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事件、社会背景等多方面深刻剖析中国历代王朝从昌盛走向衰落的原因。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分析透彻。作者多为史学界名家，如：马立诚雷颐刘刚李冬君等。
作者简介：
本书由《同舟共进》杂志社策划，主编：王家声、应春山、孙宏光、郭芙秀。
《同舟共进》杂志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近年来，《同舟共进》团结和汇聚一批高端作者，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2009年10月，《同舟共进》获"首届中国新锐大奖"之"年度媒体奖"。大奖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同舟共进》"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言论旗帜。《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
目录：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清朝：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十八世纪谁是“世界首富”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子》
朱元璋如何“发动群众？反贪
功臣是用来杀的
看尽西风要槿花——刘伯温的生命际遇
嘉靖与杨慎
……
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
从三位商人看两千年民间社会
知县权与责：皇权时代的政治难题 被拖垮的王朝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郑连根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清朝：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陶短房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责推给袁世凯，认为清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倘非袁逼宫在先，攘夺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也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还有“外因说”、“财政说”等。
但俗话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时相互纠结的各个利益集团。
十八世纪谁是“世界首富”刘刚李冬君
18世纪谁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厮？那厮不过是马前卒，他家的银子被抄后搬哪儿，是国库吗？不是，都搬到内务府去，你说谁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儿寿终正寝，这出戏也该结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儿子抄家去！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张宏杰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
然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子》张宏杰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纵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翻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朱元璋如何“发动群众”反贪张宏杰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者，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归根结底：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
功臣是用来杀的谭伯牛
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看尽西风木槿花——刘伯温的生命际遇熊召政
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出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迈群雄，是值得辅佐之人。他的遗憾之处，在于对“伴君如伴虎”认识不足。他不是不懂，他知道多疑与侥幸之人不可共谋国事，但他已将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随朱元璋效命王政。在这条路上，他走了15年。这条路既辉煌灿烂，又残酷凄冷；既轰轰烈烈，又战战兢兢。
嘉靖与杨慎熊召政
嘉靖与杨慎，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一个代表政统，一个代表道统。两人都拒绝和解，拒绝屈服，都在与时间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恩怨尽时封疆危日——张居正二三事方舟子
张居正的才干无人可否认，舆论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质上打转。既然在忠与孝、国与身中选择了前者，最后也就只有在佛家教义中找到精神解脱了：“如人火聚，得清凉门。”在熊熊烈火中想象出—个清凉世界。
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干净净，国破家亡之际，崇祯才明白了张居正的好处，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给张居正彻底平了反。
明英宗?于谦?小南城凌力
英字，用以状物，则有英风、英物、英华、英灵之称，用以写入，则有英雄、英俊、英伟、英睿、英明之谓，但哪一个能加到朱祁镇头上呢？他的后人不知是怎么想的，拿这么美的字形容一贯昏庸的前辈，直是形同嘲讽，授人以笑柄了。
崇祯的“扑满”人格孙玉祥
明末那个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你要在他亡国之前送他老人家一个扑满，他准以为你是在恭维他勤俭治国，善于理财。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善于积攒只进不出的扑满。史书就记载此君“日理平台，勤于政事”，还说他“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就是说，他一门心思都用在如何敛财，怎样把天下的钱财就装在国库——其实就是他私人的钱罐子里。
崇祯的经济改革王国华
越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政府就越要与民争利；越是与民争利，政治就越走向腐败。饮鸩止渴，本为延缓生命，而实际上却加速了死亡的进程。
内廷混乱至此，社会困顿至此，崇祯的经济改革最终没能成功，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从福王之死看“明朝亡于万历”聂作平
当万历在做一个最优秀最仁慈的父亲时，他对他们朱家江山的伤害却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
最应该知道这个故事的首推富二代。建议有关部门把朱常洵的遭遇写进课本，必读对象为富二代。
宋王朝的极端政治何仁勇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而如今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北宋的一副鸩药刘诚龙
王公的改革打的是为皇家百姓理财的旗号：均天下之财，使天下无贫。撇开“政治体制”障碍，从“经济体制”着手，其实矛头所指仍是范公之目标：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王公改革虽有最大的当权派神宗支持，但在祖宗之法与儒家正统面前，皇上本人也扛不住了。
北宋强烈的“官”念。这副鸩药，不仅令北宋中毒至深，就是后世也深受其害，像范公王公那样的一代改革家尚不能找到有效的解药。解药在哪里？这可能是千年以降的“天问”。
北宋晚期的一次“大折腾”秦海
北宋灭亡当然不全由这一场“窝里斗”所造成，但肯定同长达10年对“奸党”的整肃有密切的关系。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实，灭北宋者，亦非金人也——实乃北宋自己，乃长达10年的内斗“大折腾”。
严嵩的末日方舟子
抄家之后严嵩的去向，各家说法不一，或说他寄食故旧，或说他寄食野寺，或说他和孙子住在关公庙，到处打游击找人讨口饭吃。他是哪一年死的，说法也不同。死后没钱买棺材下葬，也没人吊唁，直到万历初年，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当国，才吩咐分宜县县令收拾严嵩尸骨备棺埋葬。
至于徐阶的结局，也并不怎么美妙，三个儿子被逮充军，田产充公，若不是张居正极力维护，说不定也落得个跟严嵩一样的下场。
在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内阁纷争中，只有皇帝才是最后的赢家。
外戚史话李国文
用大量柏木围绕棺椁，整齐排列的“黄肠题凑”，是一种极高规格的汉代葬礼，从挖掘的汉墓可知，必须是地位很高的人方能享受。梁商一门三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追封恭怀皇后：一位是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后来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怎么超规格埋葬，都不算过分。但梁商的要求葬事从俭的遗言，也表明他虽位高权重，但还有外戚的自知之明。
康熙讲崇祯的笑话李国文
康熙晚年国库虚空。等到雍正接班上台，康熙留给他的固定资产，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但只有区区七百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是想法搞钱，苦熬苦挣，精打细算，才有了五千万两存银的积累。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康熙最看不上的那个崇祯，当他在景山上吊的时候，他国库里的存银，是康熙死时的十倍，为七千万两．比雍正的五千万两还多出许多。看来，姓朱的亡国之君，要比姓爱新觉罗的这两父子，号称盛世帝王的康熙、雍正，捆在一起，腰还更粗一些呢！
说别人的笑话，最好别让别人再讲自己的笑话。
宋代冗官成灾的史鉴耿法
官吏的冗滥，为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官商勾结并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公害，如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有宋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连对辽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灭亡。
曾国藩：为政在养活细民李吉奎
为政经纬万端，轻重缓急，又岂止在养活细民。然而，任官治官，自有常典；养民抚民，须知民瘼。东西不能易位，本末不可倒置。细民是社会的基本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此千古不磨之真理。草芥细民，殷鉴不远。“养活细民”之义大矣哉，临渊履薄，为政者不可须臾忘也。
假如光绪帝能多活一天谭伯牛
嘉庆给载湉的教训：对慈禧皇太后，一句坏话都不要讲。斯人已矣，鞭其尸，锉其骨，扬其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人小瞧了自个儿，留下气量狭小的口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树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国势越危，越要树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乱臣贼子”？皇太后那么英明伟大，国家却是这个球样，不教所谓先朝老臣负责，难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自然而然，名正言顺，载湉着手开展第二项工作：打击保守势力，推行政治改革——严格说，应是继续推行由慈禧定调并已施行数年的“晚清新政”。略为比较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的项目，即知后者改革的广度深度强度都远超前者。当然，推行新政本意为加强统治，孰料加速了灭亡，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属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别无解决方案。
从思想者到阴谋家——洪秀全的演变刘刚李冬君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用思想的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
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秀全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提不出新的纲领。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洪秀全，终于从思想者堕落为阴谋家，而以加速度自取灭亡。
公祭刘光第：哀荣背后的玄机聂作平
今天的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当时的维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实，每个时代能看清时局的人总是极少数，而芸芸众生往往属于盲视的大多数。一个令人喟叹的情节是，当“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场时，周围那些踮起脚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们扔白菜帮子——主要扔向了谭嗣同，其次是康广仁，至于刘光第，则几乎没有人把他当作目标。显然，在这些草民眼里，谭和康不是变法维新的改革派，而是理当千刀万剐的乱党；至于刘光第和杨锐，就像民间所谓“痛脚连着好脚”一样，是受了牵连而冤死的——京师吏民尚如此认识，何况刘光第故乡的父老乡亲呢？
清末立宪运动的警示郑连根
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是“分权”。清末新政中的政改非但没有“分权”，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权之实。这样的“改革”怎能不遭唾弃？“皇族内阁”成立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随着大清帝国的轰然坍塌，所谓的“立宪”计划自然随之失败。
在变化了的时局面前，不改革不行，改革太慢也不行，打着改革的旗号骗人更不行，这便是清末“立宪”运动重要的警示。
民初外交部的“可儿”青溪子
睽隔百年，世局沧桑，如今的现实生活里，显然还有当初“余厨子”这等脚色的身影，并且，彼们搬演“可儿”的心机与手段早已“与时俱进”，现代化了——人们可曾戒惕？
“门子”的手段青溪子
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门子是晚清肌体最末端的细胞，但它所揭示的信息，却不乏沉重的警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欲肌体鲜活、强壮，生机不竭，诚有赖于全身细胞的不断新陈代谢，抗御疾病，保持健康。如若它有一部分组织或器官的细胞感染了病毒，未能及时、有效地根治，天长日久，这部分组织或器官腐坏，又播传毒素，侵噬周遭，腐化其他，终将使得整个肌体全受感染，腐败而亡。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家国大厦轰然垮塌之日，也就不远了。
清朝之走到覆亡，不就是循着这样的轨迹么？
出类拔萃三县令凌力
中国历史上生活着的芸芸众生，所求无多，不过安居乐业四字而已，故而特别善良，特别能忍耐，也就特别好欺负，惯出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县太爷以及各色各样的老爷少爷小爷大爷。于是，萧结、何易于、杨德干等人便出类拔萃了；于是，连稍有惭愧不安和无奈之心的上司们，也显得凤毛麟角般可贵了。
“戏子帝王”李国文
未完全成为败将之前的李存勖，至少成功地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一是兑现三矢遗愿的继承者，二是智勇双全的统军者，三是李唐王朝得以不灭的兴复者。然而，冲昏头脑的胜利恶性膨胀了其惰性，旧唐王朝劫后残余的宫廷嬖幸腐化了他的道德底线，于是，李存勖彻底蜕化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戏子皇帝”。此为他的第一败。伶人左右国政，朝堂遂不成体统。此为他的第二败。中原连年大旱，士兵的妻子儿女都成饿殍，李存勖的妻子刘玉娘握有大把金银，却吝于救赎，于是，军心涣散，士卒哗变。此为他的第三败。
选贤任能乃千古难题——科举利弊的再思考洪振快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它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张宏杰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为什么说古人只是勉强活着王学泰
权利和权力的内涵与外延迥然不同，一个软，一个硬；一个虚，一个实；一个为多数人拥有，一个为少数人掌握……权利实在起来、坚挺起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保障。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大多失败马立诚雷颐
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由此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李扬帆
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中国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不知；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仍知之甚少。藉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对大陆的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李鸿章时代才开始从扭转朝贡体系的意识、建立与日本的平等民族国家关系出发，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惜乎为时已晚，可谓千古遗憾。这遗憾留下的唯一启示是一句大俗话：请别漠视你的对手。
从三位商人看两千年民间社会十年砍柴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两条相辅相成的脉络：一条是私营经?济不断壮大，一条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正是这两股力量，不断促进着民间社会的良性发展，使中国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
知县权与责：皇权时代的政治难题十年砍柴
由于不可能根本改变各级地方官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的制度，也即没有进化到真正主权在民的宪政国家，这样仅仅在控制技术层面的修补，无法突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换代循环。民众对一个个新王朝从寄予希望到失望，再到推翻它，两千年来都在重演，无非每场戏有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而知州、知县这类基层的、直接管理百姓的朝廷命官，其残民害民也成为帝制时代不可能解决的政治难题。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郑连根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荣耀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汉朝的“权力偏房”。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逊色，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位居高官，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须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拥众十万”。这些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势自然更大。据史料记载，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强掠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敢违逆。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件好事，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监擅权虽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但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无子女，但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鱼肉地方、横行霸道，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通常都会招致诬陷、罢免甚至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够长久？
再看官僚体系。若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陶短房
清朝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它的覆灭，标志着中国皇权时代的结束。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责推给袁世凯，认为清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倘非袁逼宫在先，攘夺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也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还有“外因说”、“财政说”等。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俗话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时相互纠结的各个利益集团。
政治：从大一统到“十八个小国”
1900年庚子之变，清朝惨败在八国联军之手，丧失了大量主权，也让原本尚对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数国民因绝望转而同情革命。康有为曾尖锐地指出，清朝内部四分五裂，各省仿佛“十八小国”，是造成主场作战、军力占优的清军一败涂地的关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统治最牢固、中央集权最完整的朝代。但到了清代，被称为“中枢”的军机处实际上已成为代皇帝票拟意见、向皇帝提供顾问的大秘书班子；地方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权力重叠，相互牵制，又被皇帝通过“密折”、“纠举”等谍报网严密监视。不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约一下皇权的监察体系——御史台，以及意见部门——台谏官员，在皇权的压迫下，也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太平天国血泊中兴起的、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新兴权贵集团夺取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实权。等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试图重建旧的中央集权体制，却遭到顽强抵抗。这种较量的结果，使得“同治中兴”仅表面上恢复了旧制，而实际上权力结构已悄然生变。同治朝之后，并非湘淮集团核心人物的广东人骆秉章依靠湘淮军的支持，就可以“易置提镇，庭见两司”，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就可想而知了。
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抵制，导致清朝后期事权不一，中央政府实力孱弱，无法在内政、外交等层面保持统一协调。为了与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对抗，清廷千方百计扶持皇族、八旗贵族，同治时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门”——总理衙门，始终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端王的儿子），试图废黜光绪；庚子国变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实行内阁制。后来成立的内阁，12名阁员中皇族、贵族占了3/4，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些被提拔、信用的满族贵族，又形成了满族、皇族利益集团，他们同样出于一己私利，与地方实权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顾全局，拆对方的台。甲午战后，端王集团为确保自身获得执政权，更为“大阿哥”能够早日当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汉族权贵集团，一面不惜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情绪，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酿成八国联军之役。为了夺权，他们不顾国际法，调动军队围攻使馆区；不仅杀死反对派大臣许景澄等，还将义和团引入皇宫，试图趁乱杀死光绪。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原本理直气壮的反侵略运动变味，最终引狼入室，让清朝丧失了最后一点元气。
战后，这些满清权贵并未汲取教训，1906年的改制，他们照样要抢“大头”，不论办洋务、办新军还是出国考察，领衔的几乎都是八旗贵胄。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清廷建立了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同样把汉族权贵排斥在边缘甚至圈外。
耐人寻味的是，满清权贵集团在汉族权贵中却拥有一个同盟军：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这些人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他们对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也念念不忘，担心这些“国本”动摇，令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变成问号。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倭仁等，成为与满清贵族集团结盟、与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清流派的联盟，它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与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军事：从“皇军”到私兵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八旗军（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主力驻扎京城）和绿营（由汉族组成，人数众多而分散，控扼全国各地）组成。
然而，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及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关键。
所谓厘金，指地方军政首长有权设立关卡，从各项交易中征收额外税款，以补充军事需要。厘金制度的推广造成中国大地上关卡林立，层层盘剥导致商业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严重的是，因为有了厘金这个法宝，地方实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财政，自己养兵。自1863年起，湘淮军相继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掀起洋务运动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和可观的军事工业。但这些国防项目却因为厘金制的普及和财政的地方化，几乎都被地方实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廷竟没有一个直属中央的军工厂。各地自行其是的结果，不但造成中国军队“勇怯不一，枪械异式”，无法发挥合力，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也让战后军力的恢复变得十分缓慢、困难。
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兵”，即本省军费开支。这种省内军事开支主要起到对内镇压、控制作用，对国防意义很小。全盛时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14%的厘金收入，却被用于和国防无关的军事用度，清末军费捉襟见肘，国防废弛，又何足为奇。
对于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清廷始终是抵制的。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朝廷就压迫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但地方势力已成，中央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以及满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白白养了庞大的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系。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清廷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过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协调不力。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鸿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赐。
国防战略思想也同样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争的牵制。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的结果。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对新政的扭曲
应该承认，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抚，危机意识还是比较重的，几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下，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开展的救亡图存是洋务运动，但在实施过程中，满清权贵和清流派为争夺控制权，对汉族实力派百般掣肘，汉族实力派内部也为了势力划分相互争权夺利。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建设项目”，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如当年外国报章所评，不过是“一堆精致而昂贵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已不合时宜，这点除了少数顽固的清流派，满汉上层大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改变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几百万“功名之士”和几千万读书人“功名路断”，导致这些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挠。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热烈讨论的废八股，居然直到1905年才落实，此时离辛亥革命只剩6年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缺乏现代军事人才是关键，并派出大量留学生赴欧美深造。但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唯恐“洋学生”留学归来，夺取他们的晋升机会，在制定规则时故意压低留学生待遇，规定留学归来、学满预定年份的军事留学生，只能被任命为守备以下的低级军官，而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又不顾这些规定，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这种混乱做法，显然只能增大留学生对清廷的离心力，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了革命军的中坚，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种种新政，无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博弈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湘乡兴办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兴办新学”的编制和号召，实施过程中却加以干涉，定下“非湘乡人不录取”的陋规，离湘乡不远的湘潭人毛泽东也望门而不得入，最终不得不假造籍贯入学。被称为“亡清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背后，是路权之争，而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评汉朝、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甚至说“汉明亡于党争”。为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对党争百般打击、高度警惕，雍正甚至亲自撰写《朋党论》，对主张“君子无朋党（意思是君子即使聚集在一起，也不是朋党），是道义之合”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口诛笔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倾轧、内耗，比东汉、晚唐、明末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可谓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老大帝国”
十八世纪谁是“世界首富”
刘刚李冬君
白银都流哪儿去了？全世界都在问，不光中国。
英国人说，都流到中国去了——通过贸易逆差。为此，1792年，他们派了马嘎尔尼来中国，想改变一下状况。
马氏来华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市场经济原则，要求东西方以此原则扩大通商；还有一样，便是军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顺便推销军火，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本质。
可天朝对此不感兴趣。天朝不是虚的，天朝无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场经济样式。以此样式加于世界并证明其合理的是欧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样式的却是中国。早在宋代，中国就有市场经济样式的海外贸易。如果马嘎尔尼那时来中国就会看到，有20多处贸易港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四路”——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路。不像清朝只开了广州一处，所设的粤海关，还被当作“天子南库”。
市场经济曾经发达，但市场原则却未确立，为什么？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难以突破大一统的王权，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指令性权力支配经济的局面。
市场原则能在欧洲确立起来是因为各国独立，形成“小国寡民”，因而资源匮乏，依赖市场，这就令市场大于国家，市民多于国民，使得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13世纪就萌芽了。约15世纪，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近代国家围绕它而兴起。
反观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戴逸《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时，中国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国仅占17％。还说，唐宋以后，直到18世纪，中国经济实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的格局。然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足以动摇天朝体系，可天朝还被蒙在鼓里。马嘎尔尼来中国时，正是英国全面战胜荷兰，作为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崛起之时，而晚清丝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竟然只开粤海关一口与海外贸易。即便如此，它撑着天朝的架子，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马嘎尔尼也好，乾隆也罢，他们都没有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产生怀疑，一个极力想把本国的贸易捆绑在这个经济体上，一个以天朝口吻拒绝自由贸易。
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不过，那时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还不是海外之夷，起码还没意识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国民间海权重新崛起。民间海权，那是反清复明的发动机，而英夷当年就与代表民间海权的郑氏缔约，所以要限制对英夷贸易。
还有更深层的理由：王权之下，家国不分。例如粤海关，康熙帝设立，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开一口。康熙初设海关时，设了四处，且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
对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隐私，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1125.96两，出关规礼38项，收银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抽0.054两，后来抽到0.06两。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家天下”。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100万两，“规礼”所得，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
粤海关收入，“正课”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但王权之下，家国一体化，但凡王权所得，无不合法，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的范围，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监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之行，主要是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为世界首富，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无论你多大的官，都得从它胯下过去，当然是以“纳税”的名义。“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只有人头不纳税！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可税关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为了省事，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极尽刁难之能事。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难处。皇家开销大，皇帝难免有捉襟见肘时，又不好动用国家财政，往往有苦难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钱，不动国库还总有钱花，这就可见和珅的功夫了。自从和珅将户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两个职位一肩挑，皇上从此不差钱。万岁寿诞，和珅发起“奉献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奉献”，一场寿诞办下来，创收不少。还有经常项目，如“折罪银”一项，也源源不断流入内务府。用银两可以折罪，还是经常项目，能不大开罪源、广立罪人？以罪源为财源，天下安得不乱？！
内务府还有田庄和钱庄，这些也都由和珅经营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钱，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来不问，花剩的钱任由和珅折腾。和珅以内务府的名义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一片金天银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里，却睁只眼闭只眼。和珅是财迷，哪有老皇帝远虑？皇帝有皇帝的算计：让你和珅去算计天下人的银子，我只算计你一人的银子。要贪任你，你贪了一辈子还不够我抄家一次。数以亿计的银子让我自己去弄来，天下人还不将我骂死？让你去弄，弄得你身败名裂时，我再来收拾你。我下不了手，还有儿子，让我儿子抄了你，为我儿新朝奠基。那时，没有人会骂我，只会骂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
做皇帝不能养廉，要养贪，养廉养得大家都穷了，做官还有什么意思？连自己都没银子花了，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要养贪，一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儿手里。搞得民怨沸腾了，再来个反贪倡廉，人民更加拥护，像敲木鱼一样，从贪官头上敲出一笔又一笔，人民夸着好皇帝，连尧、舜、禹也不过如此……
顺便说句，18世纪谁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厮？那厮不过是马前卒，他家的银子被抄后搬哪儿，是国库吗？不是，都搬到内务府去，你说谁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儿寿终正寝，这出戏也该结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儿子抄家去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张宏杰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论者多以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
硬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翻，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杀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张士诚）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他自己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一直是朱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但朱元璋却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臣们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就不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再加上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识分子已入其彀，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他遂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先来看看高启。高启乃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刚建国不久,他需要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到了洪武七年，局势已经彻底安定。这一年高启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们大都也没有好下场：诗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父子亦坐死”；大诗人孙蒉，因为曾给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仅仅因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胡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历史上的圣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子》
张宏杰
“罢孟”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也提倡孔孟之道，但是说实话，由于军政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并没有系统研读。如今天下已定，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眉头越皱越紧。终于，把书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那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与老百姓和国家相比，国君最不重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若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此命一下，举朝哗然。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朱元璋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罪处死。
大家立马静下来了，谁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英勇不屈，楞往里闯。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钱唐舍命闯关，也让他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删孟”
配享是恢复了，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能听任《孟子》里的大量毒素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85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这种删节虽有些可笑，但从专制帝王的心理出发，倒也可以理解。
可也有一些删节，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连同“五亩之宅”之类的话一起删掉了。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施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批评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颂元
其实在删孟前，朱元璋还做过一些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统治者的罪恶。可朱元璋却并没有这样做。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也一概予以尊礼，封很高的爵位，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无道，颂扬洪武皇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但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并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朱元璋还从个人感情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下，他父亲朱五四到处迁徙，终于落得饥饿而死，朱元璋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按理，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天命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这两件事贯穿着同一个意图：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
朱元璋初登皇位，内心有点没底：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究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他认为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
所以，朱元璋要大力提倡“天命论”，就是“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证明它的唯一证据，就是谁最终得了天下。朱元璋的“天命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成王败寇。只要一个人打得了天下，那就证明他拥有天命，别管什么出身、什么手段。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之助吗？这样，朱元璋就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合乎天命。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天下。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起义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朱元璋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事实上，在新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四处镇压自己根据地内的农民起义了。
推翻旧王朝时，他当然可以大喊造翻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翻，更不能起义。这个弯可不太好转。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玩笑，此乃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朱元璋认为，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但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几十年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更何况，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元朝，毕竟是吃过饱饭的：“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充满愤怒，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而要从“实用”与否的角度考虑。他如此礼敬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礼敬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
“殃归首乱”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遇到了一点难题：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翻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翻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翻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翻。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纵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翻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世间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要为他服务。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朱元璋如何“发动群众”反贪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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