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地论述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曲折发展历程，经世致用所包含的以史为鉴、重视实学等主要内容，经世致用思潮在明清之际和鸦片战争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以及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后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如何弘扬中国历史上的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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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世思潮：曲折发展
“经世”一词，首见于道家《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根据该书注疏的解释，经世是“典漠”、“典浩”、规则的意思。《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有人“计日用之权宜，妄经世之远略”。此处的“经世”，则有“经世致用”一词中的经世之含义，指出经世者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权宜”之计，而且要有深远的谋略。祁隽藻在1859年为“有心经世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所写的《序言》中说：“陈古文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这里将“经世”与“经世致用”并提，二者是指论今事之书，是就政治方面而言的。梁启超曾在一些论著中反复谈及经世和经世致用。他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他既概述了经世致用观念之沿革，又说明了它的内涵在不断扩大。事实正是这样。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早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之一。他在世时，既将经世思想注人儒家经典，又周游列国，企望说服列国之公卿士大夫等上层人士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经世、救世。战国中期的孟子，表示要继承孔子、周公和大禹三位圣人的经世之业。《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虽为道家《庄子·天下》篇中所*先提出，但它更适合表达儒家的经世思想。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所作《礼记》一书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个纲要、八个条目，就是宣传“内圣外王”的思想。三个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内圣的功夫，即把人们自己内在的明德阐发出来；“亲民”则是外王的事业，即将明德推己及人，达到新民的目的；“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为止，也就是理想的*终实现与完成。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属内，是教育人们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属外，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内圣外王、三纲八目，可以说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其终极目标在外王经世。
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西周开始，官学中开创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办学传统；春秋中后期兴起的私学，也是“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参政的人才，即使是不能参政的平民百姓，也要学习政务的管理，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目的都是为了天下。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避世情况②。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主张经世，诸子百家也都主张经世。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在《墨子》一书的《尚贤》和《兼爱》篇中把尚贤、兼爱与政事、治乱、贫富联系起来说：“尚贤”为“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兼爱”为“天下之治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愿过问政事，实际不然，在《庄子·天下》篇中，不仅主张明发“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力图“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以达到“救民”、“救世”之目的。
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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