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明代政治斗争为主线，以明朝历代帝王为时间序列、重点讲述明代的君臣关系、政治博弈、朝局走向，以此展现民代的政治运行特点、帝王的心路历程、君臣关系的演进，以及臣子们为了维护儒家礼法所做的抗争，突出演示了大历史视角下的人物命运。
作者简介：
阮景东，男河南新县人，1979年9月生，武汉大学金融学硕士，历史作家，已出版作品《万历朝鲜战争》。擅长大历史的写作手法，主张以大历史的视角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历史，反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自虐史和逆向种族主义。
目录：
第一章从洪武之治到阴霾下的天顺
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
2.朱允炆和朱棣
3.解缙的悲剧人生
4.洪熙皇帝与李时勉
5.宣德年的权力斗争
6.火药桶的点燃者——王振
7.土木堡之灾——历史的转折点
8.阴霾下的景泰和天顺王朝
第二章成化政治冲突到嘉靖财政危机
1.成化初年的政治冲突
2.汪直和他的西厂
3.儒家文化压抑下的弘治皇帝
4.正德初年的政治风波
5.刘瑾时代第一章从洪武之治到阴霾下的天顺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2.朱允炆和朱棣3.解缙的悲剧人生4.洪熙皇帝与李时勉5.宣德年的权力斗争6.火药桶的点燃者——王振7.土木堡之灾——历史的转折点8.阴霾下的景泰和天顺王朝第二章成化政治冲突到嘉靖财政危机1.成化初年的政治冲突2.汪直和他的西厂3.儒家文化压抑下的弘治皇帝4.正德初年的政治风波5.刘瑾时代6.皇帝的武功7.大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8.宁王叛乱与正德南巡9.大礼仪之争10.嘉靖皇帝和他的首辅们11.财政危机与帝国备倭12.江右学派与严嵩之死13.嘉靖与海瑞第三章隆庆王朝的开关到万历的没落1.隆庆王朝的政治斗争2.牢固的铁三角3.铁三角压制下的万历皇帝4.反张运动5.失败的万历亲政6.国本之争7.申时行的遗憾8.东林党9.矿税斗争10.妖书案和梃击案11.万历王朝的政治斗争12.红丸案与移宫案第四章天启党争和帝国的安静1.天启皇帝和天启初年的党争2.千古奇冤熊廷弼3.孙承宗和他错误的辽东战略4.《三朝要典》与五人墓碑记5.意志决绝的天启王朝第五章崇祯皇帝和东林党的春天1.崇祯皇帝与阉党的覆灭2.温钱互攻与己巳之变3.中兴之梦4.体仁内阁5.应社与复社6.周延儒的二次组阁7.杨鹤的主抚和洪承畴的主剿8.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和景山自缢9.偏激而又无序的崇祯王朝第六章明王朝的灭亡1.南明王朝的政治斗争2.明朝灭亡原因与明代政治斗争史第一章从洪武之治到阴霾下的天顺1.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朱元璋对于明帝国的建立再造了汉人王朝和汉族文明。现在看来朱元璋建立的很多制度都保证了这个王朝的安定，成年皇子必须离京，以文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联姻，军户制度，遍布帝国的御史分巡道制度，乃至洪武年内阁的雏形，这些都无疑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而设计的。整个洪武朝，在政治斗争方面我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皇帝跟李善长的关系，可以说朱李二人的矛盾斗争握住了整个国初的政治脉络，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所关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李善长本是朱元璋的乡谊，虽然有志官场，奈何天赋不高，无法在科举中胜出，到了不惑之年依然是一事无成，但长期的隐忍早已使得李善长内心波澜不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李或许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他选择了朱元璋。他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有的说辞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无法在其他诸侯那里找到位置。李善长淮西人的身份和处事稳重的特点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开始替朱元璋打理内务，总管钱粮、赋税、田土、人口，他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令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李善长具备的是经世致用之才，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天纬地之才或许在王朝的开建中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够跟朱元璋的这些武将们打成一片，由此带来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集团，无论这个集团看起来多么松散，但它是那么的牢不可破，这个集团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缚了一代帝王。大明开国后，李善长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长的功劳与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长的微妙关系从何时开始或许我们无从得知，但李善长位列中枢后无疑加速了这种微妙。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矛盾一直存在，从汉代至宋代都是采取提高内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机构的地位来削弱相权，到了元代，相权又有所加强。明初承元制，中书省总揽一切权力，且中书省的级别还高于当时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而且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在外，这样帝国的权力都集中在李善长手里，这是制度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只要制度在那里，皇权被抑制就是必然，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产生不快，但统一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朱元璋只好先放放。李善长坐上了这个位子，开始培植淮西势力，这样一来众人纷纷走李善长的门路，甚至到了后期面对朱元璋的嗜杀雄猜，文臣武将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长那里倾诉衷肠，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里。虽然国初李善长已经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经对李善长显示出了冷漠，这种冷漠当事人当然是清楚的。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该离开庙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回来了，按例封赏晋爵，而坐镇后方的李善长也被封为韩国公，位列将军们之上，从这个微妙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经忌惮他了。一个令帝王忌惮的人终是离死亡不远，相反，一个令君主不断欺负的人却有着大好的前程。李善长终于明白皇帝要赶他走了，但他在临走前却把胡惟庸安插进了中书省，这表明他并不想彻底离开庙堂，他想退居幕后遥控一切。我想这个时刻洪武皇帝已经动了杀机，李善长到底缺乏处理复杂而微妙政治哲学的智慧。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十年的时间，皇帝虽然不断处罚不符合他标准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向李善长挥去，他在忌惮，他在等待。十年后终于用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长，接下来又是一个十年，大批李善长的人马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诛杀，到了最后时刻洪武皇帝仍在犹豫，那就是对李善长的最终处理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二十年的隐忍，看到了一个皇帝抉择的痛苦，毕竟对方在帝国的创建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毕竟对方在自己创业时期就陪伴在自己左右。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风烛残年，此时的朱元璋也是风烛残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长依然有着影响力，依然有着号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内心向那个忠厚的长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长死后他的后代依然具备号召力，朱元璋闭上了眼睛，还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人们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却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们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却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中国士子既讲入世，也讲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这方面是个代表，李泌七岁时即被玄宗召入宫中作诗，后来因作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而被贬。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主动去向刚刚继位的唐肃宗陈述治乱方略，深得肃宗赏识，肃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职，但李泌只愿意以一个宾客的身份参与朝廷决策，李泌在后来的收复长安、洛阳等地立下功劳，后来却遭宦官李辅国嫉妒，为了避祸，李泌退出朝廷争斗的旋涡，隐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时，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纵观李泌一生，历仕三朝，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宰相，这给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极好机会。但他却能审时度势，常常在大局转危为安后功成身退，而当朝廷出现危机时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隐退保身，可见李泌是聪明的，他的政治观是成熟的，他将中国古代那种士子之心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连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如果李善长能够彻底、干净离开庙堂，结局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国初最有趣的文臣不是李善长或者刘伯温，而是汪广洋与杨宪。如果说国初的文臣都好琢磨，那最难琢磨的就是这位汪广洋，可以说在国初所有文臣中，朱元璋最看好的就是这位汪广洋，朱元璋最寄以希望的也是他，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在明初那段峥嵘岁月中，并没有多少令皇帝满意的文臣，李善长水平不高且为人刻薄，刘伯温清高而矫情，胡惟庸小吏角色，杨宪又过于愚蠢，真正有名士风度的唯汪广洋一人而已。汪广洋是元朝末年的一名进士，虽然是一名进士但并没有授缺，他一直在安徽太平这个地方闲居，朱元璋攻下太平后，便召见了汪广洋，两人谈得甚欢，从此汪广洋在朱元璋麾下既管军又管民，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另外一个独立于淮西集团之外的人是杨宪。杨宪是检校出身，他能够把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报告给朱元璋，所以深得朱元璋信任。在整个官场皆被淮西势力控制的情况下，洪武皇帝能够用来制衡淮西集团的也就是汪广洋跟杨宪两人。朱元璋将杨宪塞进中书省，让他任右丞，是想让他制衡李善长，但后来朱元璋发现杨宪是一蠢人。明初第一酷吏是杨宪，他善于捕风捉影，心狠手辣。杨宪一进入中书省便开始向李善长猛烈地进攻，直接叫嚣李善长能力平庸应该下台，这明显超出朱元璋的预料。洪武皇帝并不想让他这样搞李善长，这样做会很被动，会让朱元璋下不了台，其结果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此时的洪武皇帝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压制住杨宪，而不是李善长了。朱元璋选中了一个人，一个他老早就想用的人——汪广洋，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外放多年，朱元璋又把汪广洋塞进了中书省，任左丞职位。这中书省职位排序为左丞相、右丞相、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由于此时的李善长已经离职，徐达又领兵在外，所以这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便是汪广洋。朱元璋想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也想让汪广洋压制杨宪，但朱元璋发现不仅杨宪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广洋也超出了他的掌控。汪广洋并没有像朱元璋期待的那样搞杨宪，汪广洋采取的是毫不作为的方针，大事仍然是由杨宪处理，不仅如此，杨宪竟然开始搞汪广洋，可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却让杨宪抓不住把柄，最后杨宪竟然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得了，既然你不想干事，那你就走吧。”这是朱元璋的想法，于是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外放到海南岛。汪广洋离开了中书省，杨宪越发肆无忌惮，继续向淮西集团猖狂进攻，终于被李善长抓住了把柄，逼迫朱元璋杀了杨宪。洪武皇帝并不想杀杨宪，但杨宪的存在打乱了皇帝对付淮西集团的全盘计划。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面对李党的威逼，洪武皇帝不得不用杀杨宪的方式来安抚李党成员。李善长依然强大，从中枢到地方仍然都是他的人，但仇恨会在洪武皇帝心中越积越多，直到洪武二十三年的到来。杨宪死后，在李善长的安排下，胡惟庸由参知政事升任中书省左丞，面对李善长咄咄逼人的架势，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海南调回中书省，升任右丞相，希望汪广洋对付胡惟庸。朱元璋认为在海南那个荒蛮之地汪广洋应该有所醒悟，但他错了。洪武皇帝真是一个执着的人。自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失去了过去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朱元璋不断给他暗示，让他上书参胡惟庸或者李善长，他都岿然不动，洪武皇帝失望了，慢慢由失望变得愤怒，洪武皇帝感受到了什么是“孤家寡人”，感受到了一个帝王的落魄。洪武皇帝多么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他隐忍了十年，就是他不想直接做这些事情，以免独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洪武九年（1376年）奇迹终于发生，调任左都御史的汪广洋纠结了几个御史参劾李善长，但参劾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接到奏书的洪武皇帝欣喜若狂，他等这道奏书等了六年，随即他罚了李善长的俸禄。但随后洪武皇帝的那种欣喜劲立刻跌入冰谷，因为此后的汪广洋意志消沉，每日借酒浇愁，这真是令人费解的举动。一个难以琢磨的汪广洋呈现在洪武皇帝面前。汪广洋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让我们来分析分析。汪广洋被洪武安排进中书省，他很清楚朱元璋想让他干什么，他不想陷入复杂的政治旋涡，他不想成为别人的棋子，他想保持独立的操守，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对抗这个强大的集团，无论他是否扳倒李善长，他都会不容于朱元璋。洪武九年的一次雄起，可以看作汪广洋对洪武皇帝的一次正面回馈，但随后洪武皇帝逼迫他进行更加激烈的弹劾，汪广洋越发陷入矛盾的境地，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矛盾、彷徨、痛苦，于是醉酒成了最好的浇愁方式。而这些最终激怒了洪武皇帝，皇帝对于这个不买账的家伙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他赐死了汪广洋。一代名相就此凋零。洪武皇帝也明白天下无人能对付李善长，能对付他的只有自己。洪武一朝很多事情都是谜，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确切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实都可以看作朱元璋为了削弱李善长的努力，其实整个洪武一朝，朱元璋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而胡惟庸的被杀可以看作是这种削弱的开始，虽然李善长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个位置上跟李善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并无区别。其实胡惟庸无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帝国建立以后都是一个小人物，朱元璋并没有把他当作宰相，天下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宰相，胡惟庸并没有跋扈，相反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个干吏，能够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可以说他的风格跟李善长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场上都需要一股力量来压制他们，朱元璋找了十几年，找了刘伯温，找了杨宪，找了汪广洋，都不行，那得了，我自己动手吧。洪武十年，在汪广洋终于发动对李善长唯一的一击后，朱元璋将汪广洋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调入中书省，汪广洋一如既往地萎缩，但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汪广洋的期望，他要靠自己，能依靠的力量只有检校。洪武九年，朱元璋将他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儿子，这是朱家给李家最后的殊荣，洪武十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规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这样就越过了中书省，此时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经临近。朱元璋并不满足于此，大批的检校监视着中书省，时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错，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终让他们无法抓到把柄，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使者进京了，中书省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朱元璋，胡惟庸自己处理完事情便打发使者回国，但检校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朱元璋。按理说这等事情属于可报告可不报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朱元璋将礼部官员和胡惟庸、汪广洋都叫了来，现场质问，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突然纠缠这件事。他很快推给了礼部官员，礼部官员也毫不示弱，把这件事推给了中书省，朱元璋当场让负责此事的礼部官员下狱，并令检校彻查此事。朱元璋认为查出的结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错了，检校们查出来的结果是汪广洋，朱元璋惊愕了。并不是检校们背叛了朱元璋，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胡惟庸的势力大到检校们查不出真实的结果来。朱元璋意识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发胡惟庸谋反，然后直接抓人。说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这样说，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书，朱元璋找来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节，这涂节本来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给他许下什么好处，或者跟胡惟庸有什么过节，再或者他自己已经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开始酝酿发动弹劾。既然事情已经布置下去了，那必须先稳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乱计划的部署。为了稳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朱元璋被逼到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广洋能够搞掉胡惟庸，身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对汪广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终于希望与失望都变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诏命将走到半路上的汪广洋赐死。洪武十三年正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帝国风暴正式开始。御史中丞涂节突然上书朱元璋声称胡惟庸谋反，正月初六，胡惟庸以通倭罪被处死，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整个帝国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对于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计划酝酿的长期性。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处理只是面对李善长砍的第一刀，从此正式拉开帝王与李善长势力集团的争斗，后人总认为胡惟庸一案是洪武朝的大案，实际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长这棵大树的第一片叶子，等到所有的叶子都采完，就是该砍树的时候了。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十年时间来不断清洗李善长的人，依靠的力量就是检校，以及后来的锦衣卫，数千人被处死，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调查、关押或被流放。帝国的政治气氛顿紧，许多官员战战兢兢，不知道何时锦衣卫会冲进自己的家门。胡惟庸一案基本上改变了洪武年间的政治风格，监视和恐怖活动加剧的年代到来，洪武皇帝的辣手开始显现，洪武皇帝以日益激进的手段实现他的治国理想。除了李善长、胡惟庸外，我们还应该关注那些具备名士身份的臣子跟这位草莽皇帝的关系，因为此种关系显示出了一种另类风格。国初虽然一切都是如火如荼、如刀如锯，但这些都不关士大夫们的事。士大夫们对于这个新兴政权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热衷，甚至骨子里异常地排斥，他们不仅为元朝唱赞歌，而且还为元政权殉节、断指、断腕或隐居，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现象，但这些都好理解，因为元政权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士大夫看来，一个政权应该是宽松、和蔼的，能够保护士绅们的田产，很显然元政权符合他们的标准，甚至比宋政权更符合他们的标准，也很显然明政权不符合这个标准。蒙古人是好糊弄的，而朱元璋是不好糊弄的，他们不明白这样糊弄下去只能是政权的崩溃，政权崩溃后他们的田产也得不到保留。明初士大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喊出“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的吴德新；第二类是跟明政权若即若离的刘伯温；第三类是跟明政权保持亲密合作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李善长。对于第一类人，朱元璋就是一个“杀”字，对于第二类人朱元璋还是一个“杀”字，对于第三类人朱元璋仍是一个“杀”字，当然，朱元璋并没有杀刘伯温，我是说第二类人而已。对于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已经无可赘述，我们这里就对第二类人进行一下分析，选取两个例子——刘伯温和高启。刘伯温是一个矛盾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他是忠于元廷的，奈何他无法在元廷造成多大的影响，也长期得不到重用。元末红巾军起事后，刘伯温举乡兵进行镇压，虽然有功于朝廷但仍旧得不到重用，刘伯温忧愤之下辞职隐居，虽然是隐居，但刘伯温心中仍旧是波涛澎湃，他已经对元廷彻底失望，他在暗中观察，观察着新的力量。但从镇压反叛者到投靠反叛者，这个坎毕竟迈不过去，刘伯温开始做理论上的准备，他在青田隐居期间写下了《郁离子》。《郁离子》等同于宣言书，宣布跟元廷彻底决裂，也是向四方新贵释放出的暗示。后来的刘伯温虽然投靠了朱元璋，但他对洪武皇帝是鄙夷的，对于这个由中国底层民众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鄙夷的。朱元璋自然清楚这一点，朱元璋需要刘伯温这个花瓶，以此来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刘伯温的气质跟这个新生的明政权格格不入，这个新生的明政权也跟他格格不入。洪武四年，刘伯温的告退与其说是避李善长的锋芒，不如说是对自己失败人生的一种顿悟。如果说刘伯温代表了这第二类人，那么高启则是这第二类人中的典型。“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 ——《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这是诗人高启所作两首诗中的句子，第一句是给元王朝唱赞歌，第二句是给明王朝唱赞歌，对于这类人朱元璋是不喜欢的。通常高启是由于明代的一些事情而留声后代，但高启实际上是元代的诗人，他所活动的时间段和所作的大部分诗集都是在元代发生，他对大元是忠诚的。上面列举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作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之际，韩林儿的龙凤政权发展到巅峰，三路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在这个年代，高启的心也是跟随着大元王朝一样风雨飘摇。时值元大都的杂剧演员宜时秀来到江南演出，这宜时秀是已故著名杂剧演员郭芳卿的弟子，而郭芳卿是前任元朝皇帝文宗皇帝的座上宾。宜时秀一曲终了，高启联想到文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大元王朝那种皇皇景象，再联想到今日时局，不由感慨万千，便做出了“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诗句，高启对元王朝的赞叹是由衷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高启于洪武二年（1369年）作于南京，此时诗人正受洪武皇帝之邀修《元史》，从全诗的那种悲凉氛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对于明王朝的不热衷，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或许由于现实的原因而极为勉强地奉承了一句。朱元璋看到了这首诗，自然感到不快。高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是不快的，他对朱元璋的高压手段是不认同的，所以当朱元璋提出授予他户部侍郎一职时高启坚决辞授，洪武皇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他认为高启看不起他，我想此刻的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皇帝没说什么，还送了高启川资让他回家。事情并没有解决，朱元璋时刻盯着高启的一举一动，看他还有什么表现来印证自己的看法。果然，高启不愿去抱皇帝的大腿，反而去抱苏州知府魏观的大腿。杜车别认为高启的人格是卑下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洪武皇帝认为高启看不起自己的论断，他终于下定决心杀掉高启。魏观是一个文人，具备文人的一切特质，与洪武皇帝相比，高启更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高启并没有什么过错，不买皇帝的账并不意味着要死亡，所以洪武皇帝只能盯着魏观来找高启的错误。机会终于来了。这苏州府衙本是以前张士诚的皇宫，张死后，皇宫被明军焚毁，大明建国后，苏州知府一直在废墟上办公，所以魏观一直想重修知府衙门，这也无可厚非，可事情就出在这上头。到了上大梁那天，魏观特意让高启写了首《上梁文》，时至今日，这《上梁文》已经失传，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高启在《上梁文》中形容苏州府衙是“龙盘虎踞”，要知道这里昔日是张士诚的府邸，不管高启是无心还是有心，我们都可以看出高启的狂妄与过分。魏观和高启皆被杀，其中高启还是腰斩而死。后来朱元璋为魏观平了反，承认魏观是冤枉的，但对高启却并没有平反。国初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非常在乎文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从文人留下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文人的思想脉络，但结果表明洪武帝通常是自寻烦恼。的确，国初的文人由于怀念元王朝和张士诚那种宽松的统治氛围，所以大多在诗词中对明政权表达了不满，洪武皇帝的心灵却偏偏无法得到释放，去跟这些过了气的文人计较，其结果只是徒给自己留下闲言碎语而于事无补。高启一案是洪武皇帝对那些不肯合作的文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在洪武皇帝的高压下，举国文人战战兢兢，沉闷的政治环境掐灭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无论这些文人是高尚还是卑下，他们的结局都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讲完了文臣，我们再来谈谈武将。明初的武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死，从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邓愈、汤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实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战事过急、过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明初战将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忠于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将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他们为帝国打下一个不朽的江山，大多数武将并无私欲，且出身贫苦，他们勇猛、品性优良，在帝国这个舞台上将一个武臣演绎到了完美。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帝国的战将们逐渐谢幕，朱元璋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孙也得到了荫泽。但也有一些武将因为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残酷的株连。明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没人能够影响到他，在整顿完了文官队伍之后，洪武皇帝又把矛头对准武官，蓝玉是一个切入点。蓝玉在开国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他本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第一次走上帝国的舞台是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的战争，蓝玉走上人生的顶峰是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仗。这一仗明军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彻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此后，蒙古高原再次进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混乱状态，各部为了汗位而相互仇杀。洪武二十一年的这一仗也是继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后对蒙古的决定性一仗，这一仗又给朱元璋培养了一个像李善长那样的棘手人物——蓝玉。洪武二十一年这一仗后，蓝玉变得越发骄纵，他在军中安插私人、畜养家奴、侵占田亩，这些都触动了朱元璋的神经。如果说胡惟庸案是对不法文官的清洗，那么蓝玉案则是对不法武官的清洗。从洪武三年李善长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经开始酝酿对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颁布《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酝酿对武官的整治。洪武朝军中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弊端，军官冒领军饷、侵占军田、虐待士兵，导致军士逃亡，朱元璋颁布的《大诰武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虽然《大诰武臣》颁布了，但并没有制止住军中的违规行为，朱元璋开始酝酿其他的办法来对付。蓝玉事件不过是洪武整治军队的一个借口，《大诰武臣》中列举的军队犯罪案件皆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无论有没有蓝玉，洪武朝对军队的整治都会发生，只是蓝玉的骄纵使得整治集中在一点而爆发。整个蓝党一案，被杀、被流放、被关押、被刑处的一共是一万五千人。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份案发，当时捉拿的是一千人，短短五个月涉案人数就达一万五千。当然了，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员被牵连，那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锦衣卫办案效率大大提高。锦衣卫办案效率为什么会大大提高？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锦衣卫在数年前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员进行监控，二是定罪的随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罗织的，不像胡惟庸一案还消耗大量时间寻找罪证。朱元璋为了证明蓝玉一党确实有罪，还亲自编了一本《逆臣录》，但这本《逆臣录》却是漏洞百出。锦衣卫的办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个帝国无人敢吱声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惧，锦衣卫办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范围，朱元璋意识到这种疯狂行为必须停止。洪武皇帝中止了蓝党一案的调查，大部分在押人员被释放，经办此案的锦衣卫人员也被朱元璋处理。“蓝玉案”基本上结束了朱元璋那个纯粹的理想，锦衣卫们的办案风格和官员们的诺诺唯唯，让朱元璋有了改变治国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对后继人表达了宽刑法的思想，无论朱元璋杀了多少人，处罚了多少文臣武将都是徒劳的，它既不能使帝国变好，也不能使帝国变坏。 2.朱允炆和朱棣洪武中的“洪”字代表宏伟、雄大的意思，“武”字代表以武建国、以武治国的意思，这个词的确符合朱元璋。那么“建文”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治国，朱允炆确实在跟他的爷爷唱对台戏，从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君主的确跟上代君主在气质上截然不同。洪武皇帝一旦死去，继位的建文皇帝迫不及待地纠正了洪武皇帝的一系列错误。他平反冤案，被关押的犯人相继被释放，被流放的家属也都回来了，减刑法、宽赋税也在进行中，大明帝国的儒生们在这种新气象中看到了他们的前途。他们欢呼雀跃：“朱允炆，你是好样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君主！”朱允炆也在心中呐喊：“我的老师们，这个国家我已经没有依靠的对象了，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们。”建文之治没进行多久就出现了问题，建文皇帝被他的老师方孝孺代入到复古的彀中，两个人成天在宫里鼓捣如何恢复井田制，如何把各个州县的名字、各个街道的名字、所有文武官职的名字、宫殿内每个宫门的名字都复原到周代的标准，哪怕是在北方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刻，两人依然闷在宫里搞这些无聊的事情。方孝孺是个复古的狂热分子，言必称三代，在他眼中只有周代是最好的，不仅礼乐应该恢复到周代，人们的思想，土地所有制度，甚至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应该恢复到周代。无独有偶，董仲舒、王莽、王安石、朱熹这些大儒都是井田制的倡导者。建文皇帝和方孝孺的日益偏激引起了藩王和武将们的不满。建文王朝并没有改变洪武王朝那种不稳定性，不安的骚动正弥漫着整个大明帝国，人们对于未来都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洪武皇帝封藩的遗留问题。始皇嬴政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实行分封制，而是实行郡县制，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实行过急，因为经过周代八百年的分封制，各地的贵族依然权力巨大，天下一乱，这些贵族首先起来造翻。汉吸收秦的灭亡教训，实行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事实表明这种制度到了那个时代已经不可存在。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又捡起了历朝历代早就丢弃的分封制度？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要声明的是朱元璋的分封制跟前代已大有不同，实际上封的就是北边的几个藩王，其他的都是虚封。封王戍边的原因一是京城在南边，离边塞太远，不好控制北疆，封王戍边刚好可以起到让藩王守边的作用；二是这一行为体现了朱元璋朴素和小家的思想，他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就应该让子孙们帮着一起守；三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嫡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其他皇子就必须离京，避免争权夺利，而封藩则可以在异地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所以，洪武皇帝的封藩制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在洪武皇帝还没有死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他这些叔叔下手了。建文时代，围绕在建文身边的就是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三名儒臣，跟方孝孺鼓捣建文复古不同的是齐泰、黄子澄鼓捣的是削藩。齐泰建议先削燕王，而黄子澄建议先削势力弱小的藩王，建文最终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实际上，先削谁、后削谁都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削藩此举既违背洪武宪法，又不得人心。建文皇帝的第一刀挥向了周王朱橚，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同属寿州李妃，处理了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一只臂膀。建文帝的动作相当快，朱元璋死了一个月，他就动手了。周王痴迷于医学，他自己种有物园，自己品尝药材，建文拿下周王后将他发配云南，云南这个边远的地方给了周王的医学研究以很大的便利，那里有丰富的物种，有奇花异草，有烟瘴，有长期患病无法得到医治的民众。周王到了云南便联合当地的医官开始研究医药、著书。虽然朱棣夺得皇位后给了周王自由，但周王的一生都在钻研医学的抑郁中度过。周王被削后，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又进入建文皇帝的视野，厄运很快降到湘王朱柏头上。朱柏跟周王朱橚一样也是个文化人，解缙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说他“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朱柏除了文采好外，武功也不错，他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跟朱元璋和朱棣一样，他也寻访过张三丰。建文元年四月，建文以谋反罪和私印钞票罪着有司兵马逮捕朱柏进京询问，朱柏为了免受刀笔小吏之辱全家自焚而死，时年二十八岁。即使是建文这样的仁君，在面对政治斗争的时候依然是毫不手软，而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削藩者，打着儒教、礼治的旗号，在自己的利益受威胁时仍旧是行霸道、走诈术，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双重标准。建文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如果你认为他老实那你就错了，在洪武三十一年刚处理完周王，对燕王的处理就已经开始了。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起，大批的军队和锦衣卫被派往北平监视朱棣。在建文削藩如火如荼的时候，朝中的不同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建文也曾犹豫过，但都被齐泰、黄子澄硬顶了下来。从建文元年开始，北平与南京之间消息不断，官道上常常是快马加鞭，双方心照不宣，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到了六月，燕王的左护卫百户倪琼进京被锦衣卫捕获，倪琼供出了燕王准备谋反的情况，建文得知后只得提前动手。建文首先动手了，派去燕王府捉拿朱棣的军队反被燕王府的卫队打败，接着，燕王的卫队乘势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了北平防务，朱棣终是被逼到了这条路上。然而控制了北平的防务，若想南下，还必须控制整个北平的外围，这样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于是朱棣便率领王府的卫队和从外地奔过来的燕王卫队迅速扫荡了北平的外围，控制了整个北平周围要地的防务，内战终于爆发了。燕王经营北平已多年，手下燕军已经是帝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北平周围中央军的迅速溃败也就不难理解，而且因为燕王的人脉熟络，还有不少中央军投降燕军，进一步增强了燕军的实力。既然要谋反了，总要找一个谋反的理由吧，其实理由很好找，翻翻史书就知道了。对于燕王其实不需要翻史书，翻翻《明皇祖训》就知道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变质，特点刊印《明皇祖训》，世人都喜欢搞些表面文章，朱元璋也不例外，可在《明皇祖训》中记载了一条，也就是如果朝中出现了奸佞，各地藩王有权力带兵进京勤王，朱元璋封王除了戍边外，也是为了防止江山变色，可这条记录给朱棣的谋反提供了借口，而且还是合法的借口。的确，朱元璋在世的话也会支持朱棣这样做，黄子澄、齐泰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建文刚即位，大明皇族便已是刀光剑影，这虽然出自建文帝的圣裁，但齐泰、黄子澄的推波助澜也不无作用。建文元年七月，朱棣打起了“靖难”的大旗，并发布对建文本人和黄子澄、齐泰一系列的指责，这些指责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比黄齐的削藩和方孝孺的周礼更能争取人心，的确，从那个时期起，人心便已开始微妙地向燕王转移。为了平叛，建文起用了老将耿炳文。建文为什么要用耿炳文？因为建文的姐姐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建文帝将平叛权交给耿炳文后便接着跟方孝孺鼓捣复古改制了，对于建文来说，燕王造翻也许是好事，因为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燕王了。耿炳文的失败是必然的，双方在北平附近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耿炳文失败后，在黄子澄的推荐下，建文起用了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李景隆从山东德州挥师进攻北平。而此时大明辽东军开始破关南下，攻打永平府，永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北平的东门户，一旦永平被攻下，辽东兵就可以随时攻打北平。此时的形势对于朱棣来说已是形如危卵，南边有李景隆的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已经破关的辽东军，朱棣正陷入夹击之中，此刻正是朱棣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朱棣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对付李景隆的大军最好的办法是拖，而已经入关的辽东兵才是最大的威胁。朱棣将一部分军队留下守城，自己带着精锐去驱赶辽东军，为了提高防守的效率，朱棣撤除了北平城外一切守军，集中力量防守北平，并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长子朱高炽，自己带着次子出发。朱棣的这一防守策略十分正确，可惜两百多年后的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朱棣的心里也没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办，他寄希望于儿子朱高炽能够守住北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朱高炽守北平的局势跟当年的朱文正守洪都的局势如出一辙，无论朱棣如何心乱如麻，此刻的他只有冷静下来稳扎稳打。朱棣迅速击退了南下的辽东兵，这时候北平的攻防战打得正激烈。当他得知他的儿子防守北平正严密，朱棣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带着军队往北奔袭至关外的大宁，收缴宁王朱权的军队，那里有精锐的朵颜部蒙古骑兵。朱棣带着宁王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已经攻城三个星期的李景隆大军，此时的朱棣已经有了完全可以对抗朝廷的本钱。李景隆兵败后退回了德州，双方歇息了近半年。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率三十万军队再次北上，护国军和朱棣的十万叛军在白沟河展开了规模最大的一场主力会战，李景隆再次败北，退到德州。这次朱棣开始了穷追不舍，李景隆又退到济南，朱棣又追到济南，在济南朱棣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都指挥使盛庸和布政使铁铉，朱棣围城三月而不破。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奇怪？因为对于朱棣这样一个反叛者，帝国竟然没有援军来支援，这也就说明朱允炆能控制的资源其实就是济南城的守军，朱棣越打下去越胆寒，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举动，退回了北平。朱允炆立即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总督平叛兵马，盛庸随即跟朱棣大战东昌，朱棣再次战败。从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以来，一直到建文三年底，朱棣一直在北平附近晃悠，打不开局面，朱棣本来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拿下山东后，再南下安徽攻取南京，可几年下来，朱棣明白，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不仅济南打不下来，就是德州也拿不下来，而一旦建文醒悟过来，硬调各地人马围剿，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越过山东，直取南京。朱棣在赌，他赌的就是帝国的军队不要来插手这件事，朱棣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敢这样做。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起，朱棣率领不足十万的人马开始从北平出发，绕过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徐州，驻扎在山东境内的中央军得知消息后，开始在后追赶，双方在安徽境内大战一场，中央军失利，接着，燕军攻破淮河上的盛庸防线强渡淮河，进入南方，接着攻下扬州，抵达浦口，此时盛庸的水军正在长江上布置防线跟燕军对峙。很不妙的是盛庸手下的都督佥事陈瑄叛投燕王，保卫南京的最后一条防线破产。此时南京城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黄子澄和齐泰力主守城，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力主谈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怎么可能谈判呢？最终李景隆打开了城门，迎接燕王入城。李景隆为什么要打开城门？因为没有办法，此时各地的兵马已经不愿意拱卫南京，建文只好在南京附近招募义兵守卫南京，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如何能够守卫南京。就这样，朱棣进入南京承继大统。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看见的是熊熊大火，建文皇帝的结局究竟如何已经不再重要，中国的文官们试图改造中枢的努力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明王朝的政治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重回洪武之治的轨道。建文帝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朱棣多么睿智，也不是由于燕军战斗力多么强，而是由于建文帝手中掌握的资源太少，无人愿意帮助平叛。虽然李景隆、盛庸带兵平叛，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道义上的帮助，真正对建文帝忠心耿耿的大约便是那帮文臣。从持续四年的内战可以看出，建文帝能够调动的也就是李景隆和后来盛庸率领的那支军队，当朱棣的一支孤军从北平南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处勤王之师前来拦截，这就说明这些将领都在隔岸观火。所以削藩先削谁，后削谁已经不重要了，复古不复古已经不重要了，井田制究竟要不要恢复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继任者来说如何快速地掌握兵权，让各地的驻军统帅忠于自己，而建文帝一系列的政策失误最终葬送了自己。建文帝的削藩跟景帝的削藩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形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受到文臣的蛊惑，但景帝手中掌握的资源要比建文多得多，景帝有梁王做屏藩，有周亚夫、李广等平叛大将，而且建文跟景帝在削藩前后的态度也惊人的相似，先是锐意削之，待天下突变又优柔寡断，可以说这两位皇帝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封藩跟儒家的礼治是相抵触的，儒家奉行干涉主义，主张通过维护君主的权威来实现干涉主义，而藩王制度恰恰影响到了儒家的干涉主义，这也是汉明两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潜伏的末日危机。不光如此，苏轼也针对削藩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苏轼在《晁错论》的开篇提到世上最难办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却埋藏着隐患，实际上就是指封藩。接下来苏轼指出要想成功地削藩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把削藩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科学评价，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带来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讲究循序渐进。苏轼在提出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也点明汉代的晁错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建文皇帝在没有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过急过快地削藩，是建文皇帝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朱棣的造翻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种局面的责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虽然建文皇帝失败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礼治在明初的政坛上留下一抹余辉，这对朱棣日后的施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朱棣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依然纠结，他纠结的是如何对建文皇帝定位问题。在明代实录中，建文皇帝被定义为一个昏聩、残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遗愿的人，甚至建文皇帝篡夺了本应该属于永乐皇帝的皇位，如此一来，朱棣的靖难之役似乎名正言顺。光有这些还不够，建文时代大多数文献被焚毁，以至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历史是那么艰难，虽然没有过多的史料对建文皇帝进行描述，但我们透过历史的脉络依然可以看到一个温文而又残酷、意志决绝而又步履维艰的皇帝孑然的落寞。永乐皇帝开始不遗余力地展示他的正统性，他开始重新修建大报恩寺，这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朱棣对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众口。不光如此，更加残酷的还在后面，让我们还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阶段。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对于一些人来说，1402年南京城破跟1645年的南京城破没有任何区别。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为此殉节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无关的农民置身水中。在他们心目中，那个好皇帝不见了，在文人心中，他们的那个政治梦想破灭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无情破灭了。洪武皇帝虽然没有给他的孙子留下一帮武将，但是却留下了一帮铁骨铮铮的文臣，如果你看一下名单，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豪华的阵容。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景清、连楹、卓敬、练子宁、铁铉、暴昭、陈性善、王彬、宋忠、崇刚、陈迪、黄魁、颜伯玮、王省、胡闰、高翔、王度、戴德彝、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王艮、高逊志、廖升、魏冕、邹瑾、龚泰、周是修、程本立、黄观、王叔英、林英、黄钺、曾凤韶、王良、陈思贤、龙溪六生、台温二樵、程通、黄希范、叶惠仲、黄彦清、蔡运、石允常、韩郁、高贤宁、王璡、周缙、牛景先、程济。这批文臣不仅是明帝国最后的绝唱，更是结束了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们从气质上来说都跟前代不同，这场政治变动在士大夫的眼中丝毫不亚于宋元两朝的灭亡，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明王朝的确已经灭亡了。很快，明王朝历史上最震撼的事情发生了，这批儒生要么被处死，要么自杀殉节，朱棣不知道这些大儒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大儒杀之不祥。在洪武的那个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对这些大儒礼敬有加。虽然悲剧发生了，但这些儒生在国初的舞台上进行了一次最精彩的表演，他们终于有机会来诠释心中的理想与信念。无论朱棣如何地遮掩、如何地粉饰，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华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统，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领袖，而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传承秩序。如今的永乐皇帝却打破了这种秩序，面对儒生的反对，他没有像他的后世子孙万历皇帝那样消极应对，而是以铁血的政策来镇压。《礼记?檀弓下》有记载：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这是《礼记?檀弓下》中的记载，意思是公仪仲子的长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孙而立其另一个儿子，檀弓就此问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来举例证明仲子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孔子却说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立孙乃是符合正统的决策。《礼记》乃儒家十三经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在嫡长子不在的情况下立嫡孙问题给予了明确答复。朱棣的行为有违华夏正统，它只能在帝国的运行中偶尔为之，这种行为不可成为国家政治运行的常态，一旦成为常态只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3.解缙的悲剧人生永乐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没有得到重用的文官，这些文官大多没有什么个性化色彩，在强势的永乐皇帝面前，无论是立储还是北征这样的事件，这些官员大都是以极其式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洪武、永乐两朝大都具备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两朝都是文官被压制的时代。既然永乐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样没有什么个性化特点，那么我们对于永乐文官的关注还是从立储问题切入。明王朝是中国的文官思想意识迸发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后的事情，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具备后期文官性格特点的唯解缙一人而已。解缙的行为放在永乐时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后的岁月，解缙的行为根本算不上什么。毕竟国初的政治环境大大迥异于明代后期。解缙是江西吉水人，十九岁那年得中进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赏解缙的才华，想把他培养成帝国的典范，好让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对解缙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爱，他私下里对解缙说朕与你“恩犹父子”，解缙对这句话当了真，实际上也确实是真话。解缙开始上书指责朱元璋刑法过重、变度太繁，令人无所适从，应该说解缙的上书清晰地指明了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问题。解缙的上书在沉闷的洪武王朝响起了一记惊雷，人们纷纷等着看解缙的结局，朱元璋对解缙的话并没在意，因为洪武皇帝只是将此当作童言。事实表明解缙头脑极其机械，虽然这次朱元璋没有处罚他，但他随后又陷入跟地方官员扯皮中，他弹劾了一名官员，最后甚至发展到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意识到如果任由解缙发展下去，解缙最终会跌入政治旋涡而毁了自己，出于保护解缙的考虑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让解缙的父亲来京将解缙领回了家，并说十年后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让解缙历练十年，希望这十年的历练能够让解缙明白世事，事实证明十年后的解缙依然不明白世事。到了建文朝，解缙虽然重返官场，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于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环早已淡去，没人会注意到他。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后他的机会来了，由于在建文朝廷没有得到重用，他无须为建文效忠，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他很显然会为新朝效忠，朱棣对于解缙这个才子的投奔欢喜异常，毕竟曾经的光环还在。解缙在永乐朝是作为修书而存在，无论是修《永乐大典》还是重修《太祖实录》，解缙都是最佳人选。但永乐一朝一直有一个阴影，一个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斯之剑，虽然没有人提，但它时刻装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储问题。洪武时代本来没有立储问题，立储问题只是在朱标死后才凸现出来，后来洪武皇帝为了杜绝其他皇子觊觎皇位，最后严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孙为储君。而永乐朝刚一建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个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别为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欢的并不是皇长子朱高炽，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极了朱棣本人，靖难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甚至数次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客观地来讲朱高煦是比朱高炽更适合当皇帝的人选，他英姿勃勃，有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如果他能当选，大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必然继续沿着洪武、永乐的模式继续运行下去，中国的文官集团全面掌握朝政必然又被推迟，而这一推迟从历史的运行结果来看无疑会延长明王朝的寿命，但这一假设在永乐时代就彻底结束了。无论如何，皇世的后世子孙不可能永远从战场中厮杀出来，中国的权力结构必然还是会交到文官手里。的确，在这个奉行儒家体制的国度，皇位的平稳过渡才是第一要务，皇长子被闲置对于帝国来说的确是一件瘆人的事情。虽然永乐皇帝取得皇位的方式违背了儒家原则，但当他坐在了这个位置他又不得不遵循这一原则，而他内心仍在犹豫，平心而论他的确是想把皇位传给朱高煦。面对这种局面，皇帝开始征询群臣的意见。他首问的仍然是解缙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群臣显而易见是支持朱高炽的，无论从伦理道德来讲，还是从文官的利益来讲都是如此，解缙自然也如此。但朱棣仍然在犹豫，解缙开始打朱瞻基的牌。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从小就相貌英武、体格健壮，长相颇似朱棣，能文能武，朱棣行军打仗都将他带在身边。父亲的羸弱使得朱瞻基很早就有一种危机感，他性格平稳、胸有城府，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他的目光坚定、勇敢，他的意志决绝，他无疑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很多时候不是父亲在保护他，而是他在保护父亲。朱高炽身体肥胖，走路不稳，需要太监搀扶，有一次朱高煦在后取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朱高煦话刚说完，就听见一个声音说道：“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扭头一望，原来是朱瞻基。永乐十一年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不仅屡射屡中，当朱棣吟出“万方玉帛风云会”的时候，朱瞻基随即附和道：“一统山河日月明”。对于这样一位人物，他无疑是这个帝国最出色的继承人，既优于前世君主，更胜于后世君主，不错，朱棣的心中也是这样想。但是对于朱棣来说，朱高煦似乎也是一个最佳人选。解缙不断在朱棣耳边高声叫道：“好圣孙！”这种叫喊似乎促进了朱棣下决断的决心，但现在来看，朱棣选择最终立长子的原因还是从政权过渡的合法性来考虑。立长不立幼的确能够使我们这个国家保持稳定性，即使是最伟大的君主也不敢挑衅这一原则，它或许已经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存在的理由。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天下人终于安心了，但有一人的心仍没安，他就是太宗文皇帝——朱棣。朱棣觉得自己亏欠了朱高煦，他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随着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朱高煦也被封为汉王，就藩云南，但朱高煦不愿意去那个遥远的边疆，他宁愿待在南京。对此朱棣没有说什么，他一直有愧于朱高煦，朱高煦的这个请求并不算什么。朱棣给予朱高煦比一般藩王更多的封赐，而且规格日益隆重，竟隐隐直逼太子。大学士们坐不住了，第一个跳出来的仍是解缙。“皇上，你不能给予汉王更高的规格，这让太子情何以堪啊！”解缙对朱棣说道。朱棣听了这话勃然大怒，立即将解缙贬去了交祉省。解缙跟皇帝的关系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极短的时间内君臣关系为何产生如此大的转变，按说不好理解，其实如果把朱棣的内心世界理顺了，那么就好理解了。虽然皇帝立长子为太子，但对于皇帝的内心却很失落，他觉得有愧于第二个孩子，所以他千方百计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虽然朱棣接受了解缙的主张立长子为太子，但毕竟解缙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推手，可以说从立上太子这个时刻起，解缙就已经不容于皇帝。对此汪广洋有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李善长是帝国的缔造者，即使朱元璋想处理他，但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即便汪广洋扳倒了李善长，最终也会不容于朱元璋，所以装疯卖傻成了汪广洋唯一的选项，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处罚。从立储那天起解缙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此人对于世事竟暗昧至此。如今他又说出这番话来，朱棣对于他的不满开始总爆发起来。实际上朱棣对于解缙并没有个人意见，解缙所说所作只是尽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并无过错，朱棣对于解缙的处罚的根本原因还是他那惶恐的内心，他因为没有立二儿子为太子而感到愧疚不安，他把这种情绪发泄到解缙身上，以图通过对解缙的处罚来使自己惶恐的心获得安宁。事情并没有结束。永乐八年解缙进京办事，恰巧朱棣北征不在京中，解缙跑到东宫跟太子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历史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的是朱棣从塞外回来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解缙押回南京关在锦衣卫诏狱。敏感的时局，敏感的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敏感的谈话不由得朱棣不猜想。实际上这个时候太子的日子也很难过，朱棣经常不在京中，一直是由太子监国，太子的行事风格跟朱棣大为不同，一直遭到朱棣的不满，朱棣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子私交大臣，尤其是像解缙这样处于风口浪尖的人。解缙在锦衣卫诏狱中大约受到了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让他交代同党，朱棣明显想扩大此案的波及面，给太子和群臣以警告。好在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纪纲是个文化人，他仰慕解缙的才华，才给予解缙特殊的照顾。纪纲经常向解缙请教一些文艺的问题，两人经常促膝长谈，解缙在狱中作下一首诗：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朱高炽的认同和那种融融君臣关系的向往。所有的文臣包括纪纲在内都在寻找机会营救解缙，机会终于来了。永乐十三年解缙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春秋，这年的正月十五皇帝与群臣在午门观赏花灯时发生了火灾，禁军都督马旺被大火烧死，群臣立即上书建议大赦天下，以此冲销此无妄之灾，朱棣斜着眼睛看着这些官员，他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指挥使纪纲把解缙的名字藏在赦免人员名单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期望解缙的名字不会被朱棣发现，但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朱棣看的就是解缙的名字。如果解缙的名字没有写上去，解缙还犹可活，因为拖到朱棣死去，到了洪熙朝解缙会被释放出来，而且还会得到重用。可是这个名单一上去，解缙断无活的可能。人生的很多东西需要的就是等待。“怎么解缙还在？”纪纲听见的是这么一句话。纪纲的表情僵住了，他知道皇帝的话意味着什么，因为被解缙一案牵连进去的官员，已经有五位死去，皇帝对于这一案的主角解缙还活着感到不解。纪纲默默地回去了，准备了一桌酒菜与解缙痛饮一番，然后他扛着烂醉如泥的解缙来到屋外，他望着漫天纷纷扬扬的大雪，将解缙放在雪地上，然后用雪将解缙活埋而死。大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正月，我们的才子就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季节凋零在南京的雪地里。立储问题随着解缙的死暂时告一段落了，朱棣那因为立储而愧疚的心暂时得到了平静，他随后将朱高煦迁到山东就藩。 4.洪熙皇帝与李时勉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我们的太宗文皇帝在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死去，从此大明王朝结束了一个扩张的年代，迎来了内敛而自省的年代。无论永乐时代强势扩张的形势下掩盖着多少虚弱与孤寂，这都是一个给后世留下宝贵遗产的时代。迁都北京、重修万里长城都使得这个王朝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北方的攻击，从而延续帝国的国祚；漕运的开通使得南北连贯起来，帝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郑和下西洋精神上的遗产远大于物质上的遗产。所幸的是明王朝的后世君主们继承了这些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帝国的平稳运转。中国的文官们历经国初三朝才使得整个王朝开始向自己设计的体系上运转，洪熙皇帝虽然在位十个月，但他作为太子监国长达二十年。在永乐王朝还没有迁都北京的前十九年，朱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而留在南京处理政事的就是朱高炽。迁都北方后，朱棣又出征在外，所以留守监国的仍然是后来的洪熙皇帝。对于皇储身份的洪熙皇帝来说，这二十年无疑是难熬的二十年，自己的父亲不喜欢自己，虽然自己被立为太子，但这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稳当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拿去。自己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监视自己，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是如此也经常换得父亲的无端指责与谩骂，自己不敢跟任何大臣亲近，亲近自己的大臣被父亲关进诏狱，自己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现在父亲死了，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朱高炽一旦登上大宝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对永乐时代的政策进行修正，反对朱棣北征的夏原吉被释放出来，跟自己走得近而受迁怒的黄淮、杨溥也被释放出来，这些人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洪熙、宣德两朝的重臣；不仅如此，跟建文有牵连而被处理的官员全部被平反，他们的家属后代都从流放的边疆回到了南京，而且很多被授予官职。从这两件事情上我们迅速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建文皇帝。的确，洪熙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哥哥建文如出一辙，但洪熙皇帝对朝政的大规模调整还在后面。从元至正年间一直到永乐年间，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处于奔命中。战争、修堤、迁徙、运输、伐木、营造、疏通都是伴随着百姓的事项，天下的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民力已经用到了极限，唐赛儿起义就是一个信号，如今永乐皇帝西去，上任的洪熙皇帝必然会中止这一切。的确，在洪熙皇帝继位伊始就下令停止各地太监的采购项目，所有在建和没上马的工程全部停止，取消郑和下西洋的一切事项，派出调查组前往各省调查减税和赈灾情况。但还没有等到各地调查组的反馈，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虽然如此，但终是给宣德皇帝开了一个好头。除了这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萦绕在洪熙皇帝的心头，那就是把都城迁回南京。在南方长大的朱高炽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更思念那个飘洒着雨丝的南方城市，那丝竹琴声、秦淮河畔、吴侬软语，我们的朱高炽似乎下定决心跟他的父亲决裂到底，如今连朱棣迁都北京这样的大事都要废除。洪熙皇帝似乎隐藏很深，纵然对迁都北京如此不乐意，但在永乐朝他也从来没有表露出来。的确，二十年来朱高炽都是这样度过，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凄苦，大概只有他的儿子朱瞻基默默地陪着父亲承受着这一切。朱高炽几次大的危难靠的都是文臣以极其隐晦而坚决的面对朱棣的方式化解，这里虽然有文官支持的因果，但更为重要的是朱高炽的那种坚忍的性格，朱高炽深深地知道在这种微妙的时局下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将自己深深地埋藏起来，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登上皇位再说。政治需要的是等待，只有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会开花结果。我们的朱瞻基同学也跟他的父亲一样处于内心煎熬之中，他深深地知道如果父亲的皇位不保，那么自己也终将一无所获。父子俩终于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但此时的洪熙皇帝已经是身心俱疲。对于将首都迁回南京的事情朱高炽似乎势在必行，他将郑和派往南京任守备，将北京改为行在，派长子朱瞻基提前去南京打前站。明仁宗回都南京除了个人原因外，深层次的原因是从大明王朝的成本开支来考虑，迁都北京后大量的人力聚集北方，而粮食、物资都需要从南方转运，这些无疑加大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开支，同时也跟明仁宗的行事方略不相符合。但明仁宗只是看到了局部，他没有从全局和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回都南京虽然会减少行政开支，但无疑会削弱整个帝国的国防，如果当时真的回都南京成功，那么用不着等到崇祯十七年，明王朝就会出现跟南宋一样的局面。洪熙一朝我们看起来都是对前朝政策上的调整，但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派郑和任南京守备，还有李时勉事件。虽然洪熙一朝只有短短十个月，但这三个事件向我们揭露了洪熙朝一些潜在的东西，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融洽。洪熙皇帝跟建文皇帝是不一样，他不像建文皇帝那么单纯，二十年的隐忍表明他是一个坚定、复杂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没有人能够影响到他。当我们打开《仁宗实录》时会看到他对于武官、勋贵、宦官的重用，在用人方面他似乎依然延续着永乐时代的主线，文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开始微妙起来，终于在李时勉身上爆发出来。李时勉是御史，属于言官体系，李对问题的看法通常比较偏颇，这又是一个好冲动的人，曾因为反对迁都北京在永乐朝受到处理。到了洪熙朝虽然被释放出来重新授予官职，但他对皇帝重用宦官表示了明显的不满，而且对皇帝的个人生活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皇帝对于这个人表示出了比他父亲还要大的愤怒，对于他的处罚也比永乐皇帝为甚。李时勉的行为虽然只是个案，但他显然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官的看法，这些文官已经对皇帝的私生活表示出了兴趣，通观正德和万历朝，我们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不仅如此，李时勉对于皇帝任用宦官表示出了异议，这更说明文官想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模式。虽然洪熙皇帝在处罚完了李时勉就突然死去，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皇帝不死，他跟文官之间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到那时大明王朝的政治模式向何处运转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洪熙、宣德，还是朱家的后世子孙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文官这个团体不能赋予太多的信任，既要提高他们的地位来使他们更好地为帝国服务——毕竟历史的惯性最终需要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但也要对他们保持压制以使朝政取得平衡。对于洪熙皇帝移都南京，文官和勋贵的态度如何历史并没有明确表明，史书上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没有记载，那么就说明移都南京一事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抑或还没有展开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洪熙元年皇帝的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团，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原因，只能依靠后人推测。洪熙皇帝身体肥胖，喜静不喜动，大概患有心血管内疾病，加上长期抑郁，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洪熙皇帝很早就患有慢性病，洪熙元年李时勉上书责难导致了皇帝动怒，或许血压急剧升高导致脑溢血也不是没有可能。洪熙皇帝隐忍了这么多年，到了终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永乐皇帝一死他就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他等待得太久了，他希望给人们树立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但李时勉的上书无疑击碎了他的这种想法，即使他做得再好，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李时勉的上书是对洪熙皇帝的一次试探，是对洪熙之治的一次压力测试，皇帝顶住了，他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火，几十年的怒气、怨气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但是他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明王朝皇帝与文官的斗争或许在这一刻才真正开始。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仁宗的另一面，他实际上是个气量狭小的君主。历史划进洪熙年，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的文官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但失去压制的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显性，帝国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暗流汹涌，宣德朝以后这一矛盾开始爆发出来。洪熙之治虽然只有十个月，但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停办大的工程和对外征战，从此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时期。 5.宣德年的权力斗争洪熙皇帝死去，“好圣孙”朱瞻基提前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宣德皇帝在任的十年是明王朝最好的时期。宣德皇帝不似他的先祖们专制、冷酷，也不似他的后世子孙们懦弱、消极，这是一个既对文官推崇又对文官压制的君主。仁德之君并不是好皇帝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帝国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帝国，既要面对来自北方部落民族的攻击，又要面对水患、流民问题，一个既行王道又行霸道的君主无疑可以成为标准，在这方面宣德皇帝无疑是出色的。我们可以发现宣德皇帝从小就身体健壮，他很少生病，他长得虎头虎脑颇有英气，他的性格沉稳、自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不轻易表露出来，朱棣很欣赏他，经常带他狩猎，北征蒙古也把他带在身边，并且选用帝国最优秀的文人来给他授课。朱瞻基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相对于南方那个陌生城市，朱瞻基更喜欢北平的空旷，那种习武的战场，他善骑马，能拉开大码弓。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就是描绘明宣宗骑射的，宣宗骑在马上自由洒脱、神韵异常。朱瞻基无疑是崇尚武力的，在朱棣死后他仍然保持着经常狩猎的传统，他甚至带着几个侍卫深入北京附近的山中打猎，充分展示了狩猎这一项活动的私密性。他也曾经亲自率领三千精骑从喜峰口出关进攻兀良哈所部可怜的牧民。除了对军事活动发生兴趣外，我们这位皇帝还工于绘画，跟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我们的这位皇帝也对动物画感兴趣，大凡帝王似乎都对山水画兴趣不大，他们更专注于精致、近视觉的静物描绘，宣德皇帝的画作明亮、生动，善于表现动物的情感。我们的这位皇帝不仅工于绘画，而且还精于其他乐艺，他甚至喜爱蟋蟀，他是明代第一位开始享受宫廷生活的皇帝。的确，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政通人和、民生宽松，我们的宣德皇帝已经有条件享受这种宫廷生活，而宫廷画家的笔触也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宫廷生活的情趣。宣德皇帝乐而不嬉、欲而不淫、威而不苛，从他的那种自信而自乐的气质来看，他更有魏晋名士风范。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宣德朝的青花瓷也达到了顶峰。宣宗对于宫廷生活的眷念并没有妨碍他关注民生。在出游途中他遇见耕地的农夫，宣宗拿过犁推了几下便已感到很吃力，宣宗问道：“你们平日有空闲时间吗？”农夫答：“春天耕种，夏天除草培土，秋季收获。”“那冬天呢？冬天有闲吗？”宣宗继续问道。“冬天还要服力役。”农夫答道。听了农夫的话宣宗感慨万分，回去作了《耕夫记》，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宣宗还作了反映农妇劳动的《织妇词》，无论是《耕夫记》还是《织妇词》都反映了宣宗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切。宣德八年正月，皇帝下令全国延长假日，从初一放到正月二十五，皇帝命令将皇宫内的灯笼全都点着，他还下令百姓也可进宫观看灯展。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扶老携幼，熙熙攘攘进入皇宫看灯展，百姓们看着一辈子也看不到的无与伦比的宫灯惊叹到了极点。宣德五年（1430年）的清明节，朱瞻基和文武大臣一齐陪着他的母亲太后张氏前往万寿山拜谒朱棣和朱高炽的陵寝，这是大明王朝最大的一场盛会，沿途的百姓纷纷前来一睹皇帝和太后的尊容，他们看见一个英武的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引导着太后乘坐的辇车，当百姓们得知这位年轻人是天子的时候，他们被皇帝那种孝心所感动，众人一起跪下来高呼万岁，整个场面令人震动。这些百姓的下跪和呼喊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君主的尊重，它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君主与人民的融洽达到了极致，此后的君主被文臣限制出宫，再也没有这等令人感动的场面。百姓们跪拜的场面是乱糟糟的，动作是笨拙的，但这却显示出了真实，太后很高兴，当她看见大人、小孩都围拢在辇车周围，看着四周百姓脸上洋溢着真挚而幸福的表情时，我们的这位太后也被感染了。她由皇帝牵下辇车走到百姓中间，并让随行人员将财物、锦帛、糕点发给这些百姓，百姓们看着这些御用之物高兴得手舞足蹈，人们纷纷分着这些财物，其乐融融。太后拉着朱瞻基的手跟他信步来到路边的一户农户家，并跟这家人以及围过来的百姓拉起了家常，百姓们甚至将自家的食物和酿造的酒拿过来给太后和皇帝品尝，太后出身平常人家，对这些食物不嫌弃，她对瞻基说道：“这是农家食，你当知道。”但朱瞻基却难以下咽。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没有官吏的呵斥，没有百姓的哭诉，有的只是我们这个帝国温情的一面，这种温情在朱瞻基死后仍然由这个女人延续着。宣德皇帝力图塑造亲臣爱民贤君的形象终是招致汉王朱高煦的不满，他开始上书指责宣宗重用文臣，乱了祖宗章法。汉王的上书使得朱瞻基和文臣们不安起来，因为朱高煦的上书影响到了文臣的利益，群臣顿时蛊惑皇帝除掉这个不尊重他们的藩王。皇帝对他的这位叔叔一直很警觉，在他还是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叔叔针锋相对。事实证明朱高煦也并不是一个多坏的人，朱瞻基登基后，他还经常向皇帝提一些治国的建议，这说明朱高煦虽然被封在山东安乐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装着天下苍生。在朱瞻基入继大统后，汉王跟朱瞻基本人的联系也不断，汉王也经常派人进京联络，但这些都被文官们解释为打探消息。文官们开始不断给皇帝灌输历史重演论、斩草除根论。大学士杨荣第一个跳起来，他劝皇帝亲征以避免当年李景隆平叛不利的局面。皇帝终于带着大军向山东安乐进发，围城数日后朱高煦开城投降，朱高煦被带到北京囚禁起来，跟朱高煦有牵连的文臣武将共有六百多人被处死，流放的达两千多人。事情并没有完结，数年后朱瞻基前往看望朱高煦，愤怒的朱高煦踢了朱瞻基一脚，朱瞻基让人找来一铜鼎将汉王罩在了里面，天生神力的朱高煦竟将铜鼎举了起来，大惊失色的朱瞻基赶忙让人将鼎重新压了下去，并在鼎四周架上柴将朱高煦炙死在里面，我们英俊神武的汉王殿下就这样殒命在这个世界上。这段戏剧性历史的真实性已经无从得知，但事后，汉王的子孙全部被斩杀。史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轻描淡写，但其血腥程度不亚于朱棣的靖难之役。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此次政治事件导致朱系一脉尽诛，这在建文、永乐朝也是没有的事情。以仁德著称的朱瞻基杀起人来也丝毫不手软，洪武皇帝的《皇明祖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在明初的这两场血腥同宗残杀中中国的文官两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宣德一朝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阶段，后人称宣德皇帝为守成君主，但“守成”不应该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帝国过于庞杂，关注内部就够这个帝国疲于奔命，如果再关注外部只会拖垮于这个帝国。到了宣德年交趾问题已经有了尾大不掉之势，从永乐年间起明王朝在越南北部这个地方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依然没有取得大的效果，所有的人早已疲倦，但却又无人敢提放弃，因为这是关乎帝国尊严的问题。宣德皇帝似乎要从更高的角度来对待交趾问题。宣德元年（1426年）皇帝召见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皇帝表达了想放弃交趾的意思，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两杨的支持，这一摆不上台面的想法终于在小范围内公开起来。数日后，皇帝又在褰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面前重提此事，此事遭到了褰义和原吉的反对，毕竟一旦放弃交趾意味着二十年之功毁于一役，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不说，死在交趾十万以上的孤魂答应不答应还是一个问号。但我们的皇帝似乎对此事已经下定决心，他说道：“交趾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皇帝的意见已经提前令群臣知晓，当然也传到了镇守交趾的成山侯王通耳里。此时皇帝对于撤军交趾还没有一个通盘考虑，大约他只是开始有了这个打算，但事情的发展明显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宣德二年，安远侯柳升在倒马坡中伏全军覆没，成山侯在没有通告皇帝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军队撤出了安南。15世纪中国人对安南的干涉主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乃是此地汉化程度过低，控制的成本已经大于收益。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作沉没成本，中国人对于安南的占领付出的就是沉没成本，成本已经付出了，如果继续占领付出的成本只会更大。15世纪的这场干涉主义无疑给安南人民带来不可泯灭的心理创伤，无疑令我们的大明王朝感到深深屈辱，但安南的这个弱小民族以它追求自由独立、坚忍不拔的精神给我们的天朝上了生动一课。虽然宣德年间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中，但有一件事情无疑唱了反调，那就是郑和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启动了，远航的光环早已淡去，这次远航多多少少有些勉强为之的色彩，它已经无法令人们再兴奋，年迈的郑和最后一次迈向了那茫茫大海。当他看着那起伏的波涛，闻着带腥味的海风，过往的峥嵘岁月浮现在眼前。这次远航照例沿着既定的路线走了一遍，并且抵达非洲东北海岸，这次航行并不是由郑和独自完成，在郑和返航后，宦官洪保前往了麦加。关于郑和的结局，一说死于返航途中，一说死于南京。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更像是应付一次毫无意义的差事，的确，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主要是要弄清楚宣德皇帝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对他施政方针根本不符的举措。明朝人在安南栽了一个大跟头，宣宗皇帝试图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方式来挽回帝国失去的尊严，所以无论文官对于这一举措反应如何激烈，宣宗皇帝都是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但这明显是乏力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宣德年间早已经不具备永乐时代那种扩张的土壤。世间自有阴阳之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政策的调整切勿矫枉过正。洪熙、宣德两朝一改洪武、永乐之朝那种严厉、重武的风格，但我们的这个王朝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事情。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下降、官吏的腐败开始蔓延、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开始降低，但宣德皇帝无疑仍旧具备永乐皇帝的基因，所以在他手里大明王朝并没有沿着无序的惯性下滑太久。宣德年贪腐问题以都察院和军队为甚，洪武皇帝拔高了御史的地位，让他们监察一切，位高权重的御史本应成为反腐的急先锋，如今两京的都察院却成了腐败的大本营，其中又以他们的资深领导者刘观为甚。刘观跟国初的很多元老一样历经五朝。洪武十八年的进士，初为县丞，洪武三十年为左佥都御史，后来犯事下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洪武年间刘观行为大概就不检点。永乐朝，刘观受到了重用，朱棣让他在南方负责营建北京城的木材采购，这是一个肥缺，可以预见的是刘观在这些采购中捞了不少银子，后来刘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刘观行为不检点的名声由来已久，刘观的个性特点似乎更适合服务于朱棣这样的君主，而非朱高炽这样的监国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期间就想把刘观拿掉，在北京的朱棣对朱高炽的行为紧急叫停，的确，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朱棣对他的很多行为不满意，不光是这一件事情。朱棣保住了刘观等于给刘观提供了一个护身符，从此刘观在帝国越发受重用，监军、督漕、考核官吏这些位高权重的职位都赋予他。明仁宗继位后，因为仁宗不喜言官，刘观开始打压言路，这自然讨得仁宗的喜爱，他在仁宗一朝越发显赫。到了宣德朝，全国御史在刘观带领下开始招纳官妓、贪污纳贿，短短数十年的光景，大明帝国的官场风气就败坏斯然，宣德皇帝的辣手开始伸向这些腐败的领域。朱瞻基即位后对于明王朝政治的一些隐性已经有了了解，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问道：现在大明朝的官员数谁最腐败，杨荣毫不犹豫地说出刘观的名字，由此可见这事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宣德皇帝立即将刘观调离了都察院。皇帝并不是仅想处罚刘观一人，他要清理的是整个王朝已经开始腐败的体系，而这就需要御史的帮助，所以调离刘观的目的是对着整个御史团体来的。刘观被调离那么就要重新选一人执掌都察院，杨士奇和杨荣举荐了一个人——顾佐，顾佐即将执掌贪腐成风的都察院。顾佐在明代以清廉著称，监察出身，在永乐朝就得罪不少权贵，后被贬斥，如今执掌都察院正好恰如其分，一场宣德年间的廉政风暴即将刮起。从1428年开始，南北两个都察院有数十名御史被清退，由顾佐刮起的廉政风暴一直持续到正统年，明代官员短暂的好日子随着顾佐的上台就此终止，无数的干扰向顾佐扑来，但都被宣德皇帝顶了回去，宣德皇帝对于官吏的查纠不仅超过了仁宗时代更是超过了永乐时代，甚至直逼洪武时代。不仅如此，帝国对于御史的要求标准提高了，新进御史和在职御史变得比以前更加干练，而且帝国通过御史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军屯、工程、漕运、税收都是御史重点监控的领域。在解决了监察系统的腐败后，宣德皇帝又将手伸向了军队领域。洪武年间起军队的腐败就已经开始，为了遏制军队的腐败，洪武特地颁布《大诰?武臣篇》，而且还对部队进行清洗，无论是严峻的刑法还是无情的清洗都不能遏制住这种腐败的蔓延。军队的腐败大同小异，吃空饷、克扣士兵粮饷、开小差，帝国各处卫所实际人数跟花名册上已经不相符合，更为严重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退化，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军队蔓延，宣德皇帝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从元年开始皇帝就派出一批批御史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宣德三年对于监察系统的换血完成后对于军队的这种清查无疑更是加快。清查主要集中在核兵源、军风军纪方面，御史对于军队的核查并不能掩盖帝国军队实力不断下降的局面，虽然朱瞻基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制度的惯性已经无法在他的手中回转，世袭的军户制度已经跟这个时代明显不合拍。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治架构是在宣德皇帝手中奠定的，从此以后这一政治架构再也没有改变过，无论我们的明王朝采取何种政治体制都无法改变我们这个王朝重回宋代以来的文官政治。从朱元璋最初让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始一直到宣德年间才终于使巡抚这一官职制度化、长期化。巡抚，顾名思义就是巡视、安抚。宣德皇帝重建天下御史体系后，对于地方的监察更是拔高，这一战略使得御史中丞巡抚地方已是必然。不光如此，宣德年间大明朝已经出现了隐伏的危机，那就是流民问题。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豪强的打击，洪熙年间刚一松口，立刻就死灰复燃，大量的土地被兼并，加上延续几朝的灾荒，这些都使得数十万计的流民开始在北方骚动。无论是监察地方还是处理流民问题都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整个宣德王朝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鲜明的特点，皇帝一方面对文臣推崇，另一方面还亲自带兵出塞巡视；皇帝一方面对官吏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又依靠御史和巡抚加大监察力度。但有一方面我们是认知的，那就是皇帝试图给天下民众一个宽松的环境。皇帝将此次调整的矛头对准了江南。本朝从洪武开国起江南的赋税就是最高的，松江和苏州两地的赋税占到了整个帝国的十分之一，到了宣德年间，苏松两地逃跑的农民已是触目惊心，锦绣之地十室九空，而拖欠的税款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南赋税支撑着半个江山，宣德皇帝已经意识到东南局势形同危卵，在这场解救江南的行动中两个人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他们是工部左侍郎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跟明初的很多官员一样，周忱也是江西人，跟宣德年间很多官员的命运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推荐。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作为巡抚被派到南直隶督察税粮，他挑选了一个助手况钟，况钟跟周忱一样是个干吏，敢于革除天下大弊，这样的官吏的确难找，但周忱找到了。周忱和况钟奔波于苏南的乡间，跟农户细细交谈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对策。首先要做的当然是降低赋税。明代的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比民田肥沃，所以官田的税率远高于民田，导致大量农户无力耕种，而苏松两府作为天下鱼米之乡自然是肥沃之田占多数，所以周忱和况钟首先将调整的方向对准了官田税额。周忱成功地将官田税额降低，但阻力依然强大，毕竟这是割朝廷户部的肉，在宣德皇帝的支持下周忱办成了这件事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宣德朝时皇帝对于天下依然有超强的控制力，也就是在事关税制这等敏感事情上皇帝依然有发言权，但当周忱提出要将官田税率统一到民田时却再也没受到皇帝的支持，毕竟周忱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 虽然官田田赋降低了，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户所承担的税率依然繁重，周忱只好在一些细枝末叶上进行修补。首先是统一量米的器具，然后是设立公共粮仓，接着减轻官田的耗米，设立济农仓，甚至允许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纳赋税。粮长在收粮的时候通常在器具上打主意，当他们从农民这里收粮时用容积大的器皿，当他们向外缴粮时用容积小的器皿，这样既剥削了农民又中饱了私囊，而周忱统一器皿尺寸无疑是革除了此种弊端；同时为了杜绝粮长将所收税粮囤积在自己的私人粮仓里以便贪污，周忱开始在各地设立公共粮仓用于装纳税粮；既然官田税赋无法进一步削减，周忱便将主意打在耗粮上。我们要知道明代运送粮食有损耗一说，途中麻雀叼啄、押粮官贪墨、漕河里漂没、雨天淋湿而导致粮食发霉，这些损耗也由可怜的农户出，而周忱却平均官田和民田的耗粮，这无疑又减轻了农户的负担。不仅如此，对于负担重的农户，周忱还允许他们用折色缴纳，折色是跟本色相对应的，本色是指粮食，折色指银子、布匹、棉花，折色缴税负担会轻松许多；周忱最伟大之处是设立了济农仓，“济农仓”顾名思义是济民，的确如此，当丰年时粮价下跌，官府将粮食收购后入济农仓，这样就阻止了粮价下跌，保障了农户的利益，当灾年来临时再将济农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农民，以至于民众们不知灾年为何物。周忱的一系列政策无疑是伟大的，他减轻了农民负担，平均了税赋，打击了不法粮官，建立了现代的粮食稳定机制和粮食流通体制，但这些政策显然触动了户部和地方官吏的利益。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周忱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到了正统年，这些政策最终都得到了执行。无论国初五朝名臣能人如何辈出，但周忱无疑是对民众做出贡献最多的一个人，他没有光鲜的道德文章，也没有后世文臣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做几件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发现周忱的赋税改革比夏原吉的一系列政策要具体得多。周忱鼓励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税无疑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给后世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并掀起了大明王朝按银收税的新篇章，大明王朝从这刻起似乎就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对于一个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6.火药桶的点燃者——王振宣德十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时年三十七岁，皇帝的死去使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大明政治戛然而止，我们这个帝国似乎重心不稳，没人知道它将要滑向何方。皇帝的死因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一说死于仙丹中毒，一说外出巡游着了风寒。无论何种缘由这个皇帝的确已经离去了，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补？朱瞻基的盛年离逝留下了八岁的朱祁镇，未成年皇帝在我们这个王朝提前到来，所幸的是在十五世纪初期的中国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摄政团。他们共有八人组成，太皇太后张氏、内阁三杨、宦官金英、范弘、王瑾、资深元老英国公张辅，内阁和司礼监代表一对合作又矛盾的集团，太皇太后与英国公互为表里保持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这是一种由皇室、文臣、宦官、贵族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政治机构，但它成功保证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稳定性，但我们的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老人政治。纵观整个明王朝我们可以看见除了文官集团外，没有太多跋扈的人物，太后、皇后、皇妃、外戚、宦官、武将、贵族都是极其内省而自律的人，前朝的很多事情都在本朝得以避免。很显然我们的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也是一位内敛而自律的人，她从不干涉朝政，娘家的人也没有因为她而获取殊荣，张氏一生的亮点就在于朱瞻基想换皇后的情况下给予了支持。朱瞻基换皇后这一举措跟华夏的礼法大大不符，太后心中大约也不乐意，但她还是给予了支持，她是从这个国家考虑，从江山社稷考虑，她很清楚地明白皇帝要做什么，一旦皇帝的心愿没有得到支持，那么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太后张氏无疑避免了宣德朝的一场潜在危局，甚至是可能出现的立储危局。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都是建文时代的人，五朝元老。杨士奇江西泰和县人，人称西杨，建文元年以举荐方式进入仕途。杨士奇行事标准，精于内政，在永乐至宣德三朝中发挥着稳定作用。杨荣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东杨，精于边事，朱棣数次北征杨荣都是随从。杨溥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南杨，永乐时代为太子冼马。杨溥并不像东西二杨一样显赫，他是以低调闻名，生怕踏错一步，其实其他二杨又何尝不是如此。三杨之所以能历五朝跟他们的保守与谨慎是分不开的，他们知道更多的是如何与君主保持合作关系，而君主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谨小慎微来压制整个文官集团。金英、范弘、王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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