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实施主体所开展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些工作反映出的保护理念、技术规程、实施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等，在洞见微观关系的同时洞见了一些宏观关系，并提出了一些改进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
全书共有5章和2个附件。**章引论，主要阐述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第二章，主要介绍开展本研究的条件和分析框架，旨在说明以什么为依据进行研究；第j章，以实施主体所开展的工作为叙述线索，介绍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集中说明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第四章，主要是介绍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不足，说明研究发现了什么问题；第五章，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回答如何解决问题和改善工作；附件一，主要是介绍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与法规依据，并对一些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的概念的“节点”进行必要的阐释；附件二，主要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一些纯理论的分析，通过数学视角建立模型，直观呈现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本书对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两条从未有人提出过的原则：一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步保护的原则，二是慎对文化遗产“族别化”的原则。其所谓“同步保护原则”，主要含义是，要尽早改变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上处于“条块化”的管理状态，在诸如“历史文化名城(镇)保护”、“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中，实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步保护。其所谓“慎对文化遗产族别化的原则”，是一个针对贵州的特殊性而提出的。由于受一些不当观念的作用，本不强调“族别”意义的文化遗产，在发现、识别、发掘、抢救等保护过程中，有些内容受到了“族别化”操作的影响。具体反映是对一些没有“族别”内涵的文化遗产赋予了“族别”的意义，或是把一些本来存在“族别”含义的民族文化遗产，给出了错误的解释。推动文化遗产资源“族别化”的动机和力量，源于文化遗产的“族属”赋予，同民族的历史辉煌、现时存在的合理性、政治权利的分享等，具有某种逻辑关系。在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贵州，文化遗产的“族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本书认为，不宜强调其“族别”的文化遗产，一定要防止“族别化”；原生l生存在“族别”概念
的，绝不能错释和误读。任何有意操纵文化遗产“族别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文化遗产科学的“恶搞”，必须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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