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大历史的宏观视野，辅以微历史的细节描述，站在中英制度、文化、人事的对比角度，全方位的展示中英那场一个半世纪前的冲突与战争。试图说明，文化冲突会导致战争，而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文化的合力有关。
第一章要点：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主要讲解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中国的一系列和平叩关活动，及双方掌门人的价值诉求。试图说明，清政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体制与文化执拗才是导致战争发生的终极原因。
第二章要点：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工业、农业、商贸、外交等各个角度，对比中英双方的国力。试图说明，文化乃制度之母，战争的胜败，埋藏于文化与体制的深层，而不是传统的什么皇帝昏庸、官场腐败等模式化及简单化言说模式所能概括的。
第三章要点：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大清人民为什么就爱上了鸦片？为何同时期的日本人不爱，英国本土并不禁烟，英国人民咋就不爱这一口呢？还有，针对大清人民的爱好，政府是如何对付的，为什么怎么都对付不了呢？
第四章要点：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当天朝钦朝林则徐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遭遇后，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呢？这些冲突背后隐含了如何的文化隔膜与文化敌意？虎门销烟对大清来讲，是胜利吗？
第五章要点：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文化冲突在继续，林钦差致英国女王的信，在英国成了笑料；更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发兵中国的争论及议院这种体制，对中国人智商与情商上的羞辱延续至今。
第六章要点：稀里糊涂的战争就开始了。清国不懂西方的游戏规则，坚决不接英国的“哀的美敦书”，所以这战争开始得稀里糊涂；清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国家是与它平等的，所以它把战争当作是夷衅；清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人民与它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夷夏大防、满人执政的大背景下，战争刺激了畸形混乱的民族主义情结，于是，上至琦善大人，下至渔民船户，一不小心都成了汉奸。汉奸成了战场上的主要人文景观，甚至成了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七章要点：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悲剧在继续，天朝在继续懵懂。中英双方在智力上的不对等，让这场悲剧增加了诸多闹剧甚至喜剧的成份。
第八章要点：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从此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有意思的是，西方人认为，从此与中国平等了。但中国却把这些条约称作不平等条约。
第九章要点：余音袅袅。所谓的余音，是悲剧的延续。对清政府来讲，悲哀的莫过于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及结果的认识不清；这种认识不清，又埋伏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因子。这是双重悲剧。挨打后，没有反省，于是第二次挨打……
作者简介：
端木赐香，原名李桂枝，网名三糊涂。1968年生人，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批评。自称平生要务为：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行文似戏谑，被章立凡先生称作“历史顽主”；文字背后一腔真诚，被鄢烈山先生称作“仁义多情”。著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重读晚清六十年（1851-1911）》、《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等。
目录：
前言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第一章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波”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第二章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
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
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自由放任主义VS闭关锁国
热兵器VS冷兵器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VS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前言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第一章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波”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第二章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
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
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自由放任主义VS闭关锁国
热兵器VS冷兵器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VS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第三章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在大清国土上泛滥成灾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第四章“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
英国：义律现身
义律与林则徐，谁上了谁的圈套
甘结，两大文明的冲突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
林维禧事件，东西两大文明的再次冲突第五章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
战前热身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
林则徐发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
林则徐的夷情判断、战争准备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战争前奏，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第六章稀里糊涂的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英国鬼子怕林则徐吗
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规则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钦差的倒下
几家欢乐几家愁
英军来到了大沽口，迎接他们的是直隶总督琦善
天上掉下坨乌鸦粪：道光命伊里布收定海
天朝
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
虎门之战一：败则败矣，但成全了天朝仨英雄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虎门之战二：成全了关天培，一个最悲凉的英雄
广州之战：杨芳的尿桶战术、奕山的“汉奸”观和广州府的白旗
三元里抗英的故事第七章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
英国重新洗牌：义律下岗，璞鼎查准备上岗
厦门之战：颜伯焘的花岗岩和怡良的祸水引流计第二次定海之战与三总兵之死
镇海之战和钦差大臣裕谦之死
“归国华侨”璞鼎查的老家宁波沦陷了
扬威将军：天朝卓越的书法家、无能的军事家奕经驾到
刘韵珂的“十可虑”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
乍浦之战：满洲兵的顽强和满洲家属们的节烈
吴淞之战：陈化成，每顿饭能吃一百二十个包子的英雄
上海“和平沦陷”啦
镇江之战：海龄副都统是英雄还是狗熊第八章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
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夷：瞧不懂的媚眼与照会
道光：一个人的抗战
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第九章鸦片战争余音袅袅
鸦片问题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所谓民情和天朝的两大“愤青”
琦善的命运波折
林则徐死得其时，亦死得其所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一部《甄嬛传》道尽了大清女人的心机；一部鸦片战争写尽了大清男人的悲哀；端木赐香以我们女人的笔调写出了非同寻常的大清王朝史和帝国的男人们。
鸦片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治国的结局与特色。渴望国强民富的中华必须大喊一声：兵家何在？法家何在？孙子何在？韩非何在？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其智慧到底在哪里？它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生路？
《大国崛起》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应该谋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向富强；《大国复兴》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从文化、精神的根髓上求得彻骨的更新与进步，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重生。《1840：大国之殇》告诉我们教训远比经验宝贵。中华民族须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反思历史，痛定思痛，坚定道路，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天朝的“小”。看得见：精神不得复兴的中华民族，永远与强国无缘。要复兴中华，统治者的素养与整个民族的精神，必须脱胎换骨！如果中华继续一部《甄嬛传》道尽了大清女人的心机；一部鸦片战争写尽了大清男人的悲哀；端木赐香以我们女人的笔调写出了非同寻常的大清王朝史和帝国的男人们。
鸦片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治国的结局与特色。渴望国强民富的中华必须大喊一声：兵家何在？法家何在？孙子何在？韩非何在？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其智慧到底在哪里？它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生路？
《大国崛起》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应该谋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向富强；《大国复兴》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从文化、精神的根髓上求得彻骨的更新与进步，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重生。《1840：大国之殇》告诉我们教训远比经验宝贵。中华民族须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反思历史，痛定思痛，坚定道路，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天朝的“小”。看得见：精神不得复兴的中华民族，永远与强国无缘。要复兴中华，统治者的素养与整个民族的精神，必须脱胎换骨！如果中华继续沉迷于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妄想与吹嘘中，最终的结局只会在断头台上依然画不完心中的圆。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不可绕开的拐点，从公元1840年开始，无数中国人开始做起谋求复兴大业的中国梦。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必须补上鸦片战争这堂课。只有我们真正弄懂了这场战争为什么中国会失败，我们才能从骨子里清醒并且自强，否则历史的警钟将时刻长鸣！还原历史的真相，是走向进步的第一步，要想防止鸦片战争的灾难重演，必须让后代了解鸦片战争。须知：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重演。公元1840，这是个中华民族绕不开的年份；公元1840，这是谋求复兴大业的中国必须直面的历史。
2012年诞生了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回忆“一九四二”：那是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中国！2013年孕育了端木赐香的《一八四0》，回到“一八四0”：那是折腾在死亡线上的古中华！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是一段被淡忘的历史，这是一个必须记住的真相！
1840年，一个帝国失落了，它就是大清。这个年份再次演绎出天朝的铁律：从强盛到死亡的亡朝周期律。在1840年的大清往事里，我们似乎看到晚清生活在一座精神病院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840，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中央帝国崩溃，中国开始步入国际体系。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年份：1840，鸦片战争时代！因为帝国经历了阵痛，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1840年至1842年，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
拥有四亿人口、九十万常备军、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人领导的蕞尔小岛上的蕞尔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个蕞尔小岛叫大不列颠岛，全部国土面积仅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广西；这个蕞尔小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曰英吉利，全部人口仅四千万，陆军十四万，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总共拥有二十万的常备军。
身为帝国的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郁闷能说得过去吗？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自居。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门口骚扰；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仨瓜俩枣的人马闯进来了；闯进来还不算，还逼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劳什子的条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打个比方，即使您是出于好心，比如要白给我一百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我不同意，您愣给，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实体不正义。《南京条约》总计十三项条款，有割地、赔款、释放英囚、赦免汉奸、大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废除广州行商、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还真不好掰扯。蒋廷黻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所以大清所谓的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它面前装孙子，都得三跪九叩，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等。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大清，就是动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吗？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是人类的天赋原则，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啊，它只承认天赋皇权与皇权绝对的原则。比如闭关锁关、垄断贸易、明税之外交不完的杂税，那都是我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跟尔自由，成何体统？买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羞也不羞？比如释放英囚，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矩，可你这英囚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40万赵卒统统活埋”那是俺的优良传统。不管你是兵是民，反正只要是英国人俺就统统地抓，高兴了，还可以学两江总督裕谦，对英俘剥皮抽筋并用这皮筋制个马鞭，管得着吗？比如赦免汉奸，虽然我们肃反汉奸搞得有些扩大化了，被英国人雇佣的、会点英语跟外国人见面就“黑搂”的、和英国人做过生意哪怕就是卖西瓜给他们的、包括一听英国人要打进来就卷铺盖想跑的市民百姓，统统被我们整成汉奸了，但再怎么扩大化，对付的也是俺家羔羊，跟尔何干？更严重的是，大英与大清从此国体平行、官员平等，照会上凡出现道光皇上要抬格两字的尊荣，维多利亚女王也得享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真是反了天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钞本，割地赔款他不怎么郁闷，他最郁闷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这一条。臣子郁闷，道光皇帝更郁闷，堂堂的大清皇上，沦落到与一个“黄毛夷妇”平起平坐的份儿上，这脸可是丢大了。可怜的道光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海军上尉宾汉所著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如果他看到了，可能得心绞痛的，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记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
]
我晕，俯伏还不够，还俯在人家黄毛夷妇的脚底下，道光皇上要吐血了！老脸往哪儿摆？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早在签订条约的三个月之前，道光就开始屈尊，不耻下问了。他在扬威将军奕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有关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夷妇，他问得最仔细：“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地弱智。问题是，这么弱智的问题，别说奕经回答不出，就是全大清的士大夫加一块，也解析不出来啊。大清遭遇大英，那真是鸡遇上了鸭。
这些问题中，道光最纳闷的，首先就是夷妇如何做得了一国之主这等夷俗。因为大清国流行性别歧视，母鸡不得司晨，否则家国不兴。道光不知道，人家英国的母鸡司起晨来并不比公鸡弱，而且还用不着像中国的老母鸡武则天那般竖着鸡毛，天天与成群的公鸡们斗智斗狠。比如维多利亚这只“小母鸡”自从坐上英国王位，执起政来就很有程序、很能拿到台面上、很具英式风度。因为英国在1701年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规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新教徒。该法还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和男性优于女性原则。王位根据年长顺序传给已故国王的儿子；如无子，则传给女儿；如无子女或后裔相隔很远，则传给旁系亲属或其后裔。英国没有儒家文化，没有宗法制度，不但女儿可以继承王位，就是女婿都行。只要跟王室血统沾一点儿边，就有希望。更关键的是，人家没有偷偷摸摸，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大家可以监督的程序下进行。当然，维多利亚之所以能混上英国王位，背后也有所谓的国情原因，那就是英国国王都得遵循一夫一妻制。不但一夫一妻，而且这一夫一妻还大多是近亲结婚，导致俩口子生养不多甚至不生养或者生养了但孩子有些毛病。有那风流国王，在外面和情妇倒是生养颇多，且生养的孩子个个聪明，可英国的王位继承没有私生子女的份。于是乎，英国的王位继承人不但候选人稀缺，且这些候选人资质平平，很难出现圣明如康熙、乾隆之类的天朝国货。更严重的是，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王位就轮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了，总之，玩得很玄。就说维多利亚吧，她是与乾隆同时代的那个神经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女，由于自己的大爷大娘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集体不争气，不是早逝，就是无后，所以她就捡了个大笨枣，做了英国的女王。
相形之下，大清这方面虽然也有规则，但它的规则让人感觉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早些时候，中国龙墩传承并行父死子及和兄终弟及两条路。这种继承法很不好玩，有些乱套，于是商朝晚期的统治者鼓捣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后来，赵匡胤和他弟弟赵光义不信邪，搞复古，闹了一出兄终弟及，然而后果很严重，从此，赵老大的子孙没戏唱了不说，这位老兄还死得不明不白，民间都怀疑老弟拿着家伙把老兄给锤了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嫡长子继承制就非常好玩，也有不好玩的地方。比如朱元璋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嫡长子，就传长孙，但是人家排在老四的朱棣就愣不服劲儿，不服劲儿的结果就是取建文而代之。清朝入关前后，由于是创业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王位的传承有些稀里糊涂，潜规则可能是实力决定屁股。到了康熙时代，皇上觉得龙墩问题得有个说法了，你说一家子在全国臣民面前你争我抢、你砍我杀的，忒不好看不说，还怎么好意思教育国民遵行仁义礼智信呢？所以就模仿大明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了皇太子。结果，问题又来了，康熙儿子多，大家都瞪眼守候着呢，皇太子也觉得不安稳，于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开始了阴谋。乘乱的当口，身为老四的胤祯浑水摸鱼，居然当上了大清皇帝。这龙椅来之不易，兄弟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不厚道不说，还影响大国形象。有鉴于此，雍正想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具体规矩是：现任皇上秘密写下接班人的名字（是不是嫡长子倒不在乎了，而是择优而立），置于专门的锦匣之中，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一块匾额之后，老皇帝驾崩前，再派专人取匣示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匣藏身的匾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大光明”，这四个大字乃清世祖顺治亲笔书写。老实说，把接班人的选定搞到见不得人的境界，搞到被窝里、裤裆里，搞得鬼鬼祟祟的，然后标榜“正大光明”，这种自打嘴巴、严重挑战民众智商与情商的事体，大清王朝做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突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阴阳两个层面的滑稽意味。
而道光本人混上皇帝岗位当然也不例外，照样是正大光明、偷偷摸摸地被老皇上钦定下来的。不过倒是侧面说明，道光皇上能被选中，好歹还算是因资质上乘。道光皇帝绵宁（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改叫旻宁。因为祖父乾隆有交代，做了皇上之后，百姓得避皇上讳。而“绵”字百姓用得太多，所以须改为不常用的“旻”字，也算是对百姓的一种体恤吧）小的时候，就因智勇双全而深受乾隆喜欢了。道光6岁读书，先学四书五经，后读《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圣祖圣训》、《开国方略》等。一目十行，经史通融。不说学富五车，至少有三车半吧；不说著述颇丰吧，但仅登基前的诗文就写了四十卷，出版一套上中下三册的《道光文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8岁的时候，具体来讲是1789年，道光就出名了。当年，乾隆爷爷率领皇子皇孙们在木兰围场狩猎比武。在校射场上，爱新觉罗?绵宁连发两箭，两中靶心。皇爷爷乾隆高兴得当场下谕：小家伙如果连中三箭，就赏其皇马褂。小家伙不慌不忙，张弓搭箭，射出后又中靶心。在众人的赞叹下，小家伙收起弓箭，跪倒在皇爷爷乾隆面前。爷爷直夸这孙子不失满族家风，并故意逗问他想要什么。小家伙想要什么，心里明镜似的，但他长跪不起，就是不回话。爷爷当然知道小家伙的意思，于是命随行人员速赏皇马褂。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时找不到小马褂，只好赏给小家伙一个大马褂，乾隆皇爷爷高兴地将小家伙一把抱起。这种异常的亲昵，也反映了绵宁的资质。十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爱新觉罗?绵宁被父亲嘉庆“正大光明”地秘密指定为皇位接班人。
32岁的时候，绵宁又出了一次名，当时是1813年，天理教农民叛乱。两百多乱民打进了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正在木兰秋围，皇子绵宁先行而归，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听有变，急命太监取鸟枪腰刀，在养心殿下，连毙两名乱民。另有一种说法，说太监与乱民串通，递给爱新觉罗?绵宁的鸟枪内装的是空弹。爱新觉罗?绵宁急中生智，取下衣服上的铜扣作弹，将翻墙的乱民击毙，吓得其他乱民纷纷退下。稳定局势之后，绵宁做出如下动作：
急草奏章，飞报父皇禁门之变情形；命关闭城门，各路官军入宫捕贼；至后宫安抚皇母，并令弟弟小心守护；亲自带兵出宫访查……
两天一夜之后，绵宁顺利平叛。嘉庆皇帝回来后，对皇子的嘉奖到了笔墨难宣的程度：封绵宁为智亲王，封其所使用的鸟枪为“威烈”。除了精神鼓励，还有物质奖励，给绵宁发双份工资，每年增加年薪一万两千两。
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最大的武功是平定张格尔的叛乱。张格尔，生于中亚地区的浩罕王国。这家伙本名和卓?亚海亚，尊称“张格尔和卓”，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和平”。这尊称有些意思吧？因为在大清眼里，张格尔的祖父们都是专职的地方恐怖分子。其爷爷乃大和卓布拉呢敦，其爷爷的弟弟乃小和卓霍集占。张格尔的这两个爷爷跟道光的爷爷乾隆对着干，闹叛乱，被乾隆灭了。大和卓的儿子、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在大小和卓灭亡后出逃葱岭西边的浩罕国，清政府每年拿一万两白银，让浩罕国国王代为监视萨木克。张格尔也算是继承祖业吧，早年曾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留过学，而阿富汗受英国的控制，张格尔呢，则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算是大英给大清培训的第一批恐怖分子啦。从道光登基的那一年，一直捣乱到道光十一年，道光动用了杨遇春、杨芳等老将，与张格尔结结实实地干了几次硬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张格尔弄到北京，凌迟处死了。在这件事上，道光比起祖宗们，也算小有武功吧。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说道光皇上“无知无勇”，这可是有点让人难以理解。道光的资质虽然不可能超过他的爷爷乾隆，但就凭上述这三件事，怎么着也算是智勇双全了。
可是，智勇双全的道光碰上“黄毛夷妇”维多利亚，资质再上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决定了国王就算是个白痴，也不影响英国的国事；其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又决定了其实际的最高行政首脑必是全国最优秀的那个人。这种体制集中的全是精华，调动的则是全国的力量与资源，不像大清，仅是皇宫里挑个最优秀的皇子，让他一个人忙乎国计民生，来对付擅长于瞒、哄、骗的众大臣，做吴思所称的那种东方式的“冤大头”皇上。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道光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即维多利亚有没有婆家，就很可笑了。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与中英开战没有关系；人家就算沦为老处女，也不至于因为情绪郁闷而拿大清开涮；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更与中英双方的国力没有关系。因为她婆家再能，也不致于给她送原子弹当聘礼。不过既然道光不耻下问了，我们还是得解释一番的。事实上，道光问此问题的时候，这个黄毛丫头刚刚结婚不久，正幸福得发晕呢。
1840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穿上洁白的婚纱（白色的婚纱从此在西方开始流行）与自己的表兄阿尔伯特结婚。阿尔伯特乃是维多利亚舅舅家的孩子，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这表兄阿尔伯特被人誉为“流动的百科全书”，其外在的风度与内在的学识让维多利亚为之着迷。小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感谢上帝，说她“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她给自己的舅舅写信，向他显摆自己是“多么地开心多么地幸运多么地骄傲……拥有了阿尔伯特这么完美的丈夫！”她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良宵！我最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和我肩并肩地坐在脚凳上，他那激情洋溢的爱恋和柔情让我感到无比的爱意和幸福，这一切我想都没想过。他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一次次地亲吻！他英俊的容貌和甜蜜的柔情让我陶醉……有夫如此，我复何求！”她说：“他的爱情和温柔比一切都重要，每次亲吻他柔滑的脸颊，或是吻上他的双唇都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哦！我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小女王确实很幸福：她和丈夫外出旅游；她在宫廷里开办舞会；她把贵族青年邀请过来，进行生日聚会；她与丈夫在晚餐前做小游戏，打板球或羽毛球，还跟孩子们嬉闹；阿尔伯特有时跑到外面搭猪圈，回来给她朗诵《苏格兰宗教史》，或者在她面前掂着脚尖学跳芭蕾，或者在走廊里与孩子们捉迷藏；她也可以和迈尔本首相外出骑马（这个时候，首相的妻子正和英国著名的大诗人拜伦在一块儿鬼混呢，老首相虽然对自己的老婆已构不成魅力，但是他的绅士风度却让小女王为之着迷）；每天她也需要看好多公文，需要签好多字，但是她喜欢，她乐意做这样的事。当然，女王也会和丈夫生气，有一次，两人吵架之后，女王想要和好，但丈夫闭门不出，不见女王。女王主动道歉，去敲丈夫的门。丈夫问是谁，维多利亚回答说是女王。门没有打开，又敲了几次，里面没有反应。女王明白了，马上换了温柔的腔调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你的妻子。”于是，门立刻打开了……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既享受了做女王的尊荣，又享受了平凡女人才能拥有的那种世俗的幸福，这种尊荣与幸福，不知道光是否羡慕？他可知道，这个世界上，国王还有另一种活法，那就是所谓的人的活法？
众所周知，中国皇帝，都不是人干的。不说其他，单说后宫的母老虎，就令一般好汉招架不住。周礼明确规定，天子后宫的规模应该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有名有位的，实际运作中，理论层面上，每一个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所以我们的皇帝都处于日理万机的严重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中，很不人道。晋武帝坐着羊拉的车子四处慰问他的娘子军，隋炀帝在迷楼里和他的娘子军藏猫猫。唐玄宗更是可怜，三万个女人的干活，若一天接待一位女人的话，这三万女人够他老兄接待一百年，真是辛苦到家了。可怜的道光帝虽然用不着陪老婆们捉迷藏，娘子军的编制也不算太超标，有名有姓有位的妃子也就十来个，但十来个也够呛啊！武松打虎打了一个，李逵在丧母的激愤情绪下，才打了四个——两大两小嘛。
1861年12月，阿尔伯特因伤寒而去世，女王“永失我爱”，这成为女王的致命伤痛。以后每逢丈夫的祭日，她都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相同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她给亲戚写信说：“世界已经死去了”；她说：“他的观点就是我的法律”。
最后这句话，有些人认为太过分了。如果道光听了，可能会持同感的。这里牵涉到了道光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阿尔伯特作为国王的配偶，在英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呢？这还得拿英国的法律说事。按照英国的《王位继承位》，阿尔伯特娶了英国的女王，那他就是英国籍了。准确地讲，应该是英籍德侨。按照英国法律，女王的丈夫没权参与政治，连去下议院旁听议员辩论都不行。1856年，维多利亚利用自己的女王地位，又是央求，又是逼迫，要求首相引导议会通过一个决议，破格封阿尔伯特为王夫（PrinceConsort）。议会拖了一年后才同意。道光要知道，所谓的王夫，就是“现任英国女王的丈夫”，不知道会不会喷饭？
由上可以看出，维多利亚与道光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俩的政治生活与婚姻生活了，如果道光那种后宫生活也算婚姻生活的话。诸位说了，两个人就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有。我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节俭。
小的时候，维多利亚总是穿同一套衣服。小姑娘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当然，这个时候她想奢侈也没门儿，因为她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给家里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所以小时候的维多利亚，就是一个灰姑娘，当然成为女王后，并不意味着她就变成了白天鹅，因为小姑娘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叫美女。一般的女人，在有了条件之后，可能就要选择做珠宝首饰和美丽时装的展台了，人长得不晃眼，起码那些首饰和衣服可以晃人眼吧。但维多利亚明显缺少这种偏好，做了女王后的她在服饰上仍然很俭朴，至于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那仅仅是职业要求，此外别无他意。当然，维多利亚想奢侈，硬件也是有限的。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国王靠自己的收入生活”。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像其他封建庄园的领主一样，所有花费只能出自自己的领地，即自己直接管辖和经营的王室领地。对于王室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从中拔出一根毛来。如果他们得知，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面向全国人民征收土地税，他们会吓傻的。因为英国国王给自己的官员发工资，都得自己掏腰包。按英国的传统，英王只有在爆发战争，或国内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才能面向全国收税。收税时，还必须向全体征税对象（这些对象的代理机构先是贵族会议，后是议会）说明征税理由，否则甭想拿到一个子儿。比如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借口儿子封骑士、女儿出嫁，要求议会给自己拨九万英镑，议会大哗。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乌托邦》的作者、时年仅26岁的莫尔在议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此举的演讲，最后亨利七世手里只搞到三万英镑，羞人啊。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作为国王的他在街上见了商人小约翰的运输车队，竟不无嫉妒地说：哼，这家伙比我还有钱！当然他是白嫉妒，不能像道光的父亲嘉庆那般，因嫉妒和大人，就可以找个罪名把他干翻，然后独吞他的财产。至于英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被自己国内的著名传记作家描述为一只凶狠的老母鸡——“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个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但老母鸡再凶，竖毛再多，也仅是对外，无法对内。伊丽莎白多次向议会要钱，议会多次不批。搞得这个童贞女王不得不缩紧裤腰带干革命，以至于她手下的大臣都嘲笑她是个小气鬼。你说议会把全国人民的钱袋子看得这么紧，英国国王不小气行吗？维多利亚做国王时，好歹可以拿工资了——“王室年俸”。这工资来之不易，需要追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为了剥夺国王因给军队发薪饷而具有的控制军队的权力，避免军队吃国王的奶就听国王的话的风险，议会决定对国王实行“王室年俸”制度。
王室年俸，英语叫做“CivilList”。“Civil”是“非军事的、文官的”的意思，“List”意为“名单”，合在一起，是指“文官名单”，即从国王那儿领取薪金的文官人员的名单。英国国王只负责发放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官、大使、非武装人员的工资，军队的薪饷则由议会负责。这就是王室年俸的由来。最初，议会拨给国王的“王室年俸”为七十万英镑。后来，乔治二世嫌少，议会又把他的年薪增加到八十三万英镑。维多利亚他爷爷乔治三世聪明，跟议会商量：文职人员和武职人员的工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如果议会同意这样做，他情愿把有关税收，例如邮政税收和“国王地产”的收入如数交给政府，议会只需要每年发给王室一笔足够王室成员生活的费用就行了。
议会采纳了国王的建议，同意每年给乔治三世八十万英镑。这样，王室年俸就变成了一笔政府拨给王室的生活费用，而不再包括文职人员的薪金了。后来，政府发现乔治三世“国王地产”的收入每年只有八万九千英镑，感觉自己亏大了：既要支付文职人员的薪金，又要支付给国王一家八十万英镑的年俸，大大地不够本儿。因此，当乔治三世死后，议会趁新君登基之际，赶紧降了工资，将王室年俸削减到每年五十一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登位时，议会借口女王年纪尚轻，且未婚，把年俸又削减为每年三十八万五千英镑。可怜的维多利亚，拿的工资比爷爷大爷们差远了不说，比后任们也差远了，哪有资本奢侈啊？19世纪中期，中国的一两白银约等于美国的一美元五十美分至一美元六十美分，而一英镑约等于五美元。如此算来，维多利亚女王的年薪大约为一百万两大清白银，加上其他收入——领地收入和历代英王相传下来的固定资产，顶多算得上是国王中的小康水准吧。当然，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全大英帝国，就女王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即使这样，维多利亚还是花钱有限，因为来钱有限啊！
我们道光爷的节俭比上维多利亚，却让人不知说啥才好。道光没有年薪，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的大清，年财政收入约四千万两白银，所以，理论上，道光皇上的年薪应该是四千万两白银才是。但是，这么富有的道光，居然把自己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传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十两银子，可怜的皇上只好作罢；传说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六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千两，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至于道光花在衣服上的补丁费，更是远远超过了大臣们。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也不敢含糊，纷纷效仿，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比如那个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就实实在在地一直陪着道光皇上穿补丁衣服来着。道光与曹振镛还就补丁及其费用交流过心得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曹朝服上的补丁花了七钱银子，道光龙衣上的补丁居然花去五两银子。虽然给道光打补丁的内务府很有吃回扣、宰大户的嫌疑，但是身为一个皇上，能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奇怪现象。看看道光皇上的肖像，一张小黄脸瘦得像猴子似的，活脱脱的尖嘴猴腮，明白底细的人应该明白，那是营养不良兼贫血，饿的啊！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译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
]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百分之五十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如果整个王朝自绝于国际主流，那么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道光皇上在寝宫的台阶上散了一夜的步，唉声叹气，懊恼连天。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英国对中国，那可是“单相思”很久了！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远在大清天朝尚没有诞生的时候，它未来的对手英国，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就开始“十分想念”大中国了。由于英国风行重商主义，更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在航海探险方面先行一步，各霸占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使得英国不得不“自力更生”，自找航线！
1573年，英国的威廉?布尔（WilliamBourne）出版《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要到中国“求亲”，有五条路可走：
一是取道好望角（这条航线为葡萄牙人所专有）。
二是取道麦哲伦海峡（这条航道为西班牙人所专有）。
三是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
四是东北航路（要通过俄罗斯）。
五是北极航路（要通过北极）。
考虑来考虑去，英国人选择了第三条航线。1577年，由大商人洛克的“中国公司”（CathayCompany）出资，大探险家兼大海盗佛罗比谢尔（MartinFrobisher）任队长的探险船队出航。此次航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股东之一，亲自出资一千英镑，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政府要员各出资一百英镑。问题是天不佑护，他们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BaffinsLand，加拿大第一大岛，世界第五大岛。加拿大北极群岛的组成部分。1615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巴芬是第一个成功环绕此岛航行的人，岛名因此而来），此后在寻找中国方面再也没有取得进展。女王这次可是亏大了！
158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好朋友、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成为继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二人。在这次历时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四千七百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女王分到了十六万三千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略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女王这次可是赚了，并激起了再次寻找中国的信心。这位1558年继位、由于众多原因而终身未婚的老母鸡，对于寻找中国、海外赚钱那是相当地热衷，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明皇上万历正在实行无为而治，躲在深宫不愿见人、研究长生术呢。一样的世界，两样的生活，上帝是在搞治国实验吧？
1583年，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里前往东方，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的莫卧尔皇帝，一封致中国皇帝。信不长，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须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
不过，女王的“求爱”“艳信”，中国皇帝没有收到。因为纽伯里只到了印度。
1588年，西班牙的海上势力被英国彻底摧毁，意味着英国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用不着再害怕西班牙的捣乱了。随后，约翰?戴维斯（JohnDavis）三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士?甘文底斯（ThomasGavendish）做了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底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分头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结果，双双失败：甘文底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还。
1596年，英国有两个商人准备到中国去，伊丽莎白女王乘机派伍德（BenjaminWood）作使臣，和他们同行。伍德此行，主要是帮伊丽莎白给中国皇帝送信。信比上次稍长了些，但基本意思没变：“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
这只“大英老母鸡”真是想得越来越美了，还自由出入呢。中国什么时候兴过这个？不过这次伍德没走到中国，就遇上不幸了。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十八天，死去很多人。幸存的人集中到仅剩的一条船上继续航行，然而再次遭遇覆没。好像活下来七个人，但是七个人哪里去了，无人知道，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的的第二封“艳信”再次不了了之。
1600年，伦敦一批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授予的“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舰船、海陆军等武装力量，有权宣战或媾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对于这种间接接触，英国很不满意。1610~1630年，曾有英国商人两次带来英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但是没有一位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来看，如果做了就明摆着是做通夷汉奸，中国人谁乐意如此表现自己？那可是活得不耐烦了啊！
1637年，也就是崇祯十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Weddell）受雇于“科亭商团”，而科亭商团里有一个大大的股东——在三年后即将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入股一万英镑。问题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喜欢英中亲密接触，对他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威德尔没听，带船闯到虎门。虎门地方官说，此事须请示广州，六天之后才能给予答复。威德尔嫌六天太长，并且认为这六天是中国人用来修整炮台对付他的，所以，他自行带船沿珠江上行，中国官兵开炮阻挡，威德尔开炮还击，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大约一百名英国佬登上该炮台，不但把炮台上的炮全搬到了自己船上，还升起了英国的国旗，抢劫了几只商船。最后他派了一个被俘的中国渔民去广州送信，要求通商。官府的答复是，通商可以，但是请先把炮台上的炮和渔船交回。广东总兵陈谦接了英国人的贿赂，答应庇护英国人在广州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听，有点吃醋，就去举报了。结果，陈谦下监狱，英国人的谈判代表连同他们的财产被扣留。威德尔再次炮轰虎门，把亚娘鞋炮台给炸毁了。中国水师出战，被英国人焚毁船只五艘。两广总督张镜心调兵准备大战，但中英双方心里都有些没底，葡萄牙人一看不妙，出来说和，双方乘机借坡下驴，和了，英国人被释放，广州当局归还英人财货，但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
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不得不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英好不容易摸到了中国的门口，但中国政府对他们并不欢迎。张西平先生说，明清之际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真是大错特错矣，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英国人把中国当西施了，自是不错，但中国人从未把英国人看作是范蠡。相反，他们把英国人看作是红毛鬼了。英国如此摸中国，感觉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中国如此被摸，感觉对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双方的认识与感觉，绝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英摸到中国政府门前时，不但没有彼此拥抱上，相反，“初恋的情人”闹起了别扭，大明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宣布得对，他们是再也看不到英国鬼了，因为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了，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的时间到了，李自成反了，大明朝玩完了。
与此同时，台湾的郑氏政权宣布对外商给予优惠，免税三年。英人一听大喜，纷纷跑到台湾做生意，甚至卖军火给郑氏政权。但一者郑氏政权说话不算数，不久就借口没钱开始征税了；二者郑氏政权对付不了清政权，于1683年灭亡了。康熙觉得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失之无所损，想把它赠给荷兰，后来因施琅强烈反对没弄成。所以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大清政权初建，看谁都像阴谋家，海禁政策执行得更严了。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是没法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让他们急得团团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觉得社会足够稳定和谐了，就一下子开了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另有厦门、宁波、云台山，并设四海关，专为收税。海关官员隶属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监督，称海关监督。其中，粤海关监督掌管广东沿海各口和珠江三角洲的航运及征税事宜，在西方人眼里成为清帝国最肥的官职。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海关监督才一向由满人担任。粤海关监督乃是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有时候也由总督兼管，或由巡抚、将军代理。美国学者马士说，粤海关监督在他的任上，要满足三个愿望：首先要满足他的北京恩主们的发财愿望，其次需要满足自己的发财愿望，第三是满足他的僚属们的发财愿望。为此，三年任期需规划如下：第一年他需弄够自己买这个官职所花的钱，第二年他要弄够自己为保此官所花的钱，第三年职务到期，他要在卸任前弄鼓自己的腰包、挣出自己的养老保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7页。
]那么羊毛出在哪儿呢？
从17世纪开始，粤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四，也就是说，税率不高。但是中国海关除此之外，还要征收船钞与规礼银。船钞征收的办法是将外国商船的长度乘以宽度，按体积大小分为一、二、三等收税。办法是死的，可大清官员是活的，所谓的一、二、三等可完全由他们说了算。光量船的长度，就有两种量法。一种是船头至船尾，还有一种是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虽然后一种量法是当时唯一合法和照例的成规，但中国的丈量员不接到贿赂是绝不按常规来的。所以双方经常讨价还价，英国人算是充分体验到了“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法了！
至于规礼银，也叫规费。它是粤海关官吏向外国商人征收的一种私费。粤海关原先规定，外国商人需要向负责开舱、验货、丈量、贴写、放关、押船等各色海关关员交纳各种辛苦费。统一到一块，就叫规费。这种费用更有弹性，让英商叫苦不迭。
让英商不满的还有，他们来到广州，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半官方的对外贸易机构，俗称十三行，简称“洋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也就是1686年。行商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户担任，但是这些富户须向有关官吏大量行贿才能谋得行商执照。入行时还得由几家行商或者全体行商联合作保。行商最多时数目达到二十家，少时七八家，沿明朝之习，名曰十三行，实际上并无定数）做生意。其他的天朝百姓无权与英人接触，这叫天朝特色的垄断吧。
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直接对华通商，可是考虑到广州官吏的勒索，公司大班（SelectedCommitteeofSupercargoes）出面向粤海关提出了诸多条件，重要的有：
一是英人有同任何人做不受限制的贸易的自由。
二是英人有任意雇用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以及对他们自己的英国仆人的管辖权。
三是有为他们的商馆和船舶购卖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由。
四是粤海关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平民和官吏们的欺侮及勒索，因为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税和勒索。
五是废除“百分之四”（基于出售和购卖的价值）的货税征收，并且粤海关所作的一切要求或索求应和船钞同时提出并加以规定。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想得也太美了，答应了他们，海关监督还咋按规划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三大心愿先富起来？还有，英国人自由与中国人接触，中国不就被带坏了吗？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大清政府都不会同意这些英国鬼子想出的鬼主意的。
1720年，外洋行的行商们联合起来，歃血为盟，成立公行组织。规定：凡属外洋进口货物，统一由公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统一由公行划定价格代办，平均支配，不许竞争。在英商眼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垄断了，东印度公司大班极力抗议，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一年后公行制被总督废除。
1726年，清政府规定，各色辛苦费折合征收，洋船进口收规礼银一千一百二十五两九钱六分（但据英方资料记载，英国商船不论大小均需向粤海关交纳规礼银一千九百五十两），出口船收规礼银五百三十三两八钱。上述规礼银与船钞、货税一样均需解交户部。也就是说，私费充公了。这就使得粤海关官吏还得想办法经营“自留地”。为此，东印度公司大班多次抗议，不过抗议无效！
1754年，广州建立保商制度。因为按照行商最初的规约，一个行商顶多可以承销一只洋船的一半货物，其余的由其他行商分销。这样一来，公行制被废后，给广州当局的管理带来了问题：不但没人管理洋商的活动，还有碍于税收的通畅。于是，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建立了保商制度。他的考虑是，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富商，让他们给洋商做保人，这样政府收税方便。从此，外国商人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一家，洋商的税款，保商们要担保；洋商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们确定；洋商、洋船、船上水手的一切行为，从买一篮子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保商都要负责。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于行商的勒索，这种保商制对于行商还是很划算的，发财挺容易的。而对于洋人来讲，则是大大的不乐意，他们想跟广州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同时各种名目的勒索只多不减，大班甚至扬言不再来广州做生意了，但这种吓唬对天朝并不起作用。一句话，你离了俺不能过，俺离了你，照样是天朝上国！
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躲开广州在其他口子扩大贸易，他们派遣大班喀利生（SamuelHarrison）和第一个英国汉语翻译洪仁辉（JanesFlint）等组成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两处的地方官由于外商久不来浙，自家也收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由此英船来浙渐多。乾隆一听，立刻想起前朝故事——宁波曾是倭寇最严重的地方，而且乾隆还有地域歧视，对宁波人民不看好，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高宗圣训》卷281。
]；对英国人也不看好，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清高宗实录》卷550。
]。预防是对的，不对的是他的预防方法，因为他的预防不是增加天朝的抗疫力，而是尽量让天朝的臣民与“疫人”隔离。乾隆在地方大员的忽悠下，首先用的是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没想到增税英人也不在乎，继续有船前来，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一着急，干脆用政治手段，于1757年，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广州单口通商体制从此确立。
乾隆多的是政治头脑，缺的是经济头脑。英商前来中国购茶，江西、安徽的茶叶运到宁波最简便，就是再由宁波沿水路运到广州，也算简便。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不乐意，茶叶不经他们的手，他们没有钱赚，所以他们贿赂官方，使得茶叶出口，必须绕着弯子过广州，也就是十三行之手。具体是这样的行程：江西、安徽、福建的茶叶先到九江集中，再沿赣江南下到大瘐岭，再用劳工挑过莫林关，再由南雄水运到广州。这么一来，费用要翻几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费用当然要摊到英商身上了。英商急死了，十三行的行商们偷着乐死了。虽然这些行商还看不到这样折腾，可以增加中国运输苦力的就业量，但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却是能数得清的。
1759年，就在乾隆规定广州单口通商之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公司的汉文翻译洪仁辉前往中国丝茶产区浙江，请求浙省当局允许英商在宁波贸易。浙江官吏当然不敢跟乾隆对着干，把洪驱逐出境。洪仁辉遂跑到天津，用中国特色的举报方式——贿赂上访，使得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控告如下：
一是粤海关勒索陋规。
二是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
三是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是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
当然，控告的同时，没有忘记奏请清政府开放宁波的事儿。大清君臣震惊了，天朝哪有过夷人举报天朝官员的先例？天朝毕竟是天朝，震惊之余，遂命钦差前往广州办案，海关监督李永标说不知道有勒索陋规之事，可能是自己的家属及下属干的。天朝认为，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便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七十三人。对于黎光华，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而洪仁辉本人，被清政府定了一个大清版的间谍罪——“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判三年有期徒刑，弄到澳门监狱里去了。洪氏的三年徒刑给英商换回的利益是：多项陋规被撤；“西洋船”不得再称“鬼子船”。当然每船一千九百五十两银子的规礼银及值百抽六的进口税得继续上交并固定下来。在这项国际官司中，清政府最恼火的不是自己的官吏贪污，也不是夷人洪仁辉的国际举报，而是帮洪仁辉写状纸的天朝百姓。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整出俩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认识洪仁辉，“领其国大班银一万零三百八十两”。也没说这银子是借的，还是领的工资，反正是汉奸了。但这个汉奸的小腿儿灵活，闻风跑了。后者，刘亚匾，被逮处死了。
1759年，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搞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批准后，立即公布执行。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与规定的中国行商做买卖。除此之外，还规定：广州居民不得装修房子图谋出租给英人；中国人不准借夷人银资；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为仆役；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代为送信传递消息；等等。
鉴于广州窗口的半开半闭，鉴于大清政府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鉴于广州贸易制度的诸多不便，大英就想来个正式“求亲”，时间选在了1787年。
1787年，为了冲破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实现与大清真正的亲密接触，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卡斯卡尔特中校（LieutenantColonelCharlesCathcart）为大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来中国。大使的薪金和使团所需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是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
二是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
三是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
训令写得很棒，按英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国人矫情到即使床下多放一瓣玫瑰花都痛苦得睡不着觉，当然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天朝百姓们领教一百多年了，也没见啥烦言絮语。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要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但结果很不妙，卡斯卡尔特死在了来华途中。当然这对天朝来讲，可能就妙了。因为英国一来，就搞什么劳什子的自由、平等、公开、透明，麻烦大了。问题是，大清躲过了初一，它能躲过十五吗？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1793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外交，一场著名的鸡与鸭的对话。它是大清拥抱近代文明、融入国际舞台的第一次机会，维多利亚她爷爷、那个神经后来出了毛病的乔治三世（现在普遍认为他患的是卟啉症），派马戛尔尼特使和副使乔治?斯当东使华来了。这时，大清皇上乃道光的皇爷爷、业已八十多岁的乾隆。英明领袖VS半神经病的乔治三世，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
乾隆，1735年做皇帝，1795年自动下岗，在位六十年，自言不敢打破康熙爷爷做皇帝六十一年的纪录。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第一人”。据说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两千多首诗（被人怀疑不是秘书代写，就是侵占手下大臣的版权），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应是他游西湖时咏雪的那首“杰作”：“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当然，乾隆数够十片之后，就数不下去了。其时，陪侍皇上的著名学者沈德潜续上了最后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遗憾的是，死后的沈德潜都没有逃过乾隆的文字狱牵连，好像是版权之争吧。据说沈德潜把本属乾隆的诗作弄到自己自费出版的诗文集里当做自己的作品了，真是可恶至极。不过最可恶的是乾隆的文字狱。中国的文字狱，从秦始皇开始，到朱元璋达到高潮，到康熙乾隆再创新高潮，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文人都成为活死人、死活人。
相形之下，乔治三世就有些寒碜了。他1760年开始做英国国王，1820年去世。做国王的过程中，多次发生精神错乱以至于难以正常上班（当时御医认为他是精神错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界才搞清楚，乔治三世所患的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血液病——卟啉症。表现为：思维混乱、言语失调、幻视幻听、歇斯底里），其大儿子威尔士亲王、维多利亚她大大爷，亦即后任国王乔治四世，两度在父亲精神错乱期间作为摄政王代理国务。
乔治三世在位期间政治方面最大的杰作也可堪称是最大败笔的，在于他力主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结果丢失了北美，却成就了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完美英雄乔治?华盛顿及一大帮美式民主的奠基者。杰作是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而言的，败笔则是站在英国当时的角度而言的。北美独立，乔治三世深受打击，甚至想过引咎辞职。可怜的英国，不知道在中国，皇帝玩个“罪己诏”的把戏就能把天下臣民感动得三十年内依然摸不着北。
乔治三世的武功在于英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地组织反法联军，驯服“欧洲战狮”拿破仑，并将他流放于大西洋中的孤岛——圣赫勒拿岛。
乔治三世的文治最有意思，刚当国王不久，就因一招不慎，闹出了一场宪政危机。
乔治三世做国王后，英国议员、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在其主编的报纸《北不列颠人》上多次撰文攻击嘲弄他，宣称国王不过是国内首席治安官，行使君权时不得越轨，自由乃人民的特权云云，惹得乔治三世龙颜大怒，查封其报馆，逮捕其人。伦敦民众为此示威，并焚烧了太后的模拟像。威尔克斯受审时，伦敦民众在庭外声援。法官以政府的行为破坏了议员权利为由，当场释放威尔克斯，民众高呼自由并称赞法官公正！看人家这法官，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牛得能和国王狠狠地扛膀子。乔治三世这边不服输，几个月后，威尔克斯的朋友、国务大臣桑威奇认定威尔克斯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论妇女》犯有诽谤罪，决定借此狠狠整治威尔克斯，英国民众对皇家的这种秋后算账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过几年的冲突与较量，威尔克斯先是当上了伦敦市的行政司法长官，后来荣任伦敦市长。一般人对乔治三世人品方面的评价是：心地善良，生活俭朴，对家人要求严格。但是你小节再好，也抗不过人品方面放荡形骸得干脆没啥小节的普通记者威尔克斯，后者利用他的“大节”——批评精神和敢于与国王扛膀子的态度，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与声誉，一句话，谁让你是国王呢？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别以为你是个国王，爷就挺你！
威尔克斯事件与乾隆的文字狱比较起来，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中英之间力量的悬殊，谁能说，不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呢？
乔治三世与乾隆这么一比划，个人资质明显占下风，且神经还有些毛病。我们有必要有理由为之深思，就是这样一个资质不高的、神经有些毛病的乔治三世却在中英外交方面书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1793年，他派马戛尔尼来了，西方第一大国，试图与东方第一大国partyparty（碰头，聚会一下）。然而结果怎么样呢？忸忸怩怩的大清，愿意与西方第一大国拥抱吗？
乔治三世派来的这个使团，是英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使团。即使是整个欧洲，在此之前也从未向外界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使团：五艘战舰，随员七百多名。正使马戛尔尼与副使乔治?斯当东都是严格挑选，优中选优的。马戛尔尼，都柏林学院三一学院硕士毕业生，当时欧洲舞台上非常活跃非常成功的外交家。1764年在俄国担任特命大使，由于具有非凡的外交技巧和英俊的外貌，很得好色的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外交成果”相当地丰富。副使乔治?斯当东乃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英政府希望他们的个人经验、学识和个人魅力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君臣。英国这就显得有点外行了，你就是来俩洋妞，咱八十多岁的乾隆也不感兴趣啊。你马戛尔尼再会签协议，再会外交，俺大清根本没外交，根本不签任何协议，你又能咋地？
可以说，从《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开始，英国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如今，它来了。虽然它此时已取得海上霸主地位，号称日不落大帝国，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中国的崇敬。英国渴望和中国结交，现在，它自认为有这个实力了。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兴奋地做着准备，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不致于让中国看不起，他们给乾隆带来了众多礼品，这礼品总价值达到一万三千英镑，装了整整六百箱。英国人认为，这些东西是英国目前能提供的最好的“土特产”，势必能引起大清的兴趣。按乔治三世的意思，它们“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它们是：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世界各国位置、首都、山脉和河流的地球仪，英国最大的装备有一百一十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一套英吉利大型图册，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热气球，车辆等等。
这些礼品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没啥意思，但是对大清、这个睁眼瞎政府来讲，每一件礼品都是一扇窗户，每扇窗户之后，是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的别样风情。这些礼品的集合差不多是大英把自己的科技博览会开在了大清的眼皮子底下。问题是，大清这个参观者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对这开到自家门口的博览会没啥兴趣。马戛尔尼希望自己的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给乾隆最喜欢的福康安将军观看，没想到这位将军不失大国风范地回复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陪着热气球而来的那位热气球驾驶员，也没蹭上给大清人民表演一把的机会。更跌份的是，英国人在装备这些礼品时，绝对想不到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大清帝国后来为了表示蔑视，干脆把它们“堆放在一间厕所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
两辆马车是马戛尔尼自己赠给乾隆的，这两辆马车在伦敦市场上都是罕见的精品。马戛尔尼后来看见了乾隆的马车，发现式样笨重且无弹簧。寻思自己送出的马车，乾隆必定非常喜欢。然而，这位使者同志过分多情了。第一，乾隆平时坐轿；第二，乾隆根本没试坐过特使同志送来的车；第三，乾隆即使有心试坐，那车也没法坐下中国的皇帝。因为这种马车的设计理念明显缺少东方版的等级制意识：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据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的《中国游记》记载，当时这马车就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满人和武官的注意，曾围观过它们，并且大加讨论：
或谓：此种马车，实为中国前此所未见，但不知皇上将坐于何处？
一武员：此前面之座必为皇帝所坐。
另一武员：否，后面之座，上有轿式之盖，有玻璃之窗，有窗帘，有百叶窗，如果皇帝坐前，后面这么好的位置给谁坐呢？
一武员：皇帝坐于前，后座给皇后娘娘坐。
两人辩论不能自决，领着人问英国人去了，英国人的回答是：前座坐马夫，后座坐皇上。
中国人一听，大哗：皇帝坐后面的好位置理所应当，但是天子之前断不容车夫高坐，更不容有人背向皇帝，此车如果不把马车夫的位置改到后面，则皇帝决不肯坐。
说得对，这劳什子马车，大清帝国无人乘坐。车夫坐到前面，放屁可能是小问题，可是始终给领导一个屁股看，这成何体统啊？总之，大清皇上是绝不会坐这种不但没有尊卑且尊卑完全颠倒的马车的。
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设想，中国人看到这些价值不菲的礼品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尽管马戛尔尼用手指一划点燃一根火柴的动作让围观的大臣们吓了一跳，但是也没吓出啥求知欲和良好的结果来），那么，中国人就会同意与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扩大外贸了。一句话，英国这“秋波”，送得有些吓人，想把大清吓晕呢。
他们想不到，大清帝国特别经吓。乾隆对英国的表扬，在现代化语境的观照下，听起来像是侮辱，说什么“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说得对，绝对是古今未有，所以大清国对乔治三世使团的接待，也很排场。当时负责接待马氏一行的是直隶总督梁肯堂，77岁的老头子给英夷送去的筵席整整四桌，每桌光菜肴和水果就有四十八种，那鱼贯而来的食盒让这些远道而来、没见过世面的日不落大帝国的臣民们目瞪口呆——这仅是一顿饭而已。后面还有七艘大船，送来的食品如下：公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面粉一百六十包，大米一百六十包，馒头四十盒，茶叶十四箱，小米十箱，江米十箱，白米十箱，油烛十箱，西瓜一百枚，甜瓜三千枚，桃脯二十盒，蜜饯二十盒，水果二十盒，蔬菜二十盒，大条黄瓜二十篓，切碎黄瓜一千块，荚豆二十升……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们高兴坏了，他们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他们当然错了，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热情，是把客人当饭桶。吃好是为了显示我的钞票很足，你吃撑了我才有面子。喂饱了就没事了，抹抹嘴，然后请君上路吧。
这时的乾隆，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在马戛尔尼的坚持下，他破例允许马戛尔尼在见自己的时候不用三跪九叩。不用三跪九叩，这是乾隆对英使莫大的开恩。马戛尔尼递上了维多利亚她爷爷乔治三世的国书。老皇帝对跟在后面给马戛尔尼拖衣服后摆的英国儿童托马斯?斯当东发生了兴趣。这个孩子也是12岁，恰好与道光同龄。听说在来中国的路上，就这一个孩子学会了中文时，乾隆表现了难得的慈祥。他把这个“小可怜”叫到跟前，听他说中国话，并亲手解下自己腰间的荷包赐给了这个儿童。除此之外，他还赠给使团大量的礼品，然后大清官员就暗示他们：你们该回了。
马戛尔尼以为事情才开头，没想到主人却宣布结束了。无奈，只好写一个说帖，重申乔治三世派给自己的任务：我们国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作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我就代表英王与贵国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我们更为欢迎，所有船只，均可由我们代办。还有，希望中英能施行贸易自由，大清给弄个公开的税目，洋人在中国犯法，不要实行株连政策，给一片地供英商停歇等。乾隆一看，呀嗨，原来不是来朝贡的，也不是来给我祝寿的，是来耍鬼主意的。但是老皇上没生气，偏远荒国，野蛮之人，跟他们不值得生气，所以乾隆用难得的耐心，一一回绝了马戛尔尼的“殖民请求”。乾隆可谓是“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形象代表了：要求自由通商？不！要求互派公使？不！要求税目公开？不！马戛尔尼想留到北京不走了？不！要俺打开国门？不……
一系列斩钉截铁的“不”，搞得马戛尔尼头大了，当场就站不稳了。他病倒了，感觉自己无颜面对国王乔治三世。
是的，换成谁也感觉无颜。乾隆让马戛尔尼带回了自己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两封信（把它称作“信”，绝对是抬举英国，因为乾隆给乔治三世所谓的信，用的是天朝皇上的“敕谕”形式，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圣旨。一句话，乾隆把英国当作朝鲜那样的藩属国了，把乔治三世当作自己的臣民了），信中除了声明前述诸多“不”之外，还说了诸多牛皮哄哄的话，比如：“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再比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后要求英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云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整个事件花费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二镑，折合白银约二十万余两。
马戛尔尼意味着近代文明外交，他所带来的，更是人类近代化的曙光。马戛尔尼在自己的使华日记里交代，曾与接待自己的大清权相和珅作过最后的交流，说，互派使臣乃日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中英两国互派公使，“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通常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奈何他这种说辞，大清帝国不能接受，聪明的和珅，更是絮絮叨叨地只说些吃了没、吃好没、睡得咋样之类的废话，这让马戛尔尼非常地失望。他的失望，正好意味着大清旧式政治的希望啊。与英国外交，天朝体面是一回事，天朝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更是一回事。啥叫和平演变？英国这就是和平演变。出于保护天朝统治的本能，乾隆是不会跟英夷外交的，别说平等外交，就是不平等外交，英国天天来朝贡，也不行。这一点，马戛尔尼也看出一些苗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这次事件，对大英来讲，当然是外交上的大失败，但是对大清的未来来讲，何尝不是更大的失败呢？历史在给大清机会，大英给大清打开了世界的窗户，送来了文明的阳光，但是大清自绝于世界，自绝于现代文明。更严重的是，大清的窗口倒是打开了，中国的国情让英国看了一个透彻。此次出使之后，大量有关大清的图画和书在英国面世。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了《中国游记》，并成为《每季评论》杂志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就连那个12岁的见习侍童、当马戛尔尼被大清皇上接见时负责给他手提骑士斗篷下摆的小斯当东也在十七年之后29岁时，翻译出了《大清律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说得对，那时的英国上下，特别喜欢根据法律文件来判定全球各民族文明的高低。英国国内的报刊，一会儿说大清是个野蛮国度，一会儿说大清与土耳其人一个水准，一会儿又说大清处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不能说不受这本《大清律例》的影响。马戛尔尼也写出了大量的日记，对中国的法律，他说，“在他们的法庭里，众所周知钱是伟大的行动指南”，并认定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有这种习惯，认为它长期以来是这些国家衰败和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在中国未来的灾难中也将扮演类似的角色[?张顺洪：《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对中国的国运，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被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译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2页。
]。但是马戛尔尼不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认为那样将会影响英国的商贸收入。他预言，如果中英发生冲突，中国的西藏将出现麻烦，台湾与朝鲜将脱离中国政府，俄国也会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国内将会发生暴乱。
这个洋鬼子，看大清看得这么透，预言得又这么准，真是气人没商量！
马戛尔尼使华这一年，道光12岁，尽管作为皇孙，他与其他阿哥乘放学的当口跑过去观看过几次，马戛尔尼也知道他们是皇孙，还看到太监撵着他们去读书。但整个事件，几乎没在道光心里留下任何印象。正应了诗人所说的：鸟在天空中飞过，却并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对英国的礼品，乾隆表现出了相当的大国风范，一句话，看不起。他指着这些礼品笑着对他的大臣们说：“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乾隆把这些礼品，给他当时12岁的孙儿道光做玩具，那么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倒是值得打个问号。即使会发生，道光后来可能不会表现得那么无知，竟然会问出“新疆与英国有无陆路可通”、“英国与大清国相距七万里所经者几国”等弱智问题了。
壮哉大清！成功地阻挡了来自大英帝国的演变！尽管这种胜利是短暂的，但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胜利是没有价值的，天朝这艘破船，得以继续走在它的老航道上。
问题是英国不甘心，道光的父亲嘉庆在位时，英国鬼子第二次来到了大清的门口，送来了最后一轮“秋波”。这是历史第二次给大清机会了。大清呢，还是让小鸟飞过天空吗？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波”
英王乔治三世虽然精神病发作了，但是摄政的大儿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她大爷、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四世不愿闲着，他也派人出使中国了。时间是1816年，这年道光35岁，正做皇太子呢，大清这时的值班人乃是道光的父皇嘉庆帝。
嘉庆1795年做皇上，1830年驾崩，做皇上的前四年，基本上是个摆设，乾隆虽然退了位，但作为太上皇仍然掌握着实权。这一点，他与威尔士亲王正好相反，威尔士亲王是因为父王的神经病于1811年第二次发作，他正第二次摄政呢。
据史书记载，嘉庆天性迟钝。但是这种迟钝也仅是与其父皇乾隆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嘉庆也不算无能的主子。
嘉庆做皇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扳倒了父皇的红人和珅，使和珅家产尽数落入自己的腰包，典型的黑吃黑。嘉庆的另一笔功劳是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动用十六省的兵力，历时九年，耗银两亿两，总算OK了。嘉庆超过父皇的地方，是卖官收入略高。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三百万两白银，嘉庆时则达到四百万两，也算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吧。
乔治三世呢？神经错乱到没法理政的地步，正痛苦着呢。这时实际治国的乃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位时间1820~1830年）。乔治四世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放荡，纵欲过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大的贡献据说是带头把靴子分了左右脚。当然，乔治四世与大清关系上最大的贡献，还是做摄政王时期搞的这场中英外交。
这次使团，阵容也较豪华，上下六百人，其中汉语水平很高的有六人。正使，阿美士德勋爵，英王侍从官；副使小斯当东，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大清律例》的翻译者——托马斯?斯当东。
嘉庆年岁还不到夕阳（尽管政府夕阳了，可是春江水冷鸡不知啊），缺少些“温馨又从容”的风度，坚决要求使团叩头。嘉庆谕令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做好接待贡使的工作，礼部也拟定了英使在京活动的日程表。嘉庆重点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让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京前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接待大臣随时把英使的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呈奏上来。在天津，阿美士德向苏楞额表示，他对中国皇帝只能行脱帽鞠躬礼。实在不行，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好歹也算三跪九叩吧。问题是嘉庆没有通融的余地，跟他爹乾隆差远了。这点侧面说明，皇帝下皇太子，一窝不如一窝。使团抵达通州后，嘉庆派第二轮说客和世泰来了。和世泰劝阿美士德，就像窑子里的妈咪劝姑娘接客似的，希望阿美士德见皇帝时要恭顺、要施礼如仪云云。
事实上，使团的正副使曾在叩头问题上有过讨论，英国政府指示能办成事不妨叩头，可中国通小斯当东说即使叩头也办不成事，最后大家都依了他。其实这帮鬼佬，自打进天朝门口，就惹大清政府不高兴了。英国政府给嘉庆的信，开头居然是什么“陛下，我的兄弟”，呸，谁跟你是兄弟啊？大清政府说了：“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使团呢，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天下，就是人家大清。
谈判的结果，阿美士德仅同意鞠躬，像英国人那样单膝下跪也行，但是他拒绝把脸贴地上导致屁股撅得比头还要高的那种天朝造型，何况这个造型还得重复好几次，老实说，人家活这么大，从来还没这么丢过人呢。他辩解说，马戛尔尼见乾隆就没叩头嘛。清政府小脸一翻：谁说他没叩头来着？官员们发誓说：俺们亲眼看见来着。那口气，就好像他们捉奸捉了个现逮似的。嘉庆下的一道诏书上也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看着堂堂的政府与官员翻着白眼说瞎话，阿氏一行更坚定了不叩头的决心。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为了不让马氏不叩头事件为外国人树立不好的榜样，中国官员在记载此事的时候还是写上马氏叩头了。其实对于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蛮夷代表来了没叩头，不只对外丢人，对内更没法交代啊。中国皇帝的尊严就在于全民的匍匐，因此让这些匍匐的无膝子民看见蛮夷乃直立动物，那影响多不好啊？陈康祺的《郎潜纪闻》甚至记载，本来乾隆是恩准马氏一行不用叩头的，但他们一见中国皇上，腿不由自主地就软了下去，“一至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简直意淫到家了，在奴才的眼里，注定是目中无“人”的。
这次阿美士德来了，依然不叩头，影响会更不好。于是中国官员决定做一下变通，半夜把英使们叫醒，把他们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说是皇上赐给了一桌酒席（好像有特大号的鲟鱼），他们须得对着皇帝的空椅子三跪九叩来谢宴。这不成要饭来了么？使团坚决拒绝。据美国学者讲，阿美士德用西方礼节跪下一条腿来着，但是身后的一位天朝大臣乘人之危用手推着阿美士德，希望他两腿都跌跪下去，幸亏身旁的中国通、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拉了一把，没让阿美士德跪下去。总之，倔驴遇上了犟牛，争吵中，居然发生了“肢体接触”。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行人没有见着皇上就被驱逐走了。
托马斯?斯当东觉得冤屈。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是非常普遍的。可是嘉庆更觉得委屈啊，几亿臣民，哪个敢不跪朕？哪几个又有资格当面跪朕？偏远夷鬼，容许你隔几年跪朕一次就够抬举尔等了。至于所谓的国际规则，别说朕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执行，你能奈我何？
阿美士德此行的目的与上次的马戛尔尼没啥本质的区别，其具体要求是：争取英商在广州与当地商人自由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商馆；英人有权雇佣华仆；允许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遇事时用中文向清政府投递意见书；商馆人员有权用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云云。别说他们没叩头，就是叩头了，嘉庆也不会批准的。有意思的是，使团被驱时，嘉庆跟父皇乾隆一样，让他们给英王乔治三世捎回去一封表扬信，还是那种傻大爷似的口气：英王诚心向化，态度恭顺，寡人深为高兴；使臣无礼，所以遣回；英国与中国隔这么远，你们来一回也不容易，以后不要再来了。英国当然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了，再来会扛着枪炮的，因为阿美士德回国后，英国国内出现了这样一种见解：对于中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进行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从根本上放弃贸易。马士对此评价道：“以20世纪的标准来评断，从学理上看，英国都是属于错误方面的；同时，就中国对于处理问题所采取的一贯作风来看，也确实不是任何国家所能容忍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
说得对，英国的“光棍”们，已经忍了好久了！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在广州，最让英国“光棍”们头疼的问题，除了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自由传教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不方便：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所以清政府对英国的节节抵抗，可称作是防火防盗防洋妇。特别是后者，在广州那个地方闹出了诸多的“洋老虎纠纷”：
之一：1751年7月8日，有荷兰商人老连来到广州，同时还带来三位洋女人，住到了瑞丰银行，这是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女人第一次光临广州。不知道当时的广州民众是什么反应，但是广州官员的反应却十分迅速，认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驱逐到哪儿呢？广州官员给洋人想了一个好地方——澳门。规定，从此凡有夷船到澳，中国海关关员先检查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即将其赶到澳门，否则不准入口经商。
之二：1769年，有英商带洋女人进广州商馆住宿。得报当天，李侍尧立即派出军队和专船，把这对狗男女押送澳门！有关行商与通事，甚至衙役，统统受到严惩。
之三：1825年，英国一商船出事，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Morley）获救后乘帆船进入广州。得知洋女人不能进广州的章程后，她自动撤退了，真乖。
之四：1830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入广州商馆，在中方抗议下，2月11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
之五：1830年4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Capt.Kierulf）之妻来穗，被两广总督驱逐。与此同时，三位不知名的洋女人从澳门到广州参观英国商馆，中国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大“公害”只好退走。
之六：盼狮事件。可能正是由于洋女人连续受到了驱逐，才使得洋商采取了1830年10月4日的举措，以挑战清政府的神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盼狮（Baynes）公然携妻坐轿，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进了广州。原先洋女人来，都是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而这次洋女人进城，居然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中国的小轿招摇而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往大里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挑衅；往小里说，这是无视中国的《防范外夷规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看见没看见的，都激动非凡。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行商，行商伍受昌向盼狮传达了总督的命令，责令他即刻让洋女人回澳门，否则强行驱逐。同时以四百里加急报往北京的道光皇上（四百里就是每日四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到北京，普通邮驿需时三十至三十五天，四百里加急需时大约二十天，五百里加急需时约十六至十九天，至于六百里、八百里，会出人命畜命的）。
大班不听，回复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凭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萧治致：《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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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商认为广州当局的这种规定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纷纷向大班提出口气强硬的请愿书，指出“根据经验确定，对侮辱的屈从，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并呼吁趁此机会向中方交涉，要求“改善对待外国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外国妇女是外商的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广东官方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郭卫东：《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
李鸿宾比他们更绝，带军包围商馆，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大班通知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带枪支大炮进驻商馆。
盼狮一来硬的，李鸿宾就害怕了（其实英国人心里也虚）。所以李鸿宾派公行通事蔡刚出面婉言开导，盼狮撤百名英兵，但大炮仍留在馆内。蔡刚如何说服的，查不到资料。不过，大班可能永远也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妻子来自己工作的地方？简直是奇了怪了！
大班不肯送回妻子，李鸿宾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但狗掀帘子光凭嘴上的劲儿，并没有真正停止贸易。伍受昌再次出面，回来后告诉李大人，盼狮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求稍好一些，再谴令回澳。借口不赖，这个洋女人在广州一住五十多天。
事后，李鸿宾受到道光“任事经心”的夸奖。
天朝对洋人很无奈，可是对汉奸就不能留情了。中国公行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虽由监生加捐有一个州同职衔，但平时与盼狮关系较好，这次又出借小轿给洋人及其老婆，乃是知法犯法，判监禁，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的罪名革去职衔，流放伊犁。可是还没等到流放，就死到监狱里去了。
之七：1830年11月，几位美国女人进入商馆参观，再次引起广州骚动。
外国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天朝政府早期严防死守的禁品之一呢？原因不外如下几点：
一是外国女人的思想、言语、生活方式等有伤风化。其实，说有伤风化都有些低估洋女人的杀伤力了。即使是在中国自认为已走向现代化的当今社会里，中国街头上出现男女旁若无人搂抱接吻的镜头，对普通国人来讲，还不能完全接受。更别提那个时代，早熟的中国统治者、思想家们早已合谋把女人拴在了家里的炕头上。她们娴静守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非有大故（我猜所谓的大故，只能是杀人啦或者地震啦）不出门，出必拥蔽其面。她们要是学了洋女人那小样儿，穿着袒胸露乳的衣服，在大街上公开与男人搂抱兼啃嘴儿，天朝秩序不崩溃才怪呢。所以，小脚女人对于中国这个伦理社会来讲，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鸦片成为天朝公害之前，天朝眼中的最大的公害乃是洋女人！
二是如果外国女人不能进广州，那么外国男人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虽然他们常常通过贿赂手腕赖在广州不走，但是没女人陪着，他们肯定呆不长。看看，多么人性化的考虑，将心比心，中国官员也知道洋男人与洋女人两地分居受不了。于是乎，澳门人口男少女多极不成比例，与一般殖民地男多女少大异其趣。据现存的1830年澳门人口调查记录，澳门白人：男一千两百零一名，女二千一百四十九名。奴隶：男三百五十名，女七百七十九名。有些学者认定那是由于澳门妓院的发达，他们可能忘了，澳门乃是广州洋男人们的怨妇们唯一能待的地方啊。当然，天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地制造怨妇的规章制度竟为某些“懒得离婚”的洋男人提供了庇护。美籍人士张馨保说：“这个关于妇女的禁令，虽然对很多洋人来说实在可怕、不便，但少数人却表示欢迎。那个婚姻不幸的画家乔治?轩拿里（GeorgeChinnery），当妻子从加尔各答来澳门同他团聚时，就逃到广州”[?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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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洋男人中这样的“妻管严”不多，否则西方男人都跑到天朝来寻求“婚姻避难” 了。
1831年，鉴于洋女人频频进入广州城的“粉红色”教训，鉴于乾隆时期李侍尧大人的《防范外夷规条》及嘉庆时的《民夷交易章程》渐成具文的现实，天朝上下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得彻底把洋女人堵在国门之外，于是，修改原先的五条章程，补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经道光帝批准，正式在广州颁布执行。除了加强对广州洋人的“双规”力度之外，更把禁止番妇进入广州列为第二条，严防死守。
日子如此之孬，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们就想来个定点爆破，在广州展开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他们能成功吗？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就地改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其两千个股东的利息从此靠印度的税收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
天朝的两广总督一听说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大班没了，怕广州的英商无人管理，会更加混乱。所以晓谕原大班，让他通知英国政府，火速派一个更明白事理的，前来接替大班之职，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一听，是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其中以律劳卑（WilliamJohnNapier）为总监督。
律劳卑一行出发前，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破坏广州的贸易制度。所以给律劳卑下达的训令比较温和：
一是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二是处理英人在华纠纷。
三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助海陆军队。
但是不知英国外相是装傻还是真傻，他给律劳卑下达的其他训令则是直接冒犯广州制度并与前面的训令相冲突，具体内容是：
一是到粤以后，以书函通知两广总督（这一条直接冒犯了广州制度）。
二是设法推广商业于广州以外的任何地方（也冒犯了广州制度）。
三是设法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干脆直接冒犯天朝制度了）。
四是除特别情形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意外，赶紧报告，等待训令。
五是除特别情形外，勿让兵舰驶入虎门。
按中国某些学者的看法，律劳卑此来，乃是“企图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看来，在某些当代中国学者眼里，英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乃是一种居心不良的“企图”了。既是企图，大清拒绝与大英正式外交，便既是大清的必然选择，更是这些学者所期望的选择了。
律劳卑可能也没想到，他的“企图”也太高了些。因为英国外相给律劳卑的补充训令本就不易完成，但他本人想得更远：“企图做超越英国政府所要求于他的事情。他公开承认他打算‘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广阔土地，让英国人的毅力和勤奋有用武之地’”[?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这个“二百五”，他也太不了解天朝的脾性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他那英文名字WilliamJohnNapier被中国人给翻译得暗合了“劳苦卑鄙”的意思，就这个小名，还想留给子孙后代呢？他更不知道，他在中国玩了两个月，不但把自己玩没了，还把自己的翻译、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先给玩没了……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一千三百英镑，副领事官职。马礼逊从17岁起就经常受发作的头疼病折磨，此时又患上了肝病，但还是带病上任了。而律劳卑呢，此次来中国连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当然，由于天朝把洋女人视作公害，所以他的老婆与孩子只能呆在澳门。按当时的天朝制度，所有外国人进广州，必须通过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得到广东政府发放的红牌（通行证）才行。但律劳卑不管这个，他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商务官员，无须执行那些旧例，7月25日，他带着随行人员无牌进入广州，马礼逊带病跟随（老马8月1日就“牺牲”了，带病工作，算是过劳死吧）。
律劳卑跟天朝官方的第一次交手，就是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信，这信与众不同，它是以与天朝平行的方式写就的。他派遣秘书阿斯迭（J.H.Astell）带着已经翻译好的信件前往总督府投递，时间是7月26日。问题是按天朝的规矩，夷人不得进城。7月份南方火热的天气，阿斯迭在城门口蹲了三个小时，可是进城的官员没一个人敢给他捎进这封信。律劳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在天朝眼里，律劳卑私撞广州、私改禀（恳求书）为信、越过行商给总督递信、写信用汉文、信封上写有“大英国”字样……等等，这都是严重的侮辱天朝啊。但鉴于律劳卑不懂天朝规矩，所以总督原谅了他。并命令通事与行商前去说服律劳卑按规矩来，如果办不到，通事与行商就有性命危险云云。
可怜的行商与通事两头为难，没有办法，率先与英夷断绝了贸易关系，以示自己不是汉奸，先保住小命再说。卢坤觉得行商们很具有爱国情操，给予表扬，并且晓谕英方，如果再不按规矩来，将断绝中英贸易。同时派三位地方官前去与英方会见，好探明英方此行的目的。奈何会见的双方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了两个钟头，双方都想坐上席。所以会谈毫无结果。
律劳卑再生一法，向广州人民发布中文公告，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双方通商会使“两国相益”云云。他自认为自己说得在理，可广州人民当奴才当惯了，膝盖也跪惯了，哪见过与天朝要求平等的夷人啊，所以更加反感他们。一句话，跪着的人看站着的人，咋看咋不顺眼；洞穴中的人看洞外之人，咋看咋别扭。律劳卑严重地得不偿失。卢坤终于被律劳卑惹急了，他认为，派大班是英国的自由，但只接受朝贡外交则是天朝的自由，于是他宣布封舱（这也是天朝对付夷人的传统办法了），将英吉利的买卖一概停止，除谕饬各洋商遵照，将夷馆买办、通事及雇役等一概撤出外，同时规定：凡中国人卖食物给英人，一律处以死刑。并警告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得以食物供给英人，违者将遭到同样的制裁。
律劳卑一看，决意动武，9月5日，派两只兵船开进虎门，进入珠江，并轰击虎门炮台。9月11日，英舰竟撞到广州城下，于黄埔抛锚停泊，与清军对峙，但陷入清军的包围中，进退不得。与此同时，商馆里的英国商人没吃的没喝的，更没法做生意，叫嚷不愿意开战；英商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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