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编著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精）》共分三篇分别是：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包括殷商之前的中国以及殷商建国的情形，并分析殷商王族的属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中编“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从考古与传世文献探讨商周王室和两国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下编“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则着重讨论古代历史观念的形成脉络。
郭静云编著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精）》内容介绍：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是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汉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传世文献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性的“神史”理想。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成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涉及“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期历史故事，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合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据。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早期青铜技术。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符合文明发展的理想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当于史前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江汉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时已建构了联合城邦古国，笔者将之称为“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于中国文明所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的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历史中的作用，扮演着原始创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先楚文明是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种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江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46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考古揭示，石家河、盘龙城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即中原地区文明的发祥地。
笔者认为，所谓“早商”中原文明实际上是殷商占据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头”、“二里冈”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的强攻，故能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才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他们在商代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但殷商建国之后，东北文明已占领了黄汉中原的北楚领土。
虽然殷商文明的东北成分很突出，但其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这仍是新的历史阶段。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的文明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诸国汇人早期整体化的“商”这一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并以殷商王族的语言为基础，综合了殷商之前的文字，确立了上古帝国贵族的语言文字。
汉朝帝国能够完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实始于殷商，而秦汉统一天下的结果，亦是奠基于自殷商起千余年间各地区文明的融合过程。中央集权的雏形已见于殷商，虽然殷商政权的集中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参加殷商集团的诸国沟通十分紧密，因而加强了同化的趋势，殷商集团诸国的制度、语言、礼仪、文字等，亦因此表现出高度的同化。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对照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可知，这种新文明并不符合成汤克夏的背景，而是相当于盘庚渡河南的时代。也就是说，考古和文献显示出盘庚以前和盘庚以后，中国境内包括辽河、黄河、汉水流域，南到长江地区的文明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殷商王家谱的先王无疑都是盘庚的祖先，司马迁所载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确。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来即统治中原，则怎么可能拥有同一王室的国家，在盘庚之前和盘庚之后的变化如此之剧？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虽然上甲、大乙成都是盘庚的同族祖先，但这个族群并非自始即是中原的统治者。司马迁所述盘庚之前数次迁都的情形，其实是殷商王族在其发祥地的游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辽冀农耕地区的状况，而是游战族群的生活方式，从各方面资料的对照可指出，该族群的发祥地应在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
黑龙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带，自古以来是不同人群流动生活的交接区，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动，亦为欧亚草原之门，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扩散之地，如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骊、女真、满人等。他们在历史中扩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响过世界文明。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北界东北方向与西北方向地区的自然条件不一，西北空间拥有广大且良好的放牧条件，因此西北族群以发展牧业维生；而东北的空间，无论是可农耕区或牧场都很窄，窝集茂林、山岭、海洋这些区域，都容易使活动受限，更不利于任何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东北族群往南占据领土的动机很强，是尚武性族群的发祥地。
殷商王族应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领中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跨民族、跨国、跨文化，并以军立权的大国。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练马的族群，从亚洲草原一带将练马的技术带到中原。神话中所言“相土作乘马”，即指殷商王族与最早驾马技术的关系，他们以狩猎、战争、掠夺维生，殷墟建都之前，其族群已屡次从黑龙江稀林草原带来到中原掠夺，但直至盘庚时代，因气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们方始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洹北遗址就是盘庚烧劫而毁灭的本土城邦，之后盘庚又在其附近建设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领辽、黄、汉流域的情况，与加喜特占领巴比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时代和背景也相近。可是乘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个上古大文明：巴比伦，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伦原有的制度，成为巴比伦的王朝之一，然后发动对外战争扩展巴比伦领土。而乘马的殷商王族吞并了几个原有的古国，建立起新的殷都和多元的集权大国，派遣王室宗族的“侯”到各地作军宰，以设置封建制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吞并小国。因此殷商应该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集权大国，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统一了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语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称为“上古帝国”。殷商政权蕴含了原有的许多国家与文化，形成规模庞大的多元文明。殷商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大文明历史的启发点，同时也是许多早期青铜文明发展、结合的成果。因此殷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加喜特时代在巴比伦历史中并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将亚洲草原的生活经验带来中原，但定居之后，也逐步改变其生活习惯，两百余年没有移动。殷商文明是从盘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领中原后，才开始形成的上古帝国。殷商文化属多元而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其涵盖几种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族为其中占少数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标志乃马车、拜虎信仰、亚字形墓葬和亚字形族徽、战争狩猎文化、人牲斩首礼、崇拜麦子、用大理石制造礼器，以及日辰系统和祖先日名谥号等。殷商王族通过占领、封建诸侯，以及通婚制度，吞并河北平原、黄汉中原，及黄淮平原、鲁西、周原的部分地区，影响远达江南，其统治范围相当广。
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数据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至于殷周之际，虽然文献显示周人与商人来源不同，然而考古资料却表明西周前期并无新的文化现象。细读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印象，编辑文献的周代官员似乎特意强调周商间的差异性，隐藏实际上的亲密关系。
文王既为殷商国家诸侯之一，又属先王所生的后裔，故有资格参加国家宗庙之礼。但据周原卜辞所载，文王不仅参加国家宗庙之礼、受胙，还亲自主导祭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礼。文王藉由亲自主导先王之礼，以强调自己继承大乙成的正统性。因此西伯祭祀殷商祖先与祈求克殷的目的并无矛盾，文王认同大殷之祖，强调自己是受先王护祜的后裔，祈求祖先保祜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据殷商父母双系制度，两者应属同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周室属于殷室王族的旁支。文武王时，周王家在诸侯问强调其承续殷宗的正统性，并最终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对照考古与文献，商周之变应属上层贵族的政变，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变后，历经国家社会文明的逐步改变，直至昭、穆王时，周人才开始武断地强调其与殷商不同，从而形成商周两段的历史传统。实际上商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如盘庚前后那么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况及其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发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过，从初步观察中，笔者提出推论如下：在新石器时代，宝鸡地区的彩陶文明，北与甘肃马家窑有文化来往，南则通过类似于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线，与汉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缔结关系。同时，虽然渭河汇流入黄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东游的居住条件并不良好，三门峡和黄河中下游的资源贫瘠，因此宝鸡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发展的情况并不踊跃。直至青铜早期，因气候变动、北方族群掠夺以及其他今日难以掌握了解的情况，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没落，先民或往其他地区流动，导致青铜时代早期的周原地区聚落遗址极少，根本不见古城遗址。直至将近殷商时期，周原遗址的数量才开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从先周文化的涵盖范围来看，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关系，往往还不如通过类似于陈仓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线，从而与汉江流域及广汉地区的文化交流来得频繁。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离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影响。既然本人认为夏文明的中心在汉江下游（古名为夏水），那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确实并非是从殷商继承对夏的知识，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时，便已经通过自己的交通线，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术，同时亦从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话历史与传说。
不过，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见黄河北游下来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的资料，使我们初步推论出以下情况：某些西北掠夺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开始在宝鸡地区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线，与汉江及广汉古文明发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从掠夺者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经济活动为主，其中包含了农耕和商业，并且学会了许多南方的技术，而成为南方的农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间的联络者，利用其地理位置发展商业。殷商末期的周国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强，并以此为始逐步扩展己方政权的势力。
殷商上古帝国建立后，殷商政权到达周原，将周原的族群纳为属国，并积累牧产、马匹、矿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资源。这便确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国里的重要性，并且促使黄河流域的交通线成为主要国道。殷商透过派遣“侯”统治周原，并与周原贵族通婚，逐渐将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来源即于此。
周王室成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当周室初掌政权后，并不刻意否定其与殷商王室间的传承关系。可是到了昭穆王时期，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开始强调其自身与殷商无关的独特性，并伪托与夏的传承关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记述文献纪录的权利，因此将夏的历史改写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隐藏了夏文明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就是周时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误解，以为夏的位置在黄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发展皆显示：中国境内的文明起源在长江流域；直至青铜时期，草原地带才出现文明化的活动，但此文明的发展重点不是产业，而是战争。青铜早期时代，以黄河作为南北不同文明的边界，直到接近殷商时代，黄河才逐步成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东西集中的“中”文明。
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到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言文字。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记录工具。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之前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记录而形成历史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
就第一项问题来说，现有三种商周文献：甲骨文、金文、简册。其中，甲骨文没有与占卜或祭祀无关的记录，甲骨刻辞也没有历史记载的目的，因此不能当作“历史记载”。青铜器铭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与历史记载无关，但发展至西周后半叶，许多铭文中已含有历史记载的成分。殷商、西周时期的简册虽已不存，但从甲骨金文可知，“册”都是祭册和礼册，并不用以记事，然而在西周后半叶，礼册也出现了与铭文相同的发展。
就第二项问题来说，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期性的“自然时间”观念，殷商时还有另一种“祭礼时间”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叶，才有足以称为历史记录的纪年文献出现，这也是“历史时间”观念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编年史始于西周晚期，不过，一直要等到战国晚期，“历史时间”观念才变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项问题来说，史官记录国家大事的传统应该也始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若考诸《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的用语，其中年代最早的内容，同样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论从各方面来看，中华文明历史概念之形成都应完成于西周后半叶。
当然，早在历史记载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已有口耳相传的传统。因有口传，所以具备历史观念的后人在记录时事之余，亦得以将古老的知识变成叙述文字。然而仅有口传尚不足以形成“历史观念”，因为口传容易中断，其原意也容易被改变。后人担心口传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知识亡佚，于是开始记录、编辑古事，从而引发出人们对历史的重视。唯有出现了“历史记载”，我们才可以认定这个社会确实具备了历史意识与观念。
既然历史意识与观念是西周晚期以来文化所有，传世的历史概念也必然奠基于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才开始出现历史记录，原来口耳传承的故事被写成文本，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观点和故事，大部分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记录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场，我们无法听到别人的声音，因此必须着意于史料辨析，试图从绝传的文化中，勾勒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献所叙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合史实。在空间宽大、生活条件不同的中国境内，竟能出现统一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变脉络。但考古所显示的情况，恰好与世界历史所经过的阶段类似：上古中国也是依靠农耕成长，经过社会、经济分化，而逐步组成联合城邦国家的结构，发展出各种生产行业和交易，发现金属料而发明铸铜技术。最后南、北文明因扩展领域而进入互相争斗阶段。青铜时代晚期气候恶化时，北方较年轻的族群占领南方文明的领土，因此统治中心往北移动。北方的胜利者遂重新建构出以自己为源头的历史概念。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精）》认为，五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是由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传说整合而成。其中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相当高。但因为在历史上商周政权是代表北方族群打败南方古老文明的事实，一切神话便是经过北方族群传给后世。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是掌握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失败者的神史就变成胜利者的荣誉神史。也就是说，旧文明原有的历史汇入于新文明的历史中。中国文献中的早期历史神话，也明显有北方族群攫取、剽窃南方神史的痕迹。因此，今日所见的早期历史神话才有如此多元繁杂的面貌。
殷商王室强调自己的本土性，恰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族群，而要张扬其政权的正统性。同理，虽然周王室从昭穆时代以来，一直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而实际上却有很多文献都表达商周之间的亲密性，据殷商亲属制度两者属同一族。所以文献的历史不是表达客观的史实，而是表达编故事者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政策等目的。
过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献为主，考古为辅，将考古发现用在解释传世神话上，无疑存在许多误区。将来先秦史的研究，应该从一手考古资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的形成立场，进而摆脱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依靠事实材料理解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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