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的构建上做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近代史的写作上也有开辟之功。
本书从清代早期的社会特征写起，一直写到抗战的结束，举凡近代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制度无不细致入微，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佳作。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著作宏富，有《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
目录：
第一编中国近世史前编
一、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二、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
三、中西的初期交涉
四、鸦片战争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五、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二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
一、总论
二、中西交涉之初期
三、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四、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
五、变动中之中国
六、国民政府之北伐
第三编中国近代史讲义
一、绪论第一编中国近世史前编
一、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二、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
三、中西的初期交涉
四、鸦片战争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五、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二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
一、总论
二、中西交涉之初期
三、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四、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
五、变动中之中国
六、国民政府之北伐
第三编中国近代史讲义
一、绪论
二、中西交通之始
三、传教之始
四、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
五、清代之盛衰
六、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七、道光以前烟禁
八、烧烟及中英战事
九、江宁和议
十、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十一、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十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十三、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十四、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十五、同光中俄交涉
十六、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十七、各国立约交涉仃2
十八、革新之渐
十九、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
二十、英人《芝罘条约》
二十一、法越之役
二十二、英缅之役
二十三、英谋西藏
二十四、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
二十五、港湾之租借
二十六、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二十七、俄占东三省及日俄之战
二十八、清末外交情势
二十九、改革政体之动机
三十、清之亡及民国成立
三十一、民国以来之政局
三十二、民国以来之外交
三十三、抗战和建国
三十四、“九一八”之役
三十五、“七七”及“八一三”之役
三十六、东西战事的汇合
三十七、战争的胜利
三十八、敌寇的降伏
三十九、实施宪政和中苏交涉
四十、目前的情形和未来的展望
第四编日俄战争
一、东北形势总论
二、日俄开战之原因
三、日俄战前之交涉
四、日俄两国战前之形势
五、日俄战事上
六、日俄战事下
七、日俄和议
八、日俄战争与中国之关系
九、日俄战役之结果及战后情势之变迁
十、结论
第五编国耻小史
一、现在对外情形
二、欧洲各国之形势及其东来之历史
三、英国两次遣使
四、鸦片之输入
五、鸦片战争
六、广州之役
七、京师初陷
八、中俄伊犁交涉
九、法据安南
十、英灭缅甸及暹罗独立
十一、中日之战
十二、中俄密约及各国租借军港
十三、京师再陷
十四、日俄之战及朝鲜灭亡
十五、英兵人西藏
第六篇中国近世文化史
一、商业篇
二、财产篇
三、征榷篇
四、官制篇
五、选举篇
六、刑法篇
七、学校篇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
吕思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的构建上做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近代史的写作上也有开辟之功。吕思勉写史的特点：一是传承传统的史学理念，鉴往世兴衰，考当今得失，因此著史特别有时代感，总是立足于当下，阐述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二是立足于客观的情势，同情地理解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揭示历史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不求全责备，也不拔高历史人物，因此显得客观公允。他的书是我们客观地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一、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转变，伟大的转变!
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则人与环境，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们知道：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谓适应，无非是改变自己，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如此，则非待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这是何等艰难的事?人则不然，不但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环境，使与自己适合。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还能控制环境。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人类，很难说有无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时代，亦是如此。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汉唐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而我们的身体，则和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并无不同(欧洲考古学家证明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不论如何野蛮社会里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而无愧色，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
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经造成以后，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其结果，自然更其差异了。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为什么不如环境变迁这么快呢?那是由于，(一)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二)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使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习故(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中国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道：“《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王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制为定法，以治天下，其说原无误缪。但在小国寡民之世，事务简单，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广土众民之世，就断无法悉知悉见了，悉知尚且不能，何况加以研究，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对于一切事情，无不明白，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众人而共同研究，则不能谓其智不及此，我们的误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于研究。(二)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因其规模比较大，研究的人数比较多，人选亦比较适宜，其成绩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发现的，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不足以语于此)。于是环境变迁了，人还是茫然不觉。(三)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这种人，往往头脑顽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以全体的利益论，在某时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而这种人的私利，都是藉旧制度为护持的。因为和其私利冲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连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旧制度为适宜，遂至尽力以反对新制度，保存旧制度。因为此等人，在社会上是有力分子，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如此，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这是何等艰难的事?
文化的兴起，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所谓环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就理论上言)。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为的因素则不然，其变迁往往甚剧，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能改变则更臻兴盛，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大概都是这种因素。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即甲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可以为乙社会所仿效，乙社会之方法，可为甲社会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间，较优的社会，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而较劣的社会，亦恒欣然乐于接受。此等现象的由来，我们除掉说：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无解释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变，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实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爱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应当迅速的互相传播，各地方很快的风同道一；而全人类的文化，也因之日进无疆了。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事。
当盛衰兴亡，迫于眉睫，非大改变其文化，不能控制环境，以谋兴盛而避衰亡之时，其能否改变，改变之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所谓能否改变，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若不为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时间尽着延长，是没有什么民族，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仍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
因为自然的环境，不会急变，急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所谓交通，非普通所谓往来之义。世界上无论如何隔绝的区域，和别一区域直接或间接的往来，怕总是有的，但是此等偶尔的往来，并不能使该区域中的文化，发生需要改变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乃指因两造的往来，使其中的两造或一造，所处的环境，为之改变，达于非改变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达于此程度，虽日日往来，亦不相干。准此以谈，则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
1．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
2．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
3．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
第一时期的界限，截至新室灭亡以前，寻常都以秦的统一为古今的大界，其实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从根本上讲，则社会组织的关系，实远较政治组织为大。中国在古代，本有一种部族公产的组织，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都极为安和，此种文化，因交通范围的扩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坏了。但其和亲康乐的情形，永为后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复他，因为昔人不明于社会组织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因此，自东周至前汉之末，此种运动垂六七百年(此不过约略之辞，实际上此等运动，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过在西周以前，史料缺乏，无可征信罢了)，而终于无成。自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以为社会的组织，能影响于人心，反以为人心的观念，实造成社会的组织，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学思想，是颇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极浓厚；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遂先后输入，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合同而化，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发达到后来，离现实太远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学，欲起而矫其弊。然其第一时期以观念为根本，第二时期承认现社会的组织为天经地义，还是一样的。所以理学代佛学，在社会上并不起什么变化。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到现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为什么要进为统一的大国?统一以后，为什么还要与域外之国相往来，都是受这一个原理的支配。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亦时时在改变之中，迄于今而犹未已。
转变，伟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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