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法国富豪、银行家、慈善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彩色照片为手段，为全球各地的人们留下一份影像档案，建一个独特的世界史资料馆。
卡恩是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他相信，运用当时玻璃干板彩色正片的新工艺——这一世界上最早的、使用便利而又能呈现真实色彩的摄影技术——他能借助图像来记录黑白时代的一段彩色的世界史，进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跨越文化差异，和平共处。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卡恩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将他邀请的那些无所畏惧的摄影师派往全球5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当年还往往处于其历史上的关键转折时刻；古老文化的根基遭到动摇，战争与正在到来的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将它们推向彻底改变的边缘。书中的照片以真实的色彩记录了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爱尔兰最后的凯尔特人传统村庄在拆毁前仅数年时的风貌，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们要么是在战壕中，要么是在前沿阵地后方烹制餐食或浆洗军服。这些已知的最老彩色照片拍摄于分布范围极广的不同国家中，有越南也有巴西，有中国也有挪威，有贝宁也有美国。
卡恩收藏的彩色照片数量巨大，多达72000多张；但直到近年，相对来说，这些作品仍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知者甚少，其中的绝大部分也从未公开出版过。现在，距离卡恩发起“星球档案”项目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本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系列节目一起，将卡恩那令人目眩神迷的图像宝库第一次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与观众，而这些照片，也给我们习惯于认为是纯然单色的那个旧时代，赋予了其应有的色彩。
1940年，卡恩辞世。如今，他的这些遗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早期彩色照片作品。
特别要提及的，卡恩和他的团队在1909和1912年两次来到中国，拍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照片。
旧世界的新色彩
彩色摄影技术问世之前，直观再现旧世界色彩的唯一媒介便只有绘画。
彩色摄影时代的帷幕在1907年甫一拉开，犹太裔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1860—1940）便启动了他那堂·吉诃德式的壮举：创建一个名为“星球档案”的影像资料库，试图用照片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一份真实具象的彩色记录。而这一雄心勃勃的努力背后，寄寓着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乌托邦式的愿望——通过他资助的环球旅行者所带回的影像作品，来增进各个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用彩色照片这一社会教化工具，来推广传播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理念，以此预防和阻止各民族间的冲突纷争。
卡恩的设想固然美好，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他的愿望不出所料地落空了：从童年直至离世，他一生都伴随着战争的阴影，尤其是他生命的后半程，也即20世纪上半叶，“一战”“二战”都是人类恐怖编年史上极其惨烈的篇章。
无论如何，卡恩的付出是有意义的。虽然他的个人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碾碎，但他的“星球档案”影像资料库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遗产．让我们看到那个“黑白”旧世界的新色彩。
一百年前的地球人类生活形态，与一千年前的相比，或许并无质的改变，依旧是“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时的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仍然在承受着社会创痛与经济窘困的双重煎熬。
但如今，爱尔兰人早已不再是穷得只剩下“奶和屁股”，而北欧瑞典丹麦的民众们则享受着这个星球上水准极高的生活，连“脏得令人厌恶”的远东中国也在物质意义上庶几完成了现代化。所以，眼下这个以高速运输与实时通讯为显著特征的商品化消费时代，与一百年前相比，早已是天壤之别。
而20世纪初环球旅行之艰辛及费用之高，也与今日芸芸众生“看世界”的休闲海外游是完全迥异的概念。
我们因此要更加感激卡恩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正是由于他的孤注一掷与狂热，那个如今看来已经感觉无限遥远、模糊和陌生的旧世界，才得以系统地展露她当初的真彩形貌。
卡恩离群索居，不婚不娶，倾尽个人财产，只是为了给各国的年轻学者提供经费，资助他们去海外旅行，增广见闻，更好地体验和认识各地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他聘任专业摄影师远赴亚非欧美几大洲的每个角落去采访拍摄，所诉求的，依旧是对不同人类群体各自生存方式的理解与尊重。卡恩如此慷慨解囊，将这一义举延续长达二十多年，并且在金融危机导致其财富严重缩水乃至破产之后，仍苦苦坚持，而支撑他的动机或信念始终是那样单纯、朴素——用宽容去化解民族种群之间的对立分歧，用善意去消弭文化体系之间的嫌隙龃龉。
这是一位顽固偏执得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者，因其理想的“幼稚”而越发可敬。卡恩在他的时代积聚起不可思议的资本，然后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散尽千金，写就了独特的人生传奇篇章。
如果说．人活着就是个体生命与身外世界建立关联的一个持续过程，那么，通过对20世纪初叶全球各地人类存在图景（包括人文环境、民俗风情、日常经验、苦难与战争）的彩色化呈现，卡恩无疑是与当年人力物力条件下所能及的一个最广泛的世界建立起了一份令人感慨玩味的深刻关系。
安德鲁－卡内基曾有言：“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位美国钢铁大王、“公益之父”也践行了自己这一掷地有声的高格调宣言——临终前将全部家当捐出。而晚于卡内基二十一年死去的阿尔伯特·卡恩．则在辞世之际的十年前便提早摆脱了这一耻辱。
英国著名脑神经学家、作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在一篇名为《我的一生》的短文中，他曾颇为感伤地写道：“过去的十年间．我的同龄人陆续离世。我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每当他们有人走了，我就会有一种自己的一部分被撕裂的感觉。当我们走了，没有人会再像我们这样。”这个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其他人一样。当人们死了．他们无法被取代。他们留下了不能被弥补的缺口，因为这是命运——遗传和神经的命运——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曰子，最后结束自己的一生。
一百年前，当卡恩审视“星球档案”中他的同代人影像时，心中泛起的，大概也是与萨克斯同样的悲悯情怀。
能够去感知、关爱、珍视和怜悯，便是人道。虽然，这人道的荆棘之路常常沦于迷乱与荒芜。
即使在西方世界，知道卡恩的人也并不多，更不必说是在东方。卡恩曾于1909年1月来过中国，但只是短暂逗留。好在几年后，他派往亚洲的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聚焦于这一区域的珍贵彩色影像，而且数量品质都相当可观，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卡恩重返中国——以一本图册的形式。
译者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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