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领导人，“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以及那些历史重大事件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历史铁幕开合，高层人物沉浮。本册为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系列其中一册，《历史谜案揭秘(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历史谜案揭秘(珍藏本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的作者是杜导正、廖盖隆。
目录：
胡耀邦与55万“右派”的改正“六十一个大叛徒案”始末“大右派”葛佩琦翻案记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隐情曾希圣：一位省委书记从政治舞台的消失人口论：毛泽东与马寅初中南海里的“反革命匿名信案”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罗瑞卿受害记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我因胡风蹲大狱储安平失踪之谜师哲自述：秦城监狱的660l号犯人瞿秋白遗言破译《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王实味：延安处决谜案市委书记：沉冤蒙难16年一个被秘密勒死的军事家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真相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建国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邓小平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胡耀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1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那好，我尽力而为。”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耀邦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我们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多长时间拿出来？”“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做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P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