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教材：夏商周考古学》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编写的夏商周考古学教材。所涉及的考古遗存的年代范围约相当于传统王朝断代史中的夏、商、周三代。绝对年代大致从公元前19世纪至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东周列国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教材：夏商周考古学》可供大专院校历史、考古专业学生做教材使用。
目录：
序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夏商周考古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
一、夏商周考古涉及的时空范围
二、夏商周时期在技术发展史中的位置
三、夏商周考古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一）传统史观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潮
（二）关于奴隶制的问题
（三）关于夏商周三代国家形式的问题
第二节夏商周考古研究简史
一、夏商周考古学与金石学
二、解放前的夏商周考古学（1921～1949年）
（一）安阳殷墟的发掘
（二）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
（三）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夏商周考古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
一、夏商周考古涉及的时空范围
二、夏商周时期在技术发展史中的位置
三、夏商周考古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一）传统史观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潮
（二）关于奴隶制的问题
（三）关于夏商周三代国家形式的问题
第二节 夏商周考古研究简史
一、夏商周考古学与金石学
二、解放前的夏商周考古学（1921～1949年）
（一）安阳殷墟的发掘
（二）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
（三）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
（四）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
（五）汲县山彪镇与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发掘
三、解放后的夏商周考古学（1950年至今）
（一）20世纪50～70年代初
（二）20世纪70～90年代前期
（三）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
第三节 夏商周考古研究成果与展望
一、研究成果概览
二、未来工作展望
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
第三章 二里冈文化
第四章 殷墟文化
第五章 西周文化
第六章 东周洛邑与列国文化
第七章 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夏商周考古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
一、夏商周考古涉及的时空范围
夏、商、周即中国文献典籍中人们艳称的“三代”，它们在《史记》中各有独立的本纪。
由于我国历史久远、朝代繁多，大家在数说列朝名号时，很容易觉得夏、商、周不过是排在前面的一小段。这其实是一种错觉！用公元纪年来说，夏代的开始约在公元前21世纪，而周朝（包括西周、东周）的结束乃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整个三代延续了大约1800年。与此相比，从秦兼并列国到今天，也只有2200多年。仅从时间跨度来看，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
本课程所涉及的考古遗存的年代范围约相当于传统王朝断代史中的夏、商、周三代。绝对年代大致从公元前19世纪至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它与以往开设的《商周考古》科目有所不同，主要是将《战国秦汉考古》课程中的战国部分也包括了进来。为何要将研究对象绝对年代的上限设定于公元前19世纪前后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从现有文献记载中难以考知夏代开始的确切年代。
众所周知，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古史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起始年份――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或多阙失，或彼此分歧，无统一说法。比如武王伐纣克商之年，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至迟从西汉刘歆起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提出的见解至少有44种，所定年代自公元前1130～前1018年不等，早晚相差112年a。以此为基点，如据《古本竹书纪年》商代496年、夏代471年的说法，则夏代当始于公元前2100～前2000年左右。如据《左传?宣公三年》“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及《晋书?束皙传》“夏年多殷”的说法，则夏代当始于公元前2300～前2200年了。
其次，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掀起探索夏文化的热潮，后来经过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已确定了一种以嵩山周围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自该文化发现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它与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70年代末，这一地区又发现了年代上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但截至目前，学术界仍然未能就“新砦期”
遗存、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具体对应达成共识。只是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应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新砦期”也不是最初的夏文化a，更早的夏文化应到豫西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西周的起始年代开始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即以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而商代的始年大致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至于夏的起始年代，则是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并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得出的b。这个意见仍然只是基于夏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传统认识，并没有新的突破。在更早的夏文化尚未确定之前，目前只能暂将“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根据最新的14C测年数据，“新砦期”早段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c。
秦帝国的统一，从政治上开始结束列国长期并存割据的局面，一方面使社会性质演进到了一个更为发达的阶段――即高度集权的帝国阶段，另一方面促使了文化的大发展，使得战国与秦之间在文化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加之传统断代史中的“周”，原本就包括战国阶段。所以本课程研究对象的下限就是以秦统一为界。
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东周列国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
二、夏商周时期在技术发展史中的位置
从技术发展史角度看，本课程的研究范围涉及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两大阶段。
何谓青铜？
青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青铜”泛称红铜（即纯铜）和其他化学元素（如锡、铅、铝、磷、砷等）的合金，但不包括铜锌合金的黄铜和铜镍合金的白铜。狭义的“青铜”仅指红铜与锡的合金，由于氧化、锈蚀等原因而表面常泛青色，故称青铜。
相对于红铜来说，锡青铜具有以下几个优点：①熔点低，为700～900℃，比红铜熔点（1083℃）低，甚至低于仰韶时代彩陶的烧制温度；②硬度高，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③铸造性能良好，熔化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青铜铸件填充性好，气孔少；④可以根据不同用器的要求来灵活掌握合金成分的比例，以获取不同程度的硬度与韧性。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早期冶铜业经历了从纯铜到合金青铜的技术发展历程。在合金材质的配比上，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新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基本是从冶炼红铜到砷铜进而发展为锡青铜，中原的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则是从红铜直接发展到锡青铜，而未能经历砷铜合金这一阶段，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又创造出高铅合金青铜。在铸造工艺上，由锻造（包括冷锻、热锻）技术发展为范铸（包括石范、陶范）技术，由于受石范及锻造技术的制约，西北地区长期未能发展出铸造复杂铜容器的能力，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发明了泥（陶）范铸造技术，由此跻身于当时世界金属铸造业的前列，为日后商周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打下了坚实基础a。
除了西北地区发现的少量早期砷铜器外，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分为三大类：锡青铜（即锡>2%，铅<2%；当锡>10%，称高锡铜合金）、铅青铜（即锡<2%，铅>2%；当铅>10%，称高铅铜合金）和铅锡青铜（即锡>%，铅>2%；当锡>10%，称高锡铜锡铅合金；当铅>10%，称高铅铜锡铅合金；当锡>10%，铅>10%，称高锡高铅铜合金）。
何谓青铜时代？
这一名词最早是由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J.Thomsen，1788～1865）提出的。
他根据生产工具和武器等的质料将丹麦史前史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其中青铜时代被定义为“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或切割器具”的时代b。汤姆森是欧洲人，欧洲的青铜时代缺乏青铜容器，故而在他的定义中并未提到青铜容器这一项。在中国，青铜主要被用于铸造礼器、兵器和工具，两者特征颇有不同。因此，中国的“青铜时代”被定义为“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c，强调了青铜器在古代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青铜时代起始于夏代。形成这一认识是有一定过程的。
古代中国人早就记载了自己的祖先曾经历过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的历史变化。由东汉人袁康最后整理成书的《越绝书?宝剑篇》记载有春秋晚期时风胡子对楚王所说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这里所说的“兵”，并不单指武器，而兼指有锋刃的工具。很明显，这是将中国开始使用金属武器和工具的年代定在了夏禹之时。而且，战国时代的《墨子?耕柱》《左传?宣公三年》也记载了夏代初年启铸九鼎的故事，将青铜容器的出现与启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文献中有这些记载，现代田野考古在我国兴起以前，金石学家们常将历代著录的青铜器称为“三代吉金”或“三代彝器”，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除了商代和周代之外，还应包含了夏代的青铜器。但是，以安阳殷墟发掘为开端的中国青铜时代田野考古的不断开展，证实了过去金石学家所称的“三代吉金”几乎没有一件可以早于商代。因而，在二里头文化尚未发现之前，有不少学者怀疑是否有夏代的青铜器存在。而且，二里头遗址发掘初期，也只是发现了少量的小件青铜器，仍使人怀疑夏代能否铸造传说中有纹饰的大鼎。
可是另一方面，解放后在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墓葬中也屡屡发现铜制品，其中有的就是青铜。比如甘肃的马家窑文化中就曾发现过铜锡合金的小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属于半坡文化的一间房子居住面上，还发现了铜锌合金的黄铜片。这些现象逐渐引起专家们的注意。以至于唐兰提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在六千多年前……在我国，是先发明冶炼青铜，一直到很晚才冶炼红铜，即纯铜的”a。
实际上，由于在天然矿体中的铜通常和其他有色金属共生，而人们在金属冶炼的初期尚未积累起足够的选矿经验，冶炼这类共生矿石往往是很容易获得合金铜的。从技术史角度看，这样的合金铜与后来有意识地加锡或加铅而得到的青铜（或有意识加锌得到的黄铜），有本质的不同。因而滕铭予提出了一个“原始合金铜”的概念，用以概括那些偶然冶炼共生矿而得到的铜合金，并且指出，只有当人们已经熟悉青铜性能，并全面用以取代红铜，才开始了青铜时代b。这比笼统地认为先有青铜，后有红铜的说法更合理。
所以，青铜器的零星发现是不足以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的证据的。严文明指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应开始于二里头文化，此阶段的青铜器在金属器中占80%以上，与此前新石器时代有别，显然已进入了有意识冶炼的阶段；再者，二里头文化之前出现的铜制品多数只是小件工具，未见武器和大型容器，而二里头文化阶段不仅有各类青铜工具和武器（戈、镞），还出现了较大型的青铜容器c。这一主张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当然，随着龙山时代考古的不断纵深发展，也不排除青铜时代始于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可能。至少从考古发现看，将中国青铜时代的起始定于夏代是比较合适的，且和古代典籍中的流行说法也是相合的。
对于中国青铜时代结束于何时，看法比较一致，多认为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因为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进入铁器时代，其标志是出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这与《越绝书》等文献的记载同样是大体吻合的。
正如青铜器在青铜时代开始以前就已出现一样，铁器的出现也远早于铁器时代的开始。以往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铁器是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铁刃铜钺，年代均属商代中期，经鉴定都是由陨铁锻制。西周早期也有这类陨铁制品，如解放前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一批西周早期的武器中，就有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在甘肃出土的，如临潭县磨沟遗址寺洼文化墓葬（M443、M633）出有铁条和铁块，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左右a，与藁城台西和平谷刘家河陨铁刃铜钺的年代相当。此外，新疆出土的早期铁器不仅数量多，年代亦较早。
如天山南麓的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墓地和轮台县群巴克墓地就出有刀、锥、环、釜等多种铁器，14C测年上限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约当商周之际。中原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炼制品是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M2001出土的铁刃铜戈和玉柄铜芯铁剑，时代在西周末至春秋初年。铁制的生产工具大致出现于春秋晚期。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原人工冶铁制品的出现和流行要晚于新疆等西部地区。因而有学者提出，人工冶铁技术有可能是从西亚通过新疆地区传入中原的b。
应当说明的是，自战国至汉代初年，铁虽大量用于制作生产工具，但兵器仍然是以青铜制作的。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几乎全是青铜制作，即是明证。
这说明铁器在性能上一时还无法全面超越青铜器，而达到完全取代青铜器的地步。所以，张光直先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期是一个冗长而逐渐的程序，开始于春秋时代的晚期，但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才告完成”c。看来，他是将春秋晚期和战国阶段当成是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演进的过渡阶段。林?先生授课时，甚至主张将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下限推至西汉前期，即大量的消耗性武器镞全面改用铁制之时为界限。
不管怎样，鉴于铁器在战国时代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还是应当将这一时期与青铜时代区别开来，而称之为“早期铁器时代”。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由于矿产资源分布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以及冶金术的复杂程度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金属器（青铜和早期铁器）在出现年代上有早有晚，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大均衡，甚至各地区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应用范围上也各有特色。所以，上述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我们都只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准。由于青铜器的昂贵和可改铸等原因，青铜工具在数量上发现不多，其在长时期内无法取代木、石、骨、蚌器，而只有到了铁器冶铸技术出现后，大量的、廉价的铁制工具才真正为生产工具的发展带来了变革。
三、夏商周考古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周考古的主要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三代历史，倚重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并参照传世文献记载，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换句话说，考古遗存系统化之后，必然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而可靠的资料。但因考古遗存固有的片段性，在研究某一阶段历史时往往需要对该时代的社会结构有基本了解，才有助于对考古资料的理解和分析。
（一）传统史观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潮
夏商周时期已进入成文历史的时代。但早期的文献记录大都非常简略，尤其是西周以前的历史，除了留存下来的三代世系之外，多为一些重大政治和战争事件的片段，或个别人物的言行。如《尚书》的《甘誓》《盘庚》《酒诰》等，其文佶曲简僻。而在这些文本上，又堆砌了大量的秦汉以降经师们的解释。这些解释不可避免地抹上了经师本身所处时代的色彩，所以导致后人描述那段历史时，常常增加了某种出于想象的成分。正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形成了夏、商、西周的盛世都是“圣王”治下的泱泱大国这样一种传统的三代史观。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概括。
夏商周考古的兴起，正当三代史观受到新思潮强烈冲击之时。一方面，“五四”
以后的“疑古学派”对文献的可靠性提出了极尖锐的怀疑；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开始借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传入的理论以及其他文明古国的模式来重新构想中国三代的社会结构。于是三代社会就被分别拟想为军事民主制、典型奴隶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等，也有人提出早期国家是城邦制小国的见解。
由于文献资料的贫乏，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在这种传统史观的改造过程中自然备受重视。然而，在资料积累不足、系统整理不够的情况下，片段性的考古资料可以作多种解释，并不能对解决争论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夏商周考古如要发挥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必先立足于本身资料的加紧整理和消化。
（二）关于奴隶制的问题
由于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种指导性思想，贯穿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之中。
所以，在历史教科书中很自然就将三代社会确定为奴隶制，同时也相信传统史观中关于三代是君主专制的统一大国的观念，认为到春秋因王权衰落方出现诸侯纷争的局面，到战国时期过渡为封建社会。实际上，这种看法只是对传统的三代史观改造运动中出现的新构想之一。平心而论，这种构想并无文献记载可以信据，相反和不少记载有矛盾。
而其所引的考古证据，随着研究的进展，也逐渐暴露出解释资料方面的主观武断性。
这种论点的继续流行，只会束缚考古学在重建科学的三代史观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导入认识上的误区。
其实，马克思本人在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思想时，并未提出“奴隶社会”这一名称。他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说：“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每一个都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便是在作为“古代社会”的标本的罗马，奴隶制也只是多种生产关系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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