亦到位，全军上下士气高昂。恰逢此时，上海等东南重镇接连光复，同盟会中部总部电催黄回沪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本人亦有早日东返主持全局之愿，因此将反攻汉口之役提前至十六日发动。黄兴计划兵分三路，由鄂军成炳荣部和杨青选部组成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担任佯攻；两协湘军和熊丙坤指挥一协鄂军组成主力第三路军，由黄兴亲率前进负责主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反攻日滂沱豪雨导致路况恶化，黄部出征如牛步缓行；另两路执行命令大打折扣，使北洋军可倾其全力对付黄兴。双方自次日拂晓接战拼杀到午后，湘军力渐不支，长官策马先退，散兵继而如决堤溃坝，破督战队死亡线夺路狂逃，黄只得回撤汉阳。二十一日，冯国璋一鼓作气强渡襄水，数日内连破两道防线直扑龟山，汉阳实已无法据守，八千革命军终败于万余北洋士卒。黄兴回天乏力，率部退回武昌，当日便在上海红十字救护队掩护下乘外轮赴沪，遗留“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由失踪多日且露面不久的蒋翊武继任。冯国璋因武汉三镇连克其二有功，获朝廷加封“二等男爵”奖励。历史是流动的、延续的，永远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社会变革仅有缓速显晦之别，没有停滞不前之状，而是以“一个变局趋向高潮而形成新的变局”为周期的。历史又是诸多侧面构建的综合体，是无数突发事件导致定向结局的集合体，其间充满着偶然和必然的交织。
二十世纪初，社会内部矛盾淤积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持续两千余年的皇权架构跌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摇摆状态之中。无论是盘踞京畿腹地的执政者还是流落边关浪迹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识到既有统治基础的坍塌已在现实中成为可能。因此，统治中枢试图通过立宪运动等温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机，革命党人则寻找一切契机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实现“变专制而共和”。时间至关重要。武昌起义虽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就整个情势而言，革命党人显然在这轮与时间赛跑的竞技场上占了上风，“变局”赶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铸就了民国。然而这个“变局”只是开始而远非高潮。
孙中山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权，并非要赶尽杀绝前朝的统治者，“五族共和”原则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理智性和以文化为基点的包容性。虽然革命难免要流血，但相对于一场社会制度更迭的“变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如法国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惨烈，也没有将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
然而，由于革命党团体早期活动的秘密性和联络会党倾向，既缺乏现代意识又没有形成严密统一的组织，因此更谈不上自身的军事力量，点燃“辛亥变天”导火索的革命党人是利用朝廷新军而获得首义成功的。这种依靠“体制内”军事力量推翻体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政坛实力人物袁世凯继而登场，从此开始北京政府持续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谓“北洋时期”。这种军人专政的事实，是民国初年从专制到共和社会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如同一个硬币两个面。历史人物无法摆脱历史惯性，“忽然间”坐拥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对皇权“统治威严”难以释怀的崇拜心理，导致其帝制用心昭然天下而告别历史舞台，身后遗产除群雄并起的军阀割据、武人当道的北京政府，还有一个捍卫共和理念的西南护国政权。民国开始步入“非典型南北朝”状态。
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双重动力驱使下，各国发展趋向势必打上国际因素印记。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形成于晚清，民国初年则是中国外交向现代模式的演变时期，国内诸多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都与当时的世界大事存在联系。所以民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包含有相当成分的各种国际因素。
孙中山的国际视野显然要比其他民国政治人物开阔。在民国建立后，无论是短暂的临时大总统时日、为发展国家建设奔波海内外期间，还是在护国和护法岁月，他始终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寻求各国支持，拓展国际关系空间。一九二○年四月，伍廷芳上演的“携印出走”一幕酿成的外交事件导致广东军政府的破局，也为孙氏“回粤重新开府”创造了前提条件。孙中山次年在南方建立政权并称大总统，拉开与北京政府的政权对峙。几经磨难，孙中山最终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援助下，通过国共合作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建立黄埔军校，拥有了一支梦寐以求的“自己的武装”。孙中山逝世后，南方政权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透过历史流动性角度观察，从辛亥革命共和肇始，至北伐告捷东北易帜为止，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历史高潮期”。
在人们一般印象中，这段历史是一段纷繁复杂、波云诡谲、乱象丛生的岁月。从北国到南域，自畿辅至边陲，地方政权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政客纵横捭阖，军阀骄横恣肆，名目繁多的东征西讨致使黎民百姓陷于连年兵祸；上台下野如走马灯，仅北京政府就更换十三任总统（包括摄行大总统职、临时执政、军政府大元帅等），内阁有四十六届之多，“你未唱罢他登场，城头频换大帅旗”。
但是，这个时期又是从皇权统治到共和政体的转型过渡期，是革旧鼎新、百废待兴的时代，是国家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起步阶段。建立国会、制定宪法、普及新式教育、颁布施行各种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法规、开展新式外交事务等，为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型共和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还是新文化在古老大地破土发芽的年代，是思想启蒙主义实践的年代，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最后，这个时期更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他们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历程的不同追求和各种努力，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民国新闻月刊》以“模拟报刊”形式，通过对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中国的历史事件和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的筛选、记述，向读者展示民国初创阶段这个“历史高潮期”的多个场景。本书以月份作为编写单位，按时间顺序为经，以中外事件个案为纬，构成单位时间内的事件综合，采用不分段落形式撰写并配以相关图片。每月以一个或多个对开为阅读单元，所记之事时间以当月为下限，不设严格的浏览顺序，重大事件的过程依事态进程按月份延伸叙述。每月刊头页设要闻栏目。历史乃人与事的结合体，任何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人物，对于当时之事，亦有其当时之认知与评判标准。本着“对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中观察”的历史道德原则，叙述内容多采用当时历史环境下人们对所发生之事的态度评价，包括细节描述、报刊评论、文稿演讲、函件通电、外界反应等。书后附有所征引图文资料来源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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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立欣
二○一二年四月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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