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蒙乡的土地改革
一 百年土地回老家
1951年，河西县在新增、石碧两乡开展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河西县于1952年元旦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大会，宣布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号召全县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会后，河西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土地改革公告，向各乡派出强有力的土改工作队，帮助开展土地改革工作。驻新蒙乡工作队队长由原工作队老队员马素桢(女，回族)担任。刚建立起来的新蒙蒙古族自治乡人民政府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召开了全乡群众大会。会上，乡长奎家德作了《开展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动员报告，并成立了贫雇农主席团，负责登记和审查各户的土地房产、评审阶级成分、批斗顽固地主、分配胜利果实等工作。会后，贫雇农主席团在河西县驻乡工作队的指导和新蒙蒙古族自治乡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学习了《云南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及中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精神。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打击地主，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剥削制度”的方针，继续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批斗顽固地主分子，把残酷剥削蒙古族人民的河西城大地主杨建安、周云波带到新蒙乡批斗，揭露他们在蒙乡兼并土地、收租放高利贷的罪行，使广大蒙古族农民认识到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和自己贫穷的根源，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至土改中后期，对照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精神，划定了乡内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成分，在新蒙乡共划出地主12户，其中，中村2户，白阁村3户，下村1户(含交椅湾村)，桃家嘴村6户。富农5户，其中，中村2户，白阁村1户，下村1户，桃家嘴村1户。没收了地主及宗祠庙宇的土地(含外乡地主宗祠在新蒙乡的土地)，征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烧毁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契约，征收、没收了地主的房屋、财产，并将减租退押获得的胜利果实分给了贫雇农。土地按人丁分配，地主也按其人口多寡每人分了1份，以便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新蒙乡共分得土地4190亩，人均1.2亩。河西县人民政府及时为分到土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全乡广大贫雇农还分得“胜利果实”现金2万余元(折合新人民币)，无生产、生活资料的雇农分得房屋45间、耕牛14头、马12匹、木船17只。废除了非法高利贷151石(折合15.1万斤)。从此，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废除了封建地主制度，使新蒙人历经数十代辛勤劳动开垦出来的土地重新回到了广大蒙古族农民手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2年底，土地改革胜利结束。1953年春节，广大蒙古族群众敲锣打鼓庆祝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全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土地改革后的新气象
(一)喜获农业大丰收
分到土地的广大蒙古族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增产愿望极其迫切。乡人民政府认真分析了新蒙历史上畜禽少、农家肥少、农田肥料不足、农作物产量低的实际，决定开展以积肥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千方百计广积、多积肥料。动员群众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打扫街道和庭院做堆肥，督促群众上山割绿肥，下海捞海草、挖淤泥，或到放牧场捡畜粪积肥料。通过组织发动，全乡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积肥高潮，各家各户的稻田都施上了30挑以上的优质农肥，基本改变了过去部分无牲畜、无劳力的农户栽“白水秧”、“卫生田”的局面。乡政府还指导农户选用峨山大白谷优良品种，采取温汤浸种、泥水选种等科技措施，使当年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全乡平均单产从土改前的400斤提高到600斤。
(二)社会事业大发展
1.文化生活十分活跃。1949年以前，新蒙蒙古族的文艺生活十分枯燥，一年到头只能在赶庙会及春节期间偶尔看几场地会、戏剧表演。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传统歌舞被严加禁止，青年们只能偶尔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去深山歌舞。1950年以后，解除了对传统民族歌舞的禁锢，大家可以在劳动之余公开尽情歌舞。土地改革后，各村组织了文艺队，召集群众排练传统歌舞和戏曲，使蒙古族能歌善舞的传统又得到发扬。白天，在田问地头、山间湖畔，到处都能听到嘹亮的歌声、欢快的掌声。傍晚，聚集到各村农会对山歌、跳蒙古族传统舞蹈、表演花灯歌舞，全乡呈现出_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2.学文化、学知识蔚然成风。1949年以前，新蒙乡曾办过义学、私塾和国立初小。1941年又开办了仙岩乡中心小学。但在校生多数是汉族子弟及本乡家庭稍为宽裕的少数孩童，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更是寥寥无几。直到1949年，全乡仅有赵秀英、赵初艳、王如凤3位女生，但读到初小三年级就失学了。因此，曾有“找个识字人，数遍全族人”之说。土地改革后，各户农民纷纷把子女送进学校读书。1952年，河西县第二小学(原仙岩乡中心小学，1950年改为河西县第二小学)共招收一年级学生4个班250余人，年龄最大的学生已有13岁。与1949年相比，全校班数从6个增至10个，学生从230人增加到505人。其中，女学生245人，占全校学生的48.5％。校园从原来的白阁寺、期氏宗祠扩展到官氏祠堂。后来，每年都有十多名蒙古族毕业生考入河西中学。
为了满足全乡广大中青年学文化的愿望，新蒙乡还开办了农民夜校。夜校聘请了4名高小毕业生任教员，招收了青壮年学员120多名，以自然村设了4个教学点，利用傍晚业余时间开展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后来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夜校一直坚持到1957年。
3.卫生、防疫工作开始起步，人民体质得到增强。1949年以前，新蒙乡因生活贫困，人畜同屋，茅坑遍街，垃圾遍地，苍蝇蚊子成群，各种疾病，尤其是胃肠道疾病不分季节频繁发生。此外，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也经常不断，主要疾病有小儿破伤风、痢疾、伤寒、肝炎、脑炎、疟疾、天花、克山病、肝肾结石等。因为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群众有病无钱医、无处医，全乡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后山的丛林中，裹着草席的死婴随处可见。民国26年(1937年)，下村期兆新在昆明做泥水匠时染上霍乱而死，因抬回蒙古族乡埋葬导致此病在全乡传播蔓延，几个月内全乡死了200多人，形成死人无人抬的悲惨局面。国民党当局不仅不积极抢救，反而残忍地切断了出入蒙古族乡的路口，不许蒙古族乡人走出乡境。
土地改革以后，新蒙乡人民政府在河西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防疫站的指导下，积极响应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发动群众，开展以清除垃圾、疏通阴沟、打扫庭院、减少蝇蚊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把全乡改变成街道整洁、阴沟畅通、庭院清秀、环境卫生的新农村。并组织群众定期接种疫苗，按季节发放预防药品，如牛痘疫苗、麻疹疫苗、伤寒菌苗，接种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和预防百日咳的百白破三联菌苗等等。有效地控制了各种疾病，使全乡的多发病，常见病控制在最低程度，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4.群众爱国热情高涨，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召唤，踊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实行“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强制性征兵，被征之人永不退役。因此，群众十分害怕当兵。每到征兵季节，新蒙乡成年男子多数背井离乡，边打工边避难。乡、保长率乡保丁持枪到处抓人，对躲壮丁的成年男子的家庭也不放过，或以逃避兵役家属之罪将家人投入监狱，或逼其他未成年的兄弟去顶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在城乡广泛征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广大群众仍然心有余悸。1953年初，河西县征集委员会下达给新蒙乡征集新兵8名的任务。新蒙乡政府接到上级的征集命令后，针对群众的惧怕心理，广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号召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召唤，踊跃报名应征，保卫祖国，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同时，组织青年团、妇委会为军烈属挂光荣匾、做好事，帮助适龄青年家庭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出现了父母动员儿子、哥哥动员弟弟、姐姐动员兄弟、未婚妻动员未婚夫、广大青年主动报名参军的感人局面。半个月内，全乡就有100余名适龄青年报了名。通过体格检查、政治审查，王先荣、杨立良、旃世华、赵华寿、奎汝忠、普国登、官廷彩、奎望珍、奎本志、奎风云、王朝春、王茂德、奎新才、普国云、普汝廷、王玉明、普国飞等17名青年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大超额完成了河西县征集委员会下达的任务。入伍当天，应征入伍的青年身戴大红花，骑着枣红马，全乡人民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将他们送至河西城。
P20-23
在《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委会的指导和各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终于付梓出版了。
自2006年10月领受了这份沉甸甸的任务开始，一种使命感就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们，这就是：一定要全面、准确、客观、真实地记录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让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远离北方大草原的特殊群体在当代的生存状况。
按照《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委会的要求，我们于2007年2月与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和通海县委宣传部取得联系，经过认真讨论，组成由通海县委宣传部领导、通海县相关部门和兴蒙蒙古族乡领导、有关专家学者、云南民族学会蒙古族研究委员会领导以及通海蒙古族研究分会成员组成的《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编委会和编写组。
在参考了《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写提纲(讨论稿)的基础上，《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主编黄淳根据云南蒙古族的具体情况拟定了该书的编写提纲，并报《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委会审定。根据审定后的编写提纲，将全书内容分别按章落实专人撰写。经过1年多的努力，到2008年7月为止各章先后完成了初稿。全书初稿经黄淳全面修改和统稿后，先由《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委会审稿，根据这次审稿意见，黄淳又对全书进行第二次修改、调整，于2009年2月修改完成了送审稿。送审稿分别送交云南省民委、云南民族学会蒙古族研究委员会、云南省有关专家、通海县委宣传部及相关部门、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等单位和个人审读。针对这轮审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些历史问题，黄淳又多方查找资料，多次召集有关专家座谈，并专程赶赴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召集通海蒙古族研究分会成员座谈，在此基础上再次对全书作了修改、充实和完善，真可谓是数易其稿。令人感动的是，初稿第一次完成修改和统稿后，《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委会成员李惠铨编审花费了大量精力，从头到尾、认真细致地审读全书并亲自修正多处错漏，同时还提出了不少修改和补充的建议，正是因为采纳了这些建议，才有后来的较为完善的送审稿。而针对送审稿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云南省社科院的杜玉亭研究员、云南民族学会蒙古族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杨玮、通海县原政协主席王进元、通海县文产办主任旃双丽、通海县民宗局原局长奎来团、兴蒙乡原纪委书记华丕和等同志又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本书的调研过程中，得到了通海县委宣传部、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兴蒙乡广大蒙古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特别是通海县委宣传部部长赵丽苹，兴蒙蒙古族乡党委书记郭光、乡长官学清、乡人大原主席王进军等领导一开始就给予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部署和安排，使我们的调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通海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赵秀红，兴蒙乡党委原宣传委员官学英、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朱秀芬、乡党委宣传委员期秀芬等同志不辞辛劳为我们的寻访调研奔波协调；河西镇党委宣传委员王立如，兴蒙乡文化站原站长奎燕、乡党政办公室的王莲芳、乡社会事务管理中心的奎丽英、乡统计站站长鲍满玉等同志尽心尽力为我们查找借阅资料。此外，云南省民委资料室、云南省统计局资料室、文山州档案馆、曲靖市档案馆、通海县档案馆以及相关州市县民委资料室等单位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和帮助。本书责任编辑张晓岚和陈迟女士为保证本书的编校质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要提及的是，本书中2002年以前的不少历史资料出自于兴蒙乡编纂的《兴蒙蒙古族乡志》，除《绪论》中专门标注了出处外，其他章节均未一一注出。在此，谨向《兴蒙蒙古族乡志》的编纂者以及鼎力帮助过我们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致以深深的谢忱！
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本书的欠缺和不妥在所难免，祈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各章的撰稿人是(按章节顺序)：
黄淳：绪论、第三章、大事纪要、后记
王立才：第一章、第二章
范祖锜、方克：第四章
杨剑利：第五章
《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编写组
200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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