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内强皇权，外服四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奠定中华2000年帝制格局。然而，他又迷信方术、穷兵黩武，几乎将汉王朝推到崩溃的边缘。
强盛的大国和天下苍生的幸福，哪方面更急迫、更重要？
雄猜的英雄对荣耀的追求是否更能得到同情、得到理解？
所有的争论直至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时代久久回荡！
一个汉武帝、三位顶尖史家、三种时代眼光、三张不同的面孔——
司马迁在《史记》里：你这个暴君！
班固在《汉书》里：哦!圣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民生幸福有木有！
他们眼中的汉武帝，他们眼中的大国崛起
究竟会是怎样的形象？
作者简介：
姜鹏，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师从朱维铮教授，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资治通鉴》研究专家。
目录：
第一讲：帝王脸谱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一生的重要事迹：“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但对于同一位汉武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述所论却大有不同，勾勒出三张大不相同的汉武帝面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正如人们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第二讲：整饬诸侯
秦始皇虽然初步同意了中国，但并没有使郡县制落地生根。秦末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本质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再次较量。这两种体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酿造了很多腥风血雨。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铲除、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汉武帝采取推恩令等多种手段，继续打击诸侯势力，才使得统一皇权的根基逐渐牢固。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汉武帝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第三讲：淮南冤案
一桩积极筹划了十四年、主谋协从多达万余人的谋反案，最终却没有调过一兵一卒，动过一刀一枪。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却不是天方夜谭。它是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真实写照。淮南案，是汉武帝时期处理过的影响最大的诸侯王谋反案，也是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势力的斗争接近尾声的标志性事件。但细查这个案件种种细节，却让人感到阴云密布，疑窦丛生。这幕后有多少动人心魄的隐情？
第一讲：帝王脸谱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一生的重要事迹：“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但对于同一位汉武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述所论却大有不同，勾勒出三张大不相同的汉武帝面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正如人们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第二讲：整饬诸侯
秦始皇虽然初步同意了中国，但并没有使郡县制落地生根。秦末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本质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再次较量。这两种体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酿造了很多腥风血雨。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铲除、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汉武帝采取推恩令等多种手段，继续打击诸侯势力，才使得统一皇权的根基逐渐牢固。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汉武帝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第三讲：淮南冤案
一桩积极筹划了十四年、主谋协从多达万余人的谋反案，最终却没有调过一兵一卒，动过一刀一枪。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却不是天方夜谭。它是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真实写照。淮南案，是汉武帝时期处理过的影响最大的诸侯王谋反案，也是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势力的斗争接近尾声的标志性事件。但细查这个案件种种细节，却让人感到阴云密布，疑窦丛生。这幕后有多少动人心魄的隐情？
第四讲：大侠之死
以文笔简练著称的《资治通鉴》，却意外地用长篇文字讲述了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小人物：民间游侠郭解。郭解是当时民间社团领袖，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力。但这样的人物，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中，却又显得很不起眼。文笔简练到连屈原都不提一字的《资治通鉴》，为什么要长篇累牍讲述、评论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和汉武帝之间又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五讲：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今天几乎是被当作常识写进教科书的。然而我们仔细梳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会发现支持这一说法，其实只有《汉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从不同侧面持有异议。那么所谓的“独尊儒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第六讲：真假儒学
汉代早期，丞相一职都由贵族垄断。但汉武帝却起用出生贫寒的公孙弘为丞相，打破了贵族把持丞相职位的格局。公孙弘一介寒儒，在当时情况下能做到丞相，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公孙弘七十岁才出仕，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做到了丞相。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公孙弘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的命运、际遇，折射出那个时代什么样的问题？
第七讲：丞相命运
公孙弘之后，汉武帝又任命过七位丞相。把这七位丞相的命运梳理一遍，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居然有五位死于非命，还有一位也差点自杀。于是在很多人眼里，丞相成了高位职业。这才有了“公孙贺拒相”这一幕。丞相为什么会成为高位职业？是什么把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逼到死亡的角落？
第八讲：张汤沉浮
元鼎年间，汉文帝陵园被盗。汉武帝下令彻查此事。但出人意外的是，对这件盗窃案的侦查，最后竟演变成当时的两大高官——丞相庄青翟和御史大夫张汤——之间的生死搏斗。最终窃贼没纠出来，庄青翟和张汤却都因此案双双毙命。这还不是汉武帝时期最离奇的案子。更离奇的是，一位高官因为动了下嘴唇，就被判了死刑。这些听着荒诞的故事，却真实地折射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生态。
第九讲：酷吏当道
传统史家通常把生性刻薄、施行惨烈的官员称为“酷吏”，而把温良恭俭、善于抚恤百姓的官员称为“循吏”。《史记》是最早为这两类官吏设传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人物，没有一个生活在汉代，而《史记?酷吏列传》中的人物，全都生活在汉代，尤其集中在汉武帝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司马迁想通过这两份传记表达什么？
第十讲：四面出击
汉武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的时代，奠定了此后中国版图的基本走向。但为达到这个目的，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记?平准书》对汉初社会形态的描写，突出了两点：一，物质富裕；二，精神健康。而这个局面在汉武帝即位以后，急转直下，出现了财政窘迫、社会动荡的局面。强国与富民，似乎历来都是很难协调的一对矛盾，不同政治倾向的史学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第十一讲：马邑失谋
汉朝相对于匈奴，很长时间内处于战略劣势。汉朝中央靠和亲等手段和匈奴勉强维持和平关系。这种脆弱的和平，最终被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打破。汉武帝意欲扭转乾坤，痛击匈奴。在主战派的建议下，汉武帝组织了著名的“马邑伏击”。这次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么重要的一次行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它的主帅是谁，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十二讲：卫霍功业
汉武帝长期以征伐为国策，涌现出了一批耀眼的将星。卫青和霍去病这对舅甥，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双子星。这两个人身上，都有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比如，少年时代的卫青，是个连亲生父亲都不疼爱的放羊娃，他能成为汉武帝最宠信的大将军，纯属巧合。而纵观霍去病一生，他的诞生，似乎专为帮助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而来。
第十三讲：甥舅异趣
卫青和霍去病在性格与处世上，有很大差别。比较这两人的同异，很有意思。卫青为人谦和，注重人际关系。霍去病个性强烈，自我中心。但即便具有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别，这二人有一点却惊人相似，那就是都很能摆正自己和汉武帝的关系。司马迁将他们列入《佞幸列传》，并暗示他们和汉武帝之间有“基情”。于是，卫霍二人能建功立业，靠的是和汉武帝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是自己的能力，引发了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第十四讲：李广难封
王勃《滕王阁序》里有句名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后半句讲的就是汉武帝时代名将李广，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却始终未能封侯。很多史学家都为李广的命运打抱不平，认为李广不能封侯是受佞幸排挤。在这一点上也体现出汉武帝用人不公。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却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李广的命运该由他自己负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观点呢？
第十五讲：通使西域
出玉门关、阳光往西，到达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一代，就是中国古人称谓中的“西域”。西域进入汉人的视野，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派人通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想结交盟友，共同对付匈奴。这个目的始终没有达到。而汉人的视野，却意外地得到扩宽。华夏文明也和西域文明得到前所未有的沟通。人类文明史就在这些种种意外的推动下，不断前进。
第十六讲：汗血宝马
在遥远的大宛国，生活着一种宝马，出汗如血，因此被称为“汗血宝马”。传说这种马是天马的儿子，具有形体高大、威猛彪悍等特征。汉武帝对这种宝马心生羡慕，派遣李广利两次率领军队攻伐大宛，最终成功取得宝马。关于汉武帝此举的动机，历来史家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汉武帝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占有欲；有说汉武帝是想乘坐“天马”升天。但也有人说，这些都是误会，需要宝马的不是汉武帝，而是大汉帝国。
第十七讲：财政告急
从汉代初年到文景之治，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民生得到舒缓。刘邦时代，连天子都找不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马来拉车。经历文景之治，普通老百姓不仅乘得起马，还要挑挑是公马还是母马。可见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长年征伐，这个繁荣局面被打破了。而且还拉开了很大的财政缺口。为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
第十八讲：卜式作“托”
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途径。此举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为此，汉武帝不得不颁布“告缗令”，通过鼓励告发来确保财政增收。但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位人物，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人叫卜式，他不仅不反对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反而主动将财产捐献给政府。卜式因此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走上仕途。在这一“非常”事件背后，有何“非常”玄机呢？
第十九讲：史公受刑
对于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亲历者的身份，内涵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参与了这个时代进程，还在这个时代环境中遭受了身心迫害。李陵事件让司马迁变成不完整的人。这引起后人的思考，这些事件对司马迁撰写《史记》、评价汉武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而李陵事件本身，的确就是象司马迁描写得那样吗？
第二十讲：聚人用人
无可置疑，汉武帝一朝，的确聚集了很多优秀人才。比如文臣公孙弘、董仲舒；武将卫青、霍去病；文章高手司马迁、司马相如；法律专家赵禹、张汤，外交人才张骞、苏武，等等。可谓人数众多，类型齐全。能聚人，是不是也意味着汉武帝能用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史学家们却有着不同的评判尺度。
第二十一讲：向道求仙
在汉武帝身边聚集的各类人物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方士。这些方士向汉武帝兜售长生不老秘方，引导汉武帝追慕神仙。汉武帝在这些方士的引诱下，屡屡作出荒唐的举动。为招致神仙，四处巡幸，建造宫观，耗费大量钱财。众多方士，没有一个真能为汉武帝招来神仙。汉武帝却痴迷不悟，“冀遇其真”。
第二十二讲：封禅前奏
汉武帝和上天、神灵的沟通似乎很有成绩，不断出现天地馈赠的“祥瑞”。天降麒麟，地出宝鼎。这一切像是在宣告汉武帝在沟通天人方面的成功，也是在肯定汉武帝的统治成绩。由于祥瑞的频繁出现，汉武帝在大臣的建议下，以这些祥瑞事件来纪年，形成了二千多年的帝王“年号”传统。方士和一些臣僚，以祥瑞为依据，引导汉武帝走向更高级别的天人沟通仪式：封禅。
第二十三讲：封禅大典
传说黄帝在泰山封禅之后，乘龙而去，到达了成仙、不死的境界。公元前110年，在做了长期准备之后，汉武帝也开始登上封禅的路程。试图模仿黄帝，化仙而去。但在这个过程中，帝王意志和学者立场发生了严重冲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在封禅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未被汉武帝允许参与这项重大活动。司马谈最终愤懑而死。这对司马迁描绘汉武帝形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二十四讲：祸起巫蛊
由于汉武帝的迷信，长安城里除了聚集着大批方士之外，还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巫”。这些巫师装神弄鬼，祈福驱病，藉此结交权贵。但这些巫师后来却频频介入宫廷斗争和政治纠纷。首先出现在皇后废立案中，又出现在卫青两名老部下的案例中。经过披沙拣金般梳理，我们发现，这些巫蛊案，无一例外都与卫氏家族有着密切联系。只是恰合，还是背后隐藏着惊天阴谋？
第二十五讲：父子之间
汉武帝二十九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据，所以对刘据宠爱有加。但随着汉武帝子嗣的增多，宫廷斗争渐趋复杂，汉武帝和刘据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再加上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存在巨大差别，一个雄武拓张，一个敦厚安静。这种差别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双方各有支持者。父子间的隔阂被觊觎者利用，一场血腥冲突即将拉开序幕。
第二十六讲：兵戎相见
公元前91年，汉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平日仁慈宽厚的太子举兵造翻了，血洗长安城！从表面上看，是江充等一伙宵小之徒利用巫蛊栽赃太子与皇后，逼得太子起兵造翻。但这么大一局棋是江充这样的人能够操纵的吗？细查其中各种蛛丝马迹，怎么看都觉得汉武帝和刘据，这对父子双双堕落了别人的圈套。
第二十七讲：史公绝笔
《史记》这部书充满了各种谜。其中之一，就是它的绝笔之处在哪里？有一种观点，公元前90年李广利降匈奴，是《史记》的最后一笔。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司马迁写《史记》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打住，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种种迹象来看，司马迁的这一笔很可能是对巫蛊事件的回应。而这个做法，又跟司马迁的政治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十八讲：罪己诏书
汉武帝晚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关东地区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很多地方还出现武装反抗政府的力量。而此前长期执行的对外拓张国策，因财力匮乏，国内社会不稳定，很难再持续下去。公元前89年，当桑弘羊建议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时，汉武帝拒绝了，并藉此机会检讨了以往的国策。与此同时，汉武帝为冤死的刘据平反，把国策调整到刘据生前主张的宽和文治的道路上去。
第二十九讲：临终托孤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汉武帝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原太子刘据去世之后，选谁做接班人，一直是个问题。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儿子中年龄最小的刘弗陵。为了防止母权干政，汉武帝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此后，汉武帝又选择了四位辅政大臣，辅佐刘弗陵登基。汉武帝的这些安排，能让汉帝国顺利过渡到另一个时代吗？
第三十讲：是非功过
古语云“盖棺定论”。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盖了棺却未必能定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各自描绘出不同面孔的汉武帝，其实就是“盖棺不定论”的例证。史学家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汉武帝的为人和他的时代，各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历史解释的合理现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第一讲：帝王脸谱
一、关于汉武帝的不同评价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位帝王，我们总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没有比他在位时间长的皇帝了。这五十四年里面，汉武帝干过很多事情，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和事迹，我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可以涵盖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信仰以及自我批判等各大方面。正因为他做过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在应该如何评价他这个问题上，就有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汉武帝也成为我们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前段日子热播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可能很多观众都看过。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大家对汉武帝有什么看法？我曾经问过不下十个人，都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结果我得到不下十个答案。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汉武帝聪明，浪漫，有人说，这个人心计太重了，手腕太狠了。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可以分出，有些是倾向于肯定汉武帝的，有些是倾向于否定他的。至于为什么要肯定他，肯定到哪一步，为什么要否定他，否定到哪一步，那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大家不信，回去马上找十个人来问问。
同样一部电视剧，同样一个故事，尚且会因为看的人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史籍浩如烟海，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有不同的讲法。把这些不同的历史纪录放在一起，简直令人头昏目眩，无所适从。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里面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就大不相同。最后，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卷六）班固的意思是说，汉武帝唯一的缺点，就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一下，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那简直太完美了，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就会毫不逊色。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才华、政绩是深信不疑的，给出的评价相当正面。
司马光呢？司马光对汉武帝也有个整体评价，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这五十四年的皇帝做得是非常荒唐的，作为一个皇帝，欲求强烈，用刑惨酷，又是大兴土木，又是到处打仗，还要相信鬼神那套东西，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翻了，跟秦始皇简直没什么差别。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悲观怀疑的，给汉武帝的评价也相当负面。
班固和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汉书》和《资治通鉴》同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分量的史学著作。但是他们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竟然处在两个极端上，一个说他好得不得了，一个说他坏得不能再坏了。搞得我们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从。
那除了这两位，还有没有大腕级的历史学家记载过汉武帝呢？有，司马迁啊。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这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什么优势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晦涩不明的。很多话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是很有看法的。
中国古代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少说也有几千种，但要按重要性排出前三名，那一定是这三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恰好，这三部书都花重墨记载了汉武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拿来做个比较，看看他们描绘出的汉武帝形象，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光听一个人说，汉武帝是什么样子的。
二、一个故事，三种讲法
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征和二年（BC.91），已经步入迟暮之年的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太子刘据之间，上演了一场人伦惨剧。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纲领，有一条“晚年改辙”，汉武帝晚年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一次沉痛的反思，就跟这一次事件有关。怎么回事呢？有个叫江充的人，这个人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他出于某种原因和目的，给太子和太子的生母卫皇后栽赃，说他们用巫术诅咒汉武帝。这个罪名要是成立，那是非常严重的。汉武帝下令展开调查。江充果然从太子和皇后的寝宫里面搜出很多用于巫术诅咒的道具。这事把太子急坏了，为了自保，被迫起兵发难，最终兵败自尽，卫皇后也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如果我们比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同样是“巫蛊之祸”，这三部书的叙述方法是不同的，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也是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看《汉书》。在《汉书》的相关记载里面，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看上去非常清楚。有一次，太子的家人触犯法令，正好撞在江充手上，被江充给治了。太子去求情，说这个事就不要让他父亲，也就是汉武帝知道了，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给他添烦。结果江充没给面子，把太子家人触犯法令的事如实上报给汉武帝。汉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奉公守法的表现。江充因此威震京师。
后来随着汉武帝慢慢衰老，再加上疾病缠身，江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汉武帝百年之后，太子顺利登基，因为当年这件事情搞打击报复，那自己岂不是性命堪忧。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企图阻止太子继位，就想出了利用巫蛊来栽赃陷害这么一招。
根据《汉书》的记载来看，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很明显是江充，汉武帝是被蒙蔽的。而且在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追悔不已，又是造思子宫，又是造归来望思之台，一个痛失爱子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但我们看《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理解就不一样。《资治通鉴》在讲江充和太子的矛盾之前，先铺垫了一段小插曲。“巫蛊之祸”发生的三年前，汉武帝的宠妃赵婕妤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事情不正常，俗话说“十月怀胎”，她却怀了十四个月。汉武帝却说，上古的圣王尧也是在娘胎里呆了十四个月才肯降生，这个孩子跟尧有得一比，于是就把赵婕妤生产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尧母门”，把赵婕妤比作尧的母亲。
哎，汉武帝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卫皇后和太子刘据都好好的，汉武帝却把刚出生的小儿子比喻成尧帝，而把赵婕妤比作尧母。尧是上古最著名的圣王啊，我们常说“尧舜禹汤”嘛，要是尧帝再世，谁还有资格跟他竞争皇位啊？皇后和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想法？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发现汉武帝这个动向以后，又会干些什么？这个事情看上去和巫蛊之祸没有直接关系，但司马光却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正是巫蛊案的祸根所在。“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那些想做政治投机的人，揣摩着汉武帝可能是更喜欢小儿子，但又不能轻易废长立少，所以他们主动充当打手，为你汉武帝策立少子扫清道路。司马光认为这才是巫蛊之祸的真相。如果汉武帝真有此意，那是荒谬。如果汉武帝并无此意，命名“尧母门”只是随意之举，那是不谨慎。总之，这桩人伦悲剧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
再来看看《史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巫蛊之祸这么大的事，司马迁在《史记》里却表达得很隐晦，几乎没有什么正面描写这一幕的文字。《史记》甚至没有为刘据立传。是司马迁对此不关心吗？从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线索来看，他对这件事不仅很关心，而且很痛心。他的两位朋友田仁和任安，正是受巫蛊案影响而被处死的。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的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回顾了田仁的生平，讲述了他被处死的原因正是放太子逃生。在他另外一位朋友任安受巫蛊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时候，司马迁写下了著名的《报任少卿书》。在这里面，司马迁还是没有点巫蛊案的名，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关于巫蛊之祸，司马迁不是不想说话，之所以不说，必然有不能说的原因。司马迁情绪如此强烈，却又能隐忍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他一定是被某种巨大的压力笼罩着。司马迁这样一个人物，谁能给他这么大的压力，让他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呢？所以，尽管司马迁对巫蛊之祸着墨不多，这反而把一个手段老辣、劲气逼人的政治家汉武帝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大家看，同样一个“巫蛊之祸”，班固在《汉书》里头归罪于江充这个人，认为完全是他挟私报复，迷惑汉武帝，酿成惨剧。而司马光却在《资治通鉴》里面指名道姓批评汉武帝，说这桩人伦巨变完全是由汉武帝一手造成的，江充只不过是充当他的打手。而司马迁作为目击者，对这么重大的事件，欲言又止。把这三个结果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巫蛊之祸的具体经过，以后还会讲，这里只是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看，同样一个故事，三种不同的讲法，勾勒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就像戏曲舞台上勾脸谱，同一个人物，不同的艺术家勾出来的脸谱很可能大不一样。那么，同一个汉武帝，为什么会在三部书中化身成不同的形象？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这三位作者、三部书，和汉武帝各自是什么样的关系。
三、《史记》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史记》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过，《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武帝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
首先，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目击者。虽然司马迁具体的生卒年还是疑问，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有力的见证者。
其次，司马迁还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汉代建国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编订的历法，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第三，司马迁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索天象和人事的关系，理顺古往今来的变化渊源，熔铸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大家仔细体推敲一下，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个“今”指的是什么？“今”就是现在啊，司马迁所说的现在，不就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吗？所以，司马迁自己讲得很清楚，编修《史记》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司马迁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
所以，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来说，司马迁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最终，司马迁以一个思考者应有的冷静眼光，记录了这个重要的时代。另一方面，《史记》的完成也是汉武帝这个时代重要的内容之一。司马迁的《史记》和汉武帝时代的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再来谈《汉书》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汉书》作者班固出生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去世将近一百二十年了。这部书署名作者虽然是班固，但之前，班固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着手编这部书了。
班家祖上，是塞外的大款，靠畜牧业发家。但后来，不仅成功地转型为文化世家，还和西汉皇室结成了特殊关系。什么关系呢？在西汉晚期，班固的姑奶奶，进入汉成帝的后宫，成为一名婕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班婕妤。“婕妤”是西汉后宫妃嫔的一个品级，地位虽然比皇后低，但能被封为婕妤的，一般都是皇帝非常宠幸的。由于这层关系，汉成帝给班家赏赐了一套宫廷藏书的副本。当时不像现在，找一本书很容易，在当时，想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人的身份，也没办法看到宫廷藏书。这一下子，班家就门庭若市了，整个府上变成一个大阅览室。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班家和汉代皇家刘氏关系非同一般；第二，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彪、班固父子编写《汉书》，整理西汉历史，打下了伏笔。
班彪的一生，亲眼目睹了从西汉灭亡，直到光武帝刘秀重新恢复汉室的整个过程。我们前面谈到的班氏家族和西汉皇族的这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汉书》的重要论证目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西汉王朝关键性的一个时代，是《汉书》需要表彰的整个西汉时代的重要一环。汉武帝在《汉书》中的形象，就必然受到这种论证目的的影响。
五、《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
那么《资治通鉴》和汉武帝又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汉武帝已经有一千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现在离司马光一千年还不到，司马光离汉武帝已经一千两百年了。那是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真实？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
《资治通鉴》主要是在宋代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代编修成的。宋神宗刚继位的时候，司马光有个职务“翰林侍读学士”，主要责任是为皇帝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为皇帝讲解历史的教材。《资治通鉴》的书名还是宋神宗给起的。宋神宗称赞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就是说，以历史为镜，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司马光除了是《资治通鉴》的编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参与当时政治的一位大臣。宋神宗既然愿意学习历史，用历史经验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怎么用《资治通鉴》去影响宋神宗，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就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
有一句老话叫“对症下药”。既然想用历史经验来影响宋神宗，就先得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宋神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继位的时候二十岁，年轻有为，很有雄心、很想有一番作为。这就跟汉武帝有点像，汉武帝继位的时候也很年轻。
宋神宗一生的夙愿，就是要拓宽大宋的疆域。我们知道，宋代和它以前的统一王朝汉朝、唐朝相比，疆域比较狭小，尤其是北方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宋朝建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了，这对宋朝的边防很不利。宋神宗一心想把这块地方夺过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无论是练兵，还是打仗，都要花大量的钱。于是熙宁二年（AD.1069），宋神宗就把王安石请出来，推动新政，前后颁布了七条帮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宋神宗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个钱来打仗。
司马光始终认为，财富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国库拿多了，老百姓肯定就拿少了。所谓的理财手段，最后无非是变相增加苛捐杂税。国库越丰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就越大。更何况，要发动战争的话，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就算让你拿回燕云十六州，代价却是民不聊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司马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没有民生，什么都不用谈。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象。我前面用来概括汉武帝的十六字纲领，其中就有一条“外服四夷”。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光为什么这么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一点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辙。司马光重点是在说汉武帝吗？他是在警告宋神宗，不要走上这条老路啊！所以，《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马光现实政治态度的影响。那要说《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应该是汉武帝是《资治通鉴》用来揭示历史经验的工具，和前面说过的《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恰恰相反。
六、我们的立场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史学家，讲同一个汉武帝，讲出三个不同的样子，是不是证明了这句话，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这个观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作者的身份大不相同，三部书的编修背景大不相同。但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来，那就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位史学家，和汉武帝时代的距离不同，这样，他们看出来的汉武帝，必然不同。就像我们看风景一样，你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能领略到的景色，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这座山，班固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山，而司马迁则是“身在此山中”。所以，三位历史学家由于各自的视角不同，描绘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是在随意装扮历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很多人都说是胡适说的，我查了半天，发现胡适没说过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给他老人家栽这么大一脏。
那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首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谈汉武帝？汉武帝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其次，是不是有可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找出一个我们认为相对客观的汉武帝形象？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不停地讲汉武帝，汉武帝这个人和他的这个时代，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定型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从文明的角度讲，汉武帝这个时代频繁的对外活动和对外交流，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不是封闭的，强大的包容性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
再谈第二个问题。虽然我们距离汉武帝更远了，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汉武帝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初期。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第一，我们观察汉武帝，既不用承受政治压力，也没有政治目的，立场相对超脱。第二，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学术的工具，进行更深入地解读。比较三部典籍对汉武帝的不同记载，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相对客观地来看待汉武帝？在他身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视角又应该是什么？我想，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不应该就人物谈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到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下去讨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人看得更清楚。我们老是说“秦皇汉武”，为什么把这两个人并称？其实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为元首、郡县制为基础的帝国形式，是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定型的。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可以说是帝制中国的第一阶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最重大的影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用它来取代此前的分封制。但郡县制的施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始皇看上去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但其实他并没有把一切都搞定，这个问题是要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那么，郡县制在施行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汉武帝又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请听下一讲《整饬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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