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关于大国兴衰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然而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任何人研究罕见的超级大国现象。
在席卷全球的帝国统治历史浪潮中，畅销书作家艾米·蔡（AmyChua）解释了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如何崛起，又为何败落。蔡研究了历史上的8个超级强国，并且揭示了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以及灭亡的根本原因。
蔡关于这段历史的前所未有的论证揭露了一个令人入迷的格局:尽管这几个世界统治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在所处的那段时期都是最为多元化以及宽容的。但是蔡同样也揭露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性现象：每个多元文化的宽容政策从本质上来说，事实上都已经埋下了衰落的隐患。
美国作为今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它会被其他国家地区所取代吗？……
目录：
前言
导言：称霸世界的秘密
第一部分：野蛮人的宽容
第一章
第一个霸权帝国：
大波斯帝国：从塞勒斯到亚历山大
第二章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
第三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混合血统的唐帝国
第四章大蒙古帝国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
第二部分：宽容的启示
第五章中世纪西班牙的“净化”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狭的代价前言
导言：称霸世界的秘密第一部分：野蛮人的宽容
第一章
第一个霸权帝国：
大波斯帝国：从塞勒斯到亚历山大第二章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第三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混合血统的唐帝国第四章大蒙古帝国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第二部分：宽容的启示第五章中世纪西班牙的“净化”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狭的代价第六章荷兰人的世界帝国前言
导言：称霸世界的秘密第一部分：野蛮人的宽容第一章
第一个霸权帝国：
大波斯帝国：从塞勒斯到亚历山大第二章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第三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混合血统的唐帝国第四章大蒙古帝国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第二部分：宽容的启示第五章中世纪西班牙的“净化”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狭的代价第六章荷兰人的世界帝国
钻石，绸缎和基督教各教派的融合第七章东方的宽容和褊狭
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第八章大英帝国
“反叛的贱民”和“白人的负担”第三部分：未来的世界霸主第九章美国式超级大国
宽容与微型芯片技术第十章轴心国的兴衰
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第十一章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21世纪的中国、欧盟和印度第十二章帝国时代
历史的教训
致谢书中的一切令人信服，并且向我们发出及时的警告。
——华盛顿邮报
作者勇敢地接受了“大历史”的挑战，并且像汤因比一样扫描历史的横截面，《大国兴亡录》能够成为经典。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
从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到现在的美国，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中国唐朝、西班牙、荷兰和大英帝国，艾米·蔡讲述了世界历史上超级大国——在它们的时代无可匹敌的大国的故事。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本书视野的高度，以及学术征引的广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艾米·蔡很巧妙地将波斯、蒙古、荷兰，以及其他超级大国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机敏而精准的论证是本书一半的乐趣所在。
——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作家）书中的一切令人信服，并且向我们发出及时的警告。
——华盛顿邮报
作者勇敢地接受了“大历史”的挑战，并且像汤因比一样扫描历史的横截面，《大国兴亡录》能够成为经典。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
从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到现在的美国，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中国唐朝、西班牙、荷兰和大英帝国，艾米·蔡讲述了世界历史上超级大国——在它们的时代无可匹敌的大国的故事。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本书视野的高度，以及学术征引的广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艾米·蔡很巧妙地将波斯、蒙古、荷兰，以及其他超级大国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机敏而精准的论证是本书一半的乐趣所在。
——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作家）
这本书发人深省，作者用公正的眼光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
——纽约书评
第一章第一个超级大国
大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
公元前539年，当居鲁士进入巴比伦时，世界还非常古老。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也知道自己非常古老。无数学者为我们列举了长长的朝代名录，他们提供的一些简单叙述还表明，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众多帝王，他们的墓碑仍然依稀可见，就是他们曾经统治世界长达四千年之久。
——A?T?欧尔姆斯泰德，《波斯帝国史》，1948
奥尼西克里图斯，我非常希望死后能暂时复活一会儿，看看未来的人们如何评论我们现在的历史，那该多好啊。
——亚历山大大帝，选自路希恩著《如何编写历史》，约公元40年
天堂（paradise）一词起源于波斯语，古波斯语中有一个词pairidaeza，后来希腊人则用paradeisos指代，人们用这个词表示阿契美尼德美丽的皇家花园和休闲乐园，阿契美尼德是人们对波斯帝国国王的称呼，他们的统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59-330年。事实上，最早从事《旧约全书》翻译的希腊人就曾用这个词表示伊甸园和来世，这似乎表示，当人们希望建造人间天堂时，阿契美尼德花园是一个最现实的榜样。
古代阿契美尼德花园世界闻名。据说，花园囊括了人类已知的所有果树，从利比亚到印度的所有名花奇草，以及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帝国版图上的所有珍禽异兽。其中有帕提亚的骆驼，亚述的白羊，亚美尼亚的骏马，卡帕多西亚的骡子，努比亚的长颈鹿，印度的大象，利迪亚的野山羊，巴比伦的水牛，最凶猛的狮子、公牛，和王国各地的野生动物。这个花园不仅是一般性质的园林，还是园艺试验场，动物饲养场，和狩猎场。一个皇家花园中的猎物可以高达四千头。
单从这一点来看，阿契美尼德花园充分反映了整个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富足繁荣。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由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559年建立，横跨了两个世纪，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它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多文化多宗教的自由帝国。阿契美尼德国王们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利用，积极鼓励帝国各地的工匠、技师、工人和武士展现自己的才能和本领。公元前500年，在波斯波利斯汇集了来自希腊的医生，埃兰的文人，利迪亚的木匠，爱奥尼亚的石匠，萨迪斯的铁匠等等。同时，阿契美尼德的军队也从各殖民地招募士兵，所以有米提亚的军官，腓尼基的水兵，利比亚的车夫，西西亚的骑兵，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巴克特里亚，索格迪埃那等等不同地方的成千上万的步兵。
大部分西方人认为，古代文明就是指经典的希腊和罗马历史和文化。但事实上，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它所统治的地域比任何其他一个古代帝国都要大，甚至比罗马帝国还大。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通过征服战争兼并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在鼎盛时期其统治的人口多达四千二百万，接近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那么，相对很少的波斯人是通过什么方式统治如此巨大的疆土和庞大的人口的呢？本章将告诉我们，包容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包容不仅让他们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帝国，而且帮助他们维持了这个帝国的存在。
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呢？
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现在的伊朗高原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它的早期居民有着一些奇怪的社会习俗：
在一些德比部落，七十岁以上的男子会被杀死，他们的肉会被亲属吃掉，而老年妇女则被绞死埋葬……里海地区的人们以前被称作赫卡尼亚人，那些七十岁以上的人会被活活饿死。死人的尸体会曝晒于荒地，然后在旁边观看。如果死者身体被秃鹰叼食，那么人们认为死者运气非常好；如果尸体被野兽或狗叼走，则运气次之；但是，如果什么动物都不碰死者尸体，那么他的运气就是最坏的……在更遥远的东方，直到亚历山大入侵时，仍然延续着类似令人作呕的习俗，得病或者年老的人还没死去就被扔给虎视眈眈的恶狗。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这里的人们归顺了雅利安人的统治。后来，德国纳粹分子扭曲了雅利安这个词的含义，实际上它的本意是指那些讲东印欧语系语言或方言的人，他们从俄罗斯南部或中亚地区迁移到了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高原。雅利安人是如何征服原居民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仅仅在几百年内，他们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多个同样强大的王国，例如米堤亚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和波西斯或波尔萨的波斯王国。
波斯人由很多不同部落和氏族构成，阿契美尼德就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后来，阿契美尼德人把波斯统治展开到了其他雅利安王国。实际上，伊朗（Iran）这个词来源于波斯语Eransahr，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帝国”。不过，阿契美尼德帝国要远远大于现在的伊朗版图。阿契美尼德帝国具有古老称呼的省份或总督领地与现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一些著名地区可以对应起来。例如，阿契美尼德人公元前539年征服的巴比伦王国就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境内，距离巴格达约六十英里。索格迪埃那王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巴克特里亚王国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具有非常显著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
在此，提醒大家注意，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历史资料，古老的波斯人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记录自己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我们所收集到的有关阿契美尼德国王的珍贵资料主要是一些王室的文字记录，例如居鲁士王的历法和贝希斯顿悬崖上达利斯王三种语言的石刻。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文字都不是对实际事件的叙述，它们主要是对王室力量和美德的抽象颂扬，和宣传资料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居鲁士历法声称：“我是居鲁士，是宇宙之王，伟大之王，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世界之王。”
因此，我们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了解主要来自非常有限的希腊历史资料，包括色诺芬（Xenophon）的《远征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以及最为重要的希罗多德著作的《历史》。这些经典主义作家大多数生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所以他们的记述可能部分来自人们的口头叙述或者多年流传的波斯传奇故事。但是，同样，在这些内容中我们仍然不能将历史事实和政治宣传明确分开。
此外，当时希腊人是波斯人的敌人、臣民，后来又成了波斯的征服者，所以希腊作家对于波斯历史的记述应该不会特别公正，试想如果让萨达姆?侯赛因执笔编写一部1990-2006年的美国历史，我们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了。所以，希腊人称波斯人是“亚细亚的野蛮人”，并经常把阿契美尼德国王描写得十分颓废和贪婪，这就值得怀疑。但是，希罗多德的记述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对波斯人的描述很少有敌意，以至于他同一时代的普鲁塔克斥责他为“野蛮人的朋友”（philobarbaros）。
总体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收集到许多确凿的、不同来源的，并为考古发现所支持的证据，证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基本事实是确实可靠的。即便如此，一旦在哪些方面历史学家存在怀疑、争议或者不同解释，我也会在以后的叙述中给出相应提示。
包容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兴起
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兴起始自居鲁士大帝。居鲁士的出身充满传奇色彩，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居鲁士是米堤亚王国最后一位没落国王阿斯迪亚吉斯的外孙。居鲁士的妈妈是阿斯迪亚吉斯的女儿，爸爸凯姆比西斯是阿契美尼德部落中的一个波斯人，当居鲁士出生时，阿斯迪亚吉斯下令把刚刚出生的外孙处死，因为他梦到居鲁士将来会有一天推翻他。
但是，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历史了。哈帕格斯是接受阿斯迪亚吉斯命令去处死居鲁士的人，他违抗了国王的命令，把他交给了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对居鲁士视如己出，将他抚养成人。后来，阿斯迪亚吉斯终于发现哈帕格斯欺骗了自己，居鲁士还活着。但是，他的贤明之臣对他的梦进行了重新解释，结果这位外祖父就不再担心来自居鲁士的威胁了。居鲁士被送往波斯，在那里重新与父母团聚。但是，哈帕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斯迪亚吉斯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宴会，期间国王将哈帕格斯儿子身上的肉和羊肉合在一起让他吃。
另外一个传说是，居鲁士被牧羊人遗弃了，但是一只母狗用自己的奶水拯救了他。还有一个传说，说他的母亲是一个牧羊女，父亲则是一个波斯强盗。但是，无论怎么样，居鲁士都顺利来到了波斯，并于公元前559年成为阿斯迪亚吉斯统治下的波斯诸侯王。数年以后，居鲁士发生了针对阿斯迪亚吉斯的叛乱。众多波斯部落和氏族都支持他，但是主要力量还是阿契美尼德人，还有被迫承受食子之辱的哈帕格斯。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击败阿斯迪亚吉斯，征服了米堤亚王国，接管了其属国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征服了利迪亚王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和可怕的近邻巴比伦王国。从此，居鲁士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
从本质上来说，居鲁士使用的是“斩首”策略，但是这个斩首不是砍掉领导者的脑袋，而是他们的官职。每当他征服一个新王国之后，居鲁士就会废除当地原来的领导人，通常是让他享受奢华的生活，但是不能参与政治，然后任命一个新总督管理这一地区或者总督辖地。总督一般都是由一个波斯贵族来担任。但是，除了管理总督事务，居鲁士很少干预他臣民的日常生活，允许他们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他允许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包括允许阿拉米、埃兰、巴比伦、埃及、希腊、吕底亚利西亚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制定并修改了当地法律，适当保留了地方行政机构。在阿契美尼德统治时期，被征服的高级官员继续保有自己职位的现象并不少见。巴比伦的历史文献也表明，在居鲁士征服前后，统治某一地区的常常是同一家族。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据说他很乐意祭拜各种寺庙，参加不同的宗教活动，礼拜他征服地区人民信奉的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古代，统治者们更容易接受人民崇拜各种不同的神灵。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古代近东地区的宗教具有融合性。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神，每一个神守护自己的城市，城市的居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融合性的世界观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尊重或者包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相反，很多实施征服的古代帝王都喜欢证明自己信奉的神更加高尚，并通过压制或破坏对手信奉的偶像巩固自己宗教的势力。
例如，就在亚述帝国（AssyrianEmpire）灭亡前不久，亚述国王亚述巴尼伯（Ashurbanipal）征服了埃兰国（Elam）。他摧毁了整个王国，夷平了主要城市，亵渎了神庙，拆除了供奉的偶像。他还命令自己的军队破坏了埃兰王室的皇家墓地，因为，按照亚述巴尼伯的说法，这些人不信奉他的神，即阿叔尔神（Ashur）和伊师塔神（Ishtar）。亚述国王们同样摧毁了耶路撒冷（Jerusalem）和底比斯（Thebes）的城市，很多地方荒芜一片，没有人烟和动物。
巴比伦（Babylonia）国王纳布尼德斯（Nabunidus）也因为狭隘的宗教思想后来被居鲁士征服。他阻止人们对影响广泛的马杜克神（Marduk）的祭祀，强迫人们信奉他自己信奉的月亮神希恩（Sin）。如果我们相信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中的居鲁士圆柱上记载的文字，纳布尼德斯确实对自己的人民非常残忍，强迫人民信奉他们不信仰的神灵。相对而言，居鲁士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策略。
在率领自己的大军进入巴比伦后，居鲁士祭拜了马杜克神，以笼络当地居民。他说，受当地人信仰神灵的指派和保佑，他前来解放巴比伦。居鲁士圆柱上记载了他自己的话：
当我在盛大的仪式中进入巴比伦以后，在人们的欢呼和喜悦之中，我住进了王宫。伟大的马杜克神将巴比伦高贵的人民交给了我来统治，我也每天对他礼拜。
我不允许任何人以恐怖手段统治苏美尔（Sumer）和阿卡德（Akkad）的任何地方。我努力维护巴比伦和马杜克神保佑的其他神圣城镇的和平。对于巴比伦的居民……我取消了强迫奴役……从尼尼微城（Nineveh）、亚述（Assur）和苏萨（Susa）、阿卡德、埃什努纳（Eshnunna）、扎木班（Zamban）和德尔（Der），到古提姆地区（Gutium），我重新恢复了底格里斯河彼岸的这些神圣城镇，以及毁坏了很久的圣殿。
虽然这些记载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我炫耀的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居鲁士非常希望得到自己子民的拥戴。
古代文献经常提到居鲁士的宽容和大度。例如，色诺芬在自己颇具浪漫色彩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写道：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人（居鲁士）应该得到无上的敬仰，所以我们调查了他的生平，他的出身，他的天才，他得到的教育，以至于他能如此卓越地进行统治……居鲁士建立的帝国是亚洲所有王国中最大最繁荣的，它的历史中应该记载了一些有益的资料……虽然这个帝国无比宽广，但是完全由居鲁士一个人实施统治，他尊重自己的臣民，关爱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他的孩子一样，而反过来，臣民们也像对待父亲那样敬仰居鲁士。
作为佐证，色诺芬还赞美了居鲁士培养自己公众形象的高超技巧。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一次游行中，居鲁士“看上去那样高贵，那样伟岸”，很明显这可能是他刻意选择了富有装饰作用的米迪亚传统服饰的原因：
（居鲁士）认为，如果一个人身体上存在缺陷，那么（米迪亚）服饰可以帮助他掩饰自己的缺点，并且让穿着这种服饰的人看上去更加高大漂亮。这种款式的鞋子比较特别，在不用脱下的情况下就可以很容易地在鞋底中塞入某些东西，所以他看上去更加高大。他还鼓励使用铅笔描画眼睛，使它们看上去更富有光泽，并使用一些化妆品让肤色变得更加漂亮。他还要求自己的官员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当众擤鼻子。
圣经中对居鲁士的记述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在征服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将关押在巴比伦监狱中的犹太人释放，允许他们返回耶路撒冷。由于他的仁慈，犹太先知们尊称他为拯救者。《以赛亚书》（Isaiah）将居鲁士描绘为耶和华（Yahweh）的“使者”，耶和华是犹太人对上帝的称呼：
耶和华对他的使者居鲁士说：我将握住你的右手，助你征服你面前的所有王国，剥去国王腰间的玉带，打开阻挡他的城门，让它们永不关闭；我将为你夷平高山，我将为你打破青铜禁门，捣毁铁制围栏。我将为你提供隐蔽的财宝，秘密的宝藏，让你知道耶和华的神奇力量。
据《以斯拉书》记述，居鲁士不仅释放了犹太人，还把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抢掠到巴比伦的“金银容器”归还给了耶路撒冷。居鲁士还重修了耶路撒冷的犹太庙宇，而且显然是自掏腰包进行的。
毫无疑问，居鲁士大帝很受文人的喜爱。从古希腊的记载到居鲁士圆柱再到《旧约全书》，都表明这位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第一位国王非常宽容，以至于有些他的现代拥护者称他是“人权”的缔造者。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着时代性的错误，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与古代某些记录相比，居鲁士的征服过程相当血腥，战斗也相当激烈。很难想象，米堤亚和巴比伦人还能张开双臂兴高采烈地迎接波斯人。
更加重要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居鲁士的宽容只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而不是原则性精神。通过接受本地人信仰的神，不论是巴比伦人信奉的马杜克神还是犹太人信奉的耶和华，都可以帮助居鲁士获得合法的统治者身份。通过尊重当地的传统和习俗，可以有效地降低被征服者的反抗和起义。现代认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人权的观点是居鲁士和他的继任者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于阿契美尼德国王们来说，宽容只不过是务实的政治手段而已。
第三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混合血统的唐帝国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耶城生活时，我的父亲告诉我，我是一个神人的后代。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有点儿难以理解，但是后来我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是中国福建省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慈善家。在他死后，人们曾经看到小鬼儿，或者如父亲所说，中国的小妖，在他的坟墓上舞蹈，于是他的村民们就开始传扬他是一个神人（罗汉）。
三十年后，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女儿们听，并且在1999年，我和我的丈夫带着她们去了中国塘东（Tangdong），我曾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根据我父亲的描述，我希望在南中国海海边面对一大片白色沙滩，找到一座破败但尚能看出昔日荣耀的府邸。据说，如果天气晴好，在那里人们可以一直看到台湾。
从厦门乘坐出租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闷热旅途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塘东。那确实是一个海边的小村庄，而且确实有白色的沙滩，但是却没有所谓的府邸。事实上，海滩上堆放着很多高约三十到四十英尺的牡蛎壳堆，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道。除了几只骨瘦如柴的母鸡，整个村庄似乎空空如也。尽管可能有过昔日的辉煌，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1999年的塘东，就像一个极度贫穷的鬼城。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村民，他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前面就是这个小镇长长的土质主街。他张着嘴盯着我们，于是我看到他前面的四个门牙已经脱落。我操着方言告诉他我的姓氏，并问他是否知道蔡家人居住的地方。
这位村民对着我眨了半天眼睛，然后他转身挥了挥胳膊，咕咕哝哝地说：“这条街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蔡，另外一侧的所有人家都姓劳。”
突然一下子找到了将近二百名新的近亲族人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希望找到我家老宅的努力只能宣告失败。但是，还算有所慰藉的是，我们找到了曾祖父的坟墓。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小镇上的人们仍然认为它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尽管现在它的旁边就是市政排水管道。
除了我的曾祖父，我还执着地希望能找到更为遥远的中国祖先。有一位第五代的姻亲，他曾经搬了三次家，收集了很多十九世纪的著名书法作品，现在被上海博物馆收藏。我的一个“叔祖父”，蔡继琨（ChuaGeKun），可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是一位著名的交响音乐指挥和福州音乐学院（FuzhouMusicSchool）的创办人。最后，我们家最值得骄傲的传家宝，事实上是我们唯一的传家宝，是一本写于1655年长达2000页的古籍原件，是由我们的一位名叫蔡武能（ChuaWuNeng，译者：具体中文姓名不详）的直系祖先手书的，他曾担任明神宗时期的皇家御用天文学家。蔡武能还是一位哲学家兼诗人，1644年当中国面临清军入关，被皇帝任命为军事参谋总长。现在，一本皮制包装的《武能全集》就赫然摆放在我客厅的咖啡桌上。
很多人都曾经成功地在帝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例如中国、希腊、波斯、土耳其或者罗马等等，但是我一直将我的身份与一串串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联系起来。中国悠久历史中所包含的书法、科技、诗歌、戏曲、哲学、天人合一，和儒家文化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或许是因为这些东西与儿童时期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给我带来的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原因。
对于西方人来说，最著名的中国朝代或许是明朝，这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出产的青花瓷，以及最近出版的加文?孟席斯（GavinMenzies）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但是，对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来说，唐朝才代表着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具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实力，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鼎盛时期，它的高度一直是以后各个朝代所梦想达到的目标。从控制的人口数量来看，唐朝超过了同一时代的其他任何帝国，包括强大的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并非凑巧的是，唐代也比当时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开放，更国际化，在民族和宗教上更加宽容，而且可能超过了中国的任何其他朝代。
中国历史上的狭隘和“野蛮人”
在公元前221年前，中国中部的黄河流域出现了众多王国、民族和小型国家，他们一直相互混战，都想争当霸主。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和战乱也孕育了大量的文化现象。所有中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包括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正像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后来发现的，那个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是由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结束的（即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秦的读音是chin，这是西方人称呼中国的渊源。）和其他伟大的建国者一样，他统一了货币和文字，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包括1500英里长的中国长城，据说一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还有皇帝本人的巨大坟墓，其中藏有7000多座兵马俑。
这位始皇帝极其残忍和狭隘，甚至就连他的崇拜者都这样认为。他禁止进行哲学辩论，焚烧了数以千计的“具有颠覆性质的”书籍，严禁赞扬过去和批评当今。公元前212年，据说这位皇帝杀害了460名学者，然后把他们埋葬在了一个坟墓之中。那些公然反抗他的人被活埋，或者油烹致死，或者用车裂的方式撕成碎片。
由于秦始皇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次起义和至少三次针对他的暗杀活动。虽然这些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想到自己终有一死，于是他便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并最终死在寻找这种药的旅途上。他的儿子是一个懦弱的统治者，而且仅仅在建国十五年后，秦朝的大厦就轰然倒塌，被汉朝所取代，这一朝代一直延续了四百年。
虽然秦始皇统治时间短暂，但是他总结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原则，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包括唐朝，这一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重复：对多元文化的无情镇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在秦朝，被镇压的主要是思想的多元化。在以后的两千年当中，中国的狭隘统治通常表现为零星的民族和宗教压迫，文化“清洗”，对外国人和外国思想的抵制，以及最根本的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中国文化优越感的固执观念。
或许，所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的思想，但是中国的特殊环境促使这种态度发展到了一种罕有的程度。由于自然屏障的保护，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欧洲、印度以及中东的发达文明联系十分有限。中国的邻国总体上来说较为分散，多为游牧民族或者部族。所以，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统一性国家，城市化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技术和文明方面最先进的地区。
同时，中国对自己的邻国存在恐惧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在数量和技术上都非常优越，但是那些游牧民族却有着中国人没有的一种优势：马匹。游牧民族拥有大片的草地，饲养大量的经过特殊育种的马匹，千百年来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军事优势。马匹，以及通过狩猎获得的高超骑术，使这些北方的野蛮人有能力对南方定居生活的中国人发起进攻，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其他商品，然后再退回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由于这些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屠戮和掠夺威胁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所以就构成了中国人对野蛮民族的认识。但是，野蛮的民族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草原地区的人民，有些外国人比另外一些外国人更具危险性，有些比另外一些更文明，但是所有中国以外的人或多或少都是野蛮人。
即使今天，在新“开放”的中国，很多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时都会觉得不自然，或者觉得那是一种禁忌。那些继承了不同种族外貌特征的人在中国人看来很奇异。例如，我的两个女儿具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她们都有着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和不太明显的亚洲面部特征，而且她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在2004年去中国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在她们去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上海这个大都市，她们都能引起人们的围观，人们会盯着她们看，咯咯地傻笑，并且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两个讲中国话的外国小孩”，就好像她们是天外来客一般。在成都大熊猫饲养中心，当我们正在拍摄刚刚出生的粉红色的像小虫子一样慢慢蠕动的可爱的大熊猫时，中国游客们则在拿我们拍照。
秦始皇给这个以他姓氏命名的国家留下了很多遗产。他建造的长城一直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纪念性建筑。很久以来，长城是中国的标志，代表着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排他性，以及将自己与“野蛮人”分离开来，保护自己优秀文化的不懈努力，不论他们是来自中亚的凶悍游牧民族，还是来自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侵扰。
所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称为中国黄金时代的唐王朝竟然是由一个带有部分“野蛮人”血统的混血人开创的，不能不说让人感到有几分惊讶。而且，唐王朝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历史上后来从未被超越的对外国人的开放性。
唐王朝的兴起（公元618-907年）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六世纪末，中国北方出现军阀割据和贵族统治的局面，其人口大多是中国人和突厥人混血的后代，而南方人则是“更为纯粹的”中国人。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统治仅持续了很短时间。由于经常遭受北方草原突厥人的袭扰，内部起义频频，加之连年征战，隋王朝建立仅仅三十年后便灭亡了。公元618年，一位属于北方汉族和突厥人混血的贵族将军李渊宣布终止对隋朝的效忠，向首都长安（现在的西安）进发，并自封皇帝，庙号高祖。由此，唐朝建立，并统治中国长达三百年。
唐高祖征服隋朝的过程非常值得一提：他和野蛮的东突厥人达成了军事同盟，然后才取得了胜利。此外，在他写给突厥统治者的信中，高祖使用了“启”这个字，这是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敬称。对于一个想要做中国皇帝的人来说，以平等的口气甚至卑微的口吻称呼一个野蛮人实在是一件有失颜面的事。他的儒家顾问十分反对，但是高祖解释说：“古人曰：‘能够一人之下，才能万人之上。’在这个比喻中，塞外的那些野蛮人相当于什么呢？他们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人而已。此外，‘启’这个字并非价值千金，即使是千金我也愿意给他。为什么我们对一个字竟然纠缠不清呢？”
高祖精明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七世纪时中国新的现实。中国当时四周都受着强大的非汉族人的威胁，包括东西突厥、回鹘、契丹和鲜卑，他们都来自中国北方的大草原，此外还有藏族、南诏和来自朝鲜半岛的高句丽（Koguryo）。面对所有这些威胁，要想维持一个统一的中国不仅需要建设长城，而且还要处理好与不同野蛮民族的关系乃至与其联盟。
此外，在汉朝灭亡后，中国的宗教版图彻底发生了变化。从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开始，源自印度并由商人和僧侣介绍到中国的佛教就成了中国的主要宗教，其信徒比源自本土的道教还要多。通过吸收本土元素，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改造。虽然佛教徒和道教徒常常激烈对立，但是大多数普通中国百姓完全可以同时信奉佛教、道教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对于世俗人来说，佛教宣扬的“极乐世界”比中国传统的死后成仙观念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得道成仙，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进入阴森可怖的地狱。
最后，至少在北方，中国人和野蛮人之间原来的鲜明界线开始模糊了。在公元220年到581年间的混乱时期，一些“野蛮人”统治者征服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并建立了独立的王国。这些统治者很多接受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并和中国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开始通婚，从而产生了一批混血的游牧贵族，他们信奉佛教，既说汉语又说突厥语。（因为多数游牧民族没有书面语言，所以掌握汉语成了他们做官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北方由已经中国化且具有较高文化的前游牧民族所控制，加上通婚盛行，使得那种认为中国人文明野蛮人落后的传统观点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虽然唐朝皇帝本身宣称自己的祖先是著名汉朝大将李广利（LiGuangli）和道教哲学家老子（LaoTzu）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是中国北方的混血贵族，充其量只有一半的汉族血统。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宗教和影响最具包容性的王朝。这种宽容性在太宗皇帝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最聪明最英武的中国统治者。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唐太宗描写为唐王朝的真正缔造者，虽然他的登基过程伴随着相当残酷的斗争。
帝国缔造者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高祖的次子。公元617年，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李世民便鼓励父亲起义反抗隋朝皇帝。在父亲攻占长安后，刚刚成立的唐王朝面临着数百次叛乱以及其他有势力贵族的挑战。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李世民带领军队在一次又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获得胜利，同时让北方的突厥人保持了中立。公元624年，李氏家族巩固了自己在北方和南方的统治地位。显然，能够成功利用外族是唐朝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在李氏家族巩固自己军事实力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外族军队，允许其原有将领继续统领自己的部队，并统治自己原有的土地。
从唐王朝建立的那一刻起，为了争夺权力，李世民就和自己的兄弟们展开了斗争。公元626年，李世民谋杀了他的哥哥，即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并默许他的一个军官杀害了他的弟弟。然后，他逼迫父亲退位，接着以唐太宗的名号继续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公元626-649年）。虽然李世民对待自己的家人很残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很受人民的尊敬，而且原因竟然是他的仁慈。
唐太宗的人生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让中国人和野蛮人平等相处，而他则是最高统治者，既是皇帝又是突厥可汗。唐太宗自己说：“自古以来所有皇帝都亲近汉人远离蛮夷。只有我认为他们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敬我如父母的原因。”和他的父亲一样，唐太宗也把归降自己的人民纳入了帝国的统治，尤其重用了突厥和其他外族首领做自己的将军，给他们冠以中国式头衔，与他们联姻，甚至将皇家李姓赐予他们。他说突厥人将他视为父亲的说法绝非空洞的吹嘘。唐太宗非常熟悉中国和突厥习俗，孩提时代，他就与一个西突厥王子和东突厥可汗成为了朋友。这些经历对他统治游牧民族产生了有利影响。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在他的统治阶段大批土地并入了中央王国（MiddleKingdom）的控制版图。虽然汉族皇帝很高兴让游牧民族占据长城以北的草原，由他们自己的可汗统治，但是唐太宗的抱负远远不止控制这些地区。公元630年，因为唐太宗“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通晓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战功卓越”，因此他给蒙古突厥人（MongolianTurk）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他们的领袖赋予了他“天可汗”（HeavenlyKhan）的称号。唐太宗接受了这一称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治北方草原地区的皇帝。
唐太宗同时拥有天子（SonofHeaven）和天可汗的称号是史无前例的。突厥人所用的天可汗这个头衔在游牧民族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让太宗皇帝正式成为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更令人惊奇的是太宗皇帝不同凡响的宽容政策。他说：“夷狄（草原人民）同样也是人，他们的本性和汉族本性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统治者应该关心自己的美德是否能荫庇他们，也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怀疑他们。”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太宗皇帝平等主义的言论。他的话宣传成分可能大于对政策的真实描述，而且主要是讲给突厥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汉人的教诲。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唐太宗的声明与历史先例，以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能与当今中国人的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
通过结合突厥人和汉人的力量，唐太宗皇帝控制的版图越过了中亚，越过了帕米尔山区，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Afghanistan）。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和塔什干（Tashkent）都变成了中国统治下的行政区。西藏和西部最远到达里海（CaspianSea）的突厥部落都向他表示臣服。如果没有游牧部落做后盾，这些征服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太宗的继承者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的统治版图，吞并了满洲（Manchuria）、朝鲜半岛大部、越南中部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在版图、人口和军事实力方面没有哪个帝国能与之争雄。
从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识到贸易的潜在重要性。在更早的时候，虽然他的帝国还在战乱后的恢复期，但是唐太宗仍然倾尽国库修复丝绸之路（SilkRoad）。同时，他还努力征服西部地区以及西突厥的绿洲小国，并于公元658年最后征服了西突厥帝国。由于唐帝国的控制和保护，丝绸之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所以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外国人和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城。然后，外国商品和风尚再从长安传播到国内各地。在中国建立大使馆的国家最西可以到达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Persian）。
最后，中国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官方联系。外交和商贸交织在一起，常常很难明确分清二者的关系：商品交流大多来自于进贡制度，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常常结伴而行。唐朝建立了一个复杂的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关系：包括与外国使节的通信联络；安排外国使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食宿；为外国国王授予中国式头衔；注册送给皇帝的贡品和礼物；聘用翻译；编辑有关外国风俗习惯、地理和产品的书籍等等。唐朝统治者希望所有出使外国的使节，官员，甚至嫁给外国统治者的公主都能带回一些国外的信息。
伴随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唐朝人也开始喜欢上了许多外国的东西：“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国人对新奇的外国事物的浓厚兴趣。”在长安和洛阳的中国人开始穿着突厥和波斯服装，男男女女都喜欢上了野蛮人的帽子，尤其喜欢在骑射时使用。效仿突厥生活方式甚至成了某些人的时尚，有些汉人甚至在首都的闹市中支起了帐篷并住在里边。来自南亚的罕见木材被运到中国，制成了博彩用具，家具，装饰性和宗教性雕刻，用来建设华宅和宫殿，寺庙和修道院。由于外国药品，食物和香料特有的药用价值和神奇功效，中国人开始喜欢上了这些东西。优质的印度香料成为了很多人追逐的对象。据说，宫中女眷使用了大量香料，以至于香气在几英里以外都能闻到。
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很喜欢观赏外国动物，例如狮子、犀牛和大象，它们都是外国使节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有时，外国人本身也被当成了“商品”。富裕的中国家庭购买外国奴隶在自家做事，外国统治者也常常把音乐师，舞蹈师，侏儒，歌妓等等作为礼物送给唐朝皇宫。虽然中国人偶尔试图控制外国奢华品对自己的腐蚀，但是因为奇货可居，外国商品仍然很受欢迎。
然而，喜欢外国货不能等同于喜欢外国人。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喜欢外国人的产品，但是对于他们又心存怀疑和仇恨。事实上，唐太宗与野蛮民族结盟受到了大部分儒家官员的反对，他们总是顽固地坚持中国人优越的保守思想。
这种民族优越感在影响甚广的唐律（TangCode）中也有所体现，这部法律是唐太宗的法律顾问们编篡制定的，后代王朝，以及日本，朝鲜，越南曾经部分或全部地采用了它的内容。至少，在纸面上，唐律是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是区别对待的。根据唐律，外国人居住的地方通常限制在一些贸易中心城市，例如长安、洛阳、广州和扬州，以及开放的陆上贸易走廊周围。而且，外国人不能和中国人说话，除非他们之间存在贸易关系。如果未经允许，中国和外国人通婚，他们就会被流放到2000里（约400英里）以外。
但是，这些条款并没有严格执行。事实上，我们很难将种族隔离性质的唐律和唐皇室的具体现实对应起来。唐太宗本人就是汉人和野蛮人通婚的后代，而且出于政治目的与游牧民族统治阶级家族通婚也是唐朝获取重要联盟的常用手段。此外，唐太宗特别乐于接受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例如，唐太宗曾经将70000名朝鲜人迁移到了中国境内，并给予那些在中国定居的朝鲜贵族和官员荣誉称号。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鉴于一些顾问的激烈反对，唐太宗专门迁移了一百户突厥人到长安生活，检验他们是不是可以融入中国文化。他还专门制定政策，确保联合军队中的汉族士兵和外族士兵团结一致，并肩作战。
此外，唐太宗还特别关注对外来宗教的开放。公元645年左右，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和尚玄奘在中亚和印度游历十六年后返回了长安，带回了650多篇印度佛教文章和150件佛教珍宝。太宗皇帝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这位回家的和尚，赏给了他大量礼物，并赐给他一个头衔。在皇帝的要求下，玄奘记录了自己的旅行经历生动描述了自己经由巴克特里亚、波斯、阿富汗、克什米尔（Kashmir），最终抵达印度的经历，在那里他受到了印度国王斯拉迪塔的热情接待。
在太宗皇帝的支持下，玄奘终其余生翻译了他带回国的梵语经文。这个和尚的经历深深打动了太宗皇帝，在他去世前一年，当健康恶化促使他试图寻找佛教的长生不老药时，他宣布佛教优于中国的宗教。（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当时一位自称二百岁的印度医生为太宗提供的佛教长生不老药，可能造成了他中毒并最终去世。）
事实上，太宗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多元化最开放的时期之一。唐太宗不仅欢迎佛教，而且还热情鼓励来自西方更远地区的外国人将他们更加新奇的宗教带到中国来。在他统治期间，索罗亚斯德教（明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通过丝绸之路由旅行者介绍到了中国，而且这些外国信徒可以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在长安外国人聚居的西方市场上，波斯商人在索罗亚斯德教的火坛上使用活牲畜祭祀，而早晨和晚上穆斯林宣礼员也站在尖塔上呼唤穆斯林信众进行祈祷。今天，在长安还有一座当时建立的写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大型清真寺。
聂斯托里基督教（即景教）是基督教和近东宗教的一种融合性宗教，也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公元635年，一个被中国人称为阿罗本（OLoPen，可能是Ruben的译音）聂斯托里派教徒来到唐朝皇宫。唐太宗接见了他好几次，并询问了很多关于景教的问题，还要求他将携带的经书翻译成中文。对景教产生兴趣之后，唐太宗不仅下令在长安建造一座景教寺院，甚至还颁发了一道圣旨：
道不止一种名称，圣人也不止一个。各个国家的宗教教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可以泽被所有苍生。来自罗马帝国的大德之人阿罗本从远方把他的图像和经卷带到了首都长安。研习之后，我们发现其教义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其原则劝人向善，彰显人生大义。他的教诲深刻而不散乱，他的逻辑充分而不牵强。这一宗教将惠及众生，故准予在我大唐帝国自由传播。
唐太宗的统治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632年，唐太宗下令对帝国的重要家族编纂家谱。但是，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羞耻。虽然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之间的通婚在唐代并不罕见，但是中国的大多数贵族仍然保持着“纯正的”中国血统，对于西北部地区的“半野蛮人”家族，不论多么汉化，他们仍然怀有鄙夷的心理。让唐太宗感到震怒的是，汇总报告将皇帝家族放在了第三等。唐太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命令重新编纂。不消说，第二次编辑后，皇家血统排在了第一位。
这个新版的族谱汇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提高了唐太宗最高等级大臣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是皇帝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儒家学问选拔出来的，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名门望族。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它让一些文职官员的地位超越了传统贵族。第二，进一步鼓励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出任官员的愿望。后一种制度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它并不是由唐太宗一个人制定的。这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多地得益于武则天的贡献，她原来是唐朝的一个妃子，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
女皇和春药
唐太宗最初选定的太子性格古怪，甚至可能精神上有些错乱。他拒绝说汉语，坚持说突厥语，遵循突厥习俗，穿突厥服饰。他与一个宫廷戏子搞同性恋的丑事让唐太宗大为愤怒，下令将这个戏子砍头。最后，这个太子被杀，太宗的另外一个儿子登上皇位，称为高宗皇帝。但是，唐高宗本性软弱，懒于朝政，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公元649-683年），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是自己妻子武则天的傀儡。
武曌（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名字）是一个极其美丽、聪明的女人，又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投机主义者。十二岁时，她成为老皇帝唐太宗后宫中的一名妃子。按照习俗，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和其他没有生育的妃子一样，武曌应该削发为尼。对于她是否确实削发为尼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但是无论如何，武曌很快迷住了唐高宗，成了他最喜爱的妃子，并在公元652年为他生下了儿子。公元655年，她被立为皇后。不久，为了扫清自己掌权道路上的威胁，据说她杀死了高宗的第一个妻子和另外一名妃子。她命人将她们的四肢砍去，然后放进酒缸里。公元660年，当她的丈夫中风瘫痪之后，她实际上担任起了皇帝的职责。690年，高宗去世七年后，武曌正式登上皇位，宣布帝号，并成立新王朝大周。自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女人接受了上天任命，成为皇帝。
一个女人公然以皇帝身份统治中国，这严重违反了妇女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毫不奇怪，传统历史学家大多数为儒家学者，对武则天颇有微词。）但是，武则天巧妙地利用佛教证明了自己的合法统治。武则天有一个情人，原来是化妆品和春药小贩，后来当了和尚。在他的帮助下，公元694年，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而弥勒佛是救世主（messiah），未来天堂的统治者。武则天还建造了一些著名的佛教建筑，例如，高约55英尺从巨石上雕刻出来的龙门石窟大佛。在这位女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国佛教已经演变成了一支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越来越中国化，演化成新型的具有很高影响力的中国化分支和教派。公元8世纪时，中国已经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力量，很多外国朝圣者，甚至包括来自印度的和尚，都来中国朝拜中国的菩萨。
武则天还进一步改革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她清除了政府中的西北贵族官员，因为这些人数百年来已经垄断了中国的政治。她甚至曾经下令处死了数百名贵族。这位女皇还系统地发展了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而非血统创造了一批新政府官僚阶层。但是，这种改革结果并没有造成一种纯粹的精英政治：只有那些富裕家庭的人才有机会接受儒家教育，而接受儒家教育是科举考试的前提。然而，无论如何，女皇的改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新建立的国家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原则，即政府官员的录用应该完全根据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学素养，而不是世袭特权。
但是，武皇帝本人并没有一直遵从这种原则。虽然她的政府内有很多受人尊敬的学者型官员，但是她也任命了一些才能平庸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她有自己的密探，很多人都是她的亲戚，这些人又利用残酷的手段消灭她的敌人。围绕着她的私人生活出现了很多惊人的谣言，说她在八十岁时，还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着疯狂的性关系。据说，这位女皇服用了太多的春药，结果“又长出了新牙和眉毛。”
公元705年，武皇帝终于最后退位。经过长达七年的内耗，李氏家族终于重返皇位，公元712年唐朝名称重新恢复。新皇帝谥号唐明皇，即光明的君主，他统治期间，中国的璀璨文化达到了顶峰。
唐帝国的鼎盛时期
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被认为是唐朝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登基之后，他立刻整顿了武皇帝奢华的宫廷生活，取消了死刑，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了改革。他的统治在唐朝是最长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公元712-756年）。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充分地将军事扩张和有力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从克什米尔到朝鲜，从伊朗到越南，这些国家都承认唐帝国的霸主地位。
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带，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国际化最高的城市。这座城市中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外国人：阿拉伯的传教士；印度、波斯和叙利亚的商人；朝鲜和日本的和尚和学生；尼泊尔、西藏、西伯利亚的民族领袖；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的艺术家和表演家等等。
在长安的中国居民中，外国音乐、时装和香料风靡一时。那里的马球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来自波斯，成为唐朝上流社会最喜爱的游戏。在某些特殊场合，来自中亚的乐团女演员骑在骆驼上，演奏一些新奇的乐器，例如琵琶（一种像梨子一样的鲁特琴），供帝国官员欣赏。来自贵族家庭的中国妇女穿着中亚款式的紧身衣和披肩。其他时候，她们也穿着宽松的裤子，骑马游猎，与后世上流社会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因为缠足甚至走路都成问题。
长安并非只是追求浮华和折中主义的地方，它也是学问和高尚艺术的中心。在唐明皇统治时期，文学，绘画，历史和美学理论，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长安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它还是一个大都市，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它是东亚文明的辐射中心。”
和唐太宗一样，唐明皇也以对外国人开放的心胸，对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宽容而著称。公元713年，唐明皇接见了来自倭马亚王朝（Umayyad）哈里发瓦利德寻求军事合作的阿拉伯使团。阿拉伯人没有遵守中国觐见皇帝的规定，没有行跪拜礼，即摆出头触地的俯卧姿势。这些陌生人坚称，他们只对神灵跪拜，对人间的王只行鞠躬礼。唐明皇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免除了对方执行这一礼节的要求：“各国的宫廷礼节不尽相同。”（一千年以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当英国大使阿默斯特勋爵〈LordAmherst〉拒绝跪拜礼，清朝政府便给他吃了闭门羹，他的外交使命也无功而返。）在唐朝的黄金时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景教教徒、摩尼教徒（Manichaean）都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寺庙中做礼拜活动，不用担心受到迫害，甚至有时还受到帝国军队的保护。
与同一时代的另外两个帝国相比，唐帝国的宽容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两个帝国是倭马亚哈里发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它们在宗教方面都非常独裁。
倭马亚帝国（公元661-750年）是围绕着伊斯兰正教（Islamicorthodoxy）建立起来的，认为所有其他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虽然在倭马亚帝国初期，对于非穆斯林的迫害还相对较轻，但是在公元704至705年，同一个哈里发瓦利德表示要将亚美尼亚基督贵族都聚集起来然后在他们的寺院中把他们烧死。其他人则在十字架上钉死，或者斩首。几年以后，哈里发乌马尔二世（CaliphUmarII）发表了如下声明：“所有信众，那些非穆斯林只是一些卑微的尘埃。安拉创造他们只是为了只是让他们做撒旦（Satan）的党羽；他们的行为极其有害；他们所有卑贱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虽然他们自认为她们所做的工作是高尚的。安拉，天使，和所有人都诅咒他们。”非穆斯林不得担任公职。（相比之下，当波斯萨珊王子被阿拉伯人击败以后，于公元674年逃到中国，在长安受到了热烈欢迎，并成为御林军的一位将军。）
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在对异教徒的迫害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七世纪时，异教现象几乎被彻底根除，其迫害手段包括强迫改变信仰，折磨，挨饿，甚至无情屠杀。反闪族运动在帝国盛行，不同的拜占庭统治者，包括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圣利奥三世（LeoIII），都命令犹太人接受强迫形式的洗礼。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II，公元685-695年，公元705-711年）统治时期，持续进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与之相对的亚美尼亚东正教（OrthodoxChurch）教徒被活活烧死。吉本说，查士丁尼对宗教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甚至让一个高级顾问鞭打自己的母亲。结果，当他被罢黜以后，他的鼻子被人们砍掉，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没鼻子的查士丁尼。到八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已经极为衰落，大部分土地被阿拉伯人所占领。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大宗教帝国的兴起，以及他们一神论所产生的危害，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在公元600年到800年期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最大帝国都是在它们各自的正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帝国都深信，对于真正的信教者来说，那些不信教者毫无价值。”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顽固思想与中国唐朝奉行的宽松而不太独裁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方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可能是最活跃和最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和几乎所有其他中国王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统治者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非常感兴趣，并试图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唐帝国的史料中，对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当时中国人把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菻”（FuLin）：
拂菻是古（罗马帝国），位于西海（WesternSea），东南与波斯接壤，东北与西突厥比邻。这一国家人口密集，城镇林立。都城城墙采用加工石材筑成，城中居民超十万户。它的一个城门高200余英尺，全部用青铜包裹（黄金门）。在皇宫中，有一个用黄金制作并饰以玻璃、水晶、象牙和珍贵木材的人像。水平屋顶采用水泥覆盖。炎热的夏季，水力驱动的机械将水引到屋顶之上，然后再从窗户前瀑布般留下，冷却空气。
在王宫中，有十二个大臣辅佐国王。当国王从王宫出来，陪同他的随从会带着一只大口袋，任何人有诉状都可以投到里面。男人头发很短，穿着绣花长袍，并让右臂裸露出来，女人的发型则像皇冠。拂菻人崇尚财富，喜欢饮酒和蜜饯。每隔七天就有一个休息日（基督教的星期天）。
这个国家出产亚麻、珊瑚、石棉和很多珍奇的东西。他们有很多魔术师，有的可以从嘴里喷出火来，有的可以从手上流出水来，有的可以从脚上滚出珍珠。他们还有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可以把小虫子从脑袋里取出来医治某些疾病。
同样，唐王朝也记录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教的起源：
（阿拉伯半岛）是前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男人长着大鼻子和黑色的胡须。他们在银制的腰带上佩戴着银制的短剑。他们不喝酒，没有音乐。女人穿白色衣服，出门时就会用面纱盖上脸。他们建有大型礼堂供数百名信徒进行宗教礼拜活动。每天，他们礼拜天帝三次。每隔七天（星期五）他们的国王（哈里发）会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向国民演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将在天堂中重生。那些勇敢作战的人将会获得幸福。”所以，他们的男人都是勇敢的士兵。他们的土地贫瘠，不能生长谷物，他们狩猎并以猎物为生，并在岩石上收集蜂蜜。他们的住房就像马车上的帐篷。他们种植的葡萄有的像鸡蛋一样大小。
在隋代……一个波斯男人（穆罕默德，Mohammed）在麦地那（Medina）附近的山上牧羊。一个狮人（大天使加布里埃尔，ArchangelGabriel）对他说：“在这座山的西边有一个山洞，里边有一把短剑和一块刻着白字的黑色石头（卡巴天房黑石，Kaaba）。谁获得了这两件宝物，就会拥有统治人类的权力。”于是，这个人去了那里，找到了宝物……之后，阿拉伯人变得非常强大。他们使波斯帝国灭亡，击败了拂菻王，入侵了印度北部，进攻过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他们的帝国从西南部的海洋一直延伸到我们帝国的西部边界。
尽管这些针对拜占庭和伊斯兰的描述存在着不准确甚至歪曲的地方，但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唐帝国的自信和好奇精神，以及尝试了解外国文化的努力。虽然这些叙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不够详尽，但是比起其他王朝，例如，一千年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年），唐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虽然世界在通讯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清帝国的皇帝们顽固地，几乎是故意地，忽视欧洲帝国的不断崛起，并将欧洲人一概称为“进贡的野蛮人”。一个18世纪中期的清朝皇家文件包含了如下混乱的记录：
1.意大利在1667年向中国进贡（实际是荷兰），教皇（thePope）在1725年进贡（并非事实）。
2.法国和葡萄牙是同一个地方。
3.瑞典是荷兰的属国。
4.生活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是占领了马六甲海峡（Malacca）和澳门（Macau）的葡萄牙人。
5.瑞典和英格兰都是荷兰的简称。
1818年，即将征服中国的英国、俄罗斯和法国这些强大的帝国，与吉兰丹（Kelantan）、丁加努（Trengganu）和其他在马来半岛上的小国一样，被清王朝列为自己的属国。实际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朝统治者对西方的极端无知是中国不能抵抗欧洲征服的主要原因。
黄金时代的唐帝国是否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一样，也是一个世界霸主，或者超级大国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在七世纪和八世纪时，中国周围的王国或者部落联盟都比它小得多，不能对它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唐帝国实在太大，它在边境上部署的军力往往不足，所以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可击败唐朝的军队，而且这种情况在这个强大帝国的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公元678年，在争夺西部控制权的战争中，唐朝的18万军队在青海湖附近（LakeKoko）被吐蕃军队击败。公元751年，在靠近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与阿拔斯哈里发王国（Abbasidcaliphate）的塔拉斯（Talas）战役中，一支规模较小的唐朝军队被敌军击败，这场战争可能只是一场边境上的小型冲突，但是阿拉伯军队的数量确实远远超过唐朝军队。
更为复杂的是，唐朝常常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而不是真正的流血冲突辅以巧妙的外交活动来慑服自己的对手。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但是也让唐帝国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它的统治地位常常取决于外族王室及其人民对它的忠诚度，而这些人常常被中国人所轻视，于是这些外族人便对唐帝国报以仇恨，虽然不甚明显。
虽然承受着这种统治上的脆弱性，但是唐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罗马帝国陷落后的欧洲“强国”相比，唐帝国的优越性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强大的法兰克帝国（FrankishEmpire）可以说是八世纪和九世纪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统治下的人口可能在500万到1000万人之间。但是，唐明皇时期，中国人口高达6000万。几乎在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只有1000万到1300万。即使唐帝国后中东地区人口最多最强大的倭马亚哈里发帝国，统治的人口最多也不过才3600万人。唐帝国拥有的常规军总数大约在50万到75万之间，远远高于倭马亚帝国。总之，在鼎盛时期，唐帝国在人口、财富和总体军事实力方面都远远胜过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
垂暮的唐帝国和狭隘思想的出现
和古代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造成唐帝国巨大版图和影响力的宽容政策同样播下了它衰落的种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帝国的没落可以追溯到来自一个外族人的攻击，他掌握了过大的权势。一旦唐帝国开始衰落，狭隘思想就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唐帝国所奉行的宽容战略在于这个帝国从来没有尝试将汉人身份强加给非汉人国民的身上。因此，在庞大的唐帝国版图内，没有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或者文化“黏性”将“野蛮人”和中国人团结起来。相反，早在八世纪初，唐明皇就发现自己统治的庞大臣民由非常不同和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群体组成，而且这些人对于中国缺乏忠诚和善意。
为了维护帝国的正常政治秩序，唐明皇不得不依靠不断增长的外族军队，尤其是鲜卑（Xi）和契丹（Khitan）人组成的军队。这些部落的首领被唐王朝任命为地方军政首长，他们控制着大量永久性编制的边防军，并拥有几乎无限的民事、经济和军事管理权。在公元712年至733年之间，唐朝建立了九个这样的都护府（militarygovernorship）。都护府的将军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拓展唐朝的边界。因为成功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常常得到奖赏，所以类似的独立军事行为越来越普遍。因此，在唐明皇统治时期，中央控制权不断丧失，和外族人掌握军事权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从某种角度来看，唐帝国赋予非汉族军事统帅军权和行政权的行为，是唐统治者试图弥合汉人和草原“野蛮人”之间隔阂的成功尝试。但是，唐帝国招募的庞大外族军队一直保留着外族人的身份。当这些突厥人，西藏人，或者蒙古人在本族将军的带领下，认为自己被汉人利用和支配时，他们很快地就叛离了唐朝。最后，大唐帝国被那些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一部分的外族人所削弱。
公元755年，安禄山领导的叛乱给唐帝国带来致命打击。在八世纪四十年代，年近六十时，唐明皇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儿子的一个妃子，杨贵妃。很短时间内，杨贵妃就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位晕头转向的皇帝，并在皇宫里安插了自己声名狼藉的亲戚和党羽。正是由于杨贵妃的影响，安禄山，这个普通的肥胖军官才掌握了军权，并且最后组织了叛乱，永远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
对于安禄山的准确民族身份，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观点。根据一个历史文献，他属于突厥族契丹部落；还有另外一些资料认为他属于突厥和古索格代亚纳人的后代（Turk-Sogdian）。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是公认的，即他不是汉族人，身材很胖，没有什么文化，性情粗俗。还有一点非常清楚，安禄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非常善于逢迎他的上司。公元750年，他获得了将军称号，得到了皇室宠信和杨贵妃的赏识，并且通过滑稽的表演迎合了皇帝的嗜好。
虽然皇室中的其他成员感到安禄山图谋不轨，但是杨贵妃成了他的保护伞，甚至将他认为义子。结果，他有权在内宫拜见杨贵妃，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特权。这意味着，就像很多历史学家们怀疑的那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风流韵事。不管怎么样，尽管他出身卑微，还拥有外国血统，安禄山还是掌握了巨大的军权。公元754年，让皇帝的亲属们非常震惊的是，安禄山被任命为皇家“闲厩使”，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在叛乱前夕，安禄山握有北方三道节度使的军权，包括今天的北京、山西、山东，有权调动二十万军队和三万匹战马。
同时，在皇宫中，安禄山继续像个傻瓜一样自我作践地表演，以赢得皇室的欢心。但是，他准备造翻的流言还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中。当被皇帝召见时，安禄山马上号啕痛哭地俯卧在皇帝脚下，信誓旦旦地表达自己的忠心，说那些都是敌视自己的人捏造的流言蜚语。于是，皇帝便深信不疑，并给了他新的奖赏。
不久，在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了叛乱。长安和东都洛阳很快便落入了安禄山之手。唐明皇和杨贵妃在一小部分军队的保护下狼狈地逃到了四川。然后，皇帝的军队发生了哗变，要求皇帝杀死杨贵妃，说正是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帝国的危机。无奈之下，悲痛欲绝的皇帝不得不命令自己的总管太监勒死了自己的爱妃，她的尸体被扔进了一条臭水沟。不久一蹶不振的唐明皇便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直到八年之后，即公元763年，安史之乱才最终被镇压下去，李氏家族才重新恢复了统治。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唐帝国从此开始走向没落。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皇帝一直试图弥合汉人和外族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制定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政策。多年来，这一政策相当成功。随着唐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张，外族人积极参与了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它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实力和生命力也越来越强大。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变化。在八世纪末，唐王朝所奉行的对外族人和外族思想的开放政策不再是力量的源泉，反而引发了分裂、动荡和暴乱。
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外族人的侵扰和叛乱也时有发生，例如在唐帝国的边远地区就发生了多次叛乱。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这些地区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唐朝边境地区的分裂。吐蕃政权进一步吞并了西部地区，唐朝统治者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同时，各地军事首脑，几乎都是外族后代，越来越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伊斯兰教在唐帝国统治的中亚地区迅速蔓延，最终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过去，唐朝统治者曾经热情欢迎伊斯兰教徒和清真寺的建立，并将之作为自己国际化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伊斯兰教已经成了唐帝国的敌对力量和重要威胁。
公元8世纪末，狭隘思想开始在唐帝国盛行，并像癌细胞一样肆意蔓延。汉人的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把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外族人的身上。最后，一个没有文化的突厥人几乎导致了唐帝国的灭亡。此外，唐明皇允许野蛮人控制军队领导层也让汉人感到羞耻。
或许，人们最反感的“野蛮人”是突厥人。在安史之乱时，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唐帝国绝望的皇帝们给突厥人送了很多礼物，给他们国家的皇家头衔，并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们。突厥人还垄断了向国内进口马匹的业务。关于马匹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年突厥人向国内输送几万匹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而且每匹马价值四十匹丝绸。这个交易对于国家来说非常不公平，不久唐朝的国库就空虚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突厥人骚扰唐朝官员，抢掠朝廷，绑架孩子，杀害公民。
最终，唐太宗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试验宣告失败。唐王朝终于没能克服中国人几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野蛮人的轻视和恐惧。和罗马帝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用来吸引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政治上的认同感。相反，将中国统一起来的、覆盖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身份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是民族性的，野蛮人一直处于这条线的另外一端。
公元760年，数千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被中国歹徒在扬州杀害。公元779年，唐德宗驱逐外国使节，并禁止外国人穿戴中国服装。帝国针对草原民族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和汉人是“平等伙伴”的面纱被彻底撕了下来。这些野蛮人最多只是帝国的“爪牙”，他们只是为中央王国守护边疆的武士而已。
由于排外思想的兴起，唐帝国奉行的国际理念迅速消失。来自于中国东南部通过科举制度获得地位的官员和学者开始宣传，中国优秀的道德标准和灿烂的文化被来自北方的腐朽野蛮贵族所污染。文人中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希望振兴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古代的文学风格。外国的影响和思想被认为是腐蚀性的，通往中亚的道路也被关闭了。像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那样，唐帝国开始奉行自我毁灭性质的保守政策，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试图通过摈弃外国元素实现民族“净化”。
公元9世纪，唐朝的狭隘思想更加强烈。公元836年，唐帝国颁发圣旨，禁止中国人和“有色人种”交流，“有色人种”意指东南亚和帕米尔高原以外的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Sumatran）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唐武宗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在他统治期间，中国爆发了宗教迫害。摩尼教（Manichaeism）是众多突厥人信仰的一种宗教，成为了宗教清洗的第一个受害者。公元840年，唐武宗下令处死七十名摩尼教尼姑，捣毁摩尼教寺庙，没收摩尼教土地。五年后，在公元845年开展的大流放中，唐朝皇帝打击了所有外国宗教。基督教和索罗亚斯德教均被镇压，其信徒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以防他们继续腐蚀帝国的简朴美德和纯净的道德观念。”
佛教虽然已经进行了深刻的中国化改造，并且在中国人当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仍然受到了激烈打击。唐朝末期，佛教越来越腐化，帝国政府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庙却非常富足。佛教的富足让一些腐败的和尚中饱私囊，违反了清修的誓言，生活非常奢侈。佛教的大部分财产被用来建造大型寺庙建筑和贵重金属铸造工艺，例如铸造佛像、大钟和其他宗教器物。唐武宗颁发的宗教驱逐令中，专门斥责了佛教，称它是在道德和经济上腐蚀帝国的外国宗教。
一定程度上出于增加帝国收入的目的，唐武宗强迫二十六万名和尚和尼姑还俗，让他们重新进行税藉登记。四千多座佛教大寺院和四万座小寺庙被关闭或转为俗用。佛教的大批财产被充公，青铜塑像被融化用来铸造钱币。但是，唐武宗试图根绝佛教的尝试没有成功。全国很多官员对佛教表示同情，并在暗地里违抗皇帝的命令。此外，在武宗颁布大驱逐令两年后，另外一位新皇帝登基，修改了武宗的反佛教政策，重修了受损的寺庙，甚至还新建了寺院。虽然佛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它一直保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摩尼教、景教、索罗亚斯德教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彻底从中国境内消失了。
公元9世纪，唐朝统治者的名望和权力不断衰落。地区军阀开始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失去了财政控制权。在公元875年至884年期间，又发生了新一轮的起义，彻底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唐帝国的最后灭亡的过程漫长而血腥。长安遭到抢劫和破坏。在广州，叛乱者杀死了十二万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索罗亚斯德教教徒。公元904年，一个名叫朱温的地区军事首领抓住了皇帝，然后将他、他的随员以及仆人全部杀死。长安被拆毁的宫殿材料沿着渭河一直漂流到洛阳，在那里朱温建造了自己的新首都。唐朝的灭亡一般都记录为公元907年，以朱温杀害唐朝的最后一位小皇帝为标志。
在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和排外。中国北方因为面临野蛮人的巨大威胁，无数百姓举家迁往南方，使那里成为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后，野蛮人反而对中国人实施了宽容政策，并创造了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世界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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