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祖母重整家业
我没见过爷爷，只听说他年轻时当过十年左右清兵，有点跛脚，在军队也是管做饭的，但人到中年就谢世了。据父亲说，爷爷去世时，叔叔才4岁，那年是1919年。奶奶没有名字，人称宋王氏。她结婚较晚，但很能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她每天下地都提一个粪箕子，见柴拾柴，遇粪捡粪，自己一个饭粒都不浪费，但是遇到讨饭或有困难的人，她能扶危济贫，因而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好人缘。不过，孤儿寡母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在艰难岁月里，重整家业，有三件事名扬乡里：
第一件是持刀夺回河套地。宋家原来有许多土地，但都被人占去，或者租、典在外。其中最好的土地是河套地，位于无名河西岸边，南有窑岗。该土地有30多亩，土地肥沃，据说是老辈人在河套开垦的，唯一的缺点是常常在闹水灾时被淹没，不过存水期不长，对收成影响不大。但是这么一块好地长期为河西的同族人霸占，奶奶立志要收回来。有一年春天，河西的族人又去犁地了，共有两个人，还有一头牛。宋王氏腰间别一把短刀，前去说理，对方以为一个女子不能怎么样，继续犁地，宋王氏愤怒地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霸占了我家的土地，必须归还，否则我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时你们就后悔莫及了。”说时迟，那时快，她冲向前去，把犁把师宋万仁刺倒在地，牵牛的小伙子宋万福也吓跑了。最后经过村民说合，河西宋家才还回土地。从此宋王氏名声大震，开始重振家风。
第二件是同本溪高承满打18年官司。原来我家祖辈负责为清廷烧石灰，曾获赐不少土地，先是在本溪烧灰，因此在现在本溪人民公园地段有200多垧土地。后来迁到半拉山子烧灰，本溪的土地无法经营，就由宋代宽租给了高家经营。高家从此家业扩大，成为本溪一富，而宋家却一代不如一代，人也窝囊。有一次宋某去本溪收租，不仅颗粒无收，连自己也被高家装进麻袋丢进本溪湖里，从此两家结仇。但宋家敢怒不敢言，一代代拖下来。奶奶嫁到宋家后，不畏权势，决定代表宋家出面同高家打官司。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还要走60里地去本溪城里打官司，谈何容易？但是奶奶从1925年开始，打到1943年，足足打了18年官司。其间受尽苦难，几经周折，最终高家败诉，宋家获胜。记得有一次我去舅爷家玩，还看到判决书的照片。由于当时土地已经被日伪征用，仅给了2000两白银。这笔钱，如果购买土地，可以买200亩，但是打官司借了不少钱，也典出不少土地，还完债后，钱也毛了，这场官司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但得到两项精神收获：一是官司打赢了，争回了理，出了气，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二是奶奶在打官司过程中，由一个文盲变成了能读书看报的农村妇女。奶奶经常对儿孙说：“打官司没文化不行，谋生也要文化。”因此她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民国初年那样的社会，一个普通农家把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送进大学，卖地借债也要供儿子读书，这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三件是重视教育。宋王氏勤劳持家，平时总提一个粪筐、一把镰刀，捡粪是天天要进行的，也拾柴，就是遇见一节高粱秆也要拾起来当柴烧。回家也不闲着，每到冬天总坐在炕上，不是剥棉桃，就是挑选种子。我记事时，奶奶已经不做饭了，由三个儿媳轮流做饭。奶奶穿的都是旧衣服，尽管她勤俭至极，但遇到谁或谁家有困难，总是解囊相助，哪怕自己仅剩二升米，也要拿出一升接济穷人。有时在村内发现了走投无路的行人、乞丐，也给予必要的帮助。老人说扶危济贫是做善事，是会有好报的，这一点同她信佛有关。奶奶比较重视教育，她说：“书越多读越好，只要能读书，卖房子卖地都应该。”
奶奶在家教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农轻商。奶奶常说：“千生意，万贸易，不如翻土块。”认为挑八股绳的受人看不起。父亲就是有名的瓜农，经常种两三亩西瓜、香瓜，我们也跟着识瓜、摘瓜，我就在瓜窝棚住过，听刺猬来偷瓜，当然我们也有打刺猬的方法。瓜熟蒂落之时，通常是批发，或者人家赶车来买瓜，或者有人来瓜棚采购，但绝不出去销售，宁肯把瓜烂在地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提着瓜、拿着秤，到街上叫卖，效益可想而知，奶奶对此并不在意，但对我们出去卖瓜十分不满，说：“你们不是卖瓜的料，下次不要去了。”至于做其他小买卖，更不能在我们家发生，但种庄稼可以。
我的父辈有兄弟三个，老大宋万春，号耕久，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学医的，后来在东北军任少校军医，这在当时乡间已是一个不小的官了，但是英年早逝；父亲宋万德，行二，本来是龙凤胎，父亲存活，其妹天折；叔叔宋洁涵，行三，又名宋万清、宋石平，后经东北大学而加入八路军。按农村习惯，哥仨有两个外出，必须留父亲持家、务农。此外还有一个姑姑，嫁给大范屯范家，中年早逝。半拉山地处沈阳、本溪和辽阳之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谚语说：“好过山海关，难过半拉山；雁过要留毛，人过瘦一半。”听起来够吓人的。从行政区划上说，半拉山归辽阳县铧子沟镇。大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吧！在日伪政权的残酷统治下，辽阳北（即今天的灯塔市）出现了两位杰出的抗日斗士：一个是东北抗联的李兆麟将军，家住铧子沟镇荣官屯；一个就是家叔宋洁涵，在太行山打鬼子。两个村相距四公里，可谓小同乡呢！其实两人还有点亲戚关系，叔叔的“一担挑”（连襟）李春荣就是李兆麟的堂弟。有一次李春荣到我村串门，还对我讲述了不少李兆麟打鬼子的故事。但是叔叔与李兆麟并没有直接联系，他在关内走了另一条抗日救国的道路。这要从我们的家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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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书稿最初是较长的，似乎可印两册。后经研究，将其中器物类内容摘出，另出一书，剩下来的就成了如今本书的样子。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讲述我的成长过程：自己具体是怎么从一个考古工作者，走向考古学与民族学比较研究，也就是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如书名所揭示的，它有点像一部治学史，这可能是历史条件使然。我想补充的是，自己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民族考古比较研究，然而我做的工作仅仅是民族考古的一部分，真正的民族考古应该是我国民族考古的具体研究，这方面范围广，题目多，我个人远远没有此类研究条件，所以不能奢求。我晚年又遇到不少辽代文物，这为涉及具体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点可能，于是最近二十年我接触不少辽代文物，研究不少契丹民族的历史。如最早出版的有《蹴鞠：中国古代的足球》一书，后来写了《契丹人百工图说》、《中国古代冰雪文化》（即将出版）等书。由此看出，历史又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涉足辽代契丹文物研究，使自己又回归考古学研究。这一点令我快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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