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史》由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国内几十位一流专家学者参与编纂，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文学编年史巨制。该套书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中下)、第五卷宋辽金(上中下)、第六卷元代、第七卷明前期、第八卷明中期、第九卷明末清初、第十卷清前中期(上下)、第十一卷晚清、第十二卷现代、第十三卷当代。
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重要文化政策；2.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作家生平事迹；5.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其他。
作者简介：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总主编，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人文论丛》副主编，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明代诗学》、《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主编国家重点图书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和大型图书《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等。曾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目前正主持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多次赴海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目录：
1、周秦卷：介绍了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04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2、汉魏卷：介绍了自公元前203年至公元265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3、两晋南北朝卷：介绍了自公元266年至公元58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4、隋唐五代卷（分为三册）：介绍了自公元590年至公元95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5、宋辽金卷（分为三册）：介绍了自公元960年至公元1278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6、元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279年至公元136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7、明前期卷：介绍了自公元1370年至公元152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8、明中期卷：介绍了自公元1521年至公元16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9、明末清初卷：介绍了自公元1601年至公元17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0、清前中期卷（分为两册)：介绍了自公元1701年至公元183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1、晚清卷：介绍了自公元1840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2、现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912年至公元194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3、当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949年至公元20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认为，《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鉴》”。它是第一部文学编年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且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相对于古代历史书写而言，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编年史》试图打破这一新的传统或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明代的复古派，实际上是以复古为革新。
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其书面发言认为，《编年史》包含了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上至周秦，下迄当代，代表了这一领域最重要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认为，《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鉴》”。它是第一部文学编年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且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相对于古代历史书写而言，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编年史》试图打破这一新的传统或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明代的复古派，实际上是以复古为革新。
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其书面发言认为，《编年史》包含了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上至周秦，下迄当代，代表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先生表示，《编年史》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数十年来，我总是在摸索着、尝试着做一些文学史研究工作，我深知这部空前的大型《编年史》的重要性，深知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读过鲁小俊先生的抽样分析报告，我在获得该书后也翻阅过若干卷，颇有征引详博、抉择多酌之感，从而确信它是一部在深入地查检文献、大量占有基本资料基础上的大型编年史，编著者还在使用基本资料时作认真的核对，并力求发掘新的文献资料，补充既有著述之不足。”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韩瑞亚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研究文学，都离不开对历史事实的了解。《编年史》代表的是中国和国外可以共享的成果。同时，本书对国外的研究者而言，价值更大。在国外，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以外，多数图书馆中文藏书很少，没有足够的参考书作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有着丰富的原材料的参考书显得更为重要。从教学角度来看，国外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很大，要备这种课，需要有这样一套通史作为参考。韩瑞亚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谈了《编年史》的重要意义：《编年史》打破了文体分割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跨很多文体，对她将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要将历史碎片与有逻辑的整体的历史联系起来，编年体写作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与会专家还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作了题为“纪传、编年、专史讨论文学史写作中的三驾马车”的发言。他说，凡是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的体例。所谓著述的体例，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才情、趣味，以及背后的文化历史等等。梁启超认为，进入20世纪，通史会逐渐解体，各种专史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重心。罗根泽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非常重视体例问题。提到先用编年的方式进行切割，接下来用纪事本末体讨论历史过程，最后用纪传体建立对作家的具体批评。这一体例大体上是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体例。这两位先生的思路，大体上是把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写作方式相结合，这一思路到现在仍在延续。从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建立，到现在，无数学者投身其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功力与学问如何磨合。陈平原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既然是史，那么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鉴别和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解，这是文学史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所长王瑷玲教授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研究趋势，也影响到了文学史的编写。如：一、“接受美学”和“文学生产”的观念。二、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三、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四、跨文类研究。研究一个作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文体。另外，还有跨学科的研究，例如对“记忆”的关注。“记忆”包括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对私领域的文类，如日记、书信等，不仅文学家注意，历史学家也注意。五、重视新材料。不仅要注意精英文化，通俗文艺的材料也值得重视。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下称《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前不久在武汉大学、黄冈师院举行。会议围绕着十八卷本《编年史》的出版及其意义、价值，围绕文学史的编写等主题。
该书总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说，这套编年史的编纂动机是：回顾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体文学史的写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于是，要编一套完整、系统的《中国文学编年史》。
《编年史》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时间段方面，在年、月、日之外，还设立了阶段和时代；便于考察文学史发展的某一个历史阶段和某一个历史时代。
其二，不仅重视作家的作品或他所做的事情，也重视他说过的话，重视他和友朋之间的通信记录。
其三，在政治、经济、军事史料之外，特别重视文化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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