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德国是怎么走向战争？”的问题，讲述了德国的外交和当时的国际政治风云。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或者称威廉德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不像后来纳粹德国那样经过极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的整肃，威廉德国在社会生活领域比较包容，政治体制方面又充满矛盾。它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但安全环境十分复杂而脆弱。物质上在高歌猛进，精神方面却日趋急躁和浅薄，即使是它的知识界也在国家发展带来的亢奋中走向非理性，从而使得群众性的非理性也带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色彩。如果说人性的弱点也是国家的弱点，那么威廉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大国崛起的各个案例中，威廉德国作为一个失败的经典案例，更是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作者简介：
徐弃郁，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安全政策的研究与咨询工作。“中美杰出青年论坛”成员、国防部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第十一届全国青联委员。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低姿态的崛起
新帝国的脆弱性
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
“战争在望”危机
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
第二章“主动塑造”与大战略的构筑
大思路的设计——基辛根口述备忘录
俾斯麦结盟的开始
结盟的扩展
德国的政策与英法关系破裂
外交的支撑与补足——军队和军事战略
前言
第一章低姿态的崛起
新帝国的脆弱性
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
“战争在望”危机
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
第二章“主动塑造”与大战略的构筑
大思路的设计——基辛根口述备忘录
俾斯麦结盟的开始
结盟的扩展
德国的政策与英法关系破裂
外交的支撑与补足——军队和军事战略
第三章维持大战略的努力
社会潮流的冲击
俾斯麦的海外殖民
保加利亚危机
德俄“再保险”条约与两次地中海协定
俾斯麦时期德国大战略的简短评价
第四章“后俾斯麦时代”的开始
外交“新路线”
“新路线”的后果
“新路线”的终结与“大陆联盟”幻想
“克鲁格电报”事件
第五章体制、社会、民意与大战略
决策体制的制约
社会变迁与“卡特尔化”结构
民意的冲击
第六章从“世界政策”到“被包围”
“世界政策”的开始
外交上的中间路线1897—1904
从英法协约到阿尔黑西拉斯会议
英俄协约与德国“被包围”
第七章海权偏执
德国“大海军”建设的源起与理论
第一、二次海军法案及其影响
“无畏舰竞赛”与英德海军竞赛的全面展开
“蒂尔皮茨计划”的最后阶段
第八章大战略的退出——“施利芬计划”
“施利芬计划”的形成
“施利芬计划”的问题及其战略含义
“施利芬计划”与德国军事思维的偏执化
第九章通向世界大战的危机处理1908—1914
波斯尼亚危机及其后果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七月危机与大战爆发统一以后，德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陆军力量，其军队的组织结构，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模仿对象。
这样的军事力量无疑为德国外交提供了强大资本，使德国人在这方面底气十足。奥匈驻德大使就写了他在统一后与一个普鲁士官员的对话，当他问那个官员对未来欧洲均势的看法时，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拥有的一百万士兵就是未来的均势。”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德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内部容易相互掣肘。以普鲁士陆军部为例，该部主要负责全德军事行政方面工作（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这三个邦有自己的陆军部），包括军队人事、动员，同时负责监督总参谋部、军事院校和后勤部门。陆军部长官——陆军大臣既要以军官的身份宣誓效忠于国王并负有保证王室指挥权完整的义务，又要以普鲁士大臣的身份宣誓效忠宪法并在邦议会（Landstag）中对与军队有关的事务负责。因此，两种身份时常冲突。当然，在帝国的框架下，普鲁士陆军大臣的工作就更难干，原因在于：第一，没有帝国陆军大臣这一职务。第二，俾斯麦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但他不管军队。因此，只能由普鲁士陆军大臣来就帝国的军队事务代表政府与国会打交道，接受国会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陆军部，特别是陆军大臣在国会眼中是军方代表，而在军队其他机构（主要是总参谋部和陆军内阁）眼中则是代表着政府和国会，极力限制其权力，从而使陆军部与总参谋部、陆军内阁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另一方面，德国军队又有自己独特的军事文化，独立性很强。从国家层面来看，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顶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
在军队内部，“军官团”又构成核心，军官之间有着自身的等级、惯例和规则，形成一个紧密的、封闭的集团，只向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效忠，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御林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缺乏法律和制度约束、只服从一人的情况也并非绝对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国王或者皇帝不可能过问军队全部事务，这样军队事务往往由几个高级军官把持，或者说是由军官团实际掌握。1897年12月15日，德皇威廉二世造访早已下台的俾斯麦，行将就木的老宰相对年轻的皇帝提出了他最后的告诫：“只要您掌握了军官团，您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情况不再如此，那么就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事实上，威廉二世的确没能做到这一点，1918年时正是德国军官团的主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把威廉二世赶下了台。
这样一支军队与政府之间关系必然不会很顺，军事与外交之间也常有冲突。早在统一战争时期，俾斯麦与军队之间就已经出现摩擦。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军队将领们与俾斯麦关于要不要在萨多瓦大捷后进军维也纳进行了争吵。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军队将领，特别是任普鲁士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即老毛奇）也与俾斯麦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普鲁士王太子深为不安，试图调和两人关系，但很不成功。俾斯麦在一封信中向他的妻子抱怨：“这些军人先生们让我的工作难做极了！他们插手我的事并把它们弄糟，而我却不得不负这个责任！”但从老毛奇的角度来说，他是战场上的实际统帅，他必须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必须为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负责。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军事计划要被政治和外交考虑所干扰。
老毛奇与俾斯麦这种冲突自然会延续到德国统一以后，其根源并不是两人的关系或是老毛奇对俾斯麦个人的看法，而是在于老毛奇的观念。老毛奇虽然自认为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原则上赞成“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种观点。在1869年颁发的“对高级指挥官训令”中，老毛奇还专门强调：“战争的目标在于用武力贯彻政府的政策。”但是，关于战争过程中军事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毛奇与克劳塞维茨却有很大分歧。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即使在战争过程中战略也应服从政治，但毛奇则更加强调战略的独立性：“战争艺术的首要任务和权利在于阻止政治提出违反战争本质的要求。”
在其撰写的《论战略》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政治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在冲突的开端和结束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避免在战争进程中提高要求或满足于一场不完全的胜利……战略只能追求现有手段所能允许达到的最高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最好地服务政治，只为政治的目标服务，但在行动过程中却独立于政治。”
在俾斯麦任帝国宰相期间，军方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问题上。在1875“战争在望”危机中，毛奇和总参谋部就考虑对法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被俾斯麦制止。在1887—1888年“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军方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倾向再次出现（这次是针对俄国），而且力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拥有独特地位和影响力的俾斯麦，也常常需要通过激烈的努力才能保证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基本协调。所以，军队与政府的这种协调在德国的体制内实际并不是一种常态。俾斯麦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思考与回忆》中，他对军队过多干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使政策服从军事需要的危险前景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总参谋部及其长官们总是被迷惑以致危害到和平，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这种精神，只不过是由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狭隘的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这样的君王统治下才变成了危险的东西。”
不过，与其继任者相比，老毛奇还是一位具有很强全局观的军人。他在任总参谋长期间，总体上比较注意和政治领导人，特别是俾斯麦的协调。虽然两人关系不睦，但老毛奇的总参谋部总能让俾斯麦了解他们所制定的各项军事计划，使俾斯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能够心中有数。而这一点恰恰是老毛奇的任何继任者都不愿意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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