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典时代
人类起源和文明肇端问题虽然让人着迷，却更让人迷茫。严格地来说，这两个问题并非是历史学所能解决的。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是假说————都不是历史学家提出的：一是神创论，一是进化论。而持谨慎态度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对未曾证实的事件予以认可。
希罗多德在其大作《历史》中开宗明义道：“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页。）太史公司马迁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态度撰写《史记》。这两部公认的中西方第一部史书虽没有叙述人类起源及文明肇端问题，但是我们仍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保留了古典时代大量而精确的史实。有理由认为，今天的我们比希罗多德、司马迁对于上古历史了解得更多。后世的考古挖掘、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原始部落的人类学考察、大胆新颖而又不乏逻辑的理论都大大充实了我们对人类上古文明的认识。一个个失落的文明重见天日，它们的社会形态也逐渐被构建起来。但我们获得的答案远比提出的问题少。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把这些新发现的文明纳入后世文明体系中予以系统考察。也就是说，这些失落文明对后世古典文明的影响还不能确定。
众多史学家在编撰人类历史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这一千年，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斯特恩斯的《全球文明史》，乃至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所谓的“轴心期”理论。他们都认为在这一时期，古典文明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定型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古典文明承接了上古文明，其影响又延续至今，即古典文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今日文明的源头便是古典文明。
古典文明并不像今日的现代文明那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反，它却开启了此后多样而复杂的人类历史。从地域上看，地中海世界、南亚次大陆、中国华夏各自迎来了文化上的繁盛，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世界。从古典文明的内容来看，三者更是大相径庭。祖先崇拜构成了中国人宗教的主要内容。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儒学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这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说成了此后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准则。
当然，历史学家还是有理由把它们纳人在一起进行讨论，不仅仅是它们出现的时间大体相当，更是由于它们具有彼此一致的特点。雅斯贝斯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的》，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8～9页。）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待古典文明的一致性，如从分散的政治实体走向大一统的帝国，虽然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政治体制、治理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又如这些文明对周边民族的辐射作用，如史学家经常所说的“希腊化”。
在各自文明看来，以自己的文明为中心，加上周边其他的“蛮族”“夷狄”便构成了整个世界。它们都持一种近乎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即使希腊化时期具有“世界史”眼光的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认知的“世界”也不过仅限于地中海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因此，无论从文明的形态内容，还是各自的自我认知上看，古典文明均可称之为一种本位文明。一些客观的阻碍使得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变得很困难。希腊城邦要应对来自波斯的威胁，中国中原王国则要提防北边游牧部落的侵扰。各文明之间的“蛮族”和高山、荒漠一并构成了难以跨越的交流障碍。
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隔绝。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以及随之而来的征战是一种常态。如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造就了后来的波斯一雅利安文化、希腊一罗马文化，犹太人在两河流域、埃及地区的迁徙又是闪米特民族奔波的缩影。民族的迁徙当然会带来文明的交流，但也会导致一些上古文明的衰败乃至灭亡。古典时代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明区域，它们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通过征战、商贸、传教等方式进行。如希腊文化通过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与印度文明有了亲密接触；中国汉帝国为了打击匈奴而派遣使节出使西域，这为后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而通过这条商路，中国的丝绸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人中亚地区，进而流人罗马社会。印度的佛教也主要是借助于这条丝绸之路而传人中国。
以农耕、定居为特色的古典文明在成功防御游牧民族毁灭性进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明的交流。统一帝国的建立为和平的经商、游历等活动创造了条件，这有利于文明的交流。正是基于上述这两种互为矛盾的原因，古典时代各主要文明之间的交流如一条涓涓细流的小溪，时而中断、时而畅通地丰富着文明的故事。我们不要小视这些源头上的溪流，它们带来的一些异质因素也会书写传奇的历史。如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希腊文化深深影响了佛教艺术，“任性的历史竟然把一个来自遥远的希腊的神像强加给亚洲的芸芸众生，令人感慨万端。”（亨利·阿尔冯：《佛教》，张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3页。）学者们对于印度哲学、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诺斯替主义、基督教也抱有深厚的兴趣。
古典文明之间的直接交流虽受到限制，间接交际却从未中断。波斯文明成为各古典文明的交通枢纽，与各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波斯人的宽容与慷慨，“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得以回归故土，重建圣殿；希腊城邦成功抵御了波斯人的进攻，赢得希波战争的胜利，才确保了希腊城邦的独立，希腊城邦由此步入辉煌；波斯人与印度的雅利安人有着密切的血亲关系，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也曾占据过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大帝正是征服了阿黑门尼德王朝而饮马印度河，开启了希腊化世界与印度世界的直接交流；后来罗马帝国的统一也得益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波斯的宗教文化在罗马帝国境内也得到了传播；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经中亚地区中转而抵达地中海世界，传人中国的佛教也经中亚地区中转而染有了波斯迹象。可见，波斯连接了各古典文明，在其中居于重要的枢纽地位，波斯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世界意义。P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