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前五十年，乾隆晚年成为乾隆朝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与前两本写法颇有不同，本书针对几种成说提出不同意见，似乎是要为乾隆帝作一点辩护：他失败的原因，或因政事废弛？或因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最大的争议，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政事废弛”。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专制集权”，在这个广土众民、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家，其实谈何容易？乾隆三部曲中提及的另一个人物是刘松龄，本书予以重点详述。另外，作者三十余年清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得以列示，与读者见面。最终，乾隆仍不能不带着偌大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撒手而去。而我们的乾隆三部曲，也就此可以告结。
作者简介：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入政治史，是一位特立独行、不尚苟同的学者。本书是他在政府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农民抗租（《租佃关系新论》）之外，继《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后第三本“纯清史”“政治史”的著述。
目录：
一、乾隆晚景
1废弛之惑
2贪纵之谜
3何来的历史机遇
4无以承负的衰败
二、乾隆朝来华传教士刘松龄
1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
2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3宗教与科学——双重的失败
4刘松龄热在中国
三、乾隆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1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2关于方法问题的课堂讨论一、乾隆晚景
1废弛之惑
2贪纵之谜
3何来的历史机遇
4无以承负的衰败
二、乾隆朝来华传教士刘松龄
1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
2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3宗教与科学——双重的失败
4刘松龄热在中国
三、乾隆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1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2关于方法问题的课堂讨论
3我眼中的清代经济史
4关于清代政治史研究
5中国历史的正面贯通
6评《乾隆十三年》1废弛之惑
从研究一开始，我就打算把乾隆朝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重点和自己的故事。把第一个段落划在乾隆十三（或十五）年，可能最难为大家所接受，但也可能最少被批评。对于第二个段落，按通常的意见，是把它的结尾划在王伦起事的乾隆三十九年（或是和珅得到信用的乾隆四十年，或是叫魂案发生的乾隆三十三年）。总之，大多数史书都不是把乾隆的最后十年作为一个单独的段落。也许只有一个先例，即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Woodside）《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是从财政经济的角度出发；郭成康也曾提出，从时间上看，在乾隆当政的六十余年间，大致初政十年和归政前十年是两段明显的“惩贪不力”时期，与此也有“相似”之处，参见《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1995：1。我这样做，实有几分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即相信乾隆朝的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一点点讲下来，因此把六次南巡作成了一个大的单元（并不意味着南巡就特别重要）。这样做还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写《乾隆》应从某种政治史的角度，而不是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承认，乾隆朝的历史尽管很长（它已超过了一些朝代），但仍属于一种“事件史”，而非“长时段”的范围。
当然，这样或那样的划分总不是那么“科学”的，而带有相当的任意性和模糊性。无疑，有些后期的问题，在前一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乾隆一朝的“衰败”（如果它存在的话）始于何时，这历来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到了乾隆五十年时，对于那些“末世景象”，看来皇上自己都有点感觉了。他多次发出谕旨，反复谈论有关问题。
乾隆五十年二月壬午谕：“前以各省逃兵，饬缉已十余年。两次加恩，予以展限，核其拏获。及自行投首者，仍属寥寥。曾经降旨将承缉接缉督缉之历任督抚司道州县，俱分别议处议罚。原因此事历时已久，若年复一年，伊于何底？”
五十一年十一月己亥复谕：“前因各省承缉金川逃兵，屡经展限。核其拏获及自行投首者，仍属寥寥。原因外省于查缉要犯，全不认真，不过以海捕具文，因循塞责。因降旨将承缉、接缉、督缉之文武员弁，俱着革职留任，分别年限，方准开复。第念此内不无可用之才，且历时已久，所有此案各省之文武官员逃兵处分，俱著加恩宽免。”
五十年四月，诫谕内地官员勿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卫藏不远万里向化而来，朕以其修行出家之人，厚加赏赉，亦不过厚往薄来之意，原非若元季护庇番僧，致有詈骂割舌、殴打截手之事。现在地方官等不能仰体朕意，惟知回护处分，因循赔偿，转似畏怯，使无知之徒将以本朝或踵元季尊崇喇嘛之习，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不可不防其渐。”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复谕，参见《高宗实录》卷1368。
面对这样一些情况，皇上也不免大感诧异，不得不作些自辩了。
乾隆五十年五月丙辰，谕：“豫省被旱地方较广，朕夙夜勤求，推原其故，实不可解。当今纪纲整饬，吏治肃清，亦不至有贪枉殃民之事。我君臣以及百姓，惟当反躬自责，以期潜消灾沴，感格天恩，冀得浓膏速沛。”
五十年十月癸未，谕：“前因御史刘绍锦条奏各省保题卓异佐杂人员毋庸送部引见一折，经部议覆准，已依议行矣。而外间议论，将谓朕倦于庶务，殊失朕惟日孜孜之意。朕御宇五十年，综理万几，久而不懈。今虽年逾古稀，精神如旧。岂因数丞倅微员，而即倦于察看耶？”
乾隆五十一年，孝感发生了县民刘务孝等借贷粮食不遂，搬抢谷麦，旋有并未被抢之生员梅调元将其捉获拷问，并将23人活埋之事。十月辛丑谕：“此事大奇，殊出情理之外。上年湖北省被旱成灾，朕轸念灾黎，叠经降旨，蠲赈兼施。该督抚等，于赈恤事宜开销帑银至五百余万两。乃督抚以及布、按不能实心督率各属妥协料理，俾灾氓均沾实惠，以致有贫民乏食，抢夺米粮之事。居民竟敢纠众逞凶，活埋生命，至二十三人之多。似此凶残不法，何事不可为？乃该署县秦朴经巡检禀报，既不严速查拏，并不通行详禀，有心讳匿。而该管道、府及藩、臬、督、抚等，亦俱置若罔闻，竟同聋瞆。是该省吏治阘冗，废弛已极。原任湖广、现任云贵总督特成额著革职拏问；永庆、王廷燮亦难胜藩、臬之任，俱著革职拏问；知县秦朴，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其该管道府，一并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近年各省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宽留任者。伊等习以为常，不知儆畏。此即水懦，为朕之咎。”
十月癸卯谕：“今湖北省竟有此不法重案，吏治如此，实出情理之外，而籍隶湖北之御史等，并无一人奏及。本省舆论，本省之官，必有风闻，而得诿为不知，可乎？该科道等乃缄默不言，而第摭拾浮词，毛举细故，于国计民生，有何关系？倘各科道，因朕有此旨，遂心存挟制本省督抚，致令地方诸事掣肘，亦难逃朕洞鉴。”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谕：“荆州沿江堤工，漫溃至二十余处，殊不可解。昨福建台湾文武员弁，因循玩愒，肆意贪婪，竟致酿成逆案（按：指林爽文起事）。湖北吏治，亦属废弛已极。活埋冒赈之案，相继败露。其办理盐务，辄敢私立匣费名目。大小官员，染指肥橐，累商滞课。今于承修堤工，又复一任劣员肥己误工，屡被冲溃。而此次江水竟至淹入城内，被灾甚重。满城淹毙者共四百余名，府城大小男妇淹毙者一千三百余名。其讳匿不报者，必尚不止此数，想来不下万余。”
但事实俱在，令人不能视若无睹。乾隆五十五年三月谕：“五十余年以来，朕于各直省地方事务，勤求宵旰，今已寿跻八旬，犹日孜孜弗懈。乃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凡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辗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即如直隶建昌县盗犯马十等行劫一案，系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之事，获犯到案后，县令屡经更易，案犯迄无确供。及臬司提至省城，递委属员审办，并不亲提速结。事悬两载，该督刘峩置若罔闻，任其延宕。兹于山东途次，长麟奏定借帑修城章程，摺内有金乡县城一处，系明兴任内勘估。事隔数年，何以至今尚未办理。迟延之咎，实所难辞。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朕省方所至，经临直隶、山东二省，因得于两案洞悉情形，分别办理。想其余各省，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特别是在好几个省份都发现了严重的亏空。据嘉庆初年王杰说，“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馈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清史稿?王杰传》），见蒋维明：《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页1。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谕：“据浙江巡抚福崧奏，浙省各属仓库亏缺之项，为数较多，实难依限全补。各省仓库钱粮，自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宇十三年，彻底清厘，大加整饬，将从前亏空积弊，一概湔除。皇考剔弊核实之苦心，至朕而竟有废弛，朕甚惧焉。浙省地方向无亏缺之事，四十六、四十七年，王亶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经富勒浑等将浙省仓库亏缺之处，据实奏明，朕因不值更兴大狱，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弥补，已属失之姑息。乃历三四年之久，竟未弥补全完。国泰在山东，肆行勒派，亏空至二百余万之多。业据明兴奏报，于二年限内，已经弥补全完。浙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为已甚之旨，竟敢玩视帑项，一味稽迟。”
又不免有几分疑惑。乾隆五十六年正月谕：“向来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不敢壅于上闻，即行据呈转奏。朕勤求民隐，惟恐乡曲小民，含冤莫诉，每遇来京具控之案，无不特派大臣，前往审办。其中屈抑者固有，而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见来京者控无不准，准无不办，赴愬求理者，遂觉接踵而来。及钦差大臣提集案犯，认真研鞫，所控情节，多属子虚。不过挟嫌逞忿，妄砌诬捏之词，冀遂其拖累之计。此等刁健讼棍，各省多有，而湖北湖南为尤甚。若不严加惩创，则枉累无辜，藉端倾陷之风，伊于何底？”
这时，偏偏有两个人站立出来，其中一个是窦光鼐，一个是曹锡宝。他们的作为，俨然是向皇上的至高权威发起了挑战。
由于浙江各属仓库亏缺较多，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等驰驿前往浙省，将各州县仓库彻底盘查。
三月甲子，上谕：“曹文埴等奏，询据福崧称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亏空，据报具奏共一百三四十万两。经节年弥补外，实有未完亏空三十三万余两，系一面之词，未足凭信。朕向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至现在报出未完亏短数目，安知非该州县等，因有钦差查办之事，畏惧败露，始行设法弥补，以图掩饰一时？”
四月十二日，浙江学政窦光鼐奏称：“浙省仓库亏缺，前督臣富勒浑并未彻底查办，只据司道结报之数浑同立限，遇有升调事故，辄令接任之员出结。臣闻嘉兴、海盐及平阳三县亏数皆逾十万。奏入，命其会同查办。窦光鼐又奏，仙居、黄岩等七县亏空多至累万，全未弥补，以致后任不敢接收交代。平阳知县黄梅借亏空科敛累民，丁忧演戏。再，藩司盛住上年进京，携资过丰，外间颇有烦言。皇上以此案重大，遂命在清口督办河工之大学士阿桂即速前往，会同曹文埴彻底查办。”
寻据阿桂等陆续奏闻，窦光鼐言皆不实。皇上深感憎恶。闰七月初一日，窦光鼐又奏亲赴平阳访查黄梅亏空一事。降旨怒斥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蹈袭明季科道怀挟私见不顾国是之陋习，命交部议。新任浙抚伊龄阿参奏窦光鼐赴平阳后传集生监，逼写亲供，咆哮生事。有旨将其革职。伊龄阿又参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该县书役，追究黄梅款迹。生监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纷纷嘈杂。并哓哓执辩，有“不欲做官、性命不要”之语，命将其拿交刑部治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六一辑，页289~290、321~323。乙未上谕：看来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癫狂若此。如此乖张瞀乱，不但有乖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致启生监平民人等，讦告官长，效尤滋事之风，不可不严行惩儆。仅予革职，不足蔽辜，窦光鼐著拿交刑部治罪。
闰七月戊戌，事情急转直下，窦光鼐亲赴平阳，查出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每户给官印田单一张，与征收钱粮无异；又采买仓谷，并不给价，勒捐钱文。莅任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并据各生监缴出田单、印票、收帖二千余张，各检一纸呈览。上谕：此事不为无因。若朕惟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之言是听，而置此疑案，不明白办理，不但不足以服窦光鼐之心，且浙省现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藉藉，将何以服天下舆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彻底根究。以此观之，则伊龄阿不免为属员所欺矣。朕与阿桂可受其欺乎？必应审明。朕不回护，惟有大公至正而已。
作为一个皇帝，他必须与臣下（更不用说众人）有所不同，且有其特别的理路和做派，这种道理，自先秦诸子即发明了；但另一方面，皇上又“抬不过一个理字”，要表现出“大公至正”，而且，几乎所有谕旨都要公诸天下，包括其理由和基本情节。这使皇帝很难为所欲为，一手遮天。
皇上可能从来就不喜欢窦光鼐，放他出来做一任学政，有职衔而无实权，如此而已。偏偏他不安本分，硬是插手去盘查本省亏空。这不但惹恼了钦差，惹恼了全省官员，甚至激怒了皇上。
窦光鼐锲而不舍，终于查清了真相昭梿：余幼时闻韩旭亭先生言，当代正人以窦东皋为最。时阅其劾黄梅匿丧奏疏，侃侃正言，心甚佩服……（《啸亭杂录》卷9《窦东皋》）。使皇上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难道为了一个小小知县而一再屈抑一位二品大员？上谕：“朕岂肯稍为回护，将就留此疑案，颟顸一事？而阿桂前往查审，又岂可回护原办，俾贪污败检之劣员，仍得幸逃法网乎？亦不值为此劣员任咎也。而窦光鼐执辩不挠，独能列款入奏，虽其举动乖张，固有应得之咎，而始终不肯附和，亦属人之所难。非朕之憎窦光鼐也。”
九月丁亥，谕：“节据伊龄阿等奏称，窦光鼐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可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体。所奏黄梅匿丧演戏，及侵用廪生饩粮，并短发银两，三款属虚。其余三款，已为确实。是窦光鼐亦不得为无过，是以现在祇令署理光禄寺卿。若无此等情节，朕必将伊仍以侍郎补用矣。”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六卷。窦光鼐原任吏部侍郎，现在显系贬抑了，尽管他揭开了浙省亏空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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