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蠢驴坚持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T20年。这头蠢驴一回头，吓自己一跳：“已经走了那么远啦！”我就是这头在沼泽的泥泞中艰难前行的蠢驴。
一个民族，如果不爱自己的英雄，不善待为自己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过的军人们；如果把“国家荣誉感”人为地制造成不同的版本；如果人为地延续早已经不存在的党派之争，那是很危险的。有数字统计：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人的直系、旁系亲属，有1000人。而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旁系亲属有2000万人。张三光荣，李四不光荣，七姑子八姨五味杂陈。
我认为，善待抗战老兵就是善待我们自己。所以，我一直追访亲历过抗战的老兵。
作者简介：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6岁进首钢当铆工，18岁参军，参加建设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和新疆的南疆铁路，受到过6次嘉奖。在军队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开始，在北京朝阳职工大学日语系学习。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目录：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参战中日老兵长期友谊最后的保持者张访朋
我拜托胡主席访日时带去我一个老兵的心愿
松山战役最后的少校营长林裕琪
两个被遗忘的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八路
我认识的抗日军政大学教师徐诚之
曾经与金日成并肩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胡真一女士
92岁·61年·210块和1脚踹塌的故事
击落侵华日军飞机2600架·抗日航空烈士3294人
当年抗俘参观中国战俘博物馆
又一位走进60年前侵华日军监狱的幸存者
搜集亲历抗战的口述史迫在眉睫——给《口述淞沪抗战》一书续集写的序
中国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印象《谁来帮帮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的忙》
1
88岁的侵华老兵本又来信了，他一来信，我就感到十分的为难。
他说想再来中国谢罪，可我帮不上他的忙，这让我感到很内疚。不是我没有认真地帮过他，实在是我的能力有限。我三年前就拿着他的几十封信四处游说，我先找到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领导，我希望他们能接待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可是，馆领导很和气地说：“我们不管，你自己办吧。”
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是北京市酱油厂的话，这么回答就是合情合理的。
我又在北京找了几所大学，希望他们接纳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来中国完全是自费，他在日本国内演讲20年，800多场，听众累计达九万余人。他是侵华日军老兵中以现身经历批判日本国侵华罪行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北京的几所大学都很担心。因为没地方谢罪，所以他还是来不了。
我曾经安排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在北京公安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和重庆的一所大学演讲过，效果很好。
我和另外的八十多岁的男、女侵华老兵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还获得过大奖。惟独他，不知怎么，老是困难重重。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写过一篇叫《谢罪难，难于上青天》的文章，说的就是他。
前年，我去日本参加我写的书在日本国发行的纪念仪式。在一次演讲活动中，有数位日本右翼学者在会场攻击我。参加会议的侵华日军老兵81岁的伊桥彰一当场站起来，用自身的经历讲明侵华战争中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他说：
“1958年，中国政府特赦了我们这些战犯。回到日本国我才知道美国飞机把我家五口人全部炸死了。将心比心，那时我才深深地体验到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犯下的罪行是多么深重；我才感到周恩来、毛泽东的特赦政策在历史长河中是多么的伟大。”
在那个会上，我多么希望见到本多立太郎呀。可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来。
今年5月，本多立太郎连着来了五封信，说他要途经上海。我马上自费从北京去上海见他。不想，他一下船就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人接走了。马上，我在中央电视台《午问新闻》里见到了在南京谢罪的本多立太郎。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让我们擦肩而过。事后，我把车票寄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希望他们给我报销一部分。南京方面坚持原则，理都没理我。
“我收入1300，为见一次你，我用了1200，还没见到”，我在给本多的信中这样写到。
为此，我十分羡慕日本国的右翼学者，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体的资助。我也非常佩服中国的贪官污吏，他们能用着人民的钱一次又一次地登法国埃菲尔铁塔、游历欧洲。
可是我，捉襟见肘。
2
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是1931年到1945年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时至今日，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根据我的统计，中国经历过战争的老战士平均年龄79岁，日本国经历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平均年龄81岁。侵华战争中，中国人伤亡5500万人，其中中国政府军将士在战场上伤亡3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地方军、游击队伤亡53万人。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毙、伤、俘154万人。日本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为128万人。
今天，亲历过战争的已经寥寥无几。参战者不在了，历史的一页就真翻过去了。
中国人总是批评日本人不关注历史，其实，今天在中国，又有几所学校请老新四军、老八路、老游击队员给年轻人们讲讲过去呢？更何况有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了。
本多立太郎没有一封信不谈谢罪之情，我帮不了他，所以汗颜。
本多作为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他是给我来信最多的一位，平均每月两封。他的来信先后被许多博物馆征集，四川一家博物馆一下就征集走了十封信。
老鬼子的来信，白纸黑子，作为研究战争历史及鬼子兵心路历程方面有一定价值。
我和本多立太郎老人认识五年，通过百多封信，打过数次电话，可就是没有见过面，可惜之至。他的信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寄来自己出版的报纸，一部分就是信件。
本多老人作为日本国民在日本国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曾经在中国参战数年。他的部队就在南京周边，他送给我的自传体回忆录《想听西班牙波利乐舞曲》一书中，详细描绘了他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枪杀中国政府军俘虏的情景。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的扉页上写道：
“谁要再发动对外国的侵略战争，就先让战争的列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参加侵华战争之前，本多立太郎在东京的《朝日新闻》社工作，作为资深报入，老头儿自己今天还在办报纸。他的报纸是手写的，叫《顽皮报》。每月两期，来稿为日本国各地的读者通过邮寄或者传真发来的。社论由本多老头儿自己写。印刷是复印，发行是通过日本国邮政局邮寄，看报人是本多老头儿自己发展的对象，发行数量是300余份。《顽皮报》报社的社址当然就是老鬼子本多立太郎自己的家。
为了办好他的报社，他还封我为北京分社的社长，并且，寄来一份委任状。我写信告诉本多，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完了，非让革命群众把我打死不成。
无独有偶，老八路也有自己办的报纸，总政话剧院的刘大为是老八路，他们办的报纸叫《爱晚情音》。这样，除了侵华日军老鬼子给我邮寄自己的报纸之外，老八路也把自己办的报纸送给我。“鬼子报纸”和“八路报纸”在57年前就有过，今天，能安排谢罪的老鬼子和当年的老八路见见面，“交换交换今天的报纸”才是正事儿。
自然规律不等人呀，五年后鬼子、八路、新四军都进博物馆了，即使想见，难了。
3
本多立太郎是日本国的老知识分子，他总使用江户时代日本人通信的习惯说：“我跪在您的桌前叩拜”。
这样开场白，如今的日本国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了。我爸爸是1937年的八路，他的哥哥和弟弟都被日本兵杀害了。我爸爸比本多立太郎小10岁。按照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习惯，不能使用这样的词汇。但是，我感觉，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的信并不是写给我个人的。
这次，他在信中说：“我都88岁了，机会不多了，我心中的罪一定要当着中国人的面说出来，您如果能帮我的忙，那该有多好。”我知道他希望见学生、市民，参观抗战馆。
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先跪下。”
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巨大的水车在缓缓的转动，后面是长江支流、或者叫干渠的滔滔流动的河水。夕阳西下，四面突然枪声大作，是中国政府军的枪声！军官抡起军刀声嘶力竭地大喊：‘赶快把他们都处理掉！…
少尉军官拔出手枪，如果有谁敢不执行军令，按照日本陆军条例：就地枪决！
“我们都端起枪来向用绳子栓成串的中国战俘走去。三八枪刺在夕阳下泛着寒光。一个中国战俘，他反绑着手面对着我，微笑。夕阳把他镀成金子的颜色。我哆嗦着，一刀刺进他的胸膛，他‘啊’了一声，倒在长江支流、或者叫干渠的浪涛里。鲜血翻滚着，长江一侧、四处是滚动的尸体，四处是我们犯下的罪恶……”
“我永远忘不了那‘啊’的一声，和夕阳里他给我的微笑。”
我没有办法接待本多来谢罪。我找不到他谢罪的对象：学生、市民、抗战馆、社科院。
我为了掩饰我的无能，我给他写信说：“……我可以带你去长城、故宫和颐和园。这我轻车熟路！”
他很生气地回信：“我不是要去玩的！你别把我理解错了。”
我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在日本国留学六年中，我利用送外卖的机会采访了22名侵华日军老鬼子；1997年个回国至今，我与五名侵华日军老兵有各种交往。惟独88岁的本多立太郎是我付出的努力最多，而收效甚微的一个人。谁能帮帮他实现人生最后的理想？
我经常在抗战馆门口发愣，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邓小平的提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如果是“北京酱油厂”的话，应该是对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不感兴趣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我想，起码，抗战馆的研究人员是可以接待来谢罪的老鬼子的。
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日本国的地址是：
邮政编码645-0210和歌山县日高郡南部川村清川214梅里庵
本多立太郎家的传真和电话是：0081-739-76-2245。
有兴趣的话，请您和他联系吧。拜托啦。
毕竟，战火硝烟已经过去57年，中国和日本都需要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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