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写600年世界史，一部全新视角的全球史。
真正跳出欧洲中心视角，在欧亚大陆的时间和空间里，重新解释全球史。
2．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探索全球化世界由来及未来走向。
以帝国兴衰为线索，回溯世界权力版图的分配，透视600年世界舞台风云变幻，理清今日世界局势的历史根源，探索未来世界格局。
3. 荣获国际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
被赞誉为“一部大历史的巨作，也是一位全球史大师的伟大成果”！
4.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颇具雄心的代表作。
作者约翰·达尔文为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20年凭借卓越学术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CBE勋章。
5.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1.5万字专文导读，盛赞推荐：
“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所有政治家的案头书，也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
6.契合世界与中国时代精神的历史巨著。
郑永年、赵磊、昝涛、朱联璧、何帆、向松祚、刘苏里、徐瑾、郭建龙……国内学者名家罕见一致推荐！
7. 国际学术巨擘赞誉推荐。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蒂莫西·布莱宁（《企鹅欧洲史·追逐荣耀》）等学术巨擘倾力推荐。
8. 受到全球读者广泛认可！
席卷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等10多个国家，拥有众多语言版本的当代历史经典
9.媒体赞誉推荐。
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德国《南德意志报》、法国《世界报》、俄罗斯《圣彼得堡时报》等全球媒体好评如潮！
1405年，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帖木儿，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去世。这不仅造成了帖木儿帝国的崩溃，自成吉思汗以来，草原帝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的时代也就此结束，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兴起”——这些名词构成了人们解读近现代全球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但在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看来，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欧亚大陆而非海洋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欧亚世界来说，1405年才是多元化的全球现代历史的开端。帖木儿霸业的溃败，直接催生了欧洲、伊斯兰世界与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欧洲在数百年里都感受着来自其他文明的巨大压力。这种漫长的动态均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欧亚革命”的来临……
这部重新解释全球化世界由来的历史巨著，跳出欧洲视角，全方位俯瞰了1405年以来的世界舞台，将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中华”、日本、俄罗斯（苏联）、英国、美国等帝国，拉进欧亚大陆竞逐的大棋盘，使得这600年的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的独角戏。更重要的是，它预见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大全新转变的边缘，且这一转变的影响比起18世纪末的“欧亚革命”，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帖木儿之后》呈现出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展现了欧亚帝国的兴盛与衰落。而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这部巨著有助于我们思考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定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重点研究帝国史和全球史，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兴衰史，著有《帝国计划：1830-1970年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未终结的帝国：英国的全球扩张》等重要著作；因其追求跳出英国和欧洲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而广受世界主流历史学界的推崇。
2008年，因作品《帖木儿之后》获得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
2012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2020年，凭借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CBE勋章。
前 言
1405 年帖木儿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连串“世界征服者”都意图建立庞大帝国，将整个欧亚世界—“世界岛屿”—归于一统，而帖木儿就是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他死后不到 50 年，欧亚世界远西地区以葡萄牙为先驱的海洋国家，已开始探索航海路线——这些航线塑造了日后各个海洋帝国的关系网络与交通干道。本书正是要探讨帖木儿之后的历史。
乍看之下，大家会觉得那段历史已经耳熟能详。毕竟西方凭借着强大的帝国和繁荣的经济称霸全球，乃是我们历史认知的核心观念之一，统合着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这一观点似乎不可避免地充斥于正统的历史叙事之中。那是历史的阳关大道，而其他的观点全是小径或死路。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世界性联盟）的一部分。本书的宗旨有一部分在于让读者了解，从帖木儿时代到今日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远比那则传说所显示的更为混乱，更受偶然事件的影响，更富争议性—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为了阐明这点，本书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
若非过去 20 年有关“全球”史和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地历史的新作大量问世，本书不可能写成。当然，历史学家坚持从全球观点了解过去，并非今日才有，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希罗多德。大部分的历史著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理应已经发生的事，有着一套靠猜测而得的结论。然而，系统地探索世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却是较晚近的事。弗雷德里克·泰加特在《罗马与中国》一书中论道：“只有充分认识到各民族都有历史，体认到那些历史与自己民族的历史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世界里，体认到比较各个民族的历史乃是知识的源头，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成果。”这一挑战，由麦克尼尔（W.H. McNeill）以皇皇巨著《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1964 年）承接下来。因书名之累，若未认真一读，会不知该书所探讨的范围之广，见识之精妙。但晚近，投注于全球史与西方以外历史的研究大增。“全球化”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冲击，乃是原因之一。但或许同样重要的因素，乃是离散（diaspora）与迁徙的影响（创造出流动的、“反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原先把“历史”视为国家私产的许多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在新视角、新自由、希望从历史中得到新意义的新阅读大众的推动下，大量历史著作纷纷冒出。这一切所产生的影响，乃是为原先似只有一条探索路径（欧洲扩张的论述）的过去，打开全新而广阔的视野。这使今人远比二三十年前的人更容易看出，欧洲步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与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改变，有许多共通特色，看出欧洲在世界的称霸其实比我们往往相信的要晚，比我们往往相信的更有局限性。
我能写成此书，得感谢其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由每一章所附的注释可清楚看出。我认同世界史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我初次迷上这观念，乃是受教于已故恩师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门下之时。他的历史想象汪洋恣肆，无边无际。牛津大学帝国史与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同事—朱迪斯·布朗（Judith Brown）、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凯瑞（Peter Carey）—让我获益良多。牛津大学内外其他同僚的专业知识，也使我收获不少，他们的真知灼见，我谨记在心。我在经济问题方面的思索，因结识“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这个组织，而更为周全、深入。那是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所创立的组织，旨在提供一个论坛，来讨论全球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的经济变革路线。本书中的观念，有一些乃是在几场 “巡回研讨会”上与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菲利普·巴克纳（Phillip Buckner）辩论时，激荡出来的—得益于如此之多的英才，我受的启发自不待言。而过去 20 年指导许多博士论文，也让我的历史知识大为增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朋友和同事，他们对本书各章的最初几版，提供了宝贵意见：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马丁·塞德（Martin Ceadel），以及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书中若有谬误、缺漏，责任当然在我。
我以柯林斯·巴塞洛缪（Collins Bartholomew）制作的“Mapinfo” 程序为基础，画成地图草图。若没有博德利图书馆地图部门奈杰尔·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导、建议及耐心协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地图定稿则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完成。鲍伯·达文波特（Bob Davenport）一丝不苟地编辑本书文稿，我要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若没有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Simon Winder）的热心和鼓励，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会艰难得多。西蒙的热心，令任何作者都不忍拂逆其好意，只有加紧努力以报答之。为此，也为了他在某些关键时刻适时提供的高明意见，我要大大感谢他。
最后，我能在俗务缠身的情况下，经历漫长时间写成此书，得大大归功于资源丰富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纳菲尔德学院为其研究员所提供的无比完善的研究与写作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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