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指出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一种未经批评而被接受的范式，它是诗学的，也是语言学的。书中以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为例，展示其历史著述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作者简介：
海登怀特（192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曾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元史学》是他的成名作。
目录：
中译本前言
序言
导论
历史的诗学/历史著述理论/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历史编篡风格问题/比喻理论/19世纪历史意识诸阶段
第一部分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
第一章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
第二章黑格尔：历史的诗学与超越反讽之道
第二部分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
第三章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四章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五章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六章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七章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复兴
第八章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
第九章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中译本前言
序言
导论
历史的诗学/历史著述理论/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历史编篡风格问题/比喻理论/19世纪历史意识诸阶段
第一部分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
第一章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
第二章黑格尔：历史的诗学与超越反讽之道
第二部分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
第三章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四章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五章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六章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
第七章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的复兴
第八章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
第九章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
第十章克罗齐：以反讽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肯定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一章
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
导言
19世纪的欧洲文化无处不展现出一种以实在论方式理解世界的狂热。当然，尽管像实证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自诩为“实在论者”，认为自己所持的“实在论”与自然科学家提供的那种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一致，但“实在论的”一词修饰的事物仍旧不同于对世界的“科学”理解所包含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即使在此处，“实在论”一词的含义所涉及的东西，也远远不止于在历史、社会或人性的材料之上简单运用“科学方法”。这是因为，尽管有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倾向，19世纪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实在论”意愿还渗透着这样一种意识：在那些理解历史世界的努力中，会遇到人们理解仅仅是自然过程的世界时未曾出现的特殊问题和困难。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源自于以下事实：历史过程的研究者本身被牵涉在该过程之中，自然过程的研究者却不会如此。人们能够合理地为人既处于自然之中也外在于自然这种认识辩护，这是因为他参与了自然过程，他也能在意识中超越它，假定一种自然过程之外的立场，从而把该过程看成显然是人类存在之前的或非人类的那些自然整合层次的表征。但是，一旦提到历史的反思，看来自然界的所有存在中只有人类具有历史；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历史过程”只是以一种普遍人类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且，既然“人性”构成了被称之为“历史”的过程中惟一可以想象的表征，看来就不可能对该过程整体作某种类型的概括，而对于纯粹处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维度内的“自然”来说，人们却能够合理作出这种概括。在自然科学中，“实在论”会被认为最迟是自牛顿以来不断得到发展的、用于分析自然过程的“科学方法”。但是，一种“实在的”历史观念可能包括什么却是问题，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这些同样令人迷惑的词如何定义的问题。19世纪每一种重要的文化运动或意识形态，如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生命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声称比其他对手提供了一种对社会现实更为“实在”的理解。如象征主义者争辩说“世界是一片符号之林”，而虚无主义者拒绝相信任何可能的思想体系，与之相伴的却是为了其世界观的“实在论”本质而进行论证。
成为一名“实在论者”意味着按实际状况那样清晰地理解事物；也可以从这种对现实的清晰理解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使得一种基于这种理解的可能的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由此设想，主张一种本质上的“实在论”，应当既合乎认识论的要求，同时也合乎伦理要求。某人可能强调其“实在论”纯粹分析的或感知的本质，就如印象派画家那样；或者强调其构想清晰的道德上的或习俗上的含义，如政治理论中特赖契克这类所谓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声称代表了一种“实在论”立场的人，至少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为其立场辩护，即认识论方面和伦理方面。
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有利地位来看，可以看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展开的绝大多数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论战，实质上都是在争论哪个集团有权利决定社会现实的“实在性”表现可能包括些什么。某人的“实在”正是另一个人的“乌托邦”，而在某个问题上看上去是一种“实在论”立场的精髓，可能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代表着一种本质上的“幼稚”。倘若整个地将这一时期看成是一部已经结束的问与答的戏剧，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实在论”这一概念本身博取的普遍权威。因为每一个时代，甚至像中世纪那样最为虔信的时代，都从确信自身具有通晓实在，以及根据适当“实在性”反应回应挑战的能力中，获得自身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于是，希望成为“实在的”那些表述，必须反映出某种特定的概念，它与其说关涉到“实在论”的本质何在，不如说更关涉到“非实在的”意味着什么。对实在进行“实在论”的研究之内在困难，就如同在“心智健全”和“健康”的观念中包含的困难一样，这类观念更容易根据某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对其反面如“疯狂”和“患病”的认识来进行说明。同理，一个既定时代之“实在论”观念的特定内涵，更容易由该时代总体上倾向“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的情形来进行说明。并且，当人们试图说明各种“历史实在论”观念竞相争夺支配地位的时代中史学思想的特征，他就有必要问问，这些各不相同的“实在论”观念在通常意义上的史学思想中，所认同的“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是些什么内容。
19世纪的史学理论家普遍认为，在他们之前的这个时期中史学思想的重要形式，即启蒙运动时期的种种形式，相对任何一种声称“实在论”世界观具有权威性的史学理论而言，都提供了有危害的模型。这并非说他们马上就抛弃了启蒙思想家整个的史学成就。事实上，某些哲人（philosophes），尤其是伏尔泰，在浪漫主义时期依旧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伏尔泰自身也被视为一种完美化身，甚至值得被米什莱这样的浪漫主义史家所效仿。不过大体上，就一种“实在论的”历史学而言，19世纪史学思想渴求的东西，可以从它对自己18世纪的先辈中最反对的东西得到说明。它对启蒙运动史学反对最甚的乃是其彻头彻尾的反讽，正如它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反思中反对最甚的乃是其怀疑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史学思想并不反对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历史哲学的主要特征，即它设想的一种“乐观主义”，以及往往与之伴随的进步原则。这是因为，19世纪多数时间内的史学思想家正像他们18世纪的同行已经做的那样，热衷于为“进步”的可能性，以及为历史“乐观主义”的某些理由提供信仰基础。对他们中多数人来说，“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情绪与“实在论的”世界观正相一致，他们希望通过历史著述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对其而言，重要之处在于，进步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乐观主义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些史学家，特别是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担心这种合理性永远都得不到，因此，我们发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弥漫了一种冷静的情绪，而在满怀希望的米什莱（早期作品）和马克思（全部作品）那里，这种情绪就少得多了。
这样，总体来说，19世纪史学思想的“实在论”就在于：在深知18世纪史学思想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为信仰进步和乐观主义寻求恰当的理由。若是实在论被视为一种共同信念的容器，它由该时期栖息于单一话语世界中的不同史学思想流派制造出来，那么，如果某人想理解19世纪历史实在论的特定本质，他就必须明了18世纪史学思想失败的性质。我将说明，这种失败既非缺少学术成就，即一种知识上的失败，也不在于历史反思不足，而恰恰因为那种反讽模式。那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综合两方面都被启蒙运动的史学大师塑造成了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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