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山之阿起皇陵
子楚死后，赢政继位(后世称此时的赢政为秦王政)，加先父谥号为庄襄王，母子楚夫人为庄襄太后。由于年纪尚小，便由庄襄太后听政。一个青楼女子，年纪还不到30岁，哪有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因此执政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秦王政虽然对此心有不甘，但人小言轻，朝中臣子没谁会把这个黄口乳儿的言语放在心上。因此秦王政只好听从母后的建议，尊吕不韦为“仲父”，晋爵文信侯。
后人常以此作为吕不韦是赢政的生父证据之一，然而这是出于对我国古代礼制不了解造成的。在我国古代，家庭中的男孩按出生的先后顺序被分别称作“伯、仲、叔、季”，也就是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举例来说，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名叫孔仲尼，也就是说他排名第二，所以后人又管他叫孔老二。“仲父”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二叔”，通俗点说就是干爹。秦王政是出于对吕不韦的尊敬才如此称呼他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早在殷商末年，周武王就称姜尚(即姜子牙)为“尚父”，这比吕不韦的“仲父”更为直白，但谁也不认为周武王是姜尚的私生子；后世的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也称诸葛亮为“相父”，但好像也没人说诸葛亮是刘禅的亲爹吧?
有了吕不韦主持朝政，秦王政便开始忙些其他事情。即位之初，他便开始大修陵寝。其实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王政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史记·赵世家》；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王政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但他此时年仅13岁，即使按照当时的平均年龄来说，也还有几十年好活，这么早就准备后事，其中的奥妙何在?有一则传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当赢政坐在宝座上、沉醉在一片万岁呼声中时，曾幻想永远不离开人间和豪华的宫殿，于是听信了方士们所编造的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边居住着仙人的美言，并派方士徐福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到海中的仙山上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是徐福一行人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有民间传说，他们来到了现在的日本国定居，在那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以后，赢政也认为“长生不死”的“神仙世界”是靠不住的事，所以他转而特别重视自己陵墓的营建。
其实，赢政自即位后不久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这则传说经不起历史的证明，其中真实的原因何在?这便需要从他的性格上去分析了。
当年秦王政被子楚和吕不韦抛弃在赵国之时，见到了在深宫内院不可能见到的世态民生，更见到了生老病死的残酷轮回。富人还好一点，穷人死了，不过是一张破席裹尸，乱坟岗子中草草安葬，后世子孙如有发达的一天，连祭拜祖先之地都无处寻觅。人说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不管在上面写上什么，一生都难以擦去。秦王政的心就在那时写上了对死亡的恐惧：他害怕死亡，更不想自己死后被草草收尸。如今他是一国之君，而且是战国七雄之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秦国之主，有权力更有能力为自己修建一个足以让后世仰望的陵寝。他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年仅36岁就匆匆离去，在位仅三年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修建归宿之地，秦王政不愿沦落到父亲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之初便开始了骊山陵的破土工程。此举被后世历代皇帝所效仿，也算是秦王政的一个创举了。
从秦王政元年(前246)到二十六年(前221)，由于统一之战的影响，骊山陵的修建工程只是停留在选址、策划及初步奠定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之上，真正形成规模还是要在二十六年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这十年中，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加修建的。
关于秦陵为何选址于此的问题，历代考古学家也众说纷纭。
骊山一直是一个写满了众多传奇色彩的风水宝地，西周末年的周幽王与爱妃褒姒就曾在这里演出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悲剧，从而葬送了西周王朝；唐朝的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杨玉环(杨贵妃)也在此修建了名贯古今的豪华浴池————华清池，二人乐而忘国，最终洗出了安史之乱，使得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最终也没再次抬起头来。
民间传说中，秦王政也与骊山有着很深的关系。相传赢政生前在骊山与神女相遇，游览当中欲戏神女，神女盛怒之下，朝他脸上唾了一口，赢政很快生长了一身的烂疮，最终一命归西。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从中人们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赢政与骊山似乎有些缘分，他的长眠之所也选在了骊山脚下。在真实的历史中，这处宝地究竟以什么样的魔力吸引着赢政呢?
古人把墓地的选择看作是一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尤其像赢政这个企图传之于万世的封建帝王自然对墓地的位置更加重视。对于赢政选择骊山之阿建陵的缘由的据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道：“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也就是认为骊山的背阴面产金，朝阳面则盛产美玉，赢政贪恋这里的财富，所以决定睡在这里。此说在学界沿袭千余年，并且被认为是最早的、最具权威性的观点而深信不疑。
单从表面上来看，《水经注》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回味起来，赢政当年仅是一个13岁的孩童，能否知道骊山盛产金与美玉还是个问题；即使知道，当年选择陵墓位置恐怕也不会按照一个被吕不韦架空的小国君的个人意志来决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从当时的礼制及陵墓的设计意图方面寻找答案。
实际上，陵墓位置的确立与秦国前几代国君墓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赢政先祖及太后的陵园葬在临漳县以西的芷阳一带，赢政的陵园选在芷阳以东的骊山之阿是当时的礼制所决定的，因为古代帝王陵墓往往按照生前居住时的尊卑、上下排列。《礼记》、《尔雅》等书记载，“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西南隅谓这奥，尊长之处也”；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一书记载得更明白了：“夫西方，长者之地，尊者之位也，尊者在西，卑幼在东……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饮食；宅，人所居处，三者于人，去凶宜等。”葬在芷阳的宣太后(秦惠文王之妻，赢政的高祖母)也希望其陵墓能葬在她丈夫与儿子之间，即“西望吾夫，东望吾子”，亦是按长者在西、晚辈居东的原则。赢政先祖已确知葬在芷阳的有昭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既然先祖墓均葬在临漳县以西，而作为晚辈的赢政只能埋在芷阳以东了。若将陵墓定在芷阳以西，显然有悖于传统礼制。可见秦始皇陵园选在骊山脚下完全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
另外，陵墓位置的选择也与当时“依山造陵”的观念有关。大约自春秋时代开始，各诸侯国国君相继兴起了“依山造陵”的风气：许多国君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干脆把自己埋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君权的威严。春秋时期的秦公墓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的“葬西山”，有的葬在陵山附近；战国时期的秦公墓依然延续了“依山造陵”的流行趋势。而秦始皇陵墓造在骊山脚下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而且这一带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额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这段山脉左右对称，似一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
从风水角度来说，骊山也是不可多得的宝地。它不仅依山，而且还环水。除了北临渭水之外，在秦陵的东侧也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水经注》记载：“水出骊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于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池水西北流途经始皇冢北。”可见鱼池水原来是出自骊山东北，水由南向北流，后来修建秦陵时，在陵园西南侧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坝，坝长1000余米，一般宽40多米，最宽处达70余米，残高2至8米，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岭遗址。正是这条大坝将原来出自骊东北的鱼池水改为西北流，绕秦陵东北而过。此外，在陵园东侧，还有川流不息的温泉水经过。《水经注》记载：“在鱼池水西南有温泉水，世以疗疾。”《三秦记》则日：“骊山西北有温泉。”可见当年的温泉与西北的鱼池水相对应。由此不难发现秦始皇陵的风水特点是，南面背山，东西两侧和北面形成三面环水之势。“依山环水”，不知道在当时秦陵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依山环水”的造陵观念对后代建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帝陵如高祖长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就是仿效秦始皇陵“依山环水”的风水思想建造的，以后历代皇陵也都基本上继承了这一建陵思想。
骊山陵破土动工了，从此骊山脚下整整热闹了37年。而秦国后宫也没死气沉沉，这里的热闹程度，要比骊山陵的建筑工地火爆了许多，使得生性暴躁的秦王赢政，第一次大开杀戒!
P42-46
很早就想写一部关于秦始皇和他的大秦帝国的书了。在我对历史的浅薄认识中，大秦帝国是最为神秘的，不仅仅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在史籍的记载中言语不清，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个曾经横扫天下、却又二世而亡的中华第一帝国的一种好奇。
史籍中的只言片语隐晦不清，而且上下文中又有诸多矛盾之处，这就使得秦朝愈发的神秘。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实力日益增强，考古业也随之而兴旺发达，我们方有幸窥得笼罩在历史帷幕下的冰山一角，并能够根据这一些线索去推测真实的历史。
这本书今天之所以能够面世，完全是建立在过去和今天无数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的汗水基础之上的，无法一一表示感激之情，只能借此一隅一并表示由衷地感谢。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谈不上对秦朝的历史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感悟那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岁月。本书是用一种类文学的手法写成的，其中有许多我个人的观点、见解和尽量符合当时背景的虚构，比起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来，有些无疑显得十分幼稚可笑，甚至还可能违背了历史事实。但我自认为，已经过去的历史是要让人们来评述和借鉴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见仁见智罢了，只有百家争鸣，才能让我国的历史研究事业有长足的发展。
我能力有限，书中不乏荒谬之处，还望和我一样对神秘的秦始皇和他的秦王朝有着兴趣和好奇之心的同仁志士们不吝赐教，为我们早日解开大秦帝国的密码添砖加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领导及任逸超先生、刘立东先生、湖北江汉大学涂文学副校长、湖北江汉大学发展研究院肖引院长的大力帮助，同时北京环球阳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全体同仁也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谨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秦风
2007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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