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柏克保守主义代表地位的正是《反思法国大革命》。该书也是保守主义经典著作之一。他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成为了“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一方面，他道出了暴力革命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定律，另一方面，他又以保守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柏克定律”的历史警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政治文化传统，回到秩序和传统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发展。
作者简介：
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
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代表作有《与美国和解》、《反思法国大革命》。
目录：
第一部分
1反驳“革命协会”的权利观
“革命协会”根据其权利观赞同革命
反对第一项权利
反对第二项权利
反对第三项权利
2法国的错误选择
法国现状可悲
错误根源在国民议会的构成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3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英国的制度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第一部分
1反驳“革命协会”的权利观
“革命协会”根据其权利观赞同革命
反对第一项权利
反对第二项权利
反对第三项权利
2法国的错误选择
法国现状可悲
错误根源在国民议会的构成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3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英国的制度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
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
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微妙而复杂的技术
4古代文明和现代野蛮
理论家们好走极端
法国国王之暴死
当代的野蛮哲学
欧洲文明依赖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现代学术和古代传统
法国人信哲学，英国人信宗教
“我们”决心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
英国的国教体制
5批判法国对教会财产的剥夺
法国剥夺教会财产
这种剥夺背后的动力
这种剥夺是过分的
这种剥夺在财政上并不必要
这种剥夺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6法国并非必须革命
法国政体正在变成一种有害的寡头制
改良法国旧制度而非革命是可能的
新体制大有缺点
法国贵族的旧时状况
法国教士的旧时状况
抨击对教士的掠夺
第二部分
7法国国民议会强于破坏拙于建设
立法机构
执行机构
司法机构
军队
财政
8现状说明英国改良胜过法国革命
结语
译名对照表第一部分
敬爱的先生：
您乐于再度来函，且急切询问我关于近期法国新进展的想法。我不希望让您误会我认为自己的情感值得与其有所牵连。急切地交流或是阻挡对这些事件影响甚微。当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时，出于对您——仅您一人——的关心，我对是否表达自己的
想法产生了顾虑。在我有幸写给您并拖延再三终于发出的第一封信中，我没有提及或详细描写任何个人；此次亦然。我愿以我本人的名誉承担一切错误。
先生，您可以从我寄给您的长信中看出，我固然衷心期待法国能受到理性的自由精神的激励，并且相信贵国能通过一切正义的策略为这种精神提供一个持久的载体，以及一个可以让该精神发挥其作用的高效机构，但不幸的是，贵国近期的变化让我产生了几点实质性的怀疑。您在上一封信中曾猜测我可能会位居法国新近事态发展的赞成者之列。事实上他们受到的庄重的公共部门的鼓励主要来自两个伦敦的俱乐部，名曰宪法协会和革命协会。
诚然，我确实有幸属于多个俱乐部，而这些俱乐部对王国的宪法与光荣革命的原则都怀着至高的敬意；我确定自己正站在保护宪法和那些原则的纯粹性并为之效力的最前线上。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认为此举不应有所差失，这对我是十分必要的事。那些有志挖掘我们对光荣革命记忆的人们，那些高度重视着王国的宪法的人们，定会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那些在激情的掩盖之下频繁地彷徨于宪法和革命的原则之外的人，以及那些随时会背叛创建了宪法且指引了革命的那股坚定、严谨而审慎的精神的人。在我开始回答您的来信中那些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之前，我恳请能为您提供一些我所掌握的关于这两个俱乐部的信息——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以社团的身份对法国的事宜进行全面干涉。首先，我需要向您保证，我从不属于这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
我想先谈谈那个自称为“宪法协会”——或者是“宪法信息协会”，又或者是诸如此类名称——的组织。我相信这一组织已经存在了七八年了。这个协会的制度看上去是慈善性的，直至目前为止其本质应算是值得赞扬：该协会的会员出资支持出版书籍，这些书籍鲜有人会出钱购买，结果也就滞留在书商的手中，造成这些重要实体的巨大损失。至于是否有人带着善意诵读过这些慈善出版的书籍，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有些书可能被出口到了法国。在这里没有需求的货品，有可能在那边找到市场。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些书如何带来启迪的言论。我不敢讲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展现出多大程度的提升（据说有些酒在过了海之后都可以变得香醇），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或者至少知晓一些基本信息的人，褒奖过这个协会出版的书籍；而除了这个组织的某些成员外，也没人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带来了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果。
贵国的国民议会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看法恐怕与我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国家，法兰西似乎把全部感人的谢意都留给了革命协会；然而它的同伴组织，也就是宪法协会，只能略分得一杯羹而已。由于贵国将革命协会设定为感谢和褒奖的目标，那么我想你们也将能够原谅我将它近来的行为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法兰西国民议会正式接受了这个组织，以表达对其重要性的认可，而作为回报，革命协会也担起了国民议会在英国的委员会的职责，以推广国民议会的原则。自此之后，我们必须将协会的成员看作是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而非外交团体中无足重轻的小人物。这场革命竟是将光环赠予了身份不明者，将荣誉献给了德行难辨之人。直到近来我都怀疑自己之前是否真的知晓这个俱乐部的存在，也不认为任何该组织之外的人对其有所听闻。后来我经过查阅发现，有一群不知来自何种教派的持异议者一直都有一个传统，他们会在1688年光荣革命周年纪念那天到某个教堂里聆听讲道，然后在酒馆里齐聚一堂过完那一天，就像别的的俱乐部一样。但我并没听说这个组织的节日庆典过程会涉及任何公共政策，或是政治体系，更别说其他某国家的宪法精神了。直到有一次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以一种恭贺的方式向法国的国民议会表达了其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所宣称的旧有原则和行为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令我反感之处。我想或许有一些新成员出于某些目的加入了他们；又或许有些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家确实希望布施慈善，只是出于谨慎不希望暴露身份，便将此协会作为工具以完成他们虔诚的计划。不过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理由去怀疑这背后的暗箱操作，对这样的公共事务我也不能发表任何确定性的言论。
对于我本人而言，被认为与他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有所牵连，着实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诚然，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道，我也以自己的个人能力，对发生在古今任何地方包括罗马共和国或巴黎共和国的公共舞台上的、过往和当今的行动加以沉思；但我并无信徒的使命，作为一个特定国度的公民，我在某些程度上也受到了国家公众意愿的限制，我应该考虑到在没有本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自己至少不宜发表致实际存在的某个外国政府的正式的公开信件。
既然如此，我更不希望与这样一份意义不明的信件有所牵连，它会让不熟悉我们的人误会，仿佛它来自某些受到了王国法律承认的团体中的人物，他们的言论也仿佛表达了王国的某种意志。由于那些未经认可的描述含混不清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再加上它们带来了欺骗行为——这些行为显然不仅是形式上的，下议院定会驳回那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目标而进行的最为鬼祟的请愿，更不用说提出请愿的戏剧化场景：想象一下若是在英国，有些人堂而皇之地推开会议大厅的大门，排行列队地大踏步走进国民议会的会场，像一场仪式或是游行，更甚的是掌声雷动，就仿佛这支队伍是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代表。如果这个协会传递的只是一份辩词，那么这恐怕也很难显现出这辩词出自何人的手笔了。不论它来自何方，都不能增加或是减少其说服力。但他们所传递的是一份简单的投票和决议。它立足于权威——在此情况下所谓权威也仅仅是一些个人的权威，而这些人也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的签名在我看来本应签署在他们的法律文件之上。那么整个世界便可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同时也能够根据他们的知识、经历或者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来判断他们的意见究竟拥有多大价值。在我这样一个凡人看来，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有些过于细致而精明了，
那感觉太接近于一种在崇高奉献的名义下的政治诡计；若有人近距离审视这些行为，就会发现此俱乐部向公众宣称的重要性是名不副实的。这种策略甚似诈骗。
我斗胆认为我对受约束的自由的热爱不亚于这个协会中的任何一位绅士，无论他是何方神圣；而且或许我可以将我的公共行为作为我对此种自由的热爱的佐证。同时，我猜想我对任何异国的自由鲜有嫉妒之情，这一点亦是和那些绅士无异。但我无法挺身而出，直接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彰扬或是批判，就如同它们是某个赤裸裸立于面前的物体，被剥离了任何关系牵连，也不拥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特殊的情形（此次的情形中，有些绅士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会为现实中的每一个政治原则蒙上特殊的色彩，给它们带来彼此间相互区别的效果。正是这些情形造就了为人类带来益处或灾难的市民计划或政治策略。抽象地讲，政府与自由一样，本身是善的；但用常识来推断，10年前，我是否有可能并未做任何研究就草率地向法国建立的新政府表示恭贺之意，而对其政府的性质或是如何运行事实上并无清楚的概念；此刻，我又是否有可能祝贺同样一个国家获得了自由？难道只因为自由在抽象层面上意味着对人类的祝福，我就应该向一个从精神病院黑暗的囚室中、从对他的保护性限制中逃离出来的精神病患者表达我的庆贺之情，庆贺他终于得到了光明与自由？我是否应该恭喜一个越狱成功的拦路抢劫的强盗及杀人犯重获了他的自然权利？这简直就像是重新演绎了一次那些被判桨刑的罪犯与他们的英雄救星——那些侠胆柔肠的骑士1——之间的故事。
在我看来，自由的精神指引的行动需要强大原则的保障；在短时间内，这将是我对这一概念的全部所知。眼前疯狂的迷雾、凝固的空气，可谓是一团糟；但我们应该在最初的泡沫略有沉降、在酒液变得清澈、在我们可以对这混乱的表现进行深一步的
挖掘之前，先悬置我们的判断。在我有勇气对那些蒙受福佑的人们进行公开恭贺之前，我需要确定他们真正得到了这份赐福。恭维不仅会伤害接受者，也同样会伤害施予者；而谄媚对国王或百姓均非幸事。因此，我确实应暂时搁置自己对法国新获得的自由的恭祝，直至我明白这自由是如何与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直到我看到与之匹配的军队纪律与服从，看到行之有效且分配公平的税收制度，看到道德与宗教，看到财产的稳固，看到和平与秩序，看到文明的社交礼仪。这一切（用他们的方式来进行）都与自由一样有益；况且若没有这一切的存在，自由最终也不会对社会有所裨益，更是难以恒久。自由之于个体的效果，在于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之事；在我们冒险表示恭祝之前便将看到，他们想做的事有朝一日会转换为抱怨悔恨。当分离而隔绝的个人面对自由时，审慎会占到上风；但若是集体行为，自由便会成为权力。慎重的人在表达立场之前会先观察权力将应用于何处，尤其是要观察新的人群对新的权力的应用；而这群新人的原则、秉性、意向几乎无人通晓，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在每次变动中显得最为突出的人恐怕并非事情真正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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