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了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回顾了查理一世即位后的反动统治，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的过程；主要叙述了革命的起因、国会内的斗争、第一次内战、克伦威尔的崛起、军队内部的冲突、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等重大事件。1640~1649，短短九年为何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本书会给你一个答案。
作者简介：
基佐（1787~1874年），既是一名政治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基佐在法国史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提出了运用综合与分析代替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本书则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作。
目录：
第一章沟通与决裂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
（1925～1929）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002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010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015
第二章黎明前的黑暗
——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030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045
苏格兰的暴动?055
第一章沟通与决裂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
（1925～1929）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002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010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015
第二章黎明前的黑暗
——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030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045
苏格兰的暴动?055
第三章冲锋号的吹响
——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068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076
爱尔兰暴乱?082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088
国王的秘密备战?099
第四章初升的太阳
——第一次内战爆发（1642～1643）
国王的诺丁汉起兵?112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7
议会的败退与反抗?126
第五章希望之火不灭
——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138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144
战火重燃?152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163
第六章君权的衰落
——保王党军队全面溃败（1645～1646）
纳西比战役?176
保王党在西面战场的全线失利?182
议会军队攻克牛津?191
第七章鹬蚌相争
——独立派与长老会派的斗争（1646～1647）
国王的被捕?200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207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216
平等派士兵起义?224
第八章最后的宿命
——第二次内战与查理之死（1647～1649）
议会对国王的彻底失望?234
第二次内战爆发?239
议会中各派地位的变化?250
残余议会?259
国王之死?262
第一章沟通与决裂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
（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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