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安族的大迁徙
保安族的先民从遥远的中亚随蒙古军队来到青海同仁后，世世代代居住在隆务河畔，与当地的回、土、藏、汉、蒙古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不仅完成了保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逐步发展，也共同开发、创造了这一地区的灿烂文化和历史文明。当时，保安人主要居住在保安城、撒尔塔大庄、尕撒尔，在年都乎、吴屯铁匠城、郭麻日、黄乃亥琼吾拉卡也有保安人居住。19世纪中叶，保安人挥泪告别了他们繁衍生息的故土、发祥地和美丽丰饶的家园————青海同仁，举族迈上充满凄风苦雨、颠沛流离的迢迢东迁之路。
保安人迁徙的原因很复杂，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是保安族人民被迫迁徙的一个原因。这个时期。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同仁地区空前发展。各教争夺教民，争夺地盘，导致不同信仰的教民间的摩擦，酿成大规模的冲突。这时同仁地区伊斯兰教已具有相当的实力，引起了隆务寺系统宗教上层和部落头人的严重关注：同仁地区藏传佛教的势力也不断扩张，宗教冲突日益加剧。这种情况在《同仁县志》社会编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四寨子的伊斯兰教已具有相当的实力，足以影响佛教的利益，引起了隆务寺系统宗教上层和各部落头人的严重关注，双方采取了相抗衡的措施，隆务寺寺主夏日仓和相佐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与藏族不同习俗的民族要入乡随俗，遵从藏族习惯，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要改信藏传佛教。并在各村寨路口大修嘛呢房和嘛呢彩门。在此情况下，郭麻日、年都乎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但并不坚定的群众改信了藏传佛教。尕撒尔、保安下庄和保安城的伊斯兰教势力较强，信念坚定，不接受改教随俗的指令，引起了宗教矛盾。保安下庄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阻拦信仰佛教的群众兴建‘斯曼盖尔’，破坏寺庙里的佛像，捣毁经塔，烧毁经卷等，引起了两派信教群众的直接冲突。循化厅未能妥善处理，于是信仰佛教的土人投靠临近的麻巴部落，麻巴部落联合热贡其他部落，掀起了驱赶伊斯兰教信徒的事件。”
经济矛盾是保安人被迫迁徙的另一个原因。因灌溉用水等问题，不同信仰的居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民族间纠纷、械斗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清政府的处理不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往往持歧视态度，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在当地矛盾发展恶化的过程中，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致使冲突不断升级，乃至造成了保安族被迫整体迁徙的结果。
清同治三年(1864年)，又发生民族间尖锐的冲突和械斗。据《保安族简史》记载，冲突发生后，藏民动兵，声称要杀尽保安人。其中有藏族部落“吴屯”的头人，俗称“吴屯王爷”，将此讯立即传给下庄(撒尔塔大庄)，要他们赶快逃走。保安人闻讯大惊。老人舍力布、力保山尕、夷拉西、尕拉孜、满屯、黑达、尕荣等感到对方部落人多势众，对抗不了，决定迁徙。保安人准备迁徙之际，一天黑夜，麻巴、尕寨东藏族部落联络土族人的五坊头等部落乘夜包围了保安城。当时城内的保安人因城外发生民族械斗，夜晚不燃灯火，以避风险。而此时的一些部落上层人士却互相串通。事先通知城内的非保安人彻夜点灯，于是城外的藏兵入城后，见无灯火者即破门而入。由于事出无备。保安人来不及组织自卫，部分人惨遭杀害或被俘，部分人从城北水洞仓皇出逃，跑到下庄(撒尔塔大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直奔关系比较友好的藏族浪加部落所居的东山。藏族浪加部落让出一条路让保安人通过，并一直护送他们翻过多曼尔山，到达尕楞口以东；同时集兵劝阻追击保安人的藏族部落，以至于和追击的人发生械斗，伤亡30余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记载说：藏族浪加部落洪布安古哇、阿克华里旦、阿克力率众从保安城后的烟洞山下来，把保安人从城北水洞接应而出，一直护送他们翻过多曼尔山，到达尕楞口以东，从此流落至循化街子一带。
关于这次迁徙的具体时间，夏吾白玛加著《藏族简史：一个世纪中发生的若干历史重大事件汇编明镜》中记载：“最终导致由麻坝部落千户班玛南杰为首的部落武装于九月十一日以向尖扎发兵打仗为借口，在麻坝‘班格滩’集合，并定下了明天凌晨各路人马出兵时要突然掉转方向攻打‘妥家’、‘锁乎伽’”。马世仁先生据此和一些口碑资料，认为是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四日。
居住在隆务河西岸尕撒尔的保安人听到保安城、撒尔塔大庄的保安人惨遭杀害、被迫外逃的消息，大为震惊，也感到势孤力单，难以继续居住和生活。于是就把土地和财产变卖或送给同村的土族群众后，在其头人马亚拉、马三高、马六十率领下，由土族哈仑那卡部落护送到循化街子一带。
年都乎、吴屯铁匠城、郭麻日的保安人也感到势孤力单，怕遭到不测，迁居到今青海尖扎县康杨镇沙里木村等地。有少部分保安人寄住在当地与自己友善的藏族朋友处，当清光绪年间局势平稳后，又回到同仁，大多在隆务街定居。还有一部分保安人没有迁徙，而融入到当地的其他民族中。
保安城、撒尔塔大庄、尕撒尔的保安人流落到循化后，饱受了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生活困苦潦倒。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人民的同情和帮助，将他们分别安置在“上四工”(工，撒拉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乡，清雍正时出现十二工，后合为八工)的许多群众家中。大致上保安城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苏只工，撒尔塔大庄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街子工和查汗大寺工，尕撒尔的保安人被安置在查家工。
虽然有了暂时的落脚之地，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况且是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寄人篱下，这种无奈和尴尬是揪心的。由于受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事，咸丰十年(1860年)巴燕戎格(今化隆)马文义反清起事，同治三年(1864年)后撒拉族、回族的连年反清起事的影响。清廷残酷镇压起事群众，并封锁交通，严格限制这一地区群众的行动自由，使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加上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差，土地十分有限，缺水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经济落后，撒拉族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很困难。保安人的生活和处境可想而知。
同治七年(1868年)，循化发生大旱，保安人很难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再次东迁。经与邻近积石关内甘肃大河家的回族头人联系后，沿黄河南岸穿过积石峡谷，进入关内大河家，由地方头人将尕撒尔的保安人安置在大墩，把撒尔塔大庄大马家的保安人安置在甘河滩，把保安城的保安人安置在梅坡，将撒尔塔大庄尕马家的保安人安置到乩藏麻坝、旧城、甘藏沟。乩藏地区由于受当地的世袭土司及马占鳌、马海晏等领导的河州回族反清斗争的影响，民族关系复杂，经济也困难，所以安置到癿藏麻坝、旧城、甘藏沟的保安人没有站住脚，一段时间后又辗转迁到刘集高赵家、李家和柳沟尕集、斜套等村庄定居下来。至此，他们才结束了艰难的流动迁徙生活。
保安人从清同治三年(1864年)离开青海同仁流落到循化，再迁徙到今甘肃积石山县，大约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才完全定居下来，有了新的稳定的家园，结束了凄风苦雨的迁徙和漂泊生活。这个悲苦的历程长达八年。
举族东迁使保安人饱受了失去家园和颠沛流离之苦，也使这个本来就十分的弱小的民族人口锐减，摧毁了本来就不发达的民族经济基础，而且也对原居住地青海同仁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但从另一个方面说，东迁也产生了下面几个结果：一是由于脱离了在原居住地那种被较为强悍的民族分割包围的社会环境，使得保安族这一弱小的民族共同体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最值得庆幸的。二是这一灾难使保安人凝聚力空前增强。三是新居住地的周边大多是同一信仰的穆斯林民族，民族宗教纠纷大为减少，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社会生活也相对趋于稳定。四是新居住地生产力比原居住地发达，这也促进了保安族经济的相对较快发展。特别是传统的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是保安腰刀的工艺技术大为提高，品类增加，图案愈加精美。五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发展和勃兴，形成了聚居地大河家和刘集两个集镇及邻近地区的区域性集市贸易中心。越来越多的保安人开始走南闯北，甚至远走印度，从事商业贸易。保安人开始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被逐步打破。
保安人定居甘肃大河家地区后，为了改变贫困和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和各族人民一道，对封建统治和压迫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建设新的家园。新中国成立后，保安人得到了新生，经民族识别。于1952年3月20日由政务院正式命名为保安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保安族得到迅速发展。保安族定居今甘肃积石山县时人口不到1000人。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甘肃省的保安族也只有4356人。1959年达到5453人。到1982年，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保安族人口9027人：甘肃省保安族达到8322人，占全国保安族总人口的92.2%，比1949年增长91.02%。其中96.3%的聚居于积石山县。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0年，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有保安族人口1.65万人，甘肃省保安族人口达到1.52万人，比1982年增加6878人；其中积石山县1.412万人，占全国保安族总人口的85.6%。2007年积石山县保安族人口达到14872人，是1949年的3.4倍。保安族人口得到大幅度增长。
甘肃省积石山县是保安族的聚居地，其人口主要分布在大河家镇的大墩、阴家山、上五家、梅坡、麻池沟、岔口、野麦墩、山庄、甘河滩、魏咀、尕周家，刘集乡的高赵家、李家、肖家、大庄、石家洼、安民湾、阳洼和柳沟乡的斜套、袁家等村庄，在癿藏、寨子沟、吹麻滩等乡镇也有分布。另外在甘肃的临夏市、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新疆和青海西宁、同仁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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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甘肃少数民族史话》丛书终于面世了。有一些幕后的情况，尚需交待几句。
作为西北地区的出版工作者，我们深知民族团结、大局稳定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该为此做点什么，为此才策划了这套丛书。本丛书的启动，得到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原省局副局长、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管钰年，省局副局长李玉政、袁爱华四位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或亲任总主编、撰写总序，给予编辑思想上的指导，或肯定这套丛书在普及民族知识、佐助安定团结大局方面的价值，或支持这套丛书在甘肃“农家书屋”中推广，深入千家万户。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套丛书是很难成功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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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的完成，与诸位作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藏族史话》的作者乔高才让同志在撰稿期间发现身患危症。他心怀一点信念，抱病日夜写作，终于完成书稿。《甘肃蒙古族史话》的作者任文军同志在写作书稿过程中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他怀着巨大哀痛坚持完成了书稿，且质量相当优异。
在《甘肃藏族史话》的编写过程中，牛继荣等同志提供了精美的图片，谨致谢忱！
甘肃少数民族史话丛书编委员会
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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