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John Toland），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1912年生于威斯康辛，参加过“二战”。托兰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战后，他写了很多剧本和小说，但从未有机会发表。在朋友的建议下，托兰转向历史写作，并一举成功，从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
托兰的历史写作摈弃了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代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使读者身临其境。他的著作见解独特，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并注重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也因为这样，托兰每有新作问世，必能引起轰动，往往会占据销售排行榜首位。
其主要著作有：《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占领日本》和《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
约翰·托兰这一位战争历史学家，他将参战者的真实经历记录下来，描绘出一幅宏观的二战全景图。
——《泰晤士报》
本书讲述了阿登战役的危险与疯狂：战局混乱不堪，连参战各方也无力把控。所幸，战役成为了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至于人们在其中经历了何种悲欢离合，则由约翰．托兰为我们娓娓道来。
——《纽约时报》
在二战文学层出不穷的今天，本书首开先河，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在这片惨烈的阿登战场，美国人经历了何等残酷、孤独而顽强的战斗。情节扣人心弦，一经开卷。再难释手。
——《旧金山纪事报》
托兰敏锐地把握住了战争的各个方：小型冲突、英勇事迹、人性的善恶、官方的对话谈判、决策者的举棋不定、纳粹的狡诈，以及盟国的混乱。这些事件相对分散，看似毫无关联，而托兰却将其串联成了完整的“阿登战役”。
——《科克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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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希特勒在阿登输了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成千上万的英国和美国战士才免于丢掉性命。如果希特勒没有坚持“干大事”，如果他躲在齐格菲防线内，那么盟军将不得不对敌军守卫严密的堡垒进行强攻。而这些堡垒的守卫部队正是在阿登才被打得七零八落。
如果以挽救的生命数为标准计量，“阿登之战”显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场战役的胜利靠的不是运气，不是人员数量占优，也不是压倒性的空中力量。它的胜利靠的是美国士兵，靠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难以形容的特质。独立、自大、爱享乐这些特质虽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好的戍卒，但却最终使他变成了一名致命的战士。
“阿登之战”不是一场中规中矩的战斗。战线要么不存在，要么流动不定。这场战役由一系列孤立的行动组成，彼此仅靠进攻方向才联系了起来。美军被包围了，而在几英里之外，被包围的却是德军。各个部队之间的沟通联系也变得不可靠。部队以师、团、营、连，甚至有时以一个或两个人为单位进行独立战斗，但却极大地影响了战局。在这样的战斗中，美国士兵表现优异。独立这一经常让他们在军营中惹上麻烦的特质，却在“阿登之战”中起到了作用。
他们爱享乐，这使得他们刚进入战场时表现低劣。然而在“阿登之战”中，他们很快就明白，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让自己活下来：他们必须战斗。他们战斗不是为了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美国兵进人战场，有一个简单的处世哲学——出力越少越好。他们表现怎样，全凭形势所迫。在“阿登之战”中，他们不得不特别优秀。但他们却总是那么复杂，甚至今天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美国兵是个笨手笨脚的敌人。德国人仍然坚信，他们当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敌军压倒性的炸弹和炮弹数量，以及大量的机械和物资。许多德国人仍然愤愤不平地认为，那种作战方式马虎没效率，是懦弱者的做法，且耗费巨大。但美国兵却不在乎什么战场上的骑士精神。他们只想获胜，然后回家。
尽管有这么多明显的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仍然是一支强大而民主的军队。它从零开始被迅速组建起来，并且安然承受住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愚蠢糊涂、平民的自满、官僚主义、国会的插手、无数的错误、政治操作以及成长之苦等等等等。它的许多军官都笨手笨脚，能力不足，但战争这所学校很快就摧毁了或者筛除了这些人中的大半部分。这支军队赢得了“阿登之战”，驰骋于德国。它不仅勇猛而且坚毅，且为勇猛、坚毅之人所组成。要是逼不得已的话，它还可以更勇猛些，更坚毅些。
很多人都写到美军情报参谋处官员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预见这场战役。当时相当原始、天真的美国情报系统不应该承担过错，毕竟它大多还是以美国内战中的平克顿侦探系统为基础；复杂精密的英国情报系统也同样对此无知无觉。甚至连霍奇斯、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战略的设计师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应该受到指责。盟国所有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责任。1944年12月15日的夜晚，盟国世界里散发着自满、过分乐观以及自欺欺人的气息。
当初许多孤立的事实都指向了“守卫莱茵河”，但它们却构不成一张有意义的图景。因为这张图景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假设，即德国有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在任何位高权重的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把盟军带到灾难边缘的原因更多不在于情报工作的失败，而在于想象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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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役的许多盟军参与者的声名在后来都越发显著。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总统；蒙哥马利主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布鲁斯．克拉克担任驻西德第7集团军司令；麦克斯韦·泰勒升任为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加文则成为了美国陆军的公众良心。
许多人后来留在军中服务，如圣维特的唐·波伊尔，那两个兄弟村的米尔德伦和毛罗，F连的克莱顿，玛库里的霍根以及小艾伦·琼斯。许多人如今在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如柯林斯、霍格和麦考利夫。其他人则在教育行业：特洛伊·米德尔顿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校长；列兵约翰·肖在海勒姆大学担任英文教授；“公鸭嗓”厄尼·哈蒙少将成了诺威治大学的校长，这让他战时的同事们惊诧不已。
率特遣队最先抵达乌法利兹的迈克尔·格林，如今是美国陆军正规军中的一名中校。他的助手“大个子吉恩”爱伦森现在是迈阿密大学足球队的边裁。莱纳斯·霍本还在德国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已重新当选法官，现在他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从事旧业。贝勒海耶路障的奥林·布鲁斯特少校如今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坦普尔市。他没有受到军事审判，这是因为理查森（他现在回到了驻扎在德国的第3装甲师）和希基（于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克里斯琴退休）一直拒绝给罗斯将军提出的指控签字。而罗斯自己则在“阿登之战”之后不久，就和他的坦克兵在前线阵亡了。
布雷德利在出任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之后，住在华盛顿特区。第106师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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