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所以认为自己才高，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父亲司马谈对他的教育和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这是得天独厚的。其二，两次游历，见多识广。第一次漫游是在公元前128年，即武帝元朔元年，司马迁大约20岁(一说17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第二次漫游是在元鼎六年奉诏随征西南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两次游历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三，作为两代史官，得以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上固有的天赋，十岁即能诵古文，从师大儒董仲舒等原因，这些条件足以使司马迁自认为才高。
自认品高，何以比拟?“行若由夷!”
许由和伯夷都是史料记载的所谓高洁之士。
《史记正义》引晋皇甫谧的《高士传》云： “尧闻致天下而让焉，(许由)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伯夷的故事在《史记．伯夷列传》里记载得很详细：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但父亲死后，叔齐却不肯接位，而把王位让给了伯夷。伯夷说：“让你接替王位是父亲之命。”于是就离家逃跑了。叔齐不愿继承王位，也离家逃跑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另外一个儿子为王。弟兄俩听说西伯昌贤，就投奔姬昌。等他们到达时姬昌已死了，路逢武王载着父亲灵位向东讨伐纣王，伯夷：叔齐一起来到武王马前叩头谏道：“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去发动战争，这能称为孝吗?身为臣子，却去攻杀国君，这能称为仁吗?”左右想杀了他们，太公说放了他们。等到武王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以为是耻辱，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结果隐于首阳山而饿死。
这两则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难道就是几千年来我国古代社会高士的统一标准吗?其实，司马迁虽以许由自喻，然而，他对许由其人、其事都持怀疑态度。《史记．伯夷列传》开篇就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闲，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这段文字起码记录了司马迁对这一事件认识的几个反复：其一，历史典籍中记载尧让位于虞舜，虞舜又让位于禹，整个让位过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得那样慎重、严肃，而史籍中没有尧让位于许由的记载，这不能不引起对这件事的质疑；其二，既然史籍不载，哪来的这一说辞?“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这是传说，并非史实，司马迁继而对尧让许由之事否定；其三，如果说尧让许由这件事是虚构的，那么，为什么箕山还有许由的墓冢呢?这不由将前边两次否定的态度又打了个问号；其四，如果真有其人、其事，那么孔子在论列古代圣贤时，都很详细，怎么不曾提及许由此人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尧让许由之事始终都持怀疑的态度。
既然如此，那司马迁为什么还要以由、夷自喻呢?笔者想主要还是基于基本的概念，大家都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高士，那司马迁既然认为自己品高行端，那他还能拿谁去自比呢?
其实，司马迁与许由、伯夷之流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他受时代思潮及父亲司马谈思想的影响，有其根深蒂固的黄老思想，又以董仲舒为师，受儒家人世思想教育，在汉武帝不遗余力地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的时代，他想当官做事，想为国家出力，没有想逃避现实的痕迹。查阅有关司马迁的史料，发现司马迁直接说出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晏子。“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钦慕焉。”(《史记·管晏列传》)那简直是五体投地，那么他到底欣赏佩服晏子的什么呢?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史记·管晏列传》)这岂是许由、伯夷所为，这是儒家高士的标准，而司马迁为说自己品高，以由、夷作喻，实取其名而不取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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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身轻松。怎样使退休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我选择了读、品、写、讲的生活四部曲。读书是一种乐趣，静下心来读书，也就像静下心来练书法、打太极拳一样，那是一种置身物外的感受和境界，也是一种陶冶身心的方法和途径；读书就要品书，品书是一种享受，书中自有真情，书中自有智慧，品不尽的真情，说不完的智慧。品书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品书就能把自己融人书中，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品书就要把品到的味道记下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能，也使“品”结了个果。常说十个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昨天品到的书中的味道，如果不记下来，也许今天或者明天就荡然无存了；既然写下来了，就想把它讲出来，这是一个教师思维的惯性、社会责任，也是读、品、写的价值所在。读、品、写、讲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忙在其中，乐在其中。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对这部“史家绝唱、无韵《离骚》”从来读之不厌，书中荡漾的、驱之不散的馨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所以，读之有趣，品之有味，感受于笔端，抒怀于讲台。
《史记》有多种版本，各种版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史记》的基本精神、基本思想、基本框架不会改变。我的案头摆放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9月出版的竖排版(全十册)读本，是刘宋裴驷、唐代司马贞、张守节三家作注的读本，注释较为详细，读起来更方便。《读史记)说智慧》书中所引《史记》原文皆出于这个本子。
在写、讲这本书的过程中，河南科技学院文学院的领导和广大教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黄文熙老师，从课件的制作到书稿的校对，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窦玉玺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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