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难当头
近百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直是一对实力悬殊的交战对手。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与腐朽，国力民力的脆弱与散漫，面对强邻的欺辱与挑衅，无力自卫，只好一次次以妥协退让忍气吞声来求得苟安。但是，抱定灭亡中国充当亚太地区霸主野心的日本，依仗其逐渐发达的国力与军力及其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始终贯彻其侵略方针，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终将成为日本的美味。
在中日百年关系史上，日本始终把持着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主动权，一面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面不断地骚扰中国，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进行掠夺与奴役，以求增加其侵略实力。
1894年爆发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迂腐的清王朝统治者为了对付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不得已而又不自量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不免是战败后的割地赔款。这场战争不仅大大地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实力，而且也大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更视中国为禁脔，必欲独吞之而后陕。他们一边软硬兼施，压迫中国的统治者向其出卖更多的主权与利益，一边庇护支持中国的一切在野派、反对派及分裂势力，不论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是封建王朝余孽，还是地方军阀势力，只要是反抗中国中央政府，并且被他们认为是对于分裂中国有作用的政团、派别或个人，他们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庇护、资助、支援，藉以助长中国的分裂动乱，进一步削弱其国力，以便寻找侵略时机，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是已被历史发展所验证的事实。
然而，中国并没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沦落与瓦解。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步步坚强起来，经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接着又经历了北伐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又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进程。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一成立起就处于与日本相对立的位置上，这并非是蒋氏及其政府自觉要与日本作对，而是中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客观局势之必然。因为蒋介石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计划本身就与日本的侵华灭华目标相对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具有极强领袖欲及专制独裁作风的蒋介石，他最终将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的政权的蔑视与破坏和对中国的毁灭而走上抗日之途，这就是他后来领导中国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内因。
但是，在南京政府刚刚成立的特殊情况下，蒋氏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统一事业的支持或默许，也曾极力想与日方“亲善”与“睦邻”，为此，他曾不惜在“定都”伊始就专赴日本访问，会晤日方政要及财阀，但这次访问未能得到日方满意的回答。不仅如此，1928年5月，当南京政府北伐军打到济南之时，日本驻军还进行了公开的干涉与阻挠，结果演成“济南惨案”日军杀死杀伤中国军民4000余人，其中包括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特派员，而蒋氏本人也被迫仓惶出走才幸免遭难。面对日军的暴行，愤怒的蒋氏也曾想拔刀相拼，但最终被张静江等人所劝阻，北伐军亦只得绕道北上。对此，蒋氏曾在当时日记中写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
不久，在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合作下，国民政府终于一举挫败日本军阀分裂东北的阴谋，成功地将东三省收归于中国国民政府版图之内，达成了名义上的统一。这一回合的胜利却从反面刺激了日本，恼羞成怒的日本军阀终于按捺不住而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三省，对中国实行赤裸裸的吞并。
面对日本的武力侵略，南京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欲听任“国际裁决”来制裁日本，结果使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一招得手便认定依仗其武力可在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于是又进一步强占热河、攻击绥远、威胁平津，把进攻矛头直指华北五省。这样，第二次中日大战的危机实已不可避免。
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究竟怎样来应付这场危机呢？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国策基准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先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势力，而后再去抗日。虽然我们可以根据蒋氏的民族立场、权力地位及其个人性格诸因素来设定他最终将对日作战，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方针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族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为了“安内”，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日本人的侵略挑衅妥协、退让，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唾骂，而日本人却利用这些时机不断地加深对华侵略与扩张。
日本步步加剧的威胁，使得深陷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逐步意识到日本就是他面临的心腹大患，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建议面前他开始一步步向抗日的立场转变。我们暂且不论他和他的政府是如何要在公开的言论中保持反共政策的“一贯性”，但就其1935年以后国防方针由剿共向抗日的发展变化及其逐步实施情形来看，这种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内政方针已由反共向“溶共”转变，并进一步发展到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日战略方针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而且其形成过程及其对日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的特点对于后来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战略制定与其发展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完整叙述与全面探讨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因果得失及其抗敌战略思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战前南京政府及其决策者对日基本方针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一简单之回顾。
P3-5
本书成功之处在于“写出新意”四个字。
作者坚持“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写作原则……从战役之外写战役，从全盘战略的高度写战役，从政治、外交及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角度写战役，力求写出新内容，做到“老调新弹”。
————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 茅家琦
像这样出色的专著，日本的读者也衷心期望能尽快地读到。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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