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能源，需要劳力，需要土地，德国要继续发展，需要争取属于自己的“日光下的地盘”。所以当时支持军事扩张的德国人越来越多，贝特曼·霍尔维格、施利芬、小毛奇、兴登堡、鲁登道夫等将相们均有勇有谋，威廉二世身边可谓人才济济。并且当时德国的克虏伯大炮、齐柏林飞艇、毒气炸弹等武器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他们也很想试验试验这些家伙的威力。于是德国悄悄完成军事军备，寻找机会。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在其吞并不久的波斯尼亚邻近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6月2 8日本来就是塞尔维亚的国耻日，奥地利的挑衅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奥地利的皇太子亲自检阅了这次演习。演习结束后，他返回萨拉热窝市区时，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西普击毙。这就是历史上的“萨拉热窝事件”。接着，奥地利对塞宣战。
塞尔维亚地方小，但地理位置很重要，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地带，俄罗斯早对这个地方垂涎三尺了，哪里容得奥地利来独占，于是以塞尔维亚盟国的身份加入战争。德国和奥地利也是盟国，欣喜至极地扑过来，向俄罗斯宣战，接着向法国宣战。8月2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比利时也是小国，只能向英国求援，于是英国对德宣战。随后奥地利向俄罗斯宣战。英国向奥地利宣战————不到两个礼拜，欧洲一片狼烟，像一群疯狗群咬乱斗，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细说，现在回头再说亚欧大陆东头的岛国————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学着西洋的法子，实行宪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敞开言论自由的大门，禁止人身买卖；重视教育；鼓励工商业；参照西洋各国兵制，建立海陆三军，训练新式军队。慢慢强大的日本发现自己岛国先天不良，地盘小，能源、劳力都不足，于是开始打起大清帝国所属琉球和台湾地区的主意。1872年强行把琉球纳为藩国，1874年又出兵台湾。清政府缺乏外交经验，加之准备不足，让日本讨了很大的便宜。
人心不足蛇吞象。1894年，日本又出兵朝鲜。朝鲜向清帝国求援，清廷内部是和是战犹豫不定，最后清军前线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狂退五百里，缩回鸭绿江，以致日本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9月17日，日本挑起黄海海战，李鸿章还是不想应战，翁同稣责问说：“我们的战舰数量并不弱于日本，你难道害怕了吗？”
“不是我李某怯懦，而是我们的舰队虽然数量不少但虚有其名，其装备和行进速度都已经落后了。”李鸿章回答。
“那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呢？”
“报告有用吗？我争取下来的钱已经变成颐和园的奇珍异石了，你们何曾反对过？即便我一再低调行事，但也是今天被弹劾以贪婪，明天被控告以跋扈，如果总是据理力争，李鸿章有机会活到今天站在阁下面前吗？”做官，总是要先保住自己的脑袋和位子，那官老爷究竟有多少精神和胆力留着去做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事呢？庸人无能，愚人乏智，国很难毁于庸愚之辈，而常毁于聪明人的推诿和塞责。我们不好苛责李鸿章，因为翁同稣、慈禧太后等都没有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总之，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便不可能有同心同德的强国之举。
李鸿章对自己一手成就的舰队是有自知之明的。刚刚开战，北洋舰队的“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提督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丁汝昌拒绝进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并且丁汝昌也不是海战的内行里手。“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以为丁汝昌阵亡，当即升起提督旗来振奋全军。日舰炮火随即集中于“致远”，“致远”舰身和舱面多次中弹，损伤很重，最后全身着火。邓世昌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下令开足马力去撞沉敌舰先锋“吉野”，最后不幸为鱼雷击中，“致远”全舰252名官兵壮烈殉国。“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10月24日，日军分两路，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清军抵抗不到三天全线崩溃。第二军在大山岩指挥下，开始在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2天，清军竞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7日不战而得大连湾，21日向旅顺口发起总攻。11月2 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继续进行。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车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由于敌我兵力悬殊，2月3日威海卫城陷落。威海陆地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毅然自杀。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晒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自杀。洋员和牛昶日丙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也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起草投降书，被伪托丁汝昌的名义，送至日本旗舰。1895年2月17日，日军登陆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P9-11
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日可杀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康有为
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它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
————梁启超
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无以复加矣！……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若今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蔡元培
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罗家伦
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奋斗．离开不得这里一步。
————梁漱溟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吴佩孚
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
————【美】杜威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并非一种结论所可涵盖。这是本人执着于写作本书的前提和理由。
也许五四精神，大家如雷贯耳但总又不甚了然；对五四运动的各类纪念性著述不算太少，但似乎总又干人一面。能够激发我们回到现场，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可能性，以汲取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理解自己当下处境和生活的著述，的确不大易见。本书目标即在此，至于能够实现几分，读者自己说了算。
五四运动究竟有没有主使人？目前的历史教科书认为五四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发动的；当时主掌政府实权的安福系政客认为是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鼓捣的，他们抓不到研究系把柄时便推诿教育部，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备受当局指责：在国际上因美国公使芮恩施等公开同情五四学生，把五四运动和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反抗联系起来，因此日本便认定五四是美国暗中挑唆的。
不可能还原历史，但谎言还是经不起推敲的。日本的说法有些卑鄙，未免太看小起普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安福系政客的说法，实在是目光短浅流于意气；向教科书的说法，意味深长却削足适履————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要员是五四运动的赫尔墨斯，而其教父是蔡元培、总司令是陈独秀，其先行官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匡互生、张国焘等学生代表们，但事实上，谁都不能完全左右这场运动的走向和结束方式，因此，我们最好把五四认定为一个群起性爱国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五四运动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继续；在文化上，五四运动则是清初三先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脉努力“开民智”的自然结果，或者叫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的核心理念是自由、科学、民主、共和，它足无权无勇的中国人摆脱忠君思想和清官情结第一次直接参与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民权运动，可以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主的开端。但五四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陈独秀高扬的民主与科学。就今天而言，无论是国粹学派、孔教运动、甲寅学派，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村治运动、人权和宪政运动等都是我们理解五四所必须综合考虑的。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士大夫们发起的戊戌维新，作为政治运动的确失败了，但其文化启蒙的目的是达到了；革命党人策动，由新军和地方会党发起的辛亥革命，作为政治运动的确是胜利了，但最后作威作福的依然是前清那帮汉族官僚们，在唤起民众方面可以说完全失败了，诚如鲁迅小说《药》所留下的血馒头和莫须有的花环而已。
民国以来，袁氏独裁，张勋复辟，以后军阀混战，老百姓的生活更见苦了，于是有识之士意识到不仅总统、总理、总督大人们并不可靠，就是所谓民意代表的议员们，也不过蝇营狗苟各怀鬼胎，那所谓代议制就不得不存疑了一一所以陈独秀说大家只有直接行动起来，免得亡国呵，这也就是学生自己走上街头，提出“内惩国贼”的原因。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曾经梦想依靠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友邦”，巴黎和会人家才发现即使美国大好人威尔逊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五四的另一个口号就是“外争国权”。严酷的现实底下，很多有志者为疗救母国而开了药方。其中大部分药方没任何效力，甚至今天看来有违常识，但我们不可盲目否认那一代人的胸怀和气度。这些药方也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它们总希望包治百病，所以毋庸讳言，诸多药方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昨天没用的药方也许可以医治今天的顽疾；昨天看似大放光叫的符咒，今天也许被弃之如敝履。我们必须把五四杂沓的声音综合起来，包括激进的，也包括保守的，甚至包括被冠名为复古的和“反动”的。“大乱者，医中国之良药也。”黄侃的话实有其道理。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教条，甚至不一定是结论，不一定是看问题的角度，五四体现的一些悖谬，也依然是今天不能解决的。五四的问题，同样是今天我们必须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甚至是更为深刻的遗产。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这种遗产的复杂性，才能从中找到对今天依然富有启示性的问题以及答案。
本书着力于再现五四的现场细节，追寻其来龙去脉，并揭示五四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当言不尽意时，采撷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补充之。在写法上，本书不避烦乱，不贴标签，力求简单地把一个个人物和故事串起来。主要依据各类回忆录酌情去取，同时注意有趣味的逸事琐闻，但并不过分强调叙事逻辑的圆满，也不着力塑造性格分明思想一贯的英雄。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偏于事，下篇偏于理，或者说上下两篇是五四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希望读者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从中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被灌输的，或仅仅想知道的。
蒙木
200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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