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是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的专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对汉武帝时期年号纪年的启用、汉宣帝地节改元以及汉、新莽之际的年号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年号是皇帝神圣权威的象征，《中华学术文库·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对西汉、新莽时期年号使用情况进行了扎实的考辨和深入的分析，不仅是年代学中的力作，还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作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治地理学史。代表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和《旧史舆地文录》等。
目录：
自序
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人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附论汉“元朔五年弩”畿郭铭文述疑自序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人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附论 汉“元朔五年弩”畿郭铭文述疑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二、畿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三、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中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一、问题的由来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下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十二、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年号
十三、馀墨零识
【附】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在这一背景之下，审视“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这件事情，就不难看出，这道诏书，应当与同一时间内“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这一举措（案“作角抵戏”事在春季，而正月为春季之首月，元封三年正月丁亥朔，庚子为该月第十四日，可谓春初），具有内在关连，这就是在成功“大并天下”之后，汉武帝踌躇满志，想要放松身心，多事游赏，为此颁下诏书，责令调配物资，充实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苑和“甘泉上林”等苑囿的器物，以备乘舆巡行之需。根据这样的分析，从揭示汉武帝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元年间的行为和心态这一角度来看，这三则铜铫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足以增补《汉书》纪事的疏略，值得研治西汉史事者重视，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铭文上的元封纪年，并不能解作元封时期世间行用年号纪年的实例，因为与前述司马迁履历档册、安定郡库鼎铭文和桂官铜灯铭文相比，这几则叙述旧事的铭文，完全有可能是进入太初时期以后，在为这批新调配给“上林苑”和“甘泉上林苑”的铜器编号注记时，才镌刻上这些铭文（考虑到几年之后汉武帝就正式启用年号纪年，作为追记年号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铭文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在元封四年或五年、六年这几年之内同样以追记的形式所增刻）。汉代铜器移用于他处之后，常常像这样重新编号注记，如吕大临《考古图》所著录“好畴共厨鼎”，其铭文即镌有“好畴第百三十”、“大回中今第八百六十”、“长乐宫……四百廿五”这样三种次第编号①，分属于各个不同时期的用主。检视目前所见各种汉代铜器铭文，可知铸造铜器时于铫上镌刻铭文者极为罕见，陕西兴平发现的这几件铜铫上未见铸造者刊勒的铭刻，或即缘于这一通例，从而仅留下其移用于水衡都尉属下各处之后所标记的序号。又《史记·平准书》有记述云“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云云①，这与《平准书》叙事于此前均未曾称用年号的情况，有明显差异，清人吴敏树曾就此分析说：“年号独目元封者，此前皆是追称之名，元封则元年已有定号。”②实际上《史记·平准书》这处“元封”纪年，也只是出自“记事”性记述，并不是直接移录当时文书档册的“记言”性内容，而《史记溆事记年月，在“记事”与“记言”之间，本来均有所区别，即如清人俞正燮所论，其“记事”之词，每以作者司马迁写作时所用称谓追名之，以“易晓也”；与此相对应的“记言”之词，则是“依其言记之，不失实也”③。再说，从行文语气看，在“其明年”后复赘加“元封元年”，似乎更像是后来补述<史记》或读《史记》者所窜入，而不类太史公笔法。所以，《史记·平准书》之“元封元年”云云，应当同样属于后人追加。
不过，同以往用“天瑞”追记诸元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用以纪元的登封泰山一事，只是人为的举措。这正犹如东汉人王充驳斥光武帝中兴而并无祥瑞显现的说法时所云，“帝王瑞应，前后不同。虽无物瑞，百姓宁集，风气调和，是亦瑞也”。王充即以封禅泰山为例论述说：“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变，治未平，气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太平之应也，治平气应。”④史载汉武帝东封泰山之时，“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⑤，东汉光武帝后来封禅时所遭逢的“风气调和”景象，正与之完全相同。
御史大夫兄宽在扈从登封泰山之后，奉表上寿，颂之曰：“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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