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何能从“造翻者”转身变为合法的“执政者”？
雍正为什么能够打破“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魔咒？
曾国藩的出现对晚清政局的转折具有怎样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30多年给帝国带来怎样的命运？
备受精英阶层推崇的宪政，为什么使帝国从亢奋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引爆了激进的“革命”？
……
所有的根源只在于改革。
透过清帝国改革中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还原技术层面的“问题”，清代改革从扬帆起航到打转回旋，在摇摇晃晃中被一个不经意间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红利沦落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难以承载改革的成本，最终的落水结局突然亦必然。以清为镜，当下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又该如何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寻求最适合的平衡点？
作者简介：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现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京华财经智库、同明德国学馆等机构顾问，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风云博主。
《中国经营报》《新京报》《国家人文历史》《南方都市报》、搜狐网等媒体专栏作家。
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目录：
自序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引子开国63年：大历史的切片
国祚几何？
夭折的帝国们
无奈的汉武帝
驱走饿狼，又来猛虎
寡头政治下的均衡
武则天的新时代
被误解的掌舵人
谁逼疯了宋光宗？
迟到的“鲁班天子”
“促织天子”的铁手腕
第一章三大法宝：马背政权的温情转身自序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引子开国63年：大历史的切片
国祚几何？
夭折的帝国们
无奈的汉武帝
驱走饿狼，又来猛虎
寡头政治下的均衡
武则天的新时代
被误解的掌舵人
谁逼疯了宋光宗？
迟到的“鲁班天子”
“促织天子”的铁手腕
第一章三大法宝：马背政权的温情转身
被“绑架”的读书人
谁同化了谁？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百年宿命大逆转
第二章接班人：暗箱里的皇冠
西暖阁讲话
皇家的父子关系
康熙的两次训话
第三章军机处：清代“国安委”的制度创新
从“军委”到“政委”
皇上的编外“智库”
相权的终结
皇权的“和平演变”
扁平高效的“小政府”
第四章民心工程：被逼无奈的自我疗伤
仁政下的寻租空间
动了谁的奶酪？
难以承受的潜规则
灰色收入的集体漂白
“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第五章弹性反腐：一位财务“副省长”的死刑
不怕“鞋湿”的布政使
40两银子的死刑线
雍正的“网开一面”
乾隆震怒
最终还是被“潜”了
第六章行贿基金：贪腐走向资本化
皇上的小金库
皇恩浩荡下的“利益均沾”
无处可逃的行商们
“公所基金”的秘密
鸦片贸易进入“伶仃洋时代”
第七章圣谕宣讲：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
张树声的直隶新政
朱元璋的“大棒”与“胡萝卜”
将“全民教育”进行到底
“宣讲”好饭碗
第八章第四代难题：乾隆遭遇大革命
与英帝国的第一次对视
法国大革命的阴云
从北京到凡尔赛
英国使团的中国印象
一位法国老传教士的来信
第九章资本盲流：上海地产首次大崩盘
上海滩第一代地王：徐润
房地产市场的“法制化”
维稳的红利
即将破灭的地产泡沫
被搁浅的地产大鳄
第十章帝国出轨：铁路总公司之路
国字号惨败
钱从哪里来？
一份“互惠互利”的奏折
“利权回收”的真相
第十一章戊戌变法：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
变法诏令满天飞
无谓树敌要不得
虚弱的改革班子
一个谣传引发的政变
第十二章张之洞：走向军机的惆怅
广东“赌王”的生意经
谁是“连仲三”？
军机处大门外的张望
后院起火
第十三章刚毅整顿：失控的大清财政
财权下放后的恶果
地方政府成为“车匪路霸”
“永不加赋”过期作废
贪官污吏抢搭便车
刚毅挥棒下江南
错失最后一根稻草
第十四章庚子年危机：炉火上的群雄博弈
一份假情报惹来的滔天大祸
红顶赌王：刘学询
“总统”李鸿章
张之洞的帝王梦
孙中山的“另一面”
第十五章货币之乱：铸币机上的宪政
突然失宠的银子
孔方兄的逆袭
疯狂的铜元
美国方案与中国难题
第十六章丁未政潮：无处不在的权争
扑朔迷离的“性贿”案
躺着中枪的段芝贵
桃色反腐案的背后
被引爆的“反腐炸弹”
第一回合：两败俱伤
北洋派的致命一击
第十七章民变之变：谁来做最后的埋单人？
清式特色的“民变”
零和游戏
风起云涌的抗捐事件
集体失控的代价
第十八章流亡生意：康有为的党产
保皇党下海
师徒反目的背后
海外华商的“背叛”
第十九章投机风暴：机会主义大革命
失信天下的清政府
靠口号牟利的保皇党
革命机会主义
尾声激进的悬崖：通往死亡的快车道
吴樾的那颗炸弹
迟来的改革共识
激进主义的狂飙突进
一起跌落激进的悬崖
后记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
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1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察今》）还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都说明在“时不与法俱在”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千古犹行秦王政。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着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分析，对比12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第63年。在开国第63年，3个王朝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个王朝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6个王朝（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各种艰难中的坚定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这些王朝都因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而延年益寿。2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一、这个王朝离我们当下的距离最为接近，其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1872年语），至今仍未终结，历史学家唐德刚形象地称之为“历史三峡”。同在这个“三峡”中，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的类似经历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成功地战胜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历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经历的强烈排异现象，政权延续了足足267年（自入关的1644年算起，至1911年），从而在自秦以来的12个统一王朝中，占据了最长寿王朝的季军宝座，仅仅次于唐朝（289年）和明朝（276年）。考虑到晚清时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这个无论先天条件还是外部环境似乎都不占优势的政权，居然能够如此长寿，原因何在？3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甚至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深重的内忧（太平天国战争）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下，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已经悲观地计划如何面对“中国崩溃”后的残局和乱局时，这个政权却出人意料地缔造了“同光中兴”的数十年辉煌，并延续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寿命。同样，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4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即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这场改革，对于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翻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大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重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同时，“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这两项改革，是典型的政改影响到经济和民生，推动了经济和民生的重大变革，影响极其深远。但是，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发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阶段改革，面广点多，雍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皇帝。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在随后的乾隆朝得到了巩固和深化，成为国家制度。乾隆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和富国，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来乃祖、乃父在政、经两方面改革红利的积累。但是，乾隆朝本身的变革，乏善可陈，反倒进入了铺张浪费的拜金时代。到嘉庆、道光时期，因循守旧吃老本成为主流，改革几乎从中国官方舞台上彻底退场。从嘉庆彻底掌握中枢权力（1800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仅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仅仅50年，其间不仅毫无改革，而且贪腐横行，将前几次的改革红利迅速耗尽，最后迎来了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国运也因此与世界发展方向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在改革停滞的同时，“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却因为缺乏改革的冲刷和荡涤而越演越烈。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力最为辉煌的1770年，“腐败化的制度”催生了行贿基金这种“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如此制度“创新”，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腐败和沉沦，而在这整体腐败与沉沦中，原本可以发挥自我矫正功能的改革，却缺位了。5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清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当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并训练军队这在中国历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练兵，是极为罕见的。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速崛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了军权，却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坚决不任命曾国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职务，将“军”“政”严格分开。军队的粮饷供应，必须仰赖行政体系的支持。这一对枪杆子设防的政策，在局势复杂的战区，实际上难以执行，造成前线将领十分被动，曾国藩曾感慨说“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筹粮筹饷处处受到地方掣肘，甚至在一怒之下，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记录。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s）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刘长佑、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出任封疆大吏。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比较丰厚。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更为浓郁，标志着在“异端邪教”的挑战下，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剂。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一被动改革的成本也极大，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日益丧失。在战争中下放的军权，战后却难以回收。虽然曾国藩兄弟主动解甲交权，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同样的方式带兵军队成为将领的子弟兵，而将领则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发端。对政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战时财权的下放，在战后也难以回收。传统的“奏销”制度实际上名存实亡，更为致命的，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了“京饷”定额，硬性摊派给地方。这种“改革”措施，看似强悍，实际上色厉内荏，等于变相承认：地方只要足额缴纳“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财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问“京饷”的饷源税种，只要真金白银。可以说，在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代价却是高昂的。帝国在50年后的毁灭，很大程度就是种因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或者说“被改革”，可以说是饮鸩止渴。6清代最后的50年，是实行近现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50年。以甲午战争为分界，分别构成了清史的第四、第五阶段改革。第四阶段的改革，从1861年推行“洋务运动”，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总共33年。这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动力，完全来自形势的倒逼，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体制内的精英奋起变法，学习西方，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这一轮改革，红利十分丰厚，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久违的大国感觉。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进入了第五阶段，即开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权被推翻。这个阶段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推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转向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试图寻找某种“主义”的捷径，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最初体现为“是否政改”之争，随后又体现为“如何政改”之争，骨子里却依然是极具中国传统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党派之争。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同样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在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下而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在亢奋之中，帝国开始推行“新政”。将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比，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的稳健作风，而在新政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7对于第四、第五两个阶段的改革，我此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并将这两个阶段的改革概括总结为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与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为”，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埋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而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政经资源，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8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政权的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sunkcost），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9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纵观整个清史中的各项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撇开眼花缭乱的那些作为幌子的大话套话，一切改革的背后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一切改革也是对“国家机器”的技术调整而已。当代的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承认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但是，我们还没有承认国家管理、政府运营也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并非一切都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相关。诚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泛意识形态化”与“既得利益集团”、“‘大跃进’心态”一起，成为阻碍中国前进步伐的三块绊脚石，而“泛意识形态化”正是这些绊脚石的根本所在。走出“泛意识形态化”，还原到“技术”层面，才能从前人的改革史中，真正地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试图从国家机器修整的技术层面，通过一些节点的叙述与分析，来寻找清王朝长寿及崩溃背后的技术逻辑，正是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
自1861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史，绵延至今整整150年。除了中间的68年（19111979年）以“革命”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年（18611911年）及此后的32年（19792011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时至今日，当代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三十多个年头。
从历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今日，正值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无论从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利益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框架，同样走到了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罕见的宽松尺度，显然是基于对形成全民共识的期盼。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界，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
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的催化剂。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有没有？其规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强？他们既
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却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且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大规模资产外逃为核心的“移民”运动，或许只是证明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政策的天真。而囿于跨国移民的配额限制和司法壁垒，这一群体的主流，还必须扎根故土。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经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这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响极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掏空政权，下掏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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